新中国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陆士谔著,十二回,宣统二年 (1910)改良小说社刊。封面题“理想小说绘图新中国”。
小说写宣统二年正月初一,陆士谔一觉醒来,只听“发财”、“恭喜” 之声盈耳,外边不是牌局,就是骰局,心头闷闷,独自鸣了会酒,醺然睡去。忽然梦见好友李友琴女士前来唤醒,邀其同出游玩,发现世界已换了个样子,原来已经是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恰是立宪四十年后之新中国了。
《新中国》通过李友琴陪同陆士谔在上海的游历,细致描绘了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头一个深刻印象是: 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外国人亦十分谦和,“并不似从前掉头不顾,一味的横冲直撞了”,昔日不许中国人越雷池一步的跑马厅,已变成人人可进的新上海舞台。第二个印象是路政市政建设之善:下雨有“雨街”可走,电车都改在地道中行驶,飞驰不绝,大铁桥横跨黄浦江上,浦东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再深一层调查,见裁判所已极完备,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惹得陆士谔发议论道:“可恨李伯元这短命鬼早死掉了,没有瞧见现在的官员! 不然也堵他的嘴,省得他说白道黑――他那《官场现形记》把吾国官员骂得太觉刻毒了。”李友琴反诘道: “我笑你但能责人,不知责己耳。你的 《风流道台》、《官场新笑柄》,比了 《官场现形记》如何?”陆士谔无言以对。至南洋公学,监督介绍学校共设二十六个专科,二万六千多学生,欧美日本都派有留学生。学生毕业以后,每年有二千名应聘出洋当教员,汉文汉语都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二人又参观兴华针钉厂,见总帐房都是女子,厂中机器更有鬼斧神工之妙,产品胜欧货远甚。而中国之海军纪律严明,军力已居全球第一。恰逢立宪四十年大祝典,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弭兵会会长就举了中国大皇帝,万国裁判衙门的正裁判官公举了中国前任外务部尚书、国际学会法学博士夏永昌先生。陆士谔赞叹道: “这真是盛极了,文明到这般地步,要再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
这篇小说所写繁荣富强的原因,就在于立宪。第二回借新上海舞台观新剧十本,“回顾”了作者意想中历史发展的进程。十本戏中,一至四本是已逝的过去,五本是正在进行的现在,而六至十本是期望中的未来。小说正面写了第五本 《请开国会》的演出: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国必强与请开国会的各省代表约于明日连骑北上,上海各团体特假张园设筵公饯,国必强言:“代表入都,关系吾国存亡。”可见小说是将立宪视作关系拯民救国、转弱为强的大事的。陆士谔对立宪的肯定有两个要点:第一,立宪的实质,就是要求全国的人,“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第二,立宪的实行,要靠自下而上的推动。立宪在陆士谔那里,只是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手段,完全服从于强国富民这一总目标。所以,如果撇开革命与立宪的手段的区别,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陆士谔的新中国梦,其最重要的有二: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一是所谓世界大同。
先说陆士谔的社会主义。小说写李友琴解释人力车绝迹的原因道:“现在新发明的事业不知要有多少,常因人手少了做不开,出着很优的薪水招人还恐招不拢,不象从前人浮于事,失业的人成千累万,所以这种苦力事情人家都抢着去做,只要图着口饭吃就是了。”这就引起陆士谔关于欧洲初行机器,工人因此失业,闹到工厂把机器拆掉,为什么我国畅行机器,人手反倒缺起来了的疑问,李友琴答道:
这是创业的人心理不同,所以收效也各两样了: 欧洲人创业纯是利己主义,只要一个子享着利益,别人饿熬、冻熬,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贫富党来; 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均贫富风潮?
李友琴还进一步指出:“私利并不是真利。一人专利,万人失业,那失去的人必不肯就此罢手,必要与专利的人算帐,那专利的人必定不肯,被许多失业人常来缠扰,势必至于筹守御之策,用防御之人,那时候开消必大; 开消大了,取利也不能厚,一样的不能享受厚利,徒多一层取人怨恨,又何苦呢!”陆士谔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中国利群主义的价值,其主导面是积极的。他没有简单地提废除财产,废除货币,而是主张银行储蓄; 陆士谔也没有简单地提废除婚姻,而是主张妇女广泛就业,以为女子心性灵敏,治繁理剧之才胜于男子,所不及者不过体魄之健强、举动之活泼,所以男女应有合理的分工。
陆士谔十分强调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本质。海军提督周戎一说:“讲起兵力来,我国的海陆两军杀出去,那一国挡的住?就是混一全球也容易的很。但是,我国人最喜平和的,只要保住自己疆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陆士谔认为:“兵凶战危,每打一回仗,伤掉几许人命?丧失几许财产?那本是最野蛮的事情。”他主张弭兵,各国都把兵备废掉,将海陆军军饷、军械制造费这两款省下来,以减轻国民的负担,用于造福人民。他并且设想“异日世界各国,或者嫌那国界种界不便,由各大小邦自愿合并成功一个世界国”,并预言: “这乃是全世界人的公意,你看各宗教所讲的天国咧,极乐世界咧,那一个不是大同主意?可知,人家总嫌纷扰的烦琐了。”
陆士谔的大同观其实皆源于康有为“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之说。康有为以为,“民权自下而上为大同之先驱”,他在回顾欧美历史时,将“立宪遍行,共和大盛”相并提,以为 “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悦,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他日君衔亦必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耳。”康有为的大同说,构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理想,而立宪、共和,似乎皆为实现大同之可行的途径。
1897年,梁启超反驳所谓民主“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论,自信地说:“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尊,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从吾中国亦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陆士谔对四十年以后的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小说在一场春梦醒来之后写道:
……我遂把梦里头事细细告知了女士。女士笑道:“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我道: “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女士道: “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我道:“我把这梦记载一下,以为异日之凭证。”女士就瞧着我一句句的写,写至上灯时候,方才完毕。
这种描写,十分真切地传达出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极好的心态。他们在正视危亡现状的同时,又十分执着地相信: “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而“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陆士谔一句句的记下自己痴心梦想的奇梦,希望日后能够得到印证,这种发自内心的基于救国拯民的强烈责任感的高度热情,是异常感人的。
小说充满了理想色彩,其中写上海的市政建设,就有雨街,隧道等,雨街设在店铺的后背,上有琉璃瓦覆盖,通光而不透雨,晴闭雨开,地上洁净无尘,没点子水渍;尤其是隧道电车的开通,更令人叹为观止:“上海地狭人稠,行驶电车往往有碰撞行人车辆等事,自外人创设公司至今,这种案子何止数百十件:有被辗毙的,有被辗成残废的;无识的人至把电车视为一种无穷的灾祸”。自从电车公司收回中国自办以后,便决定开筑隧道。隧道电车竟然穿过黄浦江底直通浦东,而浦东地方已经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联系到今天上海对浦东的开发,怎能不感叹陆士谔的美好憧憬的合理性呢! （编辑：moyuzhai）
小说写宣统二年正月初一,陆士谔一觉醒来,只听“发财”、“恭喜” 之声盈耳,外边不是牌局,就是骰局,心头闷闷,独自鸣了会酒,醺然睡去。忽然梦见好友李友琴女士前来唤醒,邀其同出游玩,发现世界已换了个样子,原来已经是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恰是立宪四十年后之新中国了。
《新中国》通过李友琴陪同陆士谔在上海的游历,细致描绘了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头一个深刻印象是: 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外国人亦十分谦和,“并不似从前掉头不顾,一味的横冲直撞了”,昔日不许中国人越雷池一步的跑马厅,已变成人人可进的新上海舞台。第二个印象是路政市政建设之善:下雨有“雨街”可走,电车都改在地道中行驶,飞驰不绝,大铁桥横跨黄浦江上,浦东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再深一层调查,见裁判所已极完备,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惹得陆士谔发议论道:“可恨李伯元这短命鬼早死掉了,没有瞧见现在的官员! 不然也堵他的嘴,省得他说白道黑――他那《官场现形记》把吾国官员骂得太觉刻毒了。”李友琴反诘道: “我笑你但能责人,不知责己耳。你的 《风流道台》、《官场新笑柄》,比了 《官场现形记》如何?”陆士谔无言以对。至南洋公学,监督介绍学校共设二十六个专科,二万六千多学生,欧美日本都派有留学生。学生毕业以后,每年有二千名应聘出洋当教员,汉文汉语都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二人又参观兴华针钉厂,见总帐房都是女子,厂中机器更有鬼斧神工之妙,产品胜欧货远甚。而中国之海军纪律严明,军力已居全球第一。恰逢立宪四十年大祝典,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弭兵会会长就举了中国大皇帝,万国裁判衙门的正裁判官公举了中国前任外务部尚书、国际学会法学博士夏永昌先生。陆士谔赞叹道: “这真是盛极了,文明到这般地步,要再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
这篇小说所写繁荣富强的原因,就在于立宪。第二回借新上海舞台观新剧十本,“回顾”了作者意想中历史发展的进程。十本戏中,一至四本是已逝的过去,五本是正在进行的现在,而六至十本是期望中的未来。小说正面写了第五本 《请开国会》的演出: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国必强与请开国会的各省代表约于明日连骑北上,上海各团体特假张园设筵公饯,国必强言:“代表入都,关系吾国存亡。”可见小说是将立宪视作关系拯民救国、转弱为强的大事的。陆士谔对立宪的肯定有两个要点:第一,立宪的实质,就是要求全国的人,“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第二,立宪的实行,要靠自下而上的推动。立宪在陆士谔那里,只是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手段,完全服从于强国富民这一总目标。所以,如果撇开革命与立宪的手段的区别,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陆士谔的新中国梦,其最重要的有二: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一是所谓世界大同。
先说陆士谔的社会主义。小说写李友琴解释人力车绝迹的原因道:“现在新发明的事业不知要有多少,常因人手少了做不开,出着很优的薪水招人还恐招不拢,不象从前人浮于事,失业的人成千累万,所以这种苦力事情人家都抢着去做,只要图着口饭吃就是了。”这就引起陆士谔关于欧洲初行机器,工人因此失业,闹到工厂把机器拆掉,为什么我国畅行机器,人手反倒缺起来了的疑问,李友琴答道:
这是创业的人心理不同,所以收效也各两样了: 欧洲人创业纯是利己主义,只要一个子享着利益,别人饿熬、冻熬,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贫富党来; 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均贫富风潮?
李友琴还进一步指出:“私利并不是真利。一人专利,万人失业,那失去的人必不肯就此罢手,必要与专利的人算帐,那专利的人必定不肯,被许多失业人常来缠扰,势必至于筹守御之策,用防御之人,那时候开消必大; 开消大了,取利也不能厚,一样的不能享受厚利,徒多一层取人怨恨,又何苦呢!”陆士谔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中国利群主义的价值,其主导面是积极的。他没有简单地提废除财产,废除货币,而是主张银行储蓄; 陆士谔也没有简单地提废除婚姻,而是主张妇女广泛就业,以为女子心性灵敏,治繁理剧之才胜于男子,所不及者不过体魄之健强、举动之活泼,所以男女应有合理的分工。
陆士谔十分强调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本质。海军提督周戎一说:“讲起兵力来,我国的海陆两军杀出去,那一国挡的住?就是混一全球也容易的很。但是,我国人最喜平和的,只要保住自己疆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陆士谔认为:“兵凶战危,每打一回仗,伤掉几许人命?丧失几许财产?那本是最野蛮的事情。”他主张弭兵,各国都把兵备废掉,将海陆军军饷、军械制造费这两款省下来,以减轻国民的负担,用于造福人民。他并且设想“异日世界各国,或者嫌那国界种界不便,由各大小邦自愿合并成功一个世界国”,并预言: “这乃是全世界人的公意,你看各宗教所讲的天国咧,极乐世界咧,那一个不是大同主意?可知,人家总嫌纷扰的烦琐了。”
陆士谔的大同观其实皆源于康有为“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之说。康有为以为,“民权自下而上为大同之先驱”,他在回顾欧美历史时,将“立宪遍行,共和大盛”相并提,以为 “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悦,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他日君衔亦必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耳。”康有为的大同说,构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理想,而立宪、共和,似乎皆为实现大同之可行的途径。
1897年,梁启超反驳所谓民主“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论,自信地说:“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尊,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从吾中国亦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陆士谔对四十年以后的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小说在一场春梦醒来之后写道:
……我遂把梦里头事细细告知了女士。女士笑道:“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我道: “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女士道: “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我道:“我把这梦记载一下,以为异日之凭证。”女士就瞧着我一句句的写,写至上灯时候,方才完毕。
这种描写,十分真切地传达出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极好的心态。他们在正视危亡现状的同时,又十分执着地相信: “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而“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陆士谔一句句的记下自己痴心梦想的奇梦,希望日后能够得到印证,这种发自内心的基于救国拯民的强烈责任感的高度热情,是异常感人的。
小说充满了理想色彩,其中写上海的市政建设,就有雨街,隧道等,雨街设在店铺的后背,上有琉璃瓦覆盖,通光而不透雨,晴闭雨开,地上洁净无尘,没点子水渍;尤其是隧道电车的开通,更令人叹为观止:“上海地狭人稠,行驶电车往往有碰撞行人车辆等事,自外人创设公司至今,这种案子何止数百十件:有被辗毙的,有被辗成残废的;无识的人至把电车视为一种无穷的灾祸”。自从电车公司收回中国自办以后,便决定开筑隧道。隧道电车竟然穿过黄浦江底直通浦东,而浦东地方已经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联系到今天上海对浦东的开发,怎能不感叹陆士谔的美好憧憬的合理性呢!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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