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变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吴趼人著。宣统二年(1910)《舆论时事报》载。此书《楔子》中开列出纲目共十回,但《舆论时事报》连载时只发表到第八回,作者就辞世了。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乃吴趼人的绝笔。
扬州府南门外三十里有村名八里铺,白莲教遗孽寇四爷精通幻术,一身武艺,其妻寇四娘出身武林世家,并得家传。时逢荒年,故夫妇一起出外卖艺谋生,行至村口,路遇本村抱着儿子二官的秦亢之,秦为寇家夫妇饯行。
亢之妻陈氏已故,遗一子即二官。弟绳之妻李氏,颇贤惠,惜无子嗣。兄弟俩阻止外出逃荒的众乡邻,遵父嘱拿出自家积年存下南瓜熬粥施舍乡民,使合村安度灾年,秦家亦得善人之名。
转眼二官八岁,父亲请表叔殷曰校来家充西席,教二官读书,殷为二官取学名叫秦白凤。寇四爷携妻一路卖艺,在武昌四娘产女,取名阿男,其时也已六岁,合家返回八里铺,阿男亦从殷曰校读书。白凤与阿男终日耳鬓厮磨,朝夕相伴,埋下情根。阿男十二岁歇了学,从父学家传幻术武艺。十四岁时阿男已出落得如十六七岁的少女,寇四爷思欲为她招一佳婿,便决定举家去北京城卖艺,借机择婿。与秦家话别时,阿男借口向殷先生辞行,在书房与白凤表白心思,二人私定终身。寇家在京城比武招亲,阿男竟然不肯轻易输人。
两年之后,亢之突然中风病故,白凤便废了学,相从叔父管些农场事情。时寇家辗转回乡,阿男去看望白凤,白凤因收租不着,满肚气闷,对阿男似很冷淡,阿男十分伤心,竟至于病倒。后得机和好,阿男常衣夜行服,夜于白凤书房幽会,并私拜天地,后为秦家长工勘破,风传村里。寇四爷大怒,扬言欲杀白凤。绳之急送白凤至镇江老友何仁舫家避祸,恰巧何家有女彩鸾,并未许人,何、秦两家都有意结亲。
寇四爷终于明白此事是女儿勾引人家后生,为避闲言,举家又往山东卖艺。时阿男因事破郁郁成疾,亦带病起程。行至丰城,偷偷骑马逃回扬州,又终于在镇江何家布店访得秦白凤,挟其上马,双双逃奔杭州,在西子湖畔租得一屋,两人相亲相爱,日子倒也美满。寇四爷寻女回故乡,与绳之相商,一同出外寻找阿男、白凤。在镇江何家,四爷借助圆光之法,终于在杭州卖艺场上找到正在卖艺筹款以做生计的阿男、白凤。阿男被迫回家,忧思成疾,竟至于似痴似呆,精神错乱,并在母亲一手包办的情况下,嫁与表兄余小棠。白凤亦被叔父找回,与何彩鸾成亲。阿男在江楼望见秦家花轿,不由肝肠寸断。
彩鸾嫁到秦家颇贤淑,但不足六月产一男,绳之跺脚惊疑,白凤亦茫然不明因由。
书写到此,作者丢笔辞世。如果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给我们描绘的是一滩蚊蝇嗡营、肮脏龌龊的臭水的话,那么,吴趼人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情变》却为我们描绘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部没有写完的作品中,他对儿女情长的精心刻画,对乡野淳厚民风的津津乐道,都是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找不到的。
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变化。在晚清那样一个内忧外患、行将崩溃的末世,作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吴趼人通过他的大量作品,表达了对那个时代深深的愤怒和厌恶。他操刀怒剥,冷嘲热讽,展示了从官场到民间整个的卑污下流,这是谴责小说丰盛的收获。但这些小说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价的:“惜描写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反足供闲散者谈笔之资而已。”这一批评,虽说有点苛责,但基本上还是指出了这些小说的毛病。吴趼人晚年思想的转变是有目共睹的,表现在小说创作上,是对所谓“社会小说”的冷淡,作者不再热衷于对丑恶社会的解剖,对改良派、革命派都失去了兴趣,那种晚清进步作家所具有的对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作品中逐渐淡薄,于是悠悠然地做起“写情小说”来。《情变》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吴趼人这最后一部小说算不上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但却可说是别具特色的一部。
首先,从情节安排上看,与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善于铺陈展开、人物众多、情节丰富而缺乏剪裁不同,《情变》的情节安排较为单纯,显示了作者构思的精巧。这是一部描写乡村儿女爱情生活的小说,故事的性质和背景决定了展开叙述的难度,即很容易落入单调陈旧甚至庸俗的泥潭。但吴趼人却成功地避开了这一点,譬如阿男与白凤从耳鬓厮磨到情窦初开,既而相思成疾,以致黑夜私会,终于被人窥破,捧打鸳鸯两分散,而阿男不甘心又将白凤挟走西子湖,终被老父捉回,变痴成呆嫁给余小棠等等情节安排,再佐以寇家神奇的幻术、何家彩鸾的厕身其间,使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写得跌宕多姿、曲折动人。虽然小说没有写完,但依然给人一种环环相扣、生动巧妙的感觉,显示了吴趼人晚年深厚的功力。
大抵趼人晚年,阅尽世事,思想消极,锋芒收敛,心气较为平和,不再怒气横溢,作品虽说气势不足,但从单纯地为文上看,反而少了躁气,于平淡中透出韵致,愈咀嚼味愈醇厚。
这种用心还表现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上: 作品中可以看出吴趼人主观上对小儿女自由恋爱并不抱赞成态度,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却成功地描写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尽管作者开篇就如同大多数言情小说家一样来一番夫子自道,什么“勘破情关”、“劝人悟道”等等,酸腐十足。但当他的笔触一触及到阿男与白凤的爱情纠葛时,立即恢复了一个大作家的严谨和认真。他写阿男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敢于蔑视礼教的束缚,但尽管身怀绝技,心坚如钢,仍然冲不破礼教的罗网,终以悲剧结局。作者忠实于生活的表述,而没有受个人主观好恶的支配。即使是写阿男与白凤半夜私会,也不象一些蹩脚作家那样格调平庸,摇动秽笔,而是处理得天真灵动,情态毕露,文字也清新雅洁,这些都使得他笔下的人物丰满而个性鲜明,这与他受晚清文学思潮影响而创作的那些谴责小说,过多地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性是完全不同的。这大概就是一种所谓“文章老更成”吧。从单纯的政治角度来说,在一个多难的时代,一个作家把自己的才智花费在写情小说上,这是一种退步; 但从对文学本性的理解上,从艺术技巧的纯熟角度上却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此外,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对人物的塑造相当成功。在吴趼人的那些谴责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如走马灯一般,但他笔下官场上的贪官、社会上的奸商、卖国的奸臣以及地痞、流氓、恶棍等等,人物都如贴上了标签一般,直露地体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意图,成了丑怪现象的展览,人物亦缺乏生动丰富的个性。同时表现的手法也比较单调,往往都是通过一个人物的视角来展示芸芸众生,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以及被人们认为代表了吴趼人思想转变为消极的《上海游骖录》中的“辜望延”,都是这种角色。但是,在《情变》中,作者改弦更张,一洗旧习,不仅注意到了在情节的自然发展中去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人物,而且注意到了场景的真实描绘和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其中尤以女主角寇阿男这一形象最具魅力。这个出生于父母卖艺途中的乡村女子,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上,表现出相当的勇敢和执着。这种意识和行动,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是不多见的。这个美丽聪慧的女性,既有闯荡江湖所磨炼出的勇敢无畏和坦率坚定,同时又具有乡间少女的朴素真纯和细腻情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都决定了她与那些深闺中的千金小姐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她也会为爱情伤心哭泣甚至相思成病,但她决不被动地等待爱情,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束缚,坚定勇敢地自己去追求爱情。比起秦白凤来,她更有主见,更具有一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当秦白凤对两人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不安时,她热情地鼓励他; 当双双私奔杭州,秦白凤对生活感到束手无策时,她却在憧憬并建设着甜蜜的爱情生活。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更在于既写出了阿男这种热爱生活、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勇气,同时亦写出了她的脆弱。她三次病倒,第一次是为了爱,第二次也是为了爱,第三次仍然是为了爱。最后终于不堪打击,以至精神错乱。然而,正是这种脆弱显示了阿男这一形象的真实可信、生动丰富。她的爱情的悲剧结局是真实自然的,也是曲折动人的。正是这种对生活、对人性的忠实,使得吴趼人避开了对阿男这种不守 “廉耻”的主观上的反对所容易构成的束缚。这一形象不再是政治的、观念的一种符号,而具有了它自身的美学价值。所以,它的塑造,显示了吴趼人晚年对文学的深刻领悟和成功的实践。
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目的趋向是: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有其可喜的一面,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称得上 “坏人” 的人,这也是与他的那些坏人充塞满书的作品完全不同的。在作者笔下,这个名叫八里铺的小村上,弥漫着淳朴敦厚的民风,人们是那样的质朴善良,他们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尤其是写秦家兄弟荒年拿出家中积存的南瓜粥施赈乡亲一节,与作者所曾经描绘过的腐败的官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里,我们依稀能看到晚年的吴趼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也是作者在阅尽世事后的一种人格理想的寄托。但是作者绝没有把小村里的人物写成一个模式,而是抓住了人物独特的、丰富的个性特征。例如秦绳之的乐善好施而不乏迂腐; 寇四爷的刚直勇武而又鲁莽暴躁; 秦白凤的温良敦厚而又懦弱被动等等,都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而具有了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圆型人物”的特征,给人一种立体感、饱满感。
在语言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也给人一种朴素、细致、生动的感觉,体现了吴趼人晚年手笔的老到深厚。你看他写苏北乡村的民风世态,周详而又准确,甚至连一些苏北方言也用得鲜活有趣,仿佛他就是苏北乡下长大的。他一反过去那种浮光掠影式的粗浅线条,而对小儿女情态的描绘克尽精致巧妙,绝不敷衍草率。比如第四回《寇四爷迁怒拟寻仇,秦二官渡江图避祸》中写阿男与白凤私拜天地,书中写道:
……阿男道:“索性和你说了罢: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带了香烛来,我并不是要烧半夜香,是要来和你就此拜堂成亲;天地便是我们的媒妁。我们先把大事定了,将来如果有甚风波,却再打算。”白凤道: “多感妹妹的深情,只是未免鲁莽些。” 阿男道: “处处怕鲁莽,这件事就没有成功的一日了。” 说罢,便开了门,要到外面去点香烛。白凤道:“妹妹且慢,恐怕耳房里两个佃工要醒来。”阿男道:“你放心,连叔叔、婶娘那边,我也一齐打发睡了,管保明天还要睡个老晏呢。”说罢,点了香烛。白凤到了此时,身不由主,也过来帮着她忙,点好了,两个就一同下拜,拜罢了,两个又手搀手的相视而笑,意思是要交拜,却因为站得太近了,这一跪下去,已是两鼻相撞的了,弯不下腰去,只对跪了一跪,便双双起来。两个又是欢喜,又是心慌,又是好笑,搀着手,凌乱着脚步,仍走到里间来……
真是天真意态毕露,陶然可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部“写情小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趼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但书中还是能时时看到一两点这位曾经是风云一时的谴责小说代表作家的影子,这是在书中的一些议论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如书中第二回关于秦亢之葬礼的一段议论,表现了对官场和豪门虚伪冷酷的厌倦。只是这一两点往昔的残迹,是无法证明什么的。作者故意模糊小说的时代背景,忽视晚清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作品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也由于作者未能写完这部作品,这两种残缺,便成为 《情变》之所以不能广泛流传、跻身一流作品行列的主要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情变》的成败得失也许能给读者一些启迪吧。 （编辑：moyuzhai）
扬州府南门外三十里有村名八里铺,白莲教遗孽寇四爷精通幻术,一身武艺,其妻寇四娘出身武林世家,并得家传。时逢荒年,故夫妇一起出外卖艺谋生,行至村口,路遇本村抱着儿子二官的秦亢之,秦为寇家夫妇饯行。
亢之妻陈氏已故,遗一子即二官。弟绳之妻李氏,颇贤惠,惜无子嗣。兄弟俩阻止外出逃荒的众乡邻,遵父嘱拿出自家积年存下南瓜熬粥施舍乡民,使合村安度灾年,秦家亦得善人之名。
转眼二官八岁,父亲请表叔殷曰校来家充西席,教二官读书,殷为二官取学名叫秦白凤。寇四爷携妻一路卖艺,在武昌四娘产女,取名阿男,其时也已六岁,合家返回八里铺,阿男亦从殷曰校读书。白凤与阿男终日耳鬓厮磨,朝夕相伴,埋下情根。阿男十二岁歇了学,从父学家传幻术武艺。十四岁时阿男已出落得如十六七岁的少女,寇四爷思欲为她招一佳婿,便决定举家去北京城卖艺,借机择婿。与秦家话别时,阿男借口向殷先生辞行,在书房与白凤表白心思,二人私定终身。寇家在京城比武招亲,阿男竟然不肯轻易输人。
两年之后,亢之突然中风病故,白凤便废了学,相从叔父管些农场事情。时寇家辗转回乡,阿男去看望白凤,白凤因收租不着,满肚气闷,对阿男似很冷淡,阿男十分伤心,竟至于病倒。后得机和好,阿男常衣夜行服,夜于白凤书房幽会,并私拜天地,后为秦家长工勘破,风传村里。寇四爷大怒,扬言欲杀白凤。绳之急送白凤至镇江老友何仁舫家避祸,恰巧何家有女彩鸾,并未许人,何、秦两家都有意结亲。
寇四爷终于明白此事是女儿勾引人家后生,为避闲言,举家又往山东卖艺。时阿男因事破郁郁成疾,亦带病起程。行至丰城,偷偷骑马逃回扬州,又终于在镇江何家布店访得秦白凤,挟其上马,双双逃奔杭州,在西子湖畔租得一屋,两人相亲相爱,日子倒也美满。寇四爷寻女回故乡,与绳之相商,一同出外寻找阿男、白凤。在镇江何家,四爷借助圆光之法,终于在杭州卖艺场上找到正在卖艺筹款以做生计的阿男、白凤。阿男被迫回家,忧思成疾,竟至于似痴似呆,精神错乱,并在母亲一手包办的情况下,嫁与表兄余小棠。白凤亦被叔父找回,与何彩鸾成亲。阿男在江楼望见秦家花轿,不由肝肠寸断。
彩鸾嫁到秦家颇贤淑,但不足六月产一男,绳之跺脚惊疑,白凤亦茫然不明因由。
书写到此,作者丢笔辞世。如果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给我们描绘的是一滩蚊蝇嗡营、肮脏龌龊的臭水的话,那么,吴趼人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情变》却为我们描绘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部没有写完的作品中,他对儿女情长的精心刻画,对乡野淳厚民风的津津乐道,都是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找不到的。
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变化。在晚清那样一个内忧外患、行将崩溃的末世,作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吴趼人通过他的大量作品,表达了对那个时代深深的愤怒和厌恶。他操刀怒剥,冷嘲热讽,展示了从官场到民间整个的卑污下流,这是谴责小说丰盛的收获。但这些小说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价的:“惜描写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反足供闲散者谈笔之资而已。”这一批评,虽说有点苛责,但基本上还是指出了这些小说的毛病。吴趼人晚年思想的转变是有目共睹的,表现在小说创作上,是对所谓“社会小说”的冷淡,作者不再热衷于对丑恶社会的解剖,对改良派、革命派都失去了兴趣,那种晚清进步作家所具有的对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作品中逐渐淡薄,于是悠悠然地做起“写情小说”来。《情变》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吴趼人这最后一部小说算不上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但却可说是别具特色的一部。
首先,从情节安排上看,与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善于铺陈展开、人物众多、情节丰富而缺乏剪裁不同,《情变》的情节安排较为单纯,显示了作者构思的精巧。这是一部描写乡村儿女爱情生活的小说,故事的性质和背景决定了展开叙述的难度,即很容易落入单调陈旧甚至庸俗的泥潭。但吴趼人却成功地避开了这一点,譬如阿男与白凤从耳鬓厮磨到情窦初开,既而相思成疾,以致黑夜私会,终于被人窥破,捧打鸳鸯两分散,而阿男不甘心又将白凤挟走西子湖,终被老父捉回,变痴成呆嫁给余小棠等等情节安排,再佐以寇家神奇的幻术、何家彩鸾的厕身其间,使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写得跌宕多姿、曲折动人。虽然小说没有写完,但依然给人一种环环相扣、生动巧妙的感觉,显示了吴趼人晚年深厚的功力。
大抵趼人晚年,阅尽世事,思想消极,锋芒收敛,心气较为平和,不再怒气横溢,作品虽说气势不足,但从单纯地为文上看,反而少了躁气,于平淡中透出韵致,愈咀嚼味愈醇厚。
这种用心还表现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上: 作品中可以看出吴趼人主观上对小儿女自由恋爱并不抱赞成态度,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却成功地描写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尽管作者开篇就如同大多数言情小说家一样来一番夫子自道,什么“勘破情关”、“劝人悟道”等等,酸腐十足。但当他的笔触一触及到阿男与白凤的爱情纠葛时,立即恢复了一个大作家的严谨和认真。他写阿男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敢于蔑视礼教的束缚,但尽管身怀绝技,心坚如钢,仍然冲不破礼教的罗网,终以悲剧结局。作者忠实于生活的表述,而没有受个人主观好恶的支配。即使是写阿男与白凤半夜私会,也不象一些蹩脚作家那样格调平庸,摇动秽笔,而是处理得天真灵动,情态毕露,文字也清新雅洁,这些都使得他笔下的人物丰满而个性鲜明,这与他受晚清文学思潮影响而创作的那些谴责小说,过多地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性是完全不同的。这大概就是一种所谓“文章老更成”吧。从单纯的政治角度来说,在一个多难的时代,一个作家把自己的才智花费在写情小说上,这是一种退步; 但从对文学本性的理解上,从艺术技巧的纯熟角度上却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此外,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对人物的塑造相当成功。在吴趼人的那些谴责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如走马灯一般,但他笔下官场上的贪官、社会上的奸商、卖国的奸臣以及地痞、流氓、恶棍等等,人物都如贴上了标签一般,直露地体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意图,成了丑怪现象的展览,人物亦缺乏生动丰富的个性。同时表现的手法也比较单调,往往都是通过一个人物的视角来展示芸芸众生,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以及被人们认为代表了吴趼人思想转变为消极的《上海游骖录》中的“辜望延”,都是这种角色。但是,在《情变》中,作者改弦更张,一洗旧习,不仅注意到了在情节的自然发展中去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人物,而且注意到了场景的真实描绘和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其中尤以女主角寇阿男这一形象最具魅力。这个出生于父母卖艺途中的乡村女子,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上,表现出相当的勇敢和执着。这种意识和行动,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是不多见的。这个美丽聪慧的女性,既有闯荡江湖所磨炼出的勇敢无畏和坦率坚定,同时又具有乡间少女的朴素真纯和细腻情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都决定了她与那些深闺中的千金小姐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她也会为爱情伤心哭泣甚至相思成病,但她决不被动地等待爱情,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束缚,坚定勇敢地自己去追求爱情。比起秦白凤来,她更有主见,更具有一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当秦白凤对两人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不安时,她热情地鼓励他; 当双双私奔杭州,秦白凤对生活感到束手无策时,她却在憧憬并建设着甜蜜的爱情生活。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更在于既写出了阿男这种热爱生活、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勇气,同时亦写出了她的脆弱。她三次病倒,第一次是为了爱,第二次也是为了爱,第三次仍然是为了爱。最后终于不堪打击,以至精神错乱。然而,正是这种脆弱显示了阿男这一形象的真实可信、生动丰富。她的爱情的悲剧结局是真实自然的,也是曲折动人的。正是这种对生活、对人性的忠实,使得吴趼人避开了对阿男这种不守 “廉耻”的主观上的反对所容易构成的束缚。这一形象不再是政治的、观念的一种符号,而具有了它自身的美学价值。所以,它的塑造,显示了吴趼人晚年对文学的深刻领悟和成功的实践。
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目的趋向是: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有其可喜的一面,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称得上 “坏人” 的人,这也是与他的那些坏人充塞满书的作品完全不同的。在作者笔下,这个名叫八里铺的小村上,弥漫着淳朴敦厚的民风,人们是那样的质朴善良,他们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尤其是写秦家兄弟荒年拿出家中积存的南瓜粥施赈乡亲一节,与作者所曾经描绘过的腐败的官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里,我们依稀能看到晚年的吴趼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也是作者在阅尽世事后的一种人格理想的寄托。但是作者绝没有把小村里的人物写成一个模式,而是抓住了人物独特的、丰富的个性特征。例如秦绳之的乐善好施而不乏迂腐; 寇四爷的刚直勇武而又鲁莽暴躁; 秦白凤的温良敦厚而又懦弱被动等等,都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而具有了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圆型人物”的特征,给人一种立体感、饱满感。
在语言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也给人一种朴素、细致、生动的感觉,体现了吴趼人晚年手笔的老到深厚。你看他写苏北乡村的民风世态,周详而又准确,甚至连一些苏北方言也用得鲜活有趣,仿佛他就是苏北乡下长大的。他一反过去那种浮光掠影式的粗浅线条,而对小儿女情态的描绘克尽精致巧妙,绝不敷衍草率。比如第四回《寇四爷迁怒拟寻仇,秦二官渡江图避祸》中写阿男与白凤私拜天地,书中写道:
……阿男道:“索性和你说了罢: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带了香烛来,我并不是要烧半夜香,是要来和你就此拜堂成亲;天地便是我们的媒妁。我们先把大事定了,将来如果有甚风波,却再打算。”白凤道: “多感妹妹的深情,只是未免鲁莽些。” 阿男道: “处处怕鲁莽,这件事就没有成功的一日了。” 说罢,便开了门,要到外面去点香烛。白凤道:“妹妹且慢,恐怕耳房里两个佃工要醒来。”阿男道:“你放心,连叔叔、婶娘那边,我也一齐打发睡了,管保明天还要睡个老晏呢。”说罢,点了香烛。白凤到了此时,身不由主,也过来帮着她忙,点好了,两个就一同下拜,拜罢了,两个又手搀手的相视而笑,意思是要交拜,却因为站得太近了,这一跪下去,已是两鼻相撞的了,弯不下腰去,只对跪了一跪,便双双起来。两个又是欢喜,又是心慌,又是好笑,搀着手,凌乱着脚步,仍走到里间来……
真是天真意态毕露,陶然可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部“写情小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趼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但书中还是能时时看到一两点这位曾经是风云一时的谴责小说代表作家的影子,这是在书中的一些议论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如书中第二回关于秦亢之葬礼的一段议论,表现了对官场和豪门虚伪冷酷的厌倦。只是这一两点往昔的残迹,是无法证明什么的。作者故意模糊小说的时代背景,忽视晚清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作品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也由于作者未能写完这部作品,这两种残缺,便成为 《情变》之所以不能广泛流传、跻身一流作品行列的主要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情变》的成败得失也许能给读者一些启迪吧。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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