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说法演义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吴和友编辑,二十回,成书于1900至1911年间,存铅印本,未署出版者。
书叙北方名士贾慕谊应上海友人李漱石邀请,前往上海国民报馆任主笔。贾慕谊与报馆同仁、浙西名士张符生成为莫逆之交,后两人一同前往美租界采访文明女总会。文明女总会龙旗飘舞,与会者络绎不绝; 张符生之中表周梧冈邀请贾、张二人入会,女总会黄体乾会长介绍女总会宗旨。会议开始,某洋装少年大谈妓界妇女似辱实荣,以商业而兼殖民政策,为女同胞自由之权利; 并号召妇女们踊跃加入妓界,还称其妻、妹早已实行其主张。周梧冈实南洋密探,奉制军之命侦查女会虚实,已知其名为文明女会,实为黑道组织,黄体乾即为女盗之首。贾、张二人得知此情,惊诧不已。后黄体乾派人暗杀周梧冈未遂,黄迅速逃遁。文明女会副会长、名妓金菊芳因与人通奸而与观察吴有恒离婚,她易名金寓,重张艳帜,并欲创办妓女学堂。贾慕谊应邀为此事出谋划策,建立坤明女校;妓女鸿云与金寓不睦,遂串通富家子弟阿全利用某报诬陷贾慕谊。后阿全竟得任女校校长,他设计独吞办学巨款,但此巨款又被鸿云设计巧取,阿全则几乎葬身火海。
贾慕谊有感于上海人心险诈,实为魑魅之乡,遂辞职与张符生随奉朝命督办广西防务的云军门南下,以赞襄军务。途中,副将李明忠向贾慕谊讲述前督办边防的舒公,功在边陲,却被文吏诬陷,以致身羁囹圄、冤沉海底之事,贾慕谊嗟叹不已。云公率官军至镇南关接管关防,照会虎视眈眈的法军,阻止其入关; 张符生与李明忠分别率军平定柳州、思恩两处巨匪,局势稳定。匪患虽除,但饷源支绌,军火缺乏。贾慕谊献屯田、开矿之策,但被抚军属下道员铁祥阻挠,铁道员竟欲将矿卖给法国商人开采,以从中牟利;贾慕谊屡次抗辩,又严厉斥责法商向他行贿。铁祥派人暗杀贾慕谊未遂,但东督桂抚会参云公任用私人,败坏边防; 朝命将云公革职,交滇督查办。
贾慕谊和张符生重返上海,庄制军请贾调查商务,以为振兴实业张本。贾慕谊殚精竭虑,四处考察,写出长篇报告论述茶丝等业的兴衰原因及对策; 庄制军阅后不以为然,置之不问。庄制军心腹道员文又李,广搜金石文玩,以满足私欲,以致趋奉者纷至沓来。无赖吴莲池将美妾赠送文又李,吴竟因此得任洋务局总理。庄制军昏聩无能,群小弄权,屡屡制造冤狱;庄制军集资三十万,原拟垦牧万顷湖滩地,后却依屑小之言,将巨资转作造公园之费用。贾慕谊、张符生屡遭排挤,愤然辞职。贾慕谊后应邀至李漱石家乡代理小学校长职务,与当地传教士辩论种族强弱之说。贾慕谊见历史教员浅薄无知,教学时信口胡言,遂失望辞归。贾慕谊返回杭州,见孤山灵隐间洋房栉比,洋人作威作福,使湖山减色、心境难平,于是心灰意冷。贾慕谊遇友人吴和友,向其倾诉上述五年经历后,便不知所往。
晚清之际,中国封建主义大厦腐朽已极,覆亡在即;外国入侵,国内动荡,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使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众多的晚清小说均把批判与揭露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的腐朽、帝国主义的残暴及社会现实的混乱不堪,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 “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观《现身说法演义》 中记述的预备立宪、“贤王”摄政、筹办自治、请开国会以及徐锡麟之变、熊成基之案,可知所叙为1906至1910年间时事。
《现身说法演义》通过北方名士贾慕谊“南游粤桂,西溯长江”的经历,揭露、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腐败怪异现象。作者在小说开始即表现了中国近代文明的窗口――上海的现实状况。贾慕谊蛰居日久,应邀至上海国民报馆任主笔,意欲有所作为,但看到的却是人心诡诈、怪异百出的情形: 文明女会号称为妇女争平权、争自由,其实却是匪盗组织;洋装少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却是在宣扬妇女均应厕身妓界,以市身卖笑来富民强国之谬论; 名妓金菊芳从良结婚后仍坚持与人私通,据说是“平权主义”,而此后她易名重张艳帜之举,却又是为了创办妓女学校,以求“为妓界放一异彩”。本书对妇女问题的描写,与晚清的《黄绣球》、《女子权》等小说不同,这些小说倡导妇女解放,号召妇女摒弃千百年来的种种落后习俗,追求男女平权与个性自由,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此类小说多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状况和变革历程。另外,本书也与《最近世界现形记》一类小说相去甚远,此类小说多热衷于“轧姘头”之类的“话柄”,实为粗鄙、无聊之作。本书对妇女问题的描写,只是比较客观地记叙上海女界当时对自由、平权的模糊认识及由此造成的混乱状况,在描写妇女处境与遭遇的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爱憎:贾慕谊钦佩、支持金寓等青楼女子为使不幸的姐妹受到有益的教育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蔑视、痛恨妓女鸿云、阔少阿全等视财如命、丧心病狂的丑恶行径。本书并非专门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作者意在通过描写上海女界的混乱、怪异状况,折射上海社会的混乱不堪、世风日下、危机四伏的黑暗现实,以期收到窥一斑而睹全豹的效果。
作者将贾慕谊在上海的经历作为序曲来描写,而从贾慕谊投笔从戎始,则更加全面地揭开了晚清社会的黑幕。贾慕谊为督办广西边防的云军门赞襄军务,并献屯田开矿筹措军饷之策; 但是,贾慕谊因与桂抚属下人称“野鸡道”的道员铁祥不睦,遂使其努力付之东流。小说对“野鸡道”的形象刻划入木三分:铁祥原任县令,他贪暴无道却善逢迎、工运动; 纳资为道员后,屡得升迁,成为抚军之心腹。铁祥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使抚军周围均成为其耳目; 国人筹办宪政,桂省设谘议局,铁祥处心积虑,巧施诡计,终于窃取谘议局总办之职。最后,铁祥竟能挟制抚军。对贾慕谊屯田开矿之策,铁祥极力阻挠,力主由法商开采桂省全省煤铁矿;以中法合办为名,他便可从中牟利。贾慕谊屡次抗辩,并愤然拒绝法商贿赂;铁祥恼羞成怒,与法商勾结,派歹徒至马鞍山暗杀贾慕谊。铁道员的形象在晚清官场中十分典型,正是因为有铁道员这样贪赃枉法、见利忘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中饱私囊,趋奉钻营、杀人害命以维护、扩大自己权力的奸恶官僚,才使得吏治愈加腐败,政治愈加黑暗。铁祥的形象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苟才的形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铁祥比苟才的贪欲更深,奸恶更甚。可悲的是,象铁道员这样横行作恶的官吏并非绝无仅有。小说中描写负责军粮供应的朱道员,为贪图重利,竟将军米三万余石高价抛售,以致军需之时,却无米下锅。如此贪官污吏作恶多端却得不到严惩,克己奉公、忠心报国者反遭迫害。阻止法军入关、为广西边防立下显赫军功的云公,却因东督桂抚会参而遭革职查办,重蹈前任督办边防终被诬陷、身羁囹圄、冤沉海底的舒公之覆辙。云公面对残酷的现实悲愤斥问:“似此以功为罪,何以服众?!予坦怀待人,胸无城府,思与督抚和衷共济;乃竟嫉功害能,不惜败坏国家大计,以徇私人!……但不知如朱道铁道等辈,又将何以处之?!岂天下竟无公理耶?!”云公的斥问,实为作者不平之心声。在无可申诉的时代,云军门式的忠臣的结局大多如此; 在封建末世,则更是在劫难逃。
黑暗腐败的统治使国力衰弱,人民深受倒悬之苦,却使贪官污吏们生活得如鱼得水。上海的庄制军亦是桂省抚军一类的好大喜功、昏聩无能之辈,以致群奸擅权,祸国殃民。庄制军宠信的心腹道员文又李,不识政务、军事,一味贪嗜金石古玩,群小遂纷纷投其所好:县令杨某为夺取一尊秦鼎献给文道邀功,便诬陷收藏者蒋某为革命党,制造冤案; 无赖吴莲池献美妾于文道,竟得充任洋务局总理。庄制军对如何富民强国不感兴趣,但对迫害革命党人却坚定不移。伶人出身的制军亲随堵升陛、谢悦亨二人借徐锡麟之变,锻炼冤狱,迫害无辜,制军却大为称赞,授予二人军职。此后,堵、谢二人又借庄制军严令缉捕革命党之机,率领“侦探队”四处行凶作恶,并从中渔利。更有甚者,庄制军竟废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垦牧湖滩荒地的计划,却听信文道之言,将三十万巨资用来修造一极大公园,以赢利肥己。此外,庄制军虽然请贾慕谊调查商务状况,但不过是叶公好龙之举,对贾慕谊的报告置之不问,声称报告中之对策 “迂远难行”。作者通过描写东督桂抚、制军道员们的种种卑劣行径,将晚清的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使读者看到了黑幕之后的腐朽、丑恶,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及满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历史趋势。
在晚清小说中,反映工商业状况的作品极少,《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等只是部分涉及商界状况,且主要揭露商人的腐败;专门描写工商业状况的只有姬文作于1905年的小说《市声》,《市声》不仅表现了官场、商界的腐败现象,而且揭示了中国丝业、茶业与洋货竞争失败而渐趋凋蔽的现状,力倡以 “实业救国”。《现身说法演义》 中对工商业状况的描写与《市声》十分接近,虽然也属部分涉及,但对了解当时工商业的状况颇有帮助。
贾慕谊从广西重返上海,应庄制军邀请调查商务状况。贾慕谊在与上海商界接触时,发现其中颇有欲借振兴商业而自肥者,他们开口“商战”,闭口 “竞争”,但实为商界之蟊贼。贾慕谊不屑与此辈为伍,遂离沪考查湖州、无锡之丝,松江、嘉定之棉,皖南之茶、通州之布的生产和经营情况,历时六个月; 后向庄制军提交了详细报告。贾慕谊在报告中列举、分析了丝业被日本丝挤占市场,茶业被印度茶挤占市场,洋布倾销国内市场造成土布滞销的状况和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日本丝适于洋商生产之用,华商应多设经厂,用机器缫丝方能与日丝竞争。但华商苦于资金匮乏,尚无完全之策解决资金问题; 华茶烘焙技术不精,搀杂作伪严重,以致洋商改购印茶;华商应努力采用新工艺制茶,提高茶叶质量,珍视茶业信誉; 美国木棉倾销中国,织布者多喜用洋纱,而洋布柔细光泽,十分美观,令土布黯然失色。华商应多设纱厂,生产优质棉纱,方能改良土布质量。
贾慕谊关于振兴茶业、丝业、布业的对策,颇有见地。茶业在机器制茶方面发展迅速,光绪年间已有邵武、永福等地开设茶厂,1914年之后,精制茶工厂的设置更加普遍。1912年前后,因日本手拉丝织机引入中国,使中国机制丝织业的发展日益兴旺。布业在二十世纪初因用手拉机代替投梭机使生产效率提高,又因部分使用脚踏铁木机,遂生产出坚美实用的改良土布。贾慕谊的某些对策,当时某些地区已经在实施; 有的对策,则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也有些对策属贾氏囿于传统观念而得出的迂腐之见。贾氏虽认为实行闭关政策势所不能,但欲增加出口必须抵制洋货,“洋商所售于我者,奇技淫巧,华丽脆薄,饥不可为食,寒不可为衣。……除枪炮船械尚足供战阵之用,此外何者为华人必需之物? 而我之所售于彼者,如丝茶油豆之属,齿革羽毛之类,何一非日用所需?”因此,贾氏号召民众应按乡籍结成团体,一致对外,“但使父诏其子,兄戒其弟,凡日用衣食所需,专用本国之货,其有浮华子弟喜用洋货者,父不以为子,兄不以为弟,乡里不齿其人。”贾氏对洋货的贬斥,对喜用洋货者的鄙视及因此而提出的抵制洋货的主张,其实质亦属闭关自守、自给自足思想意识的体现; 此种主张的历史局限,不言而喻,但在晚清之际,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现身说法演义》在表现晚清政界、军界、工商界、女界的种种腐败、黑暗、混乱、衰颓的同时,也勾勒出一个在时代巨变之际的迷失者的形象――贾慕谊。
贾慕谊在五年之间担任主笔、赞襄军务、调查商务,出生入死、奔波劳碌,最终却一事无成,连隐居之地亦不可得,读之令人扼腕。然而,贾慕谊痛恨官场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乃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并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意识。贾慕谊在退出官场后至李漱石家乡曾与传教士有过一番辩论,他认为应以孔孟之道为本,厚德深仁、化民成俗,使民众和睦相处。贾慕谊本此立场抨击欧美各国专恃强权、不顾公理、实施吞噬之谋,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也指责反清的革命志士 “窜伏南洋各岛,投外人宇下”,并且“依托欧洲,思以排满”。晚清的中国风起云涌,孕育着历史性的巨变。革命先驱者得风气之先,奔走呼号,抛头洒血,为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奋力拼搏;顽固守旧者奉封建制度为圭臬,极力抨击革命,誓与封建制度共存亡,终被历史所抛弃。另有如贾慕谊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虽对现实深深失望甚至绝望,“子试观今日社会之情状,亦知大厦将颓,非一木所能支乎?”但又无法接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无法摆脱陈旧的思维定势,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束缚。于是,在即将开始的历史性巨变面前,贾慕谊苦闷、彷徨、矛盾、痛苦,陷入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中而不能自拔:“呜呼!我生不辰,拳曲臃肿,不能中大匠之绳墨,为世厌弃,固其宜矣。乃至息心静气,欲求于山林岑寂之区,修葺敝庐,终此余年,而目之所触、耳之所闻,均有大拂于予心而不可耐者。天之苦予,何若斯之甚耶?!”贾慕谊属“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式的传统儒家名士,他为挽救心目中的 “理想国”奋斗过,但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现实使他的努力化为泡影; 他于绝望之中想寻觅一处静地,以安慰孤寂、痛苦的心灵。但在历史巨变之际,又哪里有避风港能够躲避时代暴风骤雨的侵袭?贾慕谊曾悲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不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保持同步,又如何能取胜?在新旧时代更换之时,贾慕谊式的传统士大夫或沉沦,或弃世,贾慕谊即抱定了一死的决心:“吾有蹈东海而死耳!乌能郁郁久居此耶?!”旧的时代注定将烟消云散,新的时代亦不属于贾慕谊式的儒士,尽管他们能够接受某些新的思想,并非坚定的旧制度的维护者。小说结尾写贾慕谊“数日后不知所往”,这个时代的迷失者,这个悲剧式的人物的身影,最终消失在时代的风暴中。一年后,令贾慕谊心不能忘的满清王朝覆亡。
《现身说法演义》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叙事模式,小说主体部分由贾慕谊的回忆录构成,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法,仅在小说开始和结尾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法。但是,“这种叙事方法表面上挺新,骨子里却很旧,不可能对传统中国小说视角造成大的冲击,也不曾令广大读者刮目相看,甚至既没有人赞赏也没有人反对。”(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本书以浅近文言写成,语言流畅; 而见闻录式的体裁,使小说着意铺叙事件,疏于刻划人物性格。晚清小说因充当政治变革的工具,加之作家艺术修养不足及某些作家追求功利、粗制滥造等原因,艺术水平普遍不高; 本书亦难免这一通病,且在晚清小说中亦非上乘之作,长期以来问津者甚少。但本书对晚清社会状况确有一定程度的展示和揭露,其中不乏可观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编辑：moyuzhai）
书叙北方名士贾慕谊应上海友人李漱石邀请,前往上海国民报馆任主笔。贾慕谊与报馆同仁、浙西名士张符生成为莫逆之交,后两人一同前往美租界采访文明女总会。文明女总会龙旗飘舞,与会者络绎不绝; 张符生之中表周梧冈邀请贾、张二人入会,女总会黄体乾会长介绍女总会宗旨。会议开始,某洋装少年大谈妓界妇女似辱实荣,以商业而兼殖民政策,为女同胞自由之权利; 并号召妇女们踊跃加入妓界,还称其妻、妹早已实行其主张。周梧冈实南洋密探,奉制军之命侦查女会虚实,已知其名为文明女会,实为黑道组织,黄体乾即为女盗之首。贾、张二人得知此情,惊诧不已。后黄体乾派人暗杀周梧冈未遂,黄迅速逃遁。文明女会副会长、名妓金菊芳因与人通奸而与观察吴有恒离婚,她易名金寓,重张艳帜,并欲创办妓女学堂。贾慕谊应邀为此事出谋划策,建立坤明女校;妓女鸿云与金寓不睦,遂串通富家子弟阿全利用某报诬陷贾慕谊。后阿全竟得任女校校长,他设计独吞办学巨款,但此巨款又被鸿云设计巧取,阿全则几乎葬身火海。
贾慕谊有感于上海人心险诈,实为魑魅之乡,遂辞职与张符生随奉朝命督办广西防务的云军门南下,以赞襄军务。途中,副将李明忠向贾慕谊讲述前督办边防的舒公,功在边陲,却被文吏诬陷,以致身羁囹圄、冤沉海底之事,贾慕谊嗟叹不已。云公率官军至镇南关接管关防,照会虎视眈眈的法军,阻止其入关; 张符生与李明忠分别率军平定柳州、思恩两处巨匪,局势稳定。匪患虽除,但饷源支绌,军火缺乏。贾慕谊献屯田、开矿之策,但被抚军属下道员铁祥阻挠,铁道员竟欲将矿卖给法国商人开采,以从中牟利;贾慕谊屡次抗辩,又严厉斥责法商向他行贿。铁祥派人暗杀贾慕谊未遂,但东督桂抚会参云公任用私人,败坏边防; 朝命将云公革职,交滇督查办。
贾慕谊和张符生重返上海,庄制军请贾调查商务,以为振兴实业张本。贾慕谊殚精竭虑,四处考察,写出长篇报告论述茶丝等业的兴衰原因及对策; 庄制军阅后不以为然,置之不问。庄制军心腹道员文又李,广搜金石文玩,以满足私欲,以致趋奉者纷至沓来。无赖吴莲池将美妾赠送文又李,吴竟因此得任洋务局总理。庄制军昏聩无能,群小弄权,屡屡制造冤狱;庄制军集资三十万,原拟垦牧万顷湖滩地,后却依屑小之言,将巨资转作造公园之费用。贾慕谊、张符生屡遭排挤,愤然辞职。贾慕谊后应邀至李漱石家乡代理小学校长职务,与当地传教士辩论种族强弱之说。贾慕谊见历史教员浅薄无知,教学时信口胡言,遂失望辞归。贾慕谊返回杭州,见孤山灵隐间洋房栉比,洋人作威作福,使湖山减色、心境难平,于是心灰意冷。贾慕谊遇友人吴和友,向其倾诉上述五年经历后,便不知所往。
晚清之际,中国封建主义大厦腐朽已极,覆亡在即;外国入侵,国内动荡,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使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众多的晚清小说均把批判与揭露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的腐朽、帝国主义的残暴及社会现实的混乱不堪,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 “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观《现身说法演义》 中记述的预备立宪、“贤王”摄政、筹办自治、请开国会以及徐锡麟之变、熊成基之案,可知所叙为1906至1910年间时事。
《现身说法演义》通过北方名士贾慕谊“南游粤桂,西溯长江”的经历,揭露、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腐败怪异现象。作者在小说开始即表现了中国近代文明的窗口――上海的现实状况。贾慕谊蛰居日久,应邀至上海国民报馆任主笔,意欲有所作为,但看到的却是人心诡诈、怪异百出的情形: 文明女会号称为妇女争平权、争自由,其实却是匪盗组织;洋装少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却是在宣扬妇女均应厕身妓界,以市身卖笑来富民强国之谬论; 名妓金菊芳从良结婚后仍坚持与人私通,据说是“平权主义”,而此后她易名重张艳帜之举,却又是为了创办妓女学校,以求“为妓界放一异彩”。本书对妇女问题的描写,与晚清的《黄绣球》、《女子权》等小说不同,这些小说倡导妇女解放,号召妇女摒弃千百年来的种种落后习俗,追求男女平权与个性自由,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此类小说多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状况和变革历程。另外,本书也与《最近世界现形记》一类小说相去甚远,此类小说多热衷于“轧姘头”之类的“话柄”,实为粗鄙、无聊之作。本书对妇女问题的描写,只是比较客观地记叙上海女界当时对自由、平权的模糊认识及由此造成的混乱状况,在描写妇女处境与遭遇的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爱憎:贾慕谊钦佩、支持金寓等青楼女子为使不幸的姐妹受到有益的教育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蔑视、痛恨妓女鸿云、阔少阿全等视财如命、丧心病狂的丑恶行径。本书并非专门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作者意在通过描写上海女界的混乱、怪异状况,折射上海社会的混乱不堪、世风日下、危机四伏的黑暗现实,以期收到窥一斑而睹全豹的效果。
作者将贾慕谊在上海的经历作为序曲来描写,而从贾慕谊投笔从戎始,则更加全面地揭开了晚清社会的黑幕。贾慕谊为督办广西边防的云军门赞襄军务,并献屯田开矿筹措军饷之策; 但是,贾慕谊因与桂抚属下人称“野鸡道”的道员铁祥不睦,遂使其努力付之东流。小说对“野鸡道”的形象刻划入木三分:铁祥原任县令,他贪暴无道却善逢迎、工运动; 纳资为道员后,屡得升迁,成为抚军之心腹。铁祥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使抚军周围均成为其耳目; 国人筹办宪政,桂省设谘议局,铁祥处心积虑,巧施诡计,终于窃取谘议局总办之职。最后,铁祥竟能挟制抚军。对贾慕谊屯田开矿之策,铁祥极力阻挠,力主由法商开采桂省全省煤铁矿;以中法合办为名,他便可从中牟利。贾慕谊屡次抗辩,并愤然拒绝法商贿赂;铁祥恼羞成怒,与法商勾结,派歹徒至马鞍山暗杀贾慕谊。铁道员的形象在晚清官场中十分典型,正是因为有铁道员这样贪赃枉法、见利忘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中饱私囊,趋奉钻营、杀人害命以维护、扩大自己权力的奸恶官僚,才使得吏治愈加腐败,政治愈加黑暗。铁祥的形象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苟才的形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铁祥比苟才的贪欲更深,奸恶更甚。可悲的是,象铁道员这样横行作恶的官吏并非绝无仅有。小说中描写负责军粮供应的朱道员,为贪图重利,竟将军米三万余石高价抛售,以致军需之时,却无米下锅。如此贪官污吏作恶多端却得不到严惩,克己奉公、忠心报国者反遭迫害。阻止法军入关、为广西边防立下显赫军功的云公,却因东督桂抚会参而遭革职查办,重蹈前任督办边防终被诬陷、身羁囹圄、冤沉海底的舒公之覆辙。云公面对残酷的现实悲愤斥问:“似此以功为罪,何以服众?!予坦怀待人,胸无城府,思与督抚和衷共济;乃竟嫉功害能,不惜败坏国家大计,以徇私人!……但不知如朱道铁道等辈,又将何以处之?!岂天下竟无公理耶?!”云公的斥问,实为作者不平之心声。在无可申诉的时代,云军门式的忠臣的结局大多如此; 在封建末世,则更是在劫难逃。
黑暗腐败的统治使国力衰弱,人民深受倒悬之苦,却使贪官污吏们生活得如鱼得水。上海的庄制军亦是桂省抚军一类的好大喜功、昏聩无能之辈,以致群奸擅权,祸国殃民。庄制军宠信的心腹道员文又李,不识政务、军事,一味贪嗜金石古玩,群小遂纷纷投其所好:县令杨某为夺取一尊秦鼎献给文道邀功,便诬陷收藏者蒋某为革命党,制造冤案; 无赖吴莲池献美妾于文道,竟得充任洋务局总理。庄制军对如何富民强国不感兴趣,但对迫害革命党人却坚定不移。伶人出身的制军亲随堵升陛、谢悦亨二人借徐锡麟之变,锻炼冤狱,迫害无辜,制军却大为称赞,授予二人军职。此后,堵、谢二人又借庄制军严令缉捕革命党之机,率领“侦探队”四处行凶作恶,并从中渔利。更有甚者,庄制军竟废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垦牧湖滩荒地的计划,却听信文道之言,将三十万巨资用来修造一极大公园,以赢利肥己。此外,庄制军虽然请贾慕谊调查商务状况,但不过是叶公好龙之举,对贾慕谊的报告置之不问,声称报告中之对策 “迂远难行”。作者通过描写东督桂抚、制军道员们的种种卑劣行径,将晚清的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使读者看到了黑幕之后的腐朽、丑恶,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及满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历史趋势。
在晚清小说中,反映工商业状况的作品极少,《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等只是部分涉及商界状况,且主要揭露商人的腐败;专门描写工商业状况的只有姬文作于1905年的小说《市声》,《市声》不仅表现了官场、商界的腐败现象,而且揭示了中国丝业、茶业与洋货竞争失败而渐趋凋蔽的现状,力倡以 “实业救国”。《现身说法演义》 中对工商业状况的描写与《市声》十分接近,虽然也属部分涉及,但对了解当时工商业的状况颇有帮助。
贾慕谊从广西重返上海,应庄制军邀请调查商务状况。贾慕谊在与上海商界接触时,发现其中颇有欲借振兴商业而自肥者,他们开口“商战”,闭口 “竞争”,但实为商界之蟊贼。贾慕谊不屑与此辈为伍,遂离沪考查湖州、无锡之丝,松江、嘉定之棉,皖南之茶、通州之布的生产和经营情况,历时六个月; 后向庄制军提交了详细报告。贾慕谊在报告中列举、分析了丝业被日本丝挤占市场,茶业被印度茶挤占市场,洋布倾销国内市场造成土布滞销的状况和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日本丝适于洋商生产之用,华商应多设经厂,用机器缫丝方能与日丝竞争。但华商苦于资金匮乏,尚无完全之策解决资金问题; 华茶烘焙技术不精,搀杂作伪严重,以致洋商改购印茶;华商应努力采用新工艺制茶,提高茶叶质量,珍视茶业信誉; 美国木棉倾销中国,织布者多喜用洋纱,而洋布柔细光泽,十分美观,令土布黯然失色。华商应多设纱厂,生产优质棉纱,方能改良土布质量。
贾慕谊关于振兴茶业、丝业、布业的对策,颇有见地。茶业在机器制茶方面发展迅速,光绪年间已有邵武、永福等地开设茶厂,1914年之后,精制茶工厂的设置更加普遍。1912年前后,因日本手拉丝织机引入中国,使中国机制丝织业的发展日益兴旺。布业在二十世纪初因用手拉机代替投梭机使生产效率提高,又因部分使用脚踏铁木机,遂生产出坚美实用的改良土布。贾慕谊的某些对策,当时某些地区已经在实施; 有的对策,则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也有些对策属贾氏囿于传统观念而得出的迂腐之见。贾氏虽认为实行闭关政策势所不能,但欲增加出口必须抵制洋货,“洋商所售于我者,奇技淫巧,华丽脆薄,饥不可为食,寒不可为衣。……除枪炮船械尚足供战阵之用,此外何者为华人必需之物? 而我之所售于彼者,如丝茶油豆之属,齿革羽毛之类,何一非日用所需?”因此,贾氏号召民众应按乡籍结成团体,一致对外,“但使父诏其子,兄戒其弟,凡日用衣食所需,专用本国之货,其有浮华子弟喜用洋货者,父不以为子,兄不以为弟,乡里不齿其人。”贾氏对洋货的贬斥,对喜用洋货者的鄙视及因此而提出的抵制洋货的主张,其实质亦属闭关自守、自给自足思想意识的体现; 此种主张的历史局限,不言而喻,但在晚清之际,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现身说法演义》在表现晚清政界、军界、工商界、女界的种种腐败、黑暗、混乱、衰颓的同时,也勾勒出一个在时代巨变之际的迷失者的形象――贾慕谊。
贾慕谊在五年之间担任主笔、赞襄军务、调查商务,出生入死、奔波劳碌,最终却一事无成,连隐居之地亦不可得,读之令人扼腕。然而,贾慕谊痛恨官场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乃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并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意识。贾慕谊在退出官场后至李漱石家乡曾与传教士有过一番辩论,他认为应以孔孟之道为本,厚德深仁、化民成俗,使民众和睦相处。贾慕谊本此立场抨击欧美各国专恃强权、不顾公理、实施吞噬之谋,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也指责反清的革命志士 “窜伏南洋各岛,投外人宇下”,并且“依托欧洲,思以排满”。晚清的中国风起云涌,孕育着历史性的巨变。革命先驱者得风气之先,奔走呼号,抛头洒血,为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奋力拼搏;顽固守旧者奉封建制度为圭臬,极力抨击革命,誓与封建制度共存亡,终被历史所抛弃。另有如贾慕谊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虽对现实深深失望甚至绝望,“子试观今日社会之情状,亦知大厦将颓,非一木所能支乎?”但又无法接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无法摆脱陈旧的思维定势,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束缚。于是,在即将开始的历史性巨变面前,贾慕谊苦闷、彷徨、矛盾、痛苦,陷入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中而不能自拔:“呜呼!我生不辰,拳曲臃肿,不能中大匠之绳墨,为世厌弃,固其宜矣。乃至息心静气,欲求于山林岑寂之区,修葺敝庐,终此余年,而目之所触、耳之所闻,均有大拂于予心而不可耐者。天之苦予,何若斯之甚耶?!”贾慕谊属“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式的传统儒家名士,他为挽救心目中的 “理想国”奋斗过,但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现实使他的努力化为泡影; 他于绝望之中想寻觅一处静地,以安慰孤寂、痛苦的心灵。但在历史巨变之际,又哪里有避风港能够躲避时代暴风骤雨的侵袭?贾慕谊曾悲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不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保持同步,又如何能取胜?在新旧时代更换之时,贾慕谊式的传统士大夫或沉沦,或弃世,贾慕谊即抱定了一死的决心:“吾有蹈东海而死耳!乌能郁郁久居此耶?!”旧的时代注定将烟消云散,新的时代亦不属于贾慕谊式的儒士,尽管他们能够接受某些新的思想,并非坚定的旧制度的维护者。小说结尾写贾慕谊“数日后不知所往”,这个时代的迷失者,这个悲剧式的人物的身影,最终消失在时代的风暴中。一年后,令贾慕谊心不能忘的满清王朝覆亡。
《现身说法演义》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叙事模式,小说主体部分由贾慕谊的回忆录构成,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法,仅在小说开始和结尾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法。但是,“这种叙事方法表面上挺新,骨子里却很旧,不可能对传统中国小说视角造成大的冲击,也不曾令广大读者刮目相看,甚至既没有人赞赏也没有人反对。”(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本书以浅近文言写成,语言流畅; 而见闻录式的体裁,使小说着意铺叙事件,疏于刻划人物性格。晚清小说因充当政治变革的工具,加之作家艺术修养不足及某些作家追求功利、粗制滥造等原因,艺术水平普遍不高; 本书亦难免这一通病,且在晚清小说中亦非上乘之作,长期以来问津者甚少。但本书对晚清社会状况确有一定程度的展示和揭露,其中不乏可观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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