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志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题“珠溪渔隐撰”。二十四回。宣统元年 (1909) 四月上海小说进步社初版。
书接《三国演义》一百○四回,叙诸葛亮因旧病复发,祈禳北斗; 至第六夜,主灯忽被魏延扑灭,孔明自分不免于死。上天恻然有大不忍之心,延孔明一纪之寿。孔明病愈,欲图自强,订立三十六字方针:欲兴汉室,须先变法,铲除旧政,重建新猷。先从兴办教育入手,责成每县设小学堂十所,高等小学堂二所;郡设中学堂二所; 州设高等学堂二所;成都设立大学堂五所,开办之初,先设预科。孔明建议兴学要专尚精神,不重形式,只要学科齐备,其他设施不必讲求精美。认为吴魏兴学,一味学洋法,学生学问未进,却学会懒惰,不足为法。并特设学部,荐秦宓为学部大臣。秦宓提议开设体操以强国,研究科学为智学,讲求道德为仁学,并举不废。继而孔明与姜维共商改建军队,决定将旧军改为警察,设立警察部,任费 为大臣。费 制定警律,装置路灯以防盗贼,设立菜市场以禁止随路设摊,设立清洁所,凡饮食须经官医检查,并大举灭鼠。又设兵部,姜维任兵部大臣,改革招兵方法,变召募为征召,四下派出征兵官,举办演说大会。其间孔明研制出双管快枪、单管快枪、毛瑟枪、来福枪等新式武器。新兵既到,即以火枪火炮装备。尔后兴办路政。孔明亲自画就铁路、汽车图纸,成立铁路公司,董允任公司经理,为筹集资金,特发行股票,购者踊跃。不到二年,铁路全线通车,后主御驾亲临,主持开车大典。时长史杨仪因记孔明不用之恨,交通内侍黄皓,欲构陷孔明。孔明得知,巧施妙计,使杨仪与黄皓相斗,杨仪终被革职。尚书李福为及时传达消息,创办《汉报》馆,蜀汉遂有报纸。当时兴办女学,成都有一女学生姓曹名秋英,乃魏宗室旁支,因与马夫阿荣相爱同居,被乃父告发。秋英在县令面前慷慨陈辞,竟至胜诉。此事一时成为 《汉报》之大新闻。孔明又设法部,任杜琼为大臣,制定刑律,设建各级审判厅,法律得以完备。接着又设商部,任蒋琬为大臣,筹办赛会,劝业会,鼓励民众经商,振兴商务,并订立《商人通律》。边境忽报南蛮迫害汉侨,孔明急召众大臣商议对策,言礼言兵,众议不下,最后孔明决定派吕凯为领事官,迸驻南蛮,维护汉侨利益。又设外务部,命宗玮为大臣,与东吴订十二条约,互派钦使,以通情好。为振兴经济,孔明邀请众大臣献计献策。席间 正详述蚕桑之学,孔明大喜,即任 正为农部大臣,开设蚕学馆和缫丝厂,孔明又奏请后主设立财政部,荐董允为大臣,总理全国之度支。董允拟定币制,分别铸金、银、铜三种货币作市场流通,并开设国家银行、劝业银行、商业兼储蓄银行,银行发行纸币。国内金融得以控制,经济快速发展。时因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提高,参政意识加强,竟纷纷涌入成都,要求参议政事。朝廷为郑重起见,先设咨议局,选举议员入局,学习议事,以为正式参政之预备; 又设宪政编查馆,任祭酒孟光、束敏为编纂官,编就资政院、咨议局章程,并决定九年后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令既下,要求参政之事遂息。时成都有一理化专修学校,校长张裔潜心研究,发明电学。孔明命张裔开办电报局,专营电报、电话业务,继而张裔又发明电车电舰。一日,后主病。北地王刘湛偕孔明入宫探视,不意后主剑伤北地王,又下圣旨夺孔明之职,众大臣无不震惊。孔明即派警部侦探前去侦察,探明魏国派术士符敏士买通内侍黄皓,混入宫中,用催眠术催倒皇帝,借蜀帝之笔以排斥诸贤,此案既破,因后主病体难愈,由北地王摄政。全国上下奋勉,新事业如铁路、电报、森林、工厂、农业、商场等无不兴办,如俱乐部、打球场、公花园、博物院等人民游乐之所应有尽有,如养老院、孤儿院、济良所、公医院等慈善事业一一俱备。延熙十九年,蜀汉兵分两路: 孔明北伐,姜维东征。孔明进军,司马懿以坚壁清野之故技固守长安,孔明以火炮、火油炸弹进攻,城破,司马懿受伤,乔扮商民脱逃,蜀兵至上庸,投下战表,上庸守将回书,竟声称确守中立 (此处作者夹注: 当甲午之役广东某兵舰被日军捕获时,兵舰统带曰: “我舰属南洋,非北洋也!”同一笑话)。不日灭魏。姜维先使侦探破坏东吴电报电话等通讯设备,封锁东吴军,继而大举进攻,吴人措手不及,遂灭。蜀汉囚魏主、吴主于海岛,天下遂归一统。
宣统元年(1909) 旧上海文坛上,出现了两部《新三国》,作者分别是陆士谔和珠溪渔隐。《新三国志》的末了,作者声称: “珠溪渔隐素性很是诚实,有一事便记一笔。这部书上下廿四回,前后七万字,字字确确实实,句句真言,从没半个字诳话,谅看官们也必信得过的。不比我的好友青浦陆士谔先生,他撰的《新三国》,文字虽较在下为高妙,资料虽较在下为丰富,议论虽较在下为透辟,而究属诳语过多,言不征实,不足成为信史,”可见《新三国志》的创作在《新三国》之后,抑或是受《新三国》影响而作。读过小说,会觉得这番夫子自道颇有“此地无银”的味道,显然是故作噱头。然而小说的主题又是严肃的。结合小说产生的时代,这番话又可品出酸楚来,一如小说同时包孕着喜剧和悲剧。
在短时间内出现两部同题小说并不是偶然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模仿。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锁的国门,从此中国进入长达百年的受侵略受凌辱的恶梦般的年代。英国、法国、沙俄、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变本加厉的侵略掠夺,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震撼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爱国主义随之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架构的核心,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探寻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文学,是这种探寻的重要载体。近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贴近生活,忠实地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歌与哭,血和泪。对封建制度、旧道德的抨击和否定,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同仇敌忾,对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满腔热忱,近代社会思潮的这些主旋律在文学上奏出了强音。由于自身的优势,加之改良派理论家的鼓吹和提倡,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小说这一体裁成了文坛主角。古典小说传统以多种途径影响着近代小说,而近代小说家似乎对古代小说创作中的续书现象特别有兴趣,以至群起而续之,几乎所有的古典名著都有新续,续书基本模式是“旧瓶装新酒,古人着时装”。除了销路和社会影响方面的考虑,小说家们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有深层的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对旧文化旧传统的藕断丝连。这种心理在小说内容方面表露得更明显。在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反映战乱,强权 (魏) 得势、正统 (蜀) 式微的内容很容易引起近代文人对现实的联想而发生共鸣,这正是《三国演义》倍受青睐、一续再续的原因。
《新三国志》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是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小说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兵败写起。当此之时,正是蜀汉战场失利、经济凋弊、国势危殆之际,这种情势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孔明病死五丈原,不啻擎天柱折,给蜀汉以致命的打击,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孔明而果死,不特中原陆沉,即西蜀一隅,亦复难延汉祚。苍苍者天,实有侧然大不忍之心,而延孔明一纪之寿。”恻然的正是作者自己,他要以孔明复活给蜀汉打入一剂强心针,让孔明力挽狂澜,振兴汉室。作者身处外敌凭陵、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忧心如焚,急欲寻找一条强国之路,《新三国志》的创作,正是他为气息奄奄的老大帝国开出的药方。
那么,强国之路在何方?孔明回到成都,就制定了施政总纲领:“欲兴汉室,须先变法,铲除旧政,重建新猷。”这开宗明义的十六字方针,核心思想就是变法维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孔明纵横捭阖,采取了一整套变法措施,涉及到内政、外交、农桑、工业、商业、交通、通讯、军事、财政、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社会福利等领域,内容之广,几乎包容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在这包罗万象的内容中,如果要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的求新意识,他热情洋溢地介绍新知识、提倡新观念、推行新事业。变法的实施者是孔明,设计师当然是作者。作者构画了变法蓝图和具体操作程序。变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通民智,培育人才,因此先兴办教育,设新式学堂; 为增强国力,就改革兵制,改良武器,改进训练; 为振兴经济,就举办实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桑和商业……,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这些新事业的介绍详略不一,如对“声光电化”,作者虽称羡不已,却语焉不详,而对蚕桑之学则津津乐道,竟至长达数千字,详尽有如技术报告。
但是,结合 《新三国志》产生的时代背景看,这部小说的 “新”是要打折扣的。《新三国志》的创作距鸦片战争的爆发已经半个多世纪,近代西方文明早已随着洋枪大炮和通商口岸渗透进了古老中国的肌体; 战争失利,更使老大帝国的臣民痛切地体验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几乎和国门被打开的同时,有识之士就开始进行反思,放眼看世界,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这种战略思想的实施,“中体西用” 的口号则是理论上的概括。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创办工矿企业,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成为一时风气。而到1898年戊戍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更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变法思想。因此,《新三国志》所描写的一切,即使是当时的读者看来,也是“至今已觉不新鲜”了。而在小说出版的前四年,1905年,真正的新生力量,给中华民族带来曙光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对此,《新三国志》 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由此可见,《新三国志》并不是作者枯守书斋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留下的印痕。总体上看《新三国志》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小说,从小说提出的变法纲领、具体措施看,都是和改良派的主张一脉相承的。作者希望祖国强盛,主张变法,但又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 (这一点正好和 《三国演义》合拍);既服膺西方的科学技术,又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至变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第四回,蜀汉动议改善交通,兴办铁路,孔明先是主张派人去外洋考察,姜维却坚决反对:“丞相曾造木牛流马,夫木牛流马并没有什么模范,且也不曾试验过,尚一造即成,运行迅速,不需人力。况铁路汽车(即火车)有成效者乎? 外洋各国也不过是个人,我们中国也不过是个人,难道我们的心思一定不如外洋的么?丞相多才多艺,中外钦仰,何不精心独运、自创一法乎?”最后孔明欣然同意,竟马上就绘制出火车铁路的图样。作者把“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大量新事物的描写赋予小说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作者把这些新事物的发明权都归之于孔明等一帮“超人”,连“师夷制夷” 的胸襟也没有。对于君主立宪制,作者虽持赞成态度,但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对人民要求参政议政的呼声,他认为“此刻各州郡的请愿也并不真有什么国家思想,不过趁着一时的高兴,热闹一会子,博个虚名儿罢了,所以请愿人的气焰虽高至万丈,却都是客气的多而主意少。”“国民参政虽系美举,然事属创行,不可不格外郑重。”他的设计是自上而下、按步就班地推行立宪政体。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有时候作者的观念比洋务派和维新派还要保守和狭隘。
就是这样,革新与守旧,开放与闭锁,矛盾地并存于 《新三国志》 中,这也许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通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较高的知识修养,不满社会现状,也较能接受新事物; 而封建正统思想又使他们抱残守缺,不愿动摇整个封建制度。犹如一个长期幽闭暗室的人,突然打开窗户,对射进来的阳光感到错愕和惊喜,却又自足于被阳光照亮了的狭小天地,而不愿投身到窗外的世界中去。《新三国志》就是他们理想社会的标本。由明主贤臣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用新型的材料去修补风雨飘摇的封建大厦; 变法尽管受到内奸外贼的阻挠破坏,但仍然势如破竹,收效甚速。不消十几年,就建成一个政通人和、经济发达、武力强盛的伟邦,完成统一大业,雄视世界。显然,这是善良的人们的一枕强国梦。近代史上,有多少中国人做着这同一个梦,又有多少人拿这梦想去付诸实践,都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碰得头破血流。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同样也困扰着作者。他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置于一个已往的、为人们所熟的知历史时期,让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参与其事,使这一场变革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这是否作者有意识地借此抒发 “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幻灭和悲哀呢?
作为一部乌托邦小说,我们不必强用 “真实”这一艺术尺度来衡量《新三国志》,正如不必理会作者“字字确确实实,句句真言”的信誓旦旦。小说主要是宣扬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场面广阔,事件纷纭,具有恢宏的气势,其理想化色彩使某些描写痛快淋漓,令人兴起。作者不以人物形象塑造为己任,而热衷于发表对社会的见解,因此小说的艺术形象是苍白的,却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矛盾也导致了小说艺术上的严重缺陷。作者套用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沿袭了一部古典名著的人物和情节,却又采撷时事,满嘴新名词,通篇新事物。新与旧,造成了极大的反差,虽然新奇有趣,却流于滑稽,影响了主题的严肃性。在这样的艺术形式中,历史变得陌生了,而现实又似乎倒退了,读者无所适从,造成阅读上的空落感,主题思想的表达也失去了时空的支点。 （编辑：moyuzhai）
书接《三国演义》一百○四回,叙诸葛亮因旧病复发,祈禳北斗; 至第六夜,主灯忽被魏延扑灭,孔明自分不免于死。上天恻然有大不忍之心,延孔明一纪之寿。孔明病愈,欲图自强,订立三十六字方针:欲兴汉室,须先变法,铲除旧政,重建新猷。先从兴办教育入手,责成每县设小学堂十所,高等小学堂二所;郡设中学堂二所; 州设高等学堂二所;成都设立大学堂五所,开办之初,先设预科。孔明建议兴学要专尚精神,不重形式,只要学科齐备,其他设施不必讲求精美。认为吴魏兴学,一味学洋法,学生学问未进,却学会懒惰,不足为法。并特设学部,荐秦宓为学部大臣。秦宓提议开设体操以强国,研究科学为智学,讲求道德为仁学,并举不废。继而孔明与姜维共商改建军队,决定将旧军改为警察,设立警察部,任费 为大臣。费 制定警律,装置路灯以防盗贼,设立菜市场以禁止随路设摊,设立清洁所,凡饮食须经官医检查,并大举灭鼠。又设兵部,姜维任兵部大臣,改革招兵方法,变召募为征召,四下派出征兵官,举办演说大会。其间孔明研制出双管快枪、单管快枪、毛瑟枪、来福枪等新式武器。新兵既到,即以火枪火炮装备。尔后兴办路政。孔明亲自画就铁路、汽车图纸,成立铁路公司,董允任公司经理,为筹集资金,特发行股票,购者踊跃。不到二年,铁路全线通车,后主御驾亲临,主持开车大典。时长史杨仪因记孔明不用之恨,交通内侍黄皓,欲构陷孔明。孔明得知,巧施妙计,使杨仪与黄皓相斗,杨仪终被革职。尚书李福为及时传达消息,创办《汉报》馆,蜀汉遂有报纸。当时兴办女学,成都有一女学生姓曹名秋英,乃魏宗室旁支,因与马夫阿荣相爱同居,被乃父告发。秋英在县令面前慷慨陈辞,竟至胜诉。此事一时成为 《汉报》之大新闻。孔明又设法部,任杜琼为大臣,制定刑律,设建各级审判厅,法律得以完备。接着又设商部,任蒋琬为大臣,筹办赛会,劝业会,鼓励民众经商,振兴商务,并订立《商人通律》。边境忽报南蛮迫害汉侨,孔明急召众大臣商议对策,言礼言兵,众议不下,最后孔明决定派吕凯为领事官,迸驻南蛮,维护汉侨利益。又设外务部,命宗玮为大臣,与东吴订十二条约,互派钦使,以通情好。为振兴经济,孔明邀请众大臣献计献策。席间 正详述蚕桑之学,孔明大喜,即任 正为农部大臣,开设蚕学馆和缫丝厂,孔明又奏请后主设立财政部,荐董允为大臣,总理全国之度支。董允拟定币制,分别铸金、银、铜三种货币作市场流通,并开设国家银行、劝业银行、商业兼储蓄银行,银行发行纸币。国内金融得以控制,经济快速发展。时因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提高,参政意识加强,竟纷纷涌入成都,要求参议政事。朝廷为郑重起见,先设咨议局,选举议员入局,学习议事,以为正式参政之预备; 又设宪政编查馆,任祭酒孟光、束敏为编纂官,编就资政院、咨议局章程,并决定九年后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令既下,要求参政之事遂息。时成都有一理化专修学校,校长张裔潜心研究,发明电学。孔明命张裔开办电报局,专营电报、电话业务,继而张裔又发明电车电舰。一日,后主病。北地王刘湛偕孔明入宫探视,不意后主剑伤北地王,又下圣旨夺孔明之职,众大臣无不震惊。孔明即派警部侦探前去侦察,探明魏国派术士符敏士买通内侍黄皓,混入宫中,用催眠术催倒皇帝,借蜀帝之笔以排斥诸贤,此案既破,因后主病体难愈,由北地王摄政。全国上下奋勉,新事业如铁路、电报、森林、工厂、农业、商场等无不兴办,如俱乐部、打球场、公花园、博物院等人民游乐之所应有尽有,如养老院、孤儿院、济良所、公医院等慈善事业一一俱备。延熙十九年,蜀汉兵分两路: 孔明北伐,姜维东征。孔明进军,司马懿以坚壁清野之故技固守长安,孔明以火炮、火油炸弹进攻,城破,司马懿受伤,乔扮商民脱逃,蜀兵至上庸,投下战表,上庸守将回书,竟声称确守中立 (此处作者夹注: 当甲午之役广东某兵舰被日军捕获时,兵舰统带曰: “我舰属南洋,非北洋也!”同一笑话)。不日灭魏。姜维先使侦探破坏东吴电报电话等通讯设备,封锁东吴军,继而大举进攻,吴人措手不及,遂灭。蜀汉囚魏主、吴主于海岛,天下遂归一统。
宣统元年(1909) 旧上海文坛上,出现了两部《新三国》,作者分别是陆士谔和珠溪渔隐。《新三国志》的末了,作者声称: “珠溪渔隐素性很是诚实,有一事便记一笔。这部书上下廿四回,前后七万字,字字确确实实,句句真言,从没半个字诳话,谅看官们也必信得过的。不比我的好友青浦陆士谔先生,他撰的《新三国》,文字虽较在下为高妙,资料虽较在下为丰富,议论虽较在下为透辟,而究属诳语过多,言不征实,不足成为信史,”可见《新三国志》的创作在《新三国》之后,抑或是受《新三国》影响而作。读过小说,会觉得这番夫子自道颇有“此地无银”的味道,显然是故作噱头。然而小说的主题又是严肃的。结合小说产生的时代,这番话又可品出酸楚来,一如小说同时包孕着喜剧和悲剧。
在短时间内出现两部同题小说并不是偶然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模仿。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锁的国门,从此中国进入长达百年的受侵略受凌辱的恶梦般的年代。英国、法国、沙俄、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变本加厉的侵略掠夺,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震撼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爱国主义随之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架构的核心,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探寻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文学,是这种探寻的重要载体。近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贴近生活,忠实地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歌与哭,血和泪。对封建制度、旧道德的抨击和否定,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同仇敌忾,对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满腔热忱,近代社会思潮的这些主旋律在文学上奏出了强音。由于自身的优势,加之改良派理论家的鼓吹和提倡,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小说这一体裁成了文坛主角。古典小说传统以多种途径影响着近代小说,而近代小说家似乎对古代小说创作中的续书现象特别有兴趣,以至群起而续之,几乎所有的古典名著都有新续,续书基本模式是“旧瓶装新酒,古人着时装”。除了销路和社会影响方面的考虑,小说家们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有深层的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对旧文化旧传统的藕断丝连。这种心理在小说内容方面表露得更明显。在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反映战乱,强权 (魏) 得势、正统 (蜀) 式微的内容很容易引起近代文人对现实的联想而发生共鸣,这正是《三国演义》倍受青睐、一续再续的原因。
《新三国志》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是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小说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兵败写起。当此之时,正是蜀汉战场失利、经济凋弊、国势危殆之际,这种情势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孔明病死五丈原,不啻擎天柱折,给蜀汉以致命的打击,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孔明而果死,不特中原陆沉,即西蜀一隅,亦复难延汉祚。苍苍者天,实有侧然大不忍之心,而延孔明一纪之寿。”恻然的正是作者自己,他要以孔明复活给蜀汉打入一剂强心针,让孔明力挽狂澜,振兴汉室。作者身处外敌凭陵、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忧心如焚,急欲寻找一条强国之路,《新三国志》的创作,正是他为气息奄奄的老大帝国开出的药方。
那么,强国之路在何方?孔明回到成都,就制定了施政总纲领:“欲兴汉室,须先变法,铲除旧政,重建新猷。”这开宗明义的十六字方针,核心思想就是变法维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孔明纵横捭阖,采取了一整套变法措施,涉及到内政、外交、农桑、工业、商业、交通、通讯、军事、财政、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社会福利等领域,内容之广,几乎包容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在这包罗万象的内容中,如果要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的求新意识,他热情洋溢地介绍新知识、提倡新观念、推行新事业。变法的实施者是孔明,设计师当然是作者。作者构画了变法蓝图和具体操作程序。变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通民智,培育人才,因此先兴办教育,设新式学堂; 为增强国力,就改革兵制,改良武器,改进训练; 为振兴经济,就举办实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桑和商业……,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这些新事业的介绍详略不一,如对“声光电化”,作者虽称羡不已,却语焉不详,而对蚕桑之学则津津乐道,竟至长达数千字,详尽有如技术报告。
但是,结合 《新三国志》产生的时代背景看,这部小说的 “新”是要打折扣的。《新三国志》的创作距鸦片战争的爆发已经半个多世纪,近代西方文明早已随着洋枪大炮和通商口岸渗透进了古老中国的肌体; 战争失利,更使老大帝国的臣民痛切地体验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几乎和国门被打开的同时,有识之士就开始进行反思,放眼看世界,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这种战略思想的实施,“中体西用” 的口号则是理论上的概括。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创办工矿企业,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成为一时风气。而到1898年戊戍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更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变法思想。因此,《新三国志》所描写的一切,即使是当时的读者看来,也是“至今已觉不新鲜”了。而在小说出版的前四年,1905年,真正的新生力量,给中华民族带来曙光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对此,《新三国志》 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由此可见,《新三国志》并不是作者枯守书斋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留下的印痕。总体上看《新三国志》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小说,从小说提出的变法纲领、具体措施看,都是和改良派的主张一脉相承的。作者希望祖国强盛,主张变法,但又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 (这一点正好和 《三国演义》合拍);既服膺西方的科学技术,又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至变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第四回,蜀汉动议改善交通,兴办铁路,孔明先是主张派人去外洋考察,姜维却坚决反对:“丞相曾造木牛流马,夫木牛流马并没有什么模范,且也不曾试验过,尚一造即成,运行迅速,不需人力。况铁路汽车(即火车)有成效者乎? 外洋各国也不过是个人,我们中国也不过是个人,难道我们的心思一定不如外洋的么?丞相多才多艺,中外钦仰,何不精心独运、自创一法乎?”最后孔明欣然同意,竟马上就绘制出火车铁路的图样。作者把“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大量新事物的描写赋予小说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作者把这些新事物的发明权都归之于孔明等一帮“超人”,连“师夷制夷” 的胸襟也没有。对于君主立宪制,作者虽持赞成态度,但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对人民要求参政议政的呼声,他认为“此刻各州郡的请愿也并不真有什么国家思想,不过趁着一时的高兴,热闹一会子,博个虚名儿罢了,所以请愿人的气焰虽高至万丈,却都是客气的多而主意少。”“国民参政虽系美举,然事属创行,不可不格外郑重。”他的设计是自上而下、按步就班地推行立宪政体。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有时候作者的观念比洋务派和维新派还要保守和狭隘。
就是这样,革新与守旧,开放与闭锁,矛盾地并存于 《新三国志》 中,这也许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通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较高的知识修养,不满社会现状,也较能接受新事物; 而封建正统思想又使他们抱残守缺,不愿动摇整个封建制度。犹如一个长期幽闭暗室的人,突然打开窗户,对射进来的阳光感到错愕和惊喜,却又自足于被阳光照亮了的狭小天地,而不愿投身到窗外的世界中去。《新三国志》就是他们理想社会的标本。由明主贤臣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用新型的材料去修补风雨飘摇的封建大厦; 变法尽管受到内奸外贼的阻挠破坏,但仍然势如破竹,收效甚速。不消十几年,就建成一个政通人和、经济发达、武力强盛的伟邦,完成统一大业,雄视世界。显然,这是善良的人们的一枕强国梦。近代史上,有多少中国人做着这同一个梦,又有多少人拿这梦想去付诸实践,都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碰得头破血流。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同样也困扰着作者。他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置于一个已往的、为人们所熟的知历史时期,让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参与其事,使这一场变革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这是否作者有意识地借此抒发 “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幻灭和悲哀呢?
作为一部乌托邦小说,我们不必强用 “真实”这一艺术尺度来衡量《新三国志》,正如不必理会作者“字字确确实实,句句真言”的信誓旦旦。小说主要是宣扬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场面广阔,事件纷纭,具有恢宏的气势,其理想化色彩使某些描写痛快淋漓,令人兴起。作者不以人物形象塑造为己任,而热衷于发表对社会的见解,因此小说的艺术形象是苍白的,却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矛盾也导致了小说艺术上的严重缺陷。作者套用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沿袭了一部古典名著的人物和情节,却又采撷时事,满嘴新名词,通篇新事物。新与旧,造成了极大的反差,虽然新奇有趣,却流于滑稽,影响了主题的严肃性。在这样的艺术形式中,历史变得陌生了,而现实又似乎倒退了,读者无所适从,造成阅读上的空落感,主题思想的表达也失去了时空的支点。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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