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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花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著者上编署钟心青,下编署钟情心青。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五回,上海申江小说社印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 3月出版;下编十五回,明明学社印行,同年12月出版,铅印本,标明 “爱情小说”。
        
        全书以名妓武林林与上海县项大令之侄项庆如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兼叙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十余年间上海新党的活动。作者的意图是借青楼故事演述晚清重大政治事件,所以开卷就说: “茶花第二楼”的故事,“写出来不输冷红生的《茶花女》”,因为能借此“组织出一个凄风苦雨的历史”。故事主干是上海名妓武林林,杭州人,父亡,母女到上海投亲,被骗堕入烟花。后曾随秦姓到湖南,一年后下堂,在上海迎春坊重张艳帜,喜读《巴黎茶花女遗事》,胸佩茶花,住处即称“茶花第二楼”,以马克格尼尔 (今译马格丽特) 自命,决心寻找 “真爱情”。当时上海县项大令之侄项庆如,结交一批青年志士,争称“新党”,戊戌变法失败,邝长素 (康有为)、良启超 (梁启超)被严拿,一些维新志士变节,“写些效忠守正之诗文”。庆如等大失所望,“干云壮气”消磨,沉湎青楼酒色,初识武林林。后庆如东渡日本留学,习政法速成科。学成回国,政局大坏,他认为当时中国犹如一间破屋,支撑难以持久,毁之重造又缺乏勇气,由此逃避世事,愤世嫉俗,自称 “东方之亚猛 (今译阿芒)”,整日厮混于 “茶花第二楼”。
        不料《香海报》载文,造谣项庆如是 “会党中人”,武林林 “不无诛连之虑”等。原来京中要人王尚书招权纳贿,无恶不作,闻武林林美艳,欲纳为“侧福晋”(妾),侦知林林属意庆如,就唆使在沪走狗华中茂加以构陷。林林与庆如大惊,在新马路私租小房,秘密结为夫妇。此时庆如大病一场,老家连遭水旱之灾,田租无收,家道中落,两人经济竭蹶,借贷度日。后又变卖衣饰,在棋盘街开设“镜清书局”,本小利薄,清苦异常。林林布裙荆钗,不向权势屈服。
        忽一日,庆如被数人诱至僻静小街,遭到秘密绑架。这些人声称奉制台札子解赴南京,并将“革命军大统领孙致淮阳等处兵马副元帅项”的伪造公函塞进庆如口袋。审讯之际,搜出伪造公函,庆如就被诬为孙中山手下的 “匪党头目”。南京制台欲置庆如于死地,庆如百口莫辩。林林闻讯,自思 “要救庆如,只能牺牲自己幸福”,就表示 “听凭摆布”。于是北京来电,称“项庆如系属误拘,即可释放”。最后林林自作挽联:“一代红颜为君绝,三生遗恨在人间。”庆如被关押半年,自南京回上海,重游“茶花第二楼”,物是人非,美人已去,无限伤感。小说结尾,庆如之友公平一(“公平议论”之意) “归结新茶花”,称小仲马笔下的亚猛“何必遽而绝情”,而林林“除此一着,实在无可解免”,所以林林为救庆如性命再作冯妇,庆如始终系情林林,《新茶花》故事胜过小仲马的《茶花女》 了。
        写洋场才子与妓女的纠葛,曾经是晚清时期颇为流行的题材,“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 (鲁迅: 《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类小说普遍存在着内容庸俗,格调不高,故事结构雷同等问题。但《新茶花》却能通过庆如和林林的遭遇,反映清末的黑暗政治,展现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十余年间的重大事件,贬斥清廷官僚贪婪颟顸,痛心于列强欺凌,痛骂清廷显贵对洋人“掇臀捧屁”而丧权辱国,确实有一定的深度。不仅如此,就是连项庆如和武林林的爱情悲剧本身,就是清末的黑暗政治造成的,作者具有不向当权者的迫害低头、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这显然要比当时流行的洋场才子与妓女的风流故事高出一筹。
        小说用墨最多的人物项庆如,形象比较鲜明,有一定的典型性。他是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青年士子,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与一批维新志士一起参与 “新党” 活动。百日维新失败,面对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加之部分维新人物变节,他开始失望,感到迷惘,继而消沉颓废,用“醇酒妇人”排遣苦闷。为了寻找出路,他出洋留学,受到 “欧风美雨”的浸染,他又决心回国参与变革现实,干一番事业。可是目睹国内政局败坏,列强加紧侵略,又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他既缺乏勇气投身革命,又不愿成为清统治者的帮凶,声称:“我但愿作青楼的狎客,不愿为朱门的走狗也!”一方面,他痛恨某些归国留学生阿附清廷,并与之绝交; 另一方面,他又劝说周容(邹容)等不可冒险宣传革命,又因 “劝不转”革命者,“只得付之一叹,疏远了《苏报》”。尽管项庆如逃避现实,但仍然逃脱不了统治者的迫害,受尽非人的折磨。项庆如意志薄弱,经不起挫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终于消沉下去。但他愤世嫉俗,痛恨腐败的清统治者,从不向当权者摇尾乞怜,也不出卖投身革命党的朋友。特别是他始终执着地与武林林相爱,不屈服于权势,甘苦与共,最后两人结为夫妇。可以说,这是一个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在晚清小说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武林林与项庆如的悲欢离合,虽然部分地移植了小仲马《茶花女》故事,但不是生硬模仿,而是植根于当时上海这个畸形社会的生活土壤的。书中名妓往往可考,如女主人公武林林,其原型即是名妓李三三。吴趼人《上海三十年艳迹》的 《李三三》条,所记李三三身世与武林林大体相同,只是小说作者揉合了其他名妓的事迹,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武林林从杭州到上海投亲被骗入火坑以后,心心念念企盼获得真正的爱情,常说: “上海巨富,专门结交官场,无恶不作”,“难道区区铜臭物能买我这个身体么?”还说: “我直要等到有真爱我真敬我的,我方肯把真爱情报他呢!”由于她屡遭不幸,受尽欺凌,对当时社会的污浊有深刻的认识,而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与项庆如倾心相爱。她蔑视富贵荣华,甘愿与穷学生过着清苦生活,变卖自己的衣饰,甚至借贷度日。她被迫答应做王尚书的小妾,乃是为了营救项庆如出狱。最后她以死抗争,表达了对项庆如的至死不渝的爱情,在恶势力的迫害面前决不低头。如写华中茂派保姆为说客,引诱武林林就范的情形:
        
        从此日日的变卖金珠衣饰,又约了几个股东,在棋盘街上租了一间房开起一个镜清书局来……只可惜书坊的利钱微薄,所赚的还不够所用的,加之上海连年米珠薪桂,房价飞增,新马路的大房子住不起了,只好退掉,在左近又租了一间,局面狭小,比前大不同了。林林此时只穿得洋布的衫裙,只带得包金的钗环,却依旧爱茶花如命,天天把它簪在襟上……
        有一日,娘姨阿宝拿了几样饼饵,来看望林林,恰好庆如在店未归,林林正在那里做些针线。阿宝见她身上十分寒俭,不觉叹道: “我如今在华大人公馆里伺侯他第三姨太太,也是堂子里出身……如果肯嫁华大人,哪怕他不样样奉承你? 一定是要盖过三姨太太! 何况他还不敢自己讨,是替王大人讨的。你想王府里富贵,还说得尽么? ……如今项大少变成蹩脚先生,你也该走了! ……”原来这阿宝不会说话,夹七夹八伤触了林林。只见林林柳眉蹙起,杏眼睁来,指着阿宝的脸上,直向上去道: “你是我什么人,要你来管我?我穷我的,与你什么相干?你受了华中茂这贼的指使,要想来说动我,不要做这个梦了!我自己情愿穷,干你屁事!”阿宝吓得倒退几步,忙分辨道:“不是呀!我是为相处几年,见你落薄了,心上不忍,故此劝你几句,是为好呀!”林林怒气不息道:“我身上虽是落薄,心中却十分安逸。能过这种清净的日子一天,便死也是甘心的! 若叫我做大人家的姬妾,与主人性格不合,虽是享受富贵,譬如金笼养鸽,哪里有天空高飞的舒服呢!……”阿宝道:“先生立志如此,我也不敢再劝,只是华中茂谆谆的差我来,如何回复他呢?”林林道: “你去叫他死了这条心罢! 说武林林今生就此定局,不可改移的了!”
        阿宝没趣,只得快快回去,告诉了中茂。中茂大怒道: “这妮子如此可恶! 苦到这般田地,还是倔强! 我若不把她收伏,不用在上海住了!”因想了一回道:“有了! 阿宝你且去歇息,我自有收拾她的法子,必要把她弄得来,才显我的手段。看她逃到哪里去!”阿宝诺诺退出,华中茂自去办理不提。
        
        这一段先叙描武林林的生活清苦情状,作为铺垫,接写阿宝乘机前来劝说她离开项庆如。阿宝原是林林的女佣,因林林被迫害后生活艰难,又到华中茂家服侍三姨太太,故被派来做说客。在此之前,京中王尚书要纳林林为妾,遭林林反抗,就唆使在上海的走狗造谣庆如是革命党人,并以林林也将受株连相威肋。两人为逃避迫害,另觅住处,秘密结为夫妇。华中茂得知后,多次派阿宝来劝说。林林的回答,句句掷地有声,充分展现了她的内心世界。在清末小说中,描写妓女的小说不可胜数,但象武林林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确实是独具光彩的。
        全书以庆如与林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并通过庆如相识的十余名留学生回国后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道路,穿插叙描十余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样的结构布局,使小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例如,回国留学生亲历了庚子事变,清廷的“立宪”“新政”、行刺五大臣、康有为保皇派活动、秘密会社、苏报案、日俄战争,以至官场丑闻、青楼花榜等等,网罗晚清十余年间政事。这些事件,穿插于项庆如与武林林相识、相爱、结婚至被迫离散的过程中,而且都是项庆如所熟识的回国留学生亲身经历的。《小说林》第一卷载《小说管窥录》说: “是书以名妓杭州武林林与项庆如为主,兼叙近十年海上新党各事,语皆征实,可按图索焉。东鳞西爪,颇多轶闻。”小说叙描了留学生回国后的动向,他们或办学堂,或开书局、办杂志,或充“风流班首”、自甘沉沦,或参与会党起事。有贾新民 (假新民)、贾钧人(假军人)者,效忠清廷,为虎作伥;有参加京师考试、钦赐翰林、举人,“得意长安道”者; 有追随孙中山,“专门主张革命”者;有组织“拒俄义勇队”,为救国而奔走呼号者;有创办文化事业,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者; 也有同室操戈、勾心斗角,或消极厌世、醉花坐月者。小说勾画了回国留学生急剧分化的“众生相”,从各个侧面反映出那个动荡而黑暗的时代。作者的立意和构思,正是要把项、武两人的爱情悲剧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因而是比较高明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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