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中求活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对镜狂呼客 (亦作 “狂呼客”和 “社员”) 著。十三回。断续刊载于1906年至1909年 《云南》第2号至第18号。《云南》 是由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于1906年至1910年在日本东京编辑兼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杂志。《死中求活》为该杂志连载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小说,未单独成书。
小说描写刘永福黑旗军援越抗法的故事,但刘永福到第九回才出场,前八回主要是写发生在安南 (今越南) 的战事。
小说首先追溯了安南的历史,说安南是中国尧舜时之交趾,“那时中国的文化,已渐至输到他国中去。我们汉族殖民于彼邦的,也渐渐多了。所以他的种族,大半部是同化汉族的。”后来黎李莫阮等姓统治者,递相纂夺,“把孔孟做个护符,以巩固皇帝一家的基业,不顾一国人的死活”,后来,又把中国周程朱张的理学 “也讲究起来,竟把那活活泼泼的人民,都弄成那不死不活的骷髅。”到嘉隆初年,“君臣粉饰太平,除了剥削民膏以供淫乐而外,甚么事都不闻问了。”嗣德以冲幼即位,母后范氏垂帘当国,淫秽贪婪,再加辅政权奸阮文祥和陈践诚贪赃枉法,受贿泄密,割地赔款,糊糊涂涂地将安南“闹出一个灭种族的祸来。”
而这时的法兰西,已经推翻了 “君主专制”,“做出掀天动地震憾全球的大事业而为世界上一等国”。它要夺取安南,以便“将来经营亚东老大帝国的两广云南便不掣肘。”为此,它先将两艘兵轮混入商船前往西贡海口,测量屯兵、进军要道,接着命海军少将豆布埒、大尉加耳业,率五千陆海军强占西贡,法军上岸后,见人就杀,如中国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惨创呢。”纪而法军又借机挑衅,打下了河内。他们或以通商为名,不遂则诉诸武力,或贿通越奸,里应外合,而一旦城破,则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活现出早期殖民主义者贪婪横暴的嘴脸。
面对这样的殖民主义者,中越人民和爱国志士为死中求活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河内总督黄耀拼死抗敌,城破战败,回到后堂,先叫夫人自尽,杀死二子,写成血书、遗表,派心腹家将送给正在招募义士的两个门生阮勋、阮高,希望他们速速起义恢复,后又遥望顺京,大骂奸臣,自刎而亡; 以支那两广人最多,而又格外勇悍的“忠义保种会”,接到黄耀血书,群情激愤,三千义兵浴血苦战,收复了河内,敌人为之惊叹: “万不料这般贼奴,还有这般勇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描写了刘永福援越抗法的英雄业绩。
历史上的刘永福 (1837―1917),本名业,又名义,字渊亭,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史载他“数世业农”,“频遭厄运”,“家赤贫”。早年,他怀着对吃人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参加了广西吴亚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了天地会的一位领袖。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他在滇桂边境组织黑旗军(因打七星黑旗得名),不受清的节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保胜一带,坚持反清斗争。1873年,安邺率法军侵犯河内,刘永福应越南政府请求,飞援河内,全歼法军,并杀死安邺,至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刘也因此受越任命为三宣副提督。后屡与法军交战,1883年5月在河内城郊纸桥,大败法军,并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被越王封为一等男。中法战争时,刘永福接受清政府收编,屡立战功,1884年底到1885年初,他的黑旗军和岑毓英的滇军、唐景崧的桂军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宣光包围战,此战“城虽未克,虏受奇窘”,由于牵制了法军大量兵力,也为清军老将冯子材率桂军获镇南关大捷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885年中法议和后,刘永福被清政府委为广东南澳镇总兵。1894年,刘永福渡海入台湾,抗击日军,终因弹尽粮绝,无援而返广东。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共和,被推为广东民团总长,后回病辞职,直到1917年病逝。
作为以刘永福抗法斗争为本的小说,《死中求活》因未终卷而没有能够更多地展开对刘永福英雄业绩的描写,但在刘永福出场的不多几回里,刘永福的形象还是写得栩栩如生的。
小说从安南咸宜王嗣位,欲振作做几件事,派人下诏请刘永福出兵勤王,引出对刘永福的描写。钦差阮义第一次见到的刘永福是:
身穿一件玫瑰色洋毡的窄袖短衣,配着一条黑色汁梁纲的散脚裤,足踏着一双安南上等黑皮鞋,年纪不过三十一二,果然生得虎头环眼,身材魁梧。
刘永福想到与安南“有同种同文之亲,有救困扶危之责”,安南又是“上国之藩国”,决心驰兵救援。他一到,就把河内 “环得铁桶相似”,法军大尉豆戈率三百快枪队迎击,刘佯退,将豆戈引入泥泞茅草之中,法军被火烧泥陷,惨遭大败,豆戈身中三弹而亡,接着刘永福又杀死法国海军大佐李义。黑旗军虽然没有一战攻下河内,却顺势夺回了海阳、宁平二省。消息传到西贡,法国侵略者惊恐万状,海军少将豆布埒一面派精兵救援河内,一面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布黎,与中国政府交涉,要清朝统治者召回刘永福。这时,清朝幼主初立,西太后当朝,对此,太后说:“安南国每年不过进献些方物,于我国亦没有甚么大利,既与法人构兵,只要不害我国的边境,咱们就可以不必去管他了。”但中堂李鸿章拒绝了法方的要求,再加法国外务大臣拉克尔决心干下去,他要在占领越南后,进一步占领云南、中国,这把太后也激怒了。太后命广西藩台黄桂兰为元帅,刘永福为“护国将军”,统十万大军从谅山出发去抵御法军。可到了越之北宁,黄屯兵不进,刘只得分兵去战法军,刘永福大胜,占据富演桥,夺得慈山府,攻破嘉宁城。这时,刘军粮已尽,去向黄借。黄不仅不借,反以分兵有罪,记刘大过二次。刘悲愤难抑,复去强攻河内,虽遭法军枪队阻击,但刘采用总参谋潘廷逢之计,大队佯攻掩护,小队靠内应攻入了城内。这时,法国十万远征军赶到,刘永福被迫退入屯关。接着,岑毓英、鲍超、冯梓材 (冯子材) 分别率滇军、川军、粤军各十万从云南、镇南关出兵抗法。……(小说至此辍稿,显系未完。)
小说对时局充满了深沉的忧愤。那些描写安南社会的文字,如垂帘掌朝的范氏太后,只知一己淫乐,辅政权奸只会谋私钻营,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只有割地、赔款一条对策,等等,都会使人一下就联想到晚清的中国。
这种忧愤时而发为他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说,例如河内知府田高启,羡慕中国范承勋、洪承畴两个叛臣,欲效其行,又怕被人骂为“卖国贼”,但又想,他俩也是“应天顺人之举”,因为“如今中国的真正主人哪里敢说他一句卖国的话,还崇拜个不了呢。”这不是在借越人之嘴骂清王朝为卖国政府吗?而象他这样急欲卖国而恐不得者,在晚清的中国,又何止二、三?
而小说的这种忧愤,更多地表现为作者的直接诉说。例如,当法国侵略者要中国召回刘永福时,作者这样写中国:它本四千几百年大国,但被几代腐儒,讲甚么“君尊臣卑”,弄得国势衰败,人心蔽固,到满人入关,欧洲人更高兴了。为什么呢? 原来洋人对清政府:
起初尚不过据理要求,后来见一事无备,一求即允,他便放大胆子,得步进步,直以病夫目之,支那政府亦视为树上之瘿,西(疑为“面”)上之赘,毫不爱惜,所以割地赔款,岁无宁日。这也是汉家的人心已死,劫运皆终了。(第十回)
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清楚地得到了说明。这种忧愤之情,还常常成为作者直接的呼喊。如安南的咸宜嗣位后,本想有所作为,几个老臣就屡屡谏阻,或说: “不宜乱改祖宗成法”,或说 “不宜兴异学以鼓邪说”,更有一些老翰林,竟劝咸宜要效法中国,搞八股取士,至此,作者迫不及待站出来说: “唉,看官,你看,这等样的一个国,你道该亡不该亡啊!”
作者的忧愤有时又发而为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例如,当刘永福的总参谋潘廷逢急着向黄桂兰求借军粮时,这位“独宿一宵,如度十年”的主帅,却高悬“忌辰”牌,实际却与歌妓鬼混去了。门官拒潘入帅府,其理由是: “这是我们大清国的制度,每遇忌时的日期,莫说军机大事,就是亡国都不能管呢。”国难当头却醉生梦死,这是清朝统治者的真实写照,而把与妓女鬼混名之曰“忌辰”,则有些不期而成的巧喻味道了。作者对清王朝的腐败,对国家军事力量的衰颓,感到痛心疾首。当西太后发怒,要黄桂兰率兵抗法时,小说写道:
两广各处的官员,便去剥民膏的剥民膏,加税课的加税课,那做元帅的便出示现招了些无衣无食的来做出征的军士矣。看官呵,我中国素不重兵,又无教育,哪个知道爱国,哪个肯来送死。常记得有两句俗言道,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这也足见无尚武精神了。(第十回)
小说在表现对晚清时局忧愤的同时,也洋溢着救亡图存的斗争激情,河内总督黄耀、“忠义保种会”的义兵以及刘永福的黑旗军已如前述,小说还写了云南招兵御敌的情景: 云南刚经了与杜文秀的紧张战事,喘息未定,总督对招募兵员都没有信心,但一听是抗法,少年子弟便蜂拥而至,不上十天即招足了十万! 当传令出兵时,父老闻讯,“都到南关外等着饯行”,小说接此的结语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涤尽国仇方罢手。”
小说中有许多借机生发的闲笔和议论,如当 “忠义保种会”的义兵将法军杀得大败,法军却拼命护卫他们的旗帜时,作品插入一段议论: 外国最重要的是国旗,三百人死剩一人也要守护它,扯烂埋了自己以后才死,“并不象和(“和”似衍字)我们中国的国旗,常常送与外国博物院去做玩品,这程度也就可想见了。”这是国民性的对比,它既抒发了作者的慨叹,又道出了民族欲兴的必由之路,那就是首先必须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如,西贡知府田高启献计,要法军去打活跃在宣光一带的“黑旗强盗”,他又是观天象,又是说若不速取便会“积山九仞,功亏一篑”,通事阮仲叫他别“咬文嚼字”,他说: “你难道不知官场的口头门面,要嚼文吗?”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把几乎所有官场的假门面通通撕破了。再如,黄桂兰出兵后,只想驻在离前线尚有十余日路程的谅山,刘永福激他靠到相距只一日的北宁,他惊怕极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刘永福因此而生出了如下感慨:
我早知中国是这等兵卒将帅,我倒要闹他一个水流花谢方才罢休,这样看将起来,那洪秀全不能做(当为“坐”) 天下,并非天运,也正是他不中用的原故了。(第11回)
这是一段内涵十分丰富的话,它表现了对清军腐败、怯懦的极端愤慨,而视威名震天下的太平天国领袖为“不中用”,正透露出了这位曾是天国将军的英雄本色和某种历史的遗憾。
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刻划人物。安南范太后不顾国事,一任阮文祥、陈践诚两个奸贼刻剥百姓,他们借口要赔洋人的款而私修了金谷园。本和太后私通的阮文祥又私畜了姣童黎荷华,让他代己去与太后淫乱,黎因之受宠而升了内监都总管,权倾朝野,老百姓恨之入骨。暮春时节,太后邀黎荷华游幸金谷园,正看支那戏“五鼠下东京”,演到热闹处,台上饰玉猫者突然击杀太后,但未遂被擒。这饰玉猫的是小旦珍珍,父亲是支那好汉。黎荷华问她谁是主使人,她说:“主使辅政大臣阮文祥、陈践诚与你这贱货便是!”后来由阮、陈二辅政大臣会审,众惊异于干此事者乃一弱女子,可珍珍毫无惧色。她痛斥道:
谁知我越南国的男子一个个如腐木败草,毫无生气,那些素称开通的,除了科举八股外,也只知道吃饭,你们这做官的奴隶性成更不必说,可怜我越南国锦绣江山竟送在你们臭男子手里”(第七回)
她说她之所以要杀范太后这老淫妇及阮、陈二奸贼,是因为:
事成则奴隶根株断绝,事不成也使天下知我们女子的价值!
说完,她吞下早已备好的毒药身亡,而范太后经此惊吓,再加淫欲过度,不出一月也死了。就这样,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一个动作几句话,就把一个饱含爱国激情、英勇无畏的奇女子的形象刻划出来了。
小说的场面十分壮阔,从越南写到法国、中国,从宫廷写到社会底层,从军事写到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多条线索交错,全方位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复杂政治关系,这在晚清小说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阿英说:“写中法战争之小说,除曾朴《孽海花》有一部分涉及外,单册极难得。”这样,《死中求活》就显得格外珍贵。阿英还说它 “全书内容,史实性相当强,‘仅有’ 固矣,且亦可称之为 ‘杰作’。惜未写完,单册亦未见,真是一大阙典。”(《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中《死中求活》条)作为历史小说,《死中求活》真实地反映了充满国难国耻的那个时代,生动地表现了弱国人民保种图存的英勇斗争,书未完,却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沉思。 （编辑：moyuzhai）
小说描写刘永福黑旗军援越抗法的故事,但刘永福到第九回才出场,前八回主要是写发生在安南 (今越南) 的战事。
小说首先追溯了安南的历史,说安南是中国尧舜时之交趾,“那时中国的文化,已渐至输到他国中去。我们汉族殖民于彼邦的,也渐渐多了。所以他的种族,大半部是同化汉族的。”后来黎李莫阮等姓统治者,递相纂夺,“把孔孟做个护符,以巩固皇帝一家的基业,不顾一国人的死活”,后来,又把中国周程朱张的理学 “也讲究起来,竟把那活活泼泼的人民,都弄成那不死不活的骷髅。”到嘉隆初年,“君臣粉饰太平,除了剥削民膏以供淫乐而外,甚么事都不闻问了。”嗣德以冲幼即位,母后范氏垂帘当国,淫秽贪婪,再加辅政权奸阮文祥和陈践诚贪赃枉法,受贿泄密,割地赔款,糊糊涂涂地将安南“闹出一个灭种族的祸来。”
而这时的法兰西,已经推翻了 “君主专制”,“做出掀天动地震憾全球的大事业而为世界上一等国”。它要夺取安南,以便“将来经营亚东老大帝国的两广云南便不掣肘。”为此,它先将两艘兵轮混入商船前往西贡海口,测量屯兵、进军要道,接着命海军少将豆布埒、大尉加耳业,率五千陆海军强占西贡,法军上岸后,见人就杀,如中国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惨创呢。”纪而法军又借机挑衅,打下了河内。他们或以通商为名,不遂则诉诸武力,或贿通越奸,里应外合,而一旦城破,则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活现出早期殖民主义者贪婪横暴的嘴脸。
面对这样的殖民主义者,中越人民和爱国志士为死中求活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河内总督黄耀拼死抗敌,城破战败,回到后堂,先叫夫人自尽,杀死二子,写成血书、遗表,派心腹家将送给正在招募义士的两个门生阮勋、阮高,希望他们速速起义恢复,后又遥望顺京,大骂奸臣,自刎而亡; 以支那两广人最多,而又格外勇悍的“忠义保种会”,接到黄耀血书,群情激愤,三千义兵浴血苦战,收复了河内,敌人为之惊叹: “万不料这般贼奴,还有这般勇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描写了刘永福援越抗法的英雄业绩。
历史上的刘永福 (1837―1917),本名业,又名义,字渊亭,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史载他“数世业农”,“频遭厄运”,“家赤贫”。早年,他怀着对吃人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参加了广西吴亚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了天地会的一位领袖。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他在滇桂边境组织黑旗军(因打七星黑旗得名),不受清的节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保胜一带,坚持反清斗争。1873年,安邺率法军侵犯河内,刘永福应越南政府请求,飞援河内,全歼法军,并杀死安邺,至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刘也因此受越任命为三宣副提督。后屡与法军交战,1883年5月在河内城郊纸桥,大败法军,并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被越王封为一等男。中法战争时,刘永福接受清政府收编,屡立战功,1884年底到1885年初,他的黑旗军和岑毓英的滇军、唐景崧的桂军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宣光包围战,此战“城虽未克,虏受奇窘”,由于牵制了法军大量兵力,也为清军老将冯子材率桂军获镇南关大捷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885年中法议和后,刘永福被清政府委为广东南澳镇总兵。1894年,刘永福渡海入台湾,抗击日军,终因弹尽粮绝,无援而返广东。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共和,被推为广东民团总长,后回病辞职,直到1917年病逝。
作为以刘永福抗法斗争为本的小说,《死中求活》因未终卷而没有能够更多地展开对刘永福英雄业绩的描写,但在刘永福出场的不多几回里,刘永福的形象还是写得栩栩如生的。
小说从安南咸宜王嗣位,欲振作做几件事,派人下诏请刘永福出兵勤王,引出对刘永福的描写。钦差阮义第一次见到的刘永福是:
身穿一件玫瑰色洋毡的窄袖短衣,配着一条黑色汁梁纲的散脚裤,足踏着一双安南上等黑皮鞋,年纪不过三十一二,果然生得虎头环眼,身材魁梧。
刘永福想到与安南“有同种同文之亲,有救困扶危之责”,安南又是“上国之藩国”,决心驰兵救援。他一到,就把河内 “环得铁桶相似”,法军大尉豆戈率三百快枪队迎击,刘佯退,将豆戈引入泥泞茅草之中,法军被火烧泥陷,惨遭大败,豆戈身中三弹而亡,接着刘永福又杀死法国海军大佐李义。黑旗军虽然没有一战攻下河内,却顺势夺回了海阳、宁平二省。消息传到西贡,法国侵略者惊恐万状,海军少将豆布埒一面派精兵救援河内,一面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布黎,与中国政府交涉,要清朝统治者召回刘永福。这时,清朝幼主初立,西太后当朝,对此,太后说:“安南国每年不过进献些方物,于我国亦没有甚么大利,既与法人构兵,只要不害我国的边境,咱们就可以不必去管他了。”但中堂李鸿章拒绝了法方的要求,再加法国外务大臣拉克尔决心干下去,他要在占领越南后,进一步占领云南、中国,这把太后也激怒了。太后命广西藩台黄桂兰为元帅,刘永福为“护国将军”,统十万大军从谅山出发去抵御法军。可到了越之北宁,黄屯兵不进,刘只得分兵去战法军,刘永福大胜,占据富演桥,夺得慈山府,攻破嘉宁城。这时,刘军粮已尽,去向黄借。黄不仅不借,反以分兵有罪,记刘大过二次。刘悲愤难抑,复去强攻河内,虽遭法军枪队阻击,但刘采用总参谋潘廷逢之计,大队佯攻掩护,小队靠内应攻入了城内。这时,法国十万远征军赶到,刘永福被迫退入屯关。接着,岑毓英、鲍超、冯梓材 (冯子材) 分别率滇军、川军、粤军各十万从云南、镇南关出兵抗法。……(小说至此辍稿,显系未完。)
小说对时局充满了深沉的忧愤。那些描写安南社会的文字,如垂帘掌朝的范氏太后,只知一己淫乐,辅政权奸只会谋私钻营,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只有割地、赔款一条对策,等等,都会使人一下就联想到晚清的中国。
这种忧愤时而发为他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说,例如河内知府田高启,羡慕中国范承勋、洪承畴两个叛臣,欲效其行,又怕被人骂为“卖国贼”,但又想,他俩也是“应天顺人之举”,因为“如今中国的真正主人哪里敢说他一句卖国的话,还崇拜个不了呢。”这不是在借越人之嘴骂清王朝为卖国政府吗?而象他这样急欲卖国而恐不得者,在晚清的中国,又何止二、三?
而小说的这种忧愤,更多地表现为作者的直接诉说。例如,当法国侵略者要中国召回刘永福时,作者这样写中国:它本四千几百年大国,但被几代腐儒,讲甚么“君尊臣卑”,弄得国势衰败,人心蔽固,到满人入关,欧洲人更高兴了。为什么呢? 原来洋人对清政府:
起初尚不过据理要求,后来见一事无备,一求即允,他便放大胆子,得步进步,直以病夫目之,支那政府亦视为树上之瘿,西(疑为“面”)上之赘,毫不爱惜,所以割地赔款,岁无宁日。这也是汉家的人心已死,劫运皆终了。(第十回)
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清楚地得到了说明。这种忧愤之情,还常常成为作者直接的呼喊。如安南的咸宜嗣位后,本想有所作为,几个老臣就屡屡谏阻,或说: “不宜乱改祖宗成法”,或说 “不宜兴异学以鼓邪说”,更有一些老翰林,竟劝咸宜要效法中国,搞八股取士,至此,作者迫不及待站出来说: “唉,看官,你看,这等样的一个国,你道该亡不该亡啊!”
作者的忧愤有时又发而为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例如,当刘永福的总参谋潘廷逢急着向黄桂兰求借军粮时,这位“独宿一宵,如度十年”的主帅,却高悬“忌辰”牌,实际却与歌妓鬼混去了。门官拒潘入帅府,其理由是: “这是我们大清国的制度,每遇忌时的日期,莫说军机大事,就是亡国都不能管呢。”国难当头却醉生梦死,这是清朝统治者的真实写照,而把与妓女鬼混名之曰“忌辰”,则有些不期而成的巧喻味道了。作者对清王朝的腐败,对国家军事力量的衰颓,感到痛心疾首。当西太后发怒,要黄桂兰率兵抗法时,小说写道:
两广各处的官员,便去剥民膏的剥民膏,加税课的加税课,那做元帅的便出示现招了些无衣无食的来做出征的军士矣。看官呵,我中国素不重兵,又无教育,哪个知道爱国,哪个肯来送死。常记得有两句俗言道,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这也足见无尚武精神了。(第十回)
小说在表现对晚清时局忧愤的同时,也洋溢着救亡图存的斗争激情,河内总督黄耀、“忠义保种会”的义兵以及刘永福的黑旗军已如前述,小说还写了云南招兵御敌的情景: 云南刚经了与杜文秀的紧张战事,喘息未定,总督对招募兵员都没有信心,但一听是抗法,少年子弟便蜂拥而至,不上十天即招足了十万! 当传令出兵时,父老闻讯,“都到南关外等着饯行”,小说接此的结语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涤尽国仇方罢手。”
小说中有许多借机生发的闲笔和议论,如当 “忠义保种会”的义兵将法军杀得大败,法军却拼命护卫他们的旗帜时,作品插入一段议论: 外国最重要的是国旗,三百人死剩一人也要守护它,扯烂埋了自己以后才死,“并不象和(“和”似衍字)我们中国的国旗,常常送与外国博物院去做玩品,这程度也就可想见了。”这是国民性的对比,它既抒发了作者的慨叹,又道出了民族欲兴的必由之路,那就是首先必须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如,西贡知府田高启献计,要法军去打活跃在宣光一带的“黑旗强盗”,他又是观天象,又是说若不速取便会“积山九仞,功亏一篑”,通事阮仲叫他别“咬文嚼字”,他说: “你难道不知官场的口头门面,要嚼文吗?”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把几乎所有官场的假门面通通撕破了。再如,黄桂兰出兵后,只想驻在离前线尚有十余日路程的谅山,刘永福激他靠到相距只一日的北宁,他惊怕极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刘永福因此而生出了如下感慨:
我早知中国是这等兵卒将帅,我倒要闹他一个水流花谢方才罢休,这样看将起来,那洪秀全不能做(当为“坐”) 天下,并非天运,也正是他不中用的原故了。(第11回)
这是一段内涵十分丰富的话,它表现了对清军腐败、怯懦的极端愤慨,而视威名震天下的太平天国领袖为“不中用”,正透露出了这位曾是天国将军的英雄本色和某种历史的遗憾。
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刻划人物。安南范太后不顾国事,一任阮文祥、陈践诚两个奸贼刻剥百姓,他们借口要赔洋人的款而私修了金谷园。本和太后私通的阮文祥又私畜了姣童黎荷华,让他代己去与太后淫乱,黎因之受宠而升了内监都总管,权倾朝野,老百姓恨之入骨。暮春时节,太后邀黎荷华游幸金谷园,正看支那戏“五鼠下东京”,演到热闹处,台上饰玉猫者突然击杀太后,但未遂被擒。这饰玉猫的是小旦珍珍,父亲是支那好汉。黎荷华问她谁是主使人,她说:“主使辅政大臣阮文祥、陈践诚与你这贱货便是!”后来由阮、陈二辅政大臣会审,众惊异于干此事者乃一弱女子,可珍珍毫无惧色。她痛斥道:
谁知我越南国的男子一个个如腐木败草,毫无生气,那些素称开通的,除了科举八股外,也只知道吃饭,你们这做官的奴隶性成更不必说,可怜我越南国锦绣江山竟送在你们臭男子手里”(第七回)
她说她之所以要杀范太后这老淫妇及阮、陈二奸贼,是因为:
事成则奴隶根株断绝,事不成也使天下知我们女子的价值!
说完,她吞下早已备好的毒药身亡,而范太后经此惊吓,再加淫欲过度,不出一月也死了。就这样,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一个动作几句话,就把一个饱含爱国激情、英勇无畏的奇女子的形象刻划出来了。
小说的场面十分壮阔,从越南写到法国、中国,从宫廷写到社会底层,从军事写到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多条线索交错,全方位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复杂政治关系,这在晚清小说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阿英说:“写中法战争之小说,除曾朴《孽海花》有一部分涉及外,单册极难得。”这样,《死中求活》就显得格外珍贵。阿英还说它 “全书内容,史实性相当强,‘仅有’ 固矣,且亦可称之为 ‘杰作’。惜未写完,单册亦未见,真是一大阙典。”(《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中《死中求活》条)作为历史小说,《死中求活》真实地反映了充满国难国耻的那个时代,生动地表现了弱国人民保种图存的英勇斗争,书未完,却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沉思。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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