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梦记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旅生著,三十回,1904年2月至1905年3月《绣像小说》第十九期至五十四期连载。
《痴人说梦记》是晚清第一部结构完整、以改革开放振兴中国为主题,以正面理想人物为中心的长篇小说。小说开头写兴国州愚村乡民贾守拙因受奸胥需索,愤而送儿子夏希仙进外国神父开的学堂学习洋文,想使外国人做靠山来保护自己; 而只有十几岁年纪、志气极高的贾希仙及其同学宁孙谋、魏淡然,却耻于在教堂受外国人教育养成奴隶性质,决心到上海去求学,甚至自己开个学堂,成就几个志士,一下子,就抓住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窳败、外国入侵者恃势横行的本质矛盾和新旧文化冲突的时代脉搏。其后,随着主人公的足迹,小说写到了扬州 “还要巴结官场,动不动勒捐硬派,受气不过”的盐商 (第三回),镇江旗营里吃粮,一无所事,骄惰成性倚势讹诈的旗丁 (第五回),香港以鸦片栽赃勒索旅客的英国人(第六回),广东以一首小词株连新党却又不相信炸药威力的制台 (第七回),驻日使馆诓谝谋害青年志士的钦差 (第八回),广州以通关节骗人钱财的“撞木钟”的骗子(第十回),江汉关挪用国库银又硬向银行“借债”的道台 (第十一回),铁路上胡作非为的外国查票人和寒酸之极的中国总办 (第十二回),朝廷里以为 “立宪”是 “在时宪书上得来的”,却一味反对改革的礼部尚书 (第十二回),各地“把行新政的文书雪片的发了下去,其实也不过敷衍搪塞、哄骗朝廷”的督抚司道(第十五回),等等,都堪称“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的严笔峻墨,如一一加以连缀铺衍,即可厕身“现形记”、“怪现状”式的作品之林而毫不逊色。但《痴人说梦记》的作者却不肯蹈人窠臼,他独具胆识地把对社会现实诸世相的描摹统统作为背景的材料,有机地安置于情节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从对社会的全景透视中,揭示出社会体制之不可救药和世道人心之必须痛加整治,从而烘托出以改革为己任的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与同时期几部大作迥然相异的艺术个性。
在晚清那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不仅思想家在构想着种种变革现实的方案,实践家也在实行着种种变革现实的行动。《痴人说梦记》是以现实中的改革者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书中所写的改革者中,“贾希仙代表了作者的理想,宁孙谋、魏淡然代表了康 (有为) 梁 (启超),黎浪天代表了孙中山” (阿英 《晚清小说史》)。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对于变革现实的不同方案,尽管有所权衡轩轾,但从振兴中国的大前提出发,所有改革者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都同样给以真诚的肯定和赞许,作者意态之和平、心胸之宽阔,实为同时期其他作家所不及。
清廷自实行改革以来,虽然实际上执行了戊戌变法中提倡过的一切甚或走得更远,但在改革的上谕中,仍然竭力继续从政治上否定康梁,强调“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直到光绪三十年五月 (1904年6月),因了本年十月为慈禧太后七旬万寿,还降诏宣布“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也就是说,当作者写作此书以彰扬康梁之变法时,实际上就是在彰扬仍被清政府视为 “无可赦免”的钦犯,这确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再从小说创作的实际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邱炜 曾 “欲为政变说部”,康有为闻之喜,作诗以促之,曰:“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乞放霞光照大千,十日为期速画诺。”但是,同情变法的邱炜 并没有写成计划中的小说以唤醒世人。以康梁变法为题材写成了的小说,倒是两部充满敌意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和《大马扁》。前者题“古润野道人著”,光绪己亥 (1899) 刊,四卷四十回。是书站在封建顽固派的立场,痛诋康梁变法,并搬弄莫可究诘之诡诞之笔法,说康梁本兜罗天虚天洞心月狐虚日鼠二妖星下凡,后谋逆失败,在洋人保护下幸逃法网,冥冥之中竟恼了如来佛、元始天尊与至圣先师,共商捉拿之法,以示康梁之逆天而行。至于从人品上加以丑化,道其在乡包揽词讼,借尸图诈,就更不足道了。后者为黄小配所作,明治四十二年 (1908) 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本,十六回。此书攻击康有为,仍偏在个人品德方面,说其秉性无赖,行为荒谬,剽窃他人著作以博虚名,负欠妓债逃遁而丑态百出,甚至在逃日本之后,还色心大作,戏弄雏姬,为人所不齿。二书一先一后分从右左两极对康有为进行人身攻击,都不能反映康梁变法的实质,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相形之下,《痴人说梦记》的作者虽然不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革方略,但并不妨碍他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原型的宁孙谋、魏淡然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崇美他们的人格和抱负。宁孙谋早就看准人外国人办学堂“养成我们奴隶性质,将来为他所用” 的文化侵略本质,认清了 “现在洋货销场极广,商家不早设法,将来是站不住脚的”世界性商战的严峻形势,痛切地指出:“这 ‘照例办’三字,误尽苍生!现在读书人中了这三字的病尤深。经书照例读,八股照例做,乡会试照例应,没有一件要用心的。乃至侥幸得了功名,当了大任,万一合外国人交涉起来,也道是条约照例依,赔款照例出,地皮照例送,岂不坑死人吗?”清楚地认识到在新的世界大势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宁孙谋入都会试时,“因为日本打胜了中国,夺去海外一片地方,看看时事不好,做了许多条陈”,魏淡然之父以为: “现在若大若小的官何止数千,没一个肯做事,并非他们都是没良心的,只因要做桩公道的事,就碍了那不公道人的地步。”宁孙谋却不顾这些,要 “卧薪尝胆”,立志“把这腐败世界整顿一番”,甚至“备办着好头颅,试他阿毕隆刀”。小说写支持改革的人,也极为正气,如刑部主事袁秋谷,“本是个忠肝义胆的人,觉得时事日非,自己原也想说几句话的,看了这条陈,恰同自己的意见不差什么”,就允为代奏;工部侍郎余静甫之子质庵、厚庵兄弟,深感 “世路上的人尽是昏昏沉沉的,叫他醒又不是,叫他睡又不是,只知顾着一身,不晓得自己也靠着人家过活。譬如大房子倒了,那住在房子里的人,能不压死吗?”闻得宁孙谋有志维新,放下“翰苑名流”的架子前往拜访,并极为郑重地起草保举的奏折,“觉如此方对得住孙谋”。小说以为,宁孙谋所办的新政,“总不过振兴商务,开办路矿,整饬武备,创设学堂几个大关目,没一件不是当办的。”变法在顽固派的反对下失败了,但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逃到日本的宁孙谋道:“我们做的事,那一件不是为国家尽忠谋画的?如今被谗逃走,岂可就这般无声无臭,埋没了一世英名?我想到横滨先开个报馆,把同人一番热心先替他们表白一番,也叫后世知道我们的冤枉。”这仿佛就是对清廷“罪大恶极,无可赦免”上谕的强烈抗议!
小说并没有忘记总结维新失败的历史教训。第十六回写东方仲亮批评宁孙谋“专注在朝廷,却没想到百姓一面”,孙谋便以曾主张“士民上书”、“工商发达”、“农学讲求”、“叫牧令教养百姓”等为自己辩解,东方仲亮道: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学堂未曾开办,人民资格不及,就叫他上书言事,不是揣摩中旨,就是混说是非。中国的工人固然没有制造本领,听人指使的商人也没有合群之力,农夫更一意守旧,牧令看得做官犹如做旅客一般。先生事事求其速成,不在根本上搜求,那能成得大业,外国政治家的精神,恐怕不是如此。先生要能不做官,只在民间办办学务,多合几位同志,一处处开通民智,等到他们百姓足以自立,自然中国不期强而自强。而且还有一说: 替一家做事是私德,替万姓做事才是公德。先生你错了念头,徒然枉送了自己的身体,并且害死了许多好人,这不可惜吗?
在1904年的历史近距离,就以如此明晰的语言揭示了维新失败的原因在于“专注在朝廷,却没想到百姓” 以及忽略了 “开通民智”这一根本,确是令人动胆惊心之论。
以孙中山式的海外革命家为原型的黎浪夫,迟至第十六回方始登场,且所用笔墨也较少,但小说通过写他的外貌:“嘴边须眉如戟,神气生得甚是严毅”,写他的经历和志向:“落魄外国,经过许多惊风骇浪,听得近日外人议论,我们这华人都没立脚地位哩,因此打定一个主意,一定要兴起中国”,同样表达了对于黎浪夫式的革命者的敬慕之意。小说所以不赞成他的过激手段,实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有关。1903年6月间,《中外日报》与《苏报》曾就革命与维新之难易展开了一场论战。《中外日报》刊出《革命驳议》一文,谓:“今请以一言蔽之:就今日之政府及大局而论,吾党言维新,诸君言革命,均几于无可希望。然使天眷中国,圣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犹有可为也。若革命之说一起,则举足之顷,已即酿乱,已即必败,而内讧未已,外侮踵至,中国即非复我有矣。”小说担忧因社会的动乱,导致“大家想做皇帝,你争我夺,弄到后来被外国人看出破绽,渔翁得利,也未可知,” 即与此种见解近似。《苏报》刊出《驳〈革命驳义〉》,认为:“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万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 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政策,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则所革者,政治之命也,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若夫维新,则必以立宪为始基,立宪则必以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担任宪政之资格,然后得以公布宪法,为举国所同认; 今以数千年遗下懦弱疲玩之社会性质,俯首屏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兴,胥人人而革之,以进于光明伟大立宪国之国民,吾恐迟之十年数十年后,自不能睹致于万一,而中国之亡,已亟不能待。”就当时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言,维新也好,革命也好,都困难重重,“几于无可希望” ( 《苏报》把革命说得非常容易,其实心底未始不知其难),但向往民主富强的人们,又不甘于泯灭理想的憧憬,于是,以贾希仙为代表的乌托邦就被创造出来了。
历史演进的不平衡,往往使得在彼一时地为 “现实”的事情,在此一时地却还属于“梦想”。所谓痴人之梦,无非就是重走西方殖民者开发新大陆的老路,到海外去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而已。在晚清小说中,写于1902年的《殖民伟渍》就写了一位英国的有志青年维廉滨,因不满政府的专制腐败,决心以哥伦布为榜样,带人去美洲开垦,另造一个新国。《痴人说梦记》的贾希仙,就是中国化了的维廉滨。贾希仙出身下层,历尽磨难,曾进过学堂成就学问以救国,率领会党起事以据广东独立,逃生海外图谋再举,但种种尝试都失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贾希仙飘泊到“科仑坡探地美洲的时节一个失眼”漏掉的仙人岛,由于从不与世界交通,岛民性质纯良,不晓得争夺欺骗之事,物产自给自足,从无钱币交换,是一个比中国更为落后的地方,然而也是世间剩下的 “一片干净土”。贾希仙鉴于国内之万万不能成事,取仙人岛以为基地,居然获得了辉煌的成功。阿英以为此书 “最大的缺点,是作者不能完全写实,夹入了很多的理想成分,遂使这部作品既非写实,又非理想,而陷入失败。” 自然,在世界势力范围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的二十世纪初,贫弱的中国要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子开拓新疆土,显然是一场痴人说梦,但在小说所创造的理想境界中,贾希仙对仙人岛的殖民开发,凭恃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他在仙人岛中发现了一座书楼,里面不仅藏有哥白尼、奈端、培根的著作,还有重学、力学、汽学、医学、电学、矿物、化学、天文学等书籍),他们在岛中推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全岛的人没一个不进学堂,没一个不爱国,真是人人有自由的权利。”贾希仙作为岛主,自觉居于公仆地位,热心代众人办事,且设立议院,立出宪法,使岛中人民真正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仙人岛的事业尽管纯属空想,但在虚幻的描写中,形象地宣传了 “君主是公仆,替人民办事的,凡一国必有国民,国民是一国的主人翁” 的道理,何况作者的本意还时时刻刻关注本国的改革事业呢。
《痴人说梦记》从贾守拙梦见仙人岛开篇,到稽老古梦见 “中华大开世界”结束,以梦起,以梦结,可谓开阖有致、巧收幻结。仙人岛之典,出徐福奉秦始皇命率三千童男女东海求仙事,写入作品,可逗发邈远思古之幽情,而将其同现代人振兴中国的梦想融合一体,又泛漾着时代的光华。小说最后一回写稽老古的梦道:
我梦见坐了一只安平轮驶回中国,到上海登岸,只见上海那些外国字的洋房都换了中国字,那街上站的红头巡捕不见了,都是中国的巡警兵。这还不算奇,最奇的是铁路造得那般的快,据人说中国十八省统通把铁路造成了,各处可以去得。我记挂的是家乡,就从上海搭火车前往汉口,上了火车不见一个洋人,我又觉得诧异,私下问人道:“从前我在汉口见车站上有洋人不少,如今怎么不见了呢?”一个拿旗子的答道:“原来你是从外国来的,不知道本国如今大好了,各处设了专门学堂,造就出无数人材,轮船驾驶、铁路工程,都是中国人管理。况且从前是借人家款子办的,如今债都还清了,统归自办。搭客价是划一的,上落都有人照料,不比从前那般杂乱了。”
稽老古身在仙人岛,却仍然心系中国的未来,可见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欲以仙人岛为避世的桃源,毋宁说是入世的改造旧世界的演习更为恰当。
对为实现振兴中国美好梦想而奋斗的英雄人物,小说按维新、革命与殖民三线来写,有真有幻,有分有合,有主有宾。从真幻讲,宁孙谋的维新、黎浪夫的革命,是写实的,贾希仙的海外殖民,则是幻想的。但小说中的宁孙谋、魏淡然、黎浪夫,并不就是现实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翻版,他们身上也揉进了大量虚构的理想的成分,使之比其生活中的原型更高、更美; 小说中的贾希仙,虽然是虚幻的,但有关海外开发、海外强民的描写,由于借用了西方历史的影子,因而同样能唤起读者的真实感。从分合来讲,开头写贾希仙与宁孙谋、魏淡然同学,志趣相投,目标一致,这是合; 而后写三人在镇江无意走散,宁、魏二人至瓜洲,因救了慕隐,被陈家双招为婿,而贾希仙则只身走上海、赴广东,以至三人在人生道路上分道扬镳,这是分。贾希仙在肇庆学堂结识余力夫三人,因题新词被官府所执,复得东方仲亮等五人相救,逃亡日本。而宁孙谋、魏淡然入都会试,恰与余力夫三人同舟北上,贾希仙的朋友,即变而为宁孙谋的朋友。及宁孙谋因改革失败逃到日本,又与贾希仙的另一批朋友东方仲亮邂逅相遇,成了新的朋友。则贾希仙虽未与宁孙谋重逢,而两条线却再次相交。又黎浪夫与贾希仙本为同道,后贾希仙改弦易辙,黎浪夫愤然出走,这是从合到分; 而东方仲亮在上海巧遇黎浪夫,黎浪夫以 “道不同不相为谋”拒之,东方仲亮说:“我们志向一般,只是做的事不同,难道从此就不算朋友么?”二人乃暂居一处,这是分中有合。最后贾希仙在仙人岛改革成功,派卢大圜回国访问家属,却见黎浪夫、宁孙谋、魏淡然聚在一起磋商立宪大事,卢大圜因邀诸人同往海外,魏淡然说: “如有意外之变,我们不妨以仙人岛为退步”,遂得大家一齐赞同,三线实殊途而同归。从主宾讲,贾希仙是主,宁孙谋是宾,黎浪夫是又宾。小说叙贾希仙事,完全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为序,此为正格; 而对于宁孙谋、魏淡然与贾希仙分手以后的全部经历,则在第十回以后以整整六回的篇幅采用倒叙手法加以叙写,此为变格。晚清小说之融入西洋小说之技巧,论者多喜举吴趼人《九命奇冤》之倒叙为例。按《九命奇冤》 始刊于《新小说》第十二期,时当光绪三十年十月 (1904年11月),吴趼人将本应在第十六回出现的命案放在开头来写,以制造悬念,确有新颖之处,但《痴人说梦记》“头绪繁、格局变”,以三线分写而又须时时注意交织融汇似更见匠心。在叙述方式上尤为具备现代审美意趣的是叙述主体巧妙转换。小说写宁孙谋、魏淡然之应试、改革,均以纯客观的全知全能的角度加以正面实写,将改革的必要性、正义性写得极为酣畅遒劲,气势充足,而唯于改革之失败,却顿然换了一种笔法,从上海一局外人齐不虚的主观感受中侧面虚写。齐不虚住在各国商务极繁盛、信息灵通、报馆林立的上海,特别爱看“眼前的时务书”,所以对于朝廷的改革,心中欢喜的了不得: 看到废寺观为学堂的上谕,道是“化无用为有用”,“圣人明见万里”; 闻知政报馆要改为官报局,又道是“上下通气,我中国或者还有振兴之一日”; “接连就是改圜法,修道路、广邮政、练小军、造战舰这些上谕,一桩桩都被齐不虚看得清切,只当件件可以实行的了。”齐不虚兴致因此鼓舞起来,不觉多吃了几壶酒,又呷了两瓶荷兰水,竟因此卧病月余,不能看报,丝毫不知外面的事。等到一位朋友从京里会试落第来访,听到齐不虚宽慰的话,便触动牢骚道: “现在的科名,得了也没甚意思,你看宁、魏二人那样了得,闹到如今,始终犯了个叛逆大罪,双双逃到外国去了,徒然害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真正意想不到之事!”齐不虚听了,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朋友方将党祸始末三言两语交代一番,齐不虚不觉长叹道:“这是国家的气运,说他则甚!”从齐不虚的主观体验的角度来写改革的失败,既可避开过程冗长的陈述乃至现实政治上的种种忌讳,也从最贴近的深处表现了改革在普通民众中获得的由衷的支持,真可谓独出机杼。
《痴人说梦记》在情节中还融进了晚清时代最受读者欢迎的探险和侠情的成分,以增加作品的趣味。贾希仙被大鸟抓住,凌空飞翔多时,跌落海滩,旋为潮头卷去百余里,终得美国船主救起; 东方仲亮等驾木船逃生,竟被鲸鱼吸入口中,用篙乱戳鲸鱼上颚,方将船只吐出,趁着潮势,竟淌到了日本的横滨,都颇具惊险怪诞的色彩,而毛人岛上的毛人凭恃竹排下大海来追人,尽被潮头卷去,东方仲亮叹道: “这样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东西,如此愚蠢,偏要害人,始终害了自己,也觉可怜!”这种喟叹,与时兴的“物竞天择”说相应和,寓无限弦外之音。海外强民与探险本为一体,而写宁孙谋、魏淡然与慕隐、缀红的婚姻,则是为了突现人物多面的性格。宁孙谋于池中救起慕隐,“事出仓卒,性命只在呼吸”,所以不及避嫌,遂作成了两对良缘; 而后宁、魏投身改革,已预感会祸生不测,来信要家中早作准备,慕隐、缀红心领神会,便去把脚放大,又操练武艺以防不虞。及闻改革失败,宁、魏逃亡,二侠女决心到京都找寻仇人,“定要烈烈轰轰,做他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结果缀红惨死,慕隐已身入仇人华尚书府,正想下手,突因八国联军将到京城,仇人逃去,只得作罢。小说虚构这段故事,除了从英雄美人的角度彰扬宁、魏的改革事业以外,也是对于社会上丑化康梁的流言的回答。
《痴人说梦记》也有相当精彩的心理描写。第二十二回写魏淡然在日本办报、忽接宁孙谋来信,知缀红惨死,“不由痛苦难言,那眼泪如穿丝的珠子一般,滚滚不绝”,然后笔锋一转,写道:
淡然这日搁了一天的笔,在箱子里翻出缀红照像,看了便哭,哭了又看,直闹到半夜,忽然醒悟道:“我这般动了儿女情肠,未免魔障太深了。他自成仁,我自悲感,我不痴于他么?”如此一转念,觉得一杯冷水灌入心坎里,登时清凉起来,顿止悲情,安然睡着。
第二十一回写宁孙谋逃往英国,得留学生资助,到新加坡看望父母,店伙言其母眼都要哭瞎了,“孙谋听了,雄心顿灰,忖道:做了个人,自有家庭之乐,管甚社会国家! 中国人生来是个家族主义,那父母妻子的爱情分外重些,再也舍不得割弃的。我既在外国,就不回来倒也罢了,如今无故思归,到得这里,还没见一个亲人的面,只听人家传说,已经摧动肝肠,惨戚到这步地位,真是天性之亲,莫之然而然了。”及至见了母亲,其母关心的只是瓜洲亲戚的安危,说:“我只盼瓜洲没事,以外随他去反乱,也不干我们事”,宁孙谋听了,慨然不乐,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方才的内心的紊乱,忖道:
中国人不明白社会主义,单知道一身一家的安乐,再不然多添几个亲戚朋友,觉得以外的人死活存亡都不干他事似的。意见如此,如何会管到国家的存亡?我幸而先天中中的毒少些,又读了几本书,才把这气质渐渐变化过来。今听母亲如此教训,倒是中国家庭的总代表,我且婉言讽谏试试看……
以上皆是委曲细腻的心理描写,但又扣紧主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襟怀以及转移民心、造就真正国民资格的大宗旨,实为神来之笔。 （编辑：moyuzhai）
《痴人说梦记》是晚清第一部结构完整、以改革开放振兴中国为主题,以正面理想人物为中心的长篇小说。小说开头写兴国州愚村乡民贾守拙因受奸胥需索,愤而送儿子夏希仙进外国神父开的学堂学习洋文,想使外国人做靠山来保护自己; 而只有十几岁年纪、志气极高的贾希仙及其同学宁孙谋、魏淡然,却耻于在教堂受外国人教育养成奴隶性质,决心到上海去求学,甚至自己开个学堂,成就几个志士,一下子,就抓住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窳败、外国入侵者恃势横行的本质矛盾和新旧文化冲突的时代脉搏。其后,随着主人公的足迹,小说写到了扬州 “还要巴结官场,动不动勒捐硬派,受气不过”的盐商 (第三回),镇江旗营里吃粮,一无所事,骄惰成性倚势讹诈的旗丁 (第五回),香港以鸦片栽赃勒索旅客的英国人(第六回),广东以一首小词株连新党却又不相信炸药威力的制台 (第七回),驻日使馆诓谝谋害青年志士的钦差 (第八回),广州以通关节骗人钱财的“撞木钟”的骗子(第十回),江汉关挪用国库银又硬向银行“借债”的道台 (第十一回),铁路上胡作非为的外国查票人和寒酸之极的中国总办 (第十二回),朝廷里以为 “立宪”是 “在时宪书上得来的”,却一味反对改革的礼部尚书 (第十二回),各地“把行新政的文书雪片的发了下去,其实也不过敷衍搪塞、哄骗朝廷”的督抚司道(第十五回),等等,都堪称“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的严笔峻墨,如一一加以连缀铺衍,即可厕身“现形记”、“怪现状”式的作品之林而毫不逊色。但《痴人说梦记》的作者却不肯蹈人窠臼,他独具胆识地把对社会现实诸世相的描摹统统作为背景的材料,有机地安置于情节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从对社会的全景透视中,揭示出社会体制之不可救药和世道人心之必须痛加整治,从而烘托出以改革为己任的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与同时期几部大作迥然相异的艺术个性。
在晚清那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不仅思想家在构想着种种变革现实的方案,实践家也在实行着种种变革现实的行动。《痴人说梦记》是以现实中的改革者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书中所写的改革者中,“贾希仙代表了作者的理想,宁孙谋、魏淡然代表了康 (有为) 梁 (启超),黎浪天代表了孙中山” (阿英 《晚清小说史》)。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对于变革现实的不同方案,尽管有所权衡轩轾,但从振兴中国的大前提出发,所有改革者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都同样给以真诚的肯定和赞许,作者意态之和平、心胸之宽阔,实为同时期其他作家所不及。
清廷自实行改革以来,虽然实际上执行了戊戌变法中提倡过的一切甚或走得更远,但在改革的上谕中,仍然竭力继续从政治上否定康梁,强调“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直到光绪三十年五月 (1904年6月),因了本年十月为慈禧太后七旬万寿,还降诏宣布“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也就是说,当作者写作此书以彰扬康梁之变法时,实际上就是在彰扬仍被清政府视为 “无可赦免”的钦犯,这确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再从小说创作的实际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邱炜 曾 “欲为政变说部”,康有为闻之喜,作诗以促之,曰:“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乞放霞光照大千,十日为期速画诺。”但是,同情变法的邱炜 并没有写成计划中的小说以唤醒世人。以康梁变法为题材写成了的小说,倒是两部充满敌意的《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和《大马扁》。前者题“古润野道人著”,光绪己亥 (1899) 刊,四卷四十回。是书站在封建顽固派的立场,痛诋康梁变法,并搬弄莫可究诘之诡诞之笔法,说康梁本兜罗天虚天洞心月狐虚日鼠二妖星下凡,后谋逆失败,在洋人保护下幸逃法网,冥冥之中竟恼了如来佛、元始天尊与至圣先师,共商捉拿之法,以示康梁之逆天而行。至于从人品上加以丑化,道其在乡包揽词讼,借尸图诈,就更不足道了。后者为黄小配所作,明治四十二年 (1908) 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本,十六回。此书攻击康有为,仍偏在个人品德方面,说其秉性无赖,行为荒谬,剽窃他人著作以博虚名,负欠妓债逃遁而丑态百出,甚至在逃日本之后,还色心大作,戏弄雏姬,为人所不齿。二书一先一后分从右左两极对康有为进行人身攻击,都不能反映康梁变法的实质,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相形之下,《痴人说梦记》的作者虽然不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革方略,但并不妨碍他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原型的宁孙谋、魏淡然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崇美他们的人格和抱负。宁孙谋早就看准人外国人办学堂“养成我们奴隶性质,将来为他所用” 的文化侵略本质,认清了 “现在洋货销场极广,商家不早设法,将来是站不住脚的”世界性商战的严峻形势,痛切地指出:“这 ‘照例办’三字,误尽苍生!现在读书人中了这三字的病尤深。经书照例读,八股照例做,乡会试照例应,没有一件要用心的。乃至侥幸得了功名,当了大任,万一合外国人交涉起来,也道是条约照例依,赔款照例出,地皮照例送,岂不坑死人吗?”清楚地认识到在新的世界大势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宁孙谋入都会试时,“因为日本打胜了中国,夺去海外一片地方,看看时事不好,做了许多条陈”,魏淡然之父以为: “现在若大若小的官何止数千,没一个肯做事,并非他们都是没良心的,只因要做桩公道的事,就碍了那不公道人的地步。”宁孙谋却不顾这些,要 “卧薪尝胆”,立志“把这腐败世界整顿一番”,甚至“备办着好头颅,试他阿毕隆刀”。小说写支持改革的人,也极为正气,如刑部主事袁秋谷,“本是个忠肝义胆的人,觉得时事日非,自己原也想说几句话的,看了这条陈,恰同自己的意见不差什么”,就允为代奏;工部侍郎余静甫之子质庵、厚庵兄弟,深感 “世路上的人尽是昏昏沉沉的,叫他醒又不是,叫他睡又不是,只知顾着一身,不晓得自己也靠着人家过活。譬如大房子倒了,那住在房子里的人,能不压死吗?”闻得宁孙谋有志维新,放下“翰苑名流”的架子前往拜访,并极为郑重地起草保举的奏折,“觉如此方对得住孙谋”。小说以为,宁孙谋所办的新政,“总不过振兴商务,开办路矿,整饬武备,创设学堂几个大关目,没一件不是当办的。”变法在顽固派的反对下失败了,但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逃到日本的宁孙谋道:“我们做的事,那一件不是为国家尽忠谋画的?如今被谗逃走,岂可就这般无声无臭,埋没了一世英名?我想到横滨先开个报馆,把同人一番热心先替他们表白一番,也叫后世知道我们的冤枉。”这仿佛就是对清廷“罪大恶极,无可赦免”上谕的强烈抗议!
小说并没有忘记总结维新失败的历史教训。第十六回写东方仲亮批评宁孙谋“专注在朝廷,却没想到百姓一面”,孙谋便以曾主张“士民上书”、“工商发达”、“农学讲求”、“叫牧令教养百姓”等为自己辩解,东方仲亮道: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学堂未曾开办,人民资格不及,就叫他上书言事,不是揣摩中旨,就是混说是非。中国的工人固然没有制造本领,听人指使的商人也没有合群之力,农夫更一意守旧,牧令看得做官犹如做旅客一般。先生事事求其速成,不在根本上搜求,那能成得大业,外国政治家的精神,恐怕不是如此。先生要能不做官,只在民间办办学务,多合几位同志,一处处开通民智,等到他们百姓足以自立,自然中国不期强而自强。而且还有一说: 替一家做事是私德,替万姓做事才是公德。先生你错了念头,徒然枉送了自己的身体,并且害死了许多好人,这不可惜吗?
在1904年的历史近距离,就以如此明晰的语言揭示了维新失败的原因在于“专注在朝廷,却没想到百姓” 以及忽略了 “开通民智”这一根本,确是令人动胆惊心之论。
以孙中山式的海外革命家为原型的黎浪夫,迟至第十六回方始登场,且所用笔墨也较少,但小说通过写他的外貌:“嘴边须眉如戟,神气生得甚是严毅”,写他的经历和志向:“落魄外国,经过许多惊风骇浪,听得近日外人议论,我们这华人都没立脚地位哩,因此打定一个主意,一定要兴起中国”,同样表达了对于黎浪夫式的革命者的敬慕之意。小说所以不赞成他的过激手段,实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有关。1903年6月间,《中外日报》与《苏报》曾就革命与维新之难易展开了一场论战。《中外日报》刊出《革命驳议》一文,谓:“今请以一言蔽之:就今日之政府及大局而论,吾党言维新,诸君言革命,均几于无可希望。然使天眷中国,圣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犹有可为也。若革命之说一起,则举足之顷,已即酿乱,已即必败,而内讧未已,外侮踵至,中国即非复我有矣。”小说担忧因社会的动乱,导致“大家想做皇帝,你争我夺,弄到后来被外国人看出破绽,渔翁得利,也未可知,” 即与此种见解近似。《苏报》刊出《驳〈革命驳义〉》,认为:“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万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 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政策,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则所革者,政治之命也,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若夫维新,则必以立宪为始基,立宪则必以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担任宪政之资格,然后得以公布宪法,为举国所同认; 今以数千年遗下懦弱疲玩之社会性质,俯首屏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兴,胥人人而革之,以进于光明伟大立宪国之国民,吾恐迟之十年数十年后,自不能睹致于万一,而中国之亡,已亟不能待。”就当时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言,维新也好,革命也好,都困难重重,“几于无可希望” ( 《苏报》把革命说得非常容易,其实心底未始不知其难),但向往民主富强的人们,又不甘于泯灭理想的憧憬,于是,以贾希仙为代表的乌托邦就被创造出来了。
历史演进的不平衡,往往使得在彼一时地为 “现实”的事情,在此一时地却还属于“梦想”。所谓痴人之梦,无非就是重走西方殖民者开发新大陆的老路,到海外去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而已。在晚清小说中,写于1902年的《殖民伟渍》就写了一位英国的有志青年维廉滨,因不满政府的专制腐败,决心以哥伦布为榜样,带人去美洲开垦,另造一个新国。《痴人说梦记》的贾希仙,就是中国化了的维廉滨。贾希仙出身下层,历尽磨难,曾进过学堂成就学问以救国,率领会党起事以据广东独立,逃生海外图谋再举,但种种尝试都失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贾希仙飘泊到“科仑坡探地美洲的时节一个失眼”漏掉的仙人岛,由于从不与世界交通,岛民性质纯良,不晓得争夺欺骗之事,物产自给自足,从无钱币交换,是一个比中国更为落后的地方,然而也是世间剩下的 “一片干净土”。贾希仙鉴于国内之万万不能成事,取仙人岛以为基地,居然获得了辉煌的成功。阿英以为此书 “最大的缺点,是作者不能完全写实,夹入了很多的理想成分,遂使这部作品既非写实,又非理想,而陷入失败。” 自然,在世界势力范围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的二十世纪初,贫弱的中国要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子开拓新疆土,显然是一场痴人说梦,但在小说所创造的理想境界中,贾希仙对仙人岛的殖民开发,凭恃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他在仙人岛中发现了一座书楼,里面不仅藏有哥白尼、奈端、培根的著作,还有重学、力学、汽学、医学、电学、矿物、化学、天文学等书籍),他们在岛中推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全岛的人没一个不进学堂,没一个不爱国,真是人人有自由的权利。”贾希仙作为岛主,自觉居于公仆地位,热心代众人办事,且设立议院,立出宪法,使岛中人民真正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仙人岛的事业尽管纯属空想,但在虚幻的描写中,形象地宣传了 “君主是公仆,替人民办事的,凡一国必有国民,国民是一国的主人翁” 的道理,何况作者的本意还时时刻刻关注本国的改革事业呢。
《痴人说梦记》从贾守拙梦见仙人岛开篇,到稽老古梦见 “中华大开世界”结束,以梦起,以梦结,可谓开阖有致、巧收幻结。仙人岛之典,出徐福奉秦始皇命率三千童男女东海求仙事,写入作品,可逗发邈远思古之幽情,而将其同现代人振兴中国的梦想融合一体,又泛漾着时代的光华。小说最后一回写稽老古的梦道:
我梦见坐了一只安平轮驶回中国,到上海登岸,只见上海那些外国字的洋房都换了中国字,那街上站的红头巡捕不见了,都是中国的巡警兵。这还不算奇,最奇的是铁路造得那般的快,据人说中国十八省统通把铁路造成了,各处可以去得。我记挂的是家乡,就从上海搭火车前往汉口,上了火车不见一个洋人,我又觉得诧异,私下问人道:“从前我在汉口见车站上有洋人不少,如今怎么不见了呢?”一个拿旗子的答道:“原来你是从外国来的,不知道本国如今大好了,各处设了专门学堂,造就出无数人材,轮船驾驶、铁路工程,都是中国人管理。况且从前是借人家款子办的,如今债都还清了,统归自办。搭客价是划一的,上落都有人照料,不比从前那般杂乱了。”
稽老古身在仙人岛,却仍然心系中国的未来,可见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欲以仙人岛为避世的桃源,毋宁说是入世的改造旧世界的演习更为恰当。
对为实现振兴中国美好梦想而奋斗的英雄人物,小说按维新、革命与殖民三线来写,有真有幻,有分有合,有主有宾。从真幻讲,宁孙谋的维新、黎浪夫的革命,是写实的,贾希仙的海外殖民,则是幻想的。但小说中的宁孙谋、魏淡然、黎浪夫,并不就是现实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翻版,他们身上也揉进了大量虚构的理想的成分,使之比其生活中的原型更高、更美; 小说中的贾希仙,虽然是虚幻的,但有关海外开发、海外强民的描写,由于借用了西方历史的影子,因而同样能唤起读者的真实感。从分合来讲,开头写贾希仙与宁孙谋、魏淡然同学,志趣相投,目标一致,这是合; 而后写三人在镇江无意走散,宁、魏二人至瓜洲,因救了慕隐,被陈家双招为婿,而贾希仙则只身走上海、赴广东,以至三人在人生道路上分道扬镳,这是分。贾希仙在肇庆学堂结识余力夫三人,因题新词被官府所执,复得东方仲亮等五人相救,逃亡日本。而宁孙谋、魏淡然入都会试,恰与余力夫三人同舟北上,贾希仙的朋友,即变而为宁孙谋的朋友。及宁孙谋因改革失败逃到日本,又与贾希仙的另一批朋友东方仲亮邂逅相遇,成了新的朋友。则贾希仙虽未与宁孙谋重逢,而两条线却再次相交。又黎浪夫与贾希仙本为同道,后贾希仙改弦易辙,黎浪夫愤然出走,这是从合到分; 而东方仲亮在上海巧遇黎浪夫,黎浪夫以 “道不同不相为谋”拒之,东方仲亮说:“我们志向一般,只是做的事不同,难道从此就不算朋友么?”二人乃暂居一处,这是分中有合。最后贾希仙在仙人岛改革成功,派卢大圜回国访问家属,却见黎浪夫、宁孙谋、魏淡然聚在一起磋商立宪大事,卢大圜因邀诸人同往海外,魏淡然说: “如有意外之变,我们不妨以仙人岛为退步”,遂得大家一齐赞同,三线实殊途而同归。从主宾讲,贾希仙是主,宁孙谋是宾,黎浪夫是又宾。小说叙贾希仙事,完全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为序,此为正格; 而对于宁孙谋、魏淡然与贾希仙分手以后的全部经历,则在第十回以后以整整六回的篇幅采用倒叙手法加以叙写,此为变格。晚清小说之融入西洋小说之技巧,论者多喜举吴趼人《九命奇冤》之倒叙为例。按《九命奇冤》 始刊于《新小说》第十二期,时当光绪三十年十月 (1904年11月),吴趼人将本应在第十六回出现的命案放在开头来写,以制造悬念,确有新颖之处,但《痴人说梦记》“头绪繁、格局变”,以三线分写而又须时时注意交织融汇似更见匠心。在叙述方式上尤为具备现代审美意趣的是叙述主体巧妙转换。小说写宁孙谋、魏淡然之应试、改革,均以纯客观的全知全能的角度加以正面实写,将改革的必要性、正义性写得极为酣畅遒劲,气势充足,而唯于改革之失败,却顿然换了一种笔法,从上海一局外人齐不虚的主观感受中侧面虚写。齐不虚住在各国商务极繁盛、信息灵通、报馆林立的上海,特别爱看“眼前的时务书”,所以对于朝廷的改革,心中欢喜的了不得: 看到废寺观为学堂的上谕,道是“化无用为有用”,“圣人明见万里”; 闻知政报馆要改为官报局,又道是“上下通气,我中国或者还有振兴之一日”; “接连就是改圜法,修道路、广邮政、练小军、造战舰这些上谕,一桩桩都被齐不虚看得清切,只当件件可以实行的了。”齐不虚兴致因此鼓舞起来,不觉多吃了几壶酒,又呷了两瓶荷兰水,竟因此卧病月余,不能看报,丝毫不知外面的事。等到一位朋友从京里会试落第来访,听到齐不虚宽慰的话,便触动牢骚道: “现在的科名,得了也没甚意思,你看宁、魏二人那样了得,闹到如今,始终犯了个叛逆大罪,双双逃到外国去了,徒然害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真正意想不到之事!”齐不虚听了,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朋友方将党祸始末三言两语交代一番,齐不虚不觉长叹道:“这是国家的气运,说他则甚!”从齐不虚的主观体验的角度来写改革的失败,既可避开过程冗长的陈述乃至现实政治上的种种忌讳,也从最贴近的深处表现了改革在普通民众中获得的由衷的支持,真可谓独出机杼。
《痴人说梦记》在情节中还融进了晚清时代最受读者欢迎的探险和侠情的成分,以增加作品的趣味。贾希仙被大鸟抓住,凌空飞翔多时,跌落海滩,旋为潮头卷去百余里,终得美国船主救起; 东方仲亮等驾木船逃生,竟被鲸鱼吸入口中,用篙乱戳鲸鱼上颚,方将船只吐出,趁着潮势,竟淌到了日本的横滨,都颇具惊险怪诞的色彩,而毛人岛上的毛人凭恃竹排下大海来追人,尽被潮头卷去,东方仲亮叹道: “这样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东西,如此愚蠢,偏要害人,始终害了自己,也觉可怜!”这种喟叹,与时兴的“物竞天择”说相应和,寓无限弦外之音。海外强民与探险本为一体,而写宁孙谋、魏淡然与慕隐、缀红的婚姻,则是为了突现人物多面的性格。宁孙谋于池中救起慕隐,“事出仓卒,性命只在呼吸”,所以不及避嫌,遂作成了两对良缘; 而后宁、魏投身改革,已预感会祸生不测,来信要家中早作准备,慕隐、缀红心领神会,便去把脚放大,又操练武艺以防不虞。及闻改革失败,宁、魏逃亡,二侠女决心到京都找寻仇人,“定要烈烈轰轰,做他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结果缀红惨死,慕隐已身入仇人华尚书府,正想下手,突因八国联军将到京城,仇人逃去,只得作罢。小说虚构这段故事,除了从英雄美人的角度彰扬宁、魏的改革事业以外,也是对于社会上丑化康梁的流言的回答。
《痴人说梦记》也有相当精彩的心理描写。第二十二回写魏淡然在日本办报、忽接宁孙谋来信,知缀红惨死,“不由痛苦难言,那眼泪如穿丝的珠子一般,滚滚不绝”,然后笔锋一转,写道:
淡然这日搁了一天的笔,在箱子里翻出缀红照像,看了便哭,哭了又看,直闹到半夜,忽然醒悟道:“我这般动了儿女情肠,未免魔障太深了。他自成仁,我自悲感,我不痴于他么?”如此一转念,觉得一杯冷水灌入心坎里,登时清凉起来,顿止悲情,安然睡着。
第二十一回写宁孙谋逃往英国,得留学生资助,到新加坡看望父母,店伙言其母眼都要哭瞎了,“孙谋听了,雄心顿灰,忖道:做了个人,自有家庭之乐,管甚社会国家! 中国人生来是个家族主义,那父母妻子的爱情分外重些,再也舍不得割弃的。我既在外国,就不回来倒也罢了,如今无故思归,到得这里,还没见一个亲人的面,只听人家传说,已经摧动肝肠,惨戚到这步地位,真是天性之亲,莫之然而然了。”及至见了母亲,其母关心的只是瓜洲亲戚的安危,说:“我只盼瓜洲没事,以外随他去反乱,也不干我们事”,宁孙谋听了,慨然不乐,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方才的内心的紊乱,忖道:
中国人不明白社会主义,单知道一身一家的安乐,再不然多添几个亲戚朋友,觉得以外的人死活存亡都不干他事似的。意见如此,如何会管到国家的存亡?我幸而先天中中的毒少些,又读了几本书,才把这气质渐渐变化过来。今听母亲如此教训,倒是中国家庭的总代表,我且婉言讽谏试试看……
以上皆是委曲细腻的心理描写,但又扣紧主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襟怀以及转移民心、造就真正国民资格的大宗旨,实为神来之笔。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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