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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命奇冤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署“岭南将叟重编”。“岭南将叟”即吴趼人。《新小说》第十二号(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904年12月1日)至二十四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连载。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以后,又有1925年世界书局初订版本,1926年魏冰心标点本。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俊年的校点本。
        
        书叙雍正年间,梁朝大和妻兄凌宗客在南雄岭合伙开了 “广源字号”绸缎铺子。后梁朝大、凌宗客相继病故。凌子贵兴,下帏读书,纳粟入监,此时丁忧在家。梁长子天来,次子君来,照料母亲,在潭村居住。因店无人料理,天来兄弟与贵兴商议,将店盘顶给别人,照股分摊。分割财产时,凌贵兴想要几个玉石花盆和花架木椅桌,没有如愿,怏怏不快。
        凌贵兴回家途中,去马半仙处算命。马半仙说他是“富贵双全”的命。恰值革职的翰林院编修陈大人来访,说同年王某明年是广东主考,出一万两银子就可中状元。凌贵兴以为与算命先生的话暗合,就给陈大人一万两银子。发榜那天,贵兴备了庆贺筵席,守了一夜,结果一场空。马半仙又说贵兴本当中状元,只是前面梁天来家一座石室档住了风水。贵兴族叔宗孔也挑唆贵兴买天来的石室,但遭天来拒绝。贵兴恼羞成怒,雇用流氓,百般挑衅,天来忍辱退让。贵兴的妹妹和妻子多次劝阻无效,两人先后自杀。但贵兴并不因此有所收敛,丧事才了,又带流氓抢割梁家稻谷,梁家报案,黄千总收了贵兴二十两银子,故意拖延时间,让歹徒逃走。
        贵兴表叔区爵兴又纠集林大有等人准备到梁家抢劫,趁乱杀死天来兄弟。众人密商时,却被乞丐张凤听见。张凤仗义报告梁家,天来父子兄弟三人连夜逃往省城。爵兴调兵遣将抢劫梁家。天来、君来的母亲、妻子躲入石室。林大有等攻打不下,放火烧石室,除天来母凌氏外,天来、君来妻子等七个全部被烟熏死。君来妻叶氏有身孕,所以是七人八命。黄知县验明后,要天来呈词告状,以便追捕凶手。
        足智多谋、精于律例的施智伯为天来写了状词,乞丐张凤冒死作证。贵兴、爵兴等人用一千两黄金和白银买通黄知县的妻子殷氏。殷氏大闹公堂,逼迫黄知县受贿。黄知县包庇贵兴。施智伯替天来再写状词,告到广州府。贵兴等又用金钱、美女收买张凤,被严词拒绝。贵兴等探知刘太守是个糊涂官,一切由鲍师爷作主。鲍师爷为爱妾买一副珍珠手镯缺六千两银子,遂送去银子。于是鲍师爷设计,刘太守以调解两家关系为名,糊涂结案。
        天来在施智伯支持下到皋台衙门去告。焦按察收了二万两银子的贿赂,衙役用夹棍把证人张凤当场夹死,成为这宗冤案中的第九条人命。天来又告到抚台衙门,贵兴等又买通了萧中丞的表弟李丰,于是萧中丞肝气病“突然发作”,李丰和各位师爷上下其手,出了告示,驳回天来的讼状。施智伯悲愤已极,将笔折断,吐血而死。临终前介绍梁天来去找东莱和尚设法。
        在东莱和尚帮助下,天来在海幢寺向两广总督孔大鹏诉说冤情。孔制台连夜提审贵兴等人,弄清了案情,正准备结案时,忽然圣旨到,孔大鹏被调去督修黄河。孔大鹏把全部案犯移送肇庆府收监,等待定罪处决。贵兴又买通肇庆太守,竟将罪犯一律释放。
        天来得到父亲挚友蔡显洪支持,准备进京告御状。贵兴又派人分水旱两路截杀天来。新到任的陈皋台化名苏沛之,微服察访,遇天来,帮助他上京告状。又把贵兴派来的喜来、爵兴支使到外地“躲灾”,自己深入虎穴,取得贵兴信任,了解了全部案情。
        钦差孔大鹏、副钦差李时枚来广东办案,贵兴托李时枚之侄李丰去江西迎接,在路上行贿,但李丰被迫自首,并献计去信把贵兴等人稳在家中,一网打尽。至此,九命奇冤得到昭雪,凌贵兴凌迟处死,凌宗孔、区爵兴等十三人被斩决,受贿官吏也得到惩处。
        《九命奇冤》写的是发生在雍正年间的一件真事。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有记载。安和先生 (即与梁天来同乡同时的钟铁桥)首次将此事编成小说《警富新书》,共四十回,约七万字。吴趼人虽取材于《警富新书》,但对它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思想、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提高,使《九命奇冤》成为晚清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社会小说”。
        《九命奇冤》所揭露的冤案是发生在“吏治清明”的雍正年间。作者在第一回就写道:“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至今说起来,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 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极大的案子! ――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到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是一件奇事!”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发生在清朝“盛世” 的奇冤作为小说的题材,是很有深意的。它尖锐地揭示了满清王朝的腐败黑暗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从而促使人们警醒,告诉读者封建专制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作者是自觉地用这样的 “社会小说”为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九命奇冤》写的并不是疑难案件,并不存在案情复杂,容易错判的问题;也不存在罪犯隐藏很深,不易识破的问题。主谋与凶手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案件之所以久久不得破案,完全是因为从知县到抚台都贪赃枉法,故意包庇凶手。这说明当时的封建朝廷已经从上到下彻底腐朽了。
        恶霸凌贵兴不但买通官府,使他杀人而不受惩处,而且他为了斩草除根准备制造更大的惨案。当他听到梁天来要上京告御状时,竟准备在路上截杀他。爵兴出谋贿嘱南雄关刘千总在梁天来过关时,“硬说他私带军火”,“把他问成一个死罪”。官府完全是富豪操纵的工具,是残害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
        如果说,晚清谴责小说大多能比较深刻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朝政的腐败,那么,《九命奇冤》在这方面与其他谴责小说相比毫无愧色,而它在艺术上的完美和成熟却是一般谴责小说无法媲美的,因此,从总体上说,《九命奇冤》是晚清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占有重要的地位。
        《九命奇冤》既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表现方法结合的产物,又是中国传统小说中讽刺小说与公案侠义小说融合的产物。
        《九命奇冤》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结构的谨严与统一上。胡适说:“受西洋小说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在布局的谨严与统一。……故《九命奇冤》在技术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它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又借鉴了外国小说的布局。全书紧紧围绕这起冤案来写,不枝不蔓,谨严紧凑,没有一般谴责小说那种散漫无归的毛病。它吸收西洋小说的布局特点,改变过去中国小说大都是自始至终,顺序发展的线性结构,采取了倒叙手法,在开头把第十六回中出现的凌贵兴、区爵兴、林大有等率盗火攻梁家,造成七人八命的惨案提到第一回来写,因为这是全书的中心事件,在开头叙述,一下子就把读者吸引住,然后才倒叙这个惨案发生的原因,尔后,在读者关注下,描写案件发展的起伏变化和最终结局。
        冤案昭雪过程也写得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如命案发生,遇到 “为人颇觉慈祥,办事也还认真”,“没有晚近官场习气”的黄知县,他立即认真勘验,迅速下令缉捕凶手,但是这个“廉明”的县官却十分惧内,被黄太太大闹一场,受了一千两黄金的贿赂,冤案就不了了之。经过一番曲折,梁天来拦舆告状,萧中丞接了状纸,立即派人提审凌贵兴,似乎案件有了转机,但贵兴买通萧中丞的表弟李丰,于是萧中丞突然“肝气发作”,而且“一时不肯就好”,在辕门上挂出告示,痛责天来“屡次越控”,冤案又石沉大海。梁天来又通过东莱和尚的安排,与两广总督孔大鹏晤面,孔大鹏了解了案情,并提审喜来,取得确凿证据,缉捕了全部案犯,案情眼看就要水落石出了,但这时黄河决口,一道圣旨把孔大鹏调走,凌贵兴等人买通肇庆府,获得释放,冤案又不能昭雪。
        一般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描写社会弊端,常常夸大其词,失去分寸,使人感到不够真实;揭露坏人的罪恶,常常近于谩骂,用漫画手法,人物缺少个性。《九命奇冤》揭露社会黑暗,“婉而多讽”;描写人物颇有个性,人物品质,社会弊端都从故事的叙述中自然流出,作者不作主观说明或谩骂。例如,作品里写的几个官吏,其腐朽反动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性格又并不相同,对他们的讽刺也含蓄而委婉。黄千总是受了贿赂,故意拖延时间放走盗贼; 黄知县本是“清廉”官吏,但在夫人的撒泼,胡搅蛮缠时束手无策,只好“权做一次”;刘太守则是糊涂昏庸,任凭鲍师爷主张,而鲍师爷“向来不受关节的”,但为了给爱妾买珍珠手镯,也就“不由的就把银子 (六千两银票)凑了自己的四千交给了珠宝商”,从而使冤案糊涂了结;焦按察是不露声色地受了二万银子,将证人张凤当场夹死,“故说九命冤”;萧抚院的表弟李丰受了贿赂,于是准备认真审案的萧抚院却“肝气病发作”,写得隐隐约约,不细看还看不出其真实面目。
        凌贵兴的两个主要帮凶凌宗孔和区爵兴,性格也完全不同。凌宗孔贪财好利,目光短浅,近似流氓打手; 而区爵兴却奸诈狡猾,深谋远虑,是出谋划策的军师。
        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较少。《九命奇冤》吸收西方小说的长处,加强了人物心理描写,这是它人物描写比较成功,比较有深度的重要原因。例如,第四回“盼乡榜焦心似沸”,写凌贵兴在发榜那天与族叔宗孔商量开列菜单,预备酒席;又把新买来的京靴试了又试;叫妻子准备赏报子的赏钱。到了初更以后,想到 “此刻已经写榜了,不知可曾写到 ‘凌贵兴’ 三字,担心万一不中,如何是好……”,但听到宗孔说马半仙算的命“没有不灵”的话,又以为稳操胜券;接着听到门外“人声嘈杂”,以为报马临门,可是随着“那人声锣声”的慢慢远去,又 “心乱如麻”,但又想到 “一万三千银子的关节,早已买定了,那有不中之理”,忽又想万一卷子上做的暗号主考王大人没看到又怎么办? 于是坐立不安,到了三更时分,似乎绝望,反倒“安安稳稳睡觉了”,可是才睡下又惊醒,走到外面,“对着那残酒默默的出神”。可是当宗孔提起写榜是从第六名写起,最后才填前五名时,他又转忧为喜,以为还有希望,可是门外叫卖 “新科解元试录”的声音才使他彻底绝望,全身发起抖来。
        作者还采取叙述与人物内心独白并用的办法,揭示人物内心活动,使人物性格的内涵得到较充分挖掘,避免了浅露、漫画化的毛病。例如,三十三回“拟行贿李丰走江西”,三十五回“自出首李丰献谋”,写曾为凌贵兴去贿赂萧中丞的李丰,又受贵兴之托准备去江西,在半路上买通钦差大臣。但李丰到了江西,“打听得两个钦差,一个是原审这案的孔制台,一个又是自己叔父。这位叔父是锋芒刺骨的一位风厉先生,京里的权贵见了他也惧怕三分,如何敢去行贿?思量不如赶紧回去,告诉贵兴,叫他出海逃走吧。想定了,便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忽然又想起: ‘贵兴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呢?当日我也曾代他经过几回手,彻底根究起来,恐怕终不能免,难道我也跟他逃走么? 若是不走呢? 闹到头上来时,少不免要担点处分,并且恼了我叔父,以后要谋一个馆地也难了。若竟跟他走了,我所犯的罪,总不至于死,何若离乡撇井的走到外国去呢!”想到这里,不觉呆了。忽又回想:“贵兴虽说是个读书人,其实他的行径犹如市井无赖的一般。他闹了这个重案,本来是神人共愤,天地不容的。我莫若拿了他的贿赂,到叔父那里去自首,将来就是问到当初我曾过手的一节,我此时已经先行自首了,自然可以免罪了,也可以讨好叔父。”又想到: “这种办法,未免对不住贵兴。” 因此又踌躇着,独自一个人,心口商量了半天。到底顾全了贵兴,便误了自己,只为对不住,也做一次的了! 决定了主意,就仍到客寓等候。等到一天,钦差到了,他便走到行辕求见……。
        《九命奇冤》基本上是公案侠义小说的格局,围绕着案件的发生和冤案的昭雪来写; 孔大鹏的审案和破案; 陈皋台化名苏沛之以算命为名,调虎离山,将喜来和爵兴支走,自己又深入贵兴巢穴,摸清底细等等,都是公案侠义小说的写法,保持着公案侠义小说故事曲折,环环相扣,“以情节拿人”的特点,又吸收了讽刺小说的长处,在故事的叙述中,对社会黑暗,人物内心的丑恶时时加以讽刺,使作品不仅故事生动而且内涵丰富,成为一部既生动又较深刻的作品。
        当然,《九命奇冤》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虽然强烈地谴责着封建统治的腐败与黑暗,但并没有深刻地探掘封建制度的本质,例如,作品中极力美化孔大鹏、李时枚、陈皋台三个清官; 对易行之妻郑氏和贵兴之妹桂仙等正面人物的歌颂,也是从封建道德着眼的。这些都说明作者是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还不能摆脱旧道德的束缚与影响; 整部作品还只停留在谴责小说的水平上,谴责有余,深刻丰厚不足。在艺术上,人物典型化程度不够,凌贵兴等人罪恶满贯,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但凌贵兴为什么会这样凶残狠毒,作品对他的本质没有深入挖掘,因而使人感到他的罪行好象都是算命先生和凌宗孔等人挑唆的结果。有些人物性格前后不够一致,如区爵兴是凌贵兴的“军师”,颇有谋略,做事谨慎,可是,遇到苏沛之却一反常态,把他到南雄的真实目的和盘托出,象是个愚蠢幼稚的角色。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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