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作者吴沃尧 (1866―1910),又名宝震,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自署我佛山人。全书一百0八回。1903年《新小说》月刊第八号起连载四十五回,标“社会小说”,回上有批语,回后有评语,一般认为均系作者自拟; 至1909年完稿。上海广智书局自1906年陆续排印出版,先后印成单行本八册。现在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友鹤校注的本子。
开卷“楔子”交代:久住繁华上海却曾迭遭险恶因而自称“死里逃生”的、人,偶从街上得到一本令人 “看得又惊又怕”乃至 “意往神驰” 的好书――
书以署名 “九死一生” 者的自述口吻,叙写 “我” 十五岁去看望在杭州经商而病重的父亲时,父已病逝,却被父亲生前好友尤云岫骗去一大笔钱。“我”因恪遵传统伦理,请在南京当后补官的伯父来指导安排丧事,托伯父将家中仅剩的五千两银子带走存入钱庄。翌年,“我”奉母命赶到南京要钱时,伯母口称伯父外出而不肯接待; 正当 “我”穷途心焦时,幸遇在江宁做官的同窗学兄吴继之热情留住于公馆。不久,族中人谎发母亲病危的电报催“我” 回乡,“我”设法摆脱了势利族人的纠缠,暗中变卖了房地产,带着母亲、婶娘、堂姐同赴南京,共住于好心的吴继之家。“我”受继之之托,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立字号办商业,“我” 的家产银钱亦入股于内。“我” 为助继之公务,曾化妆入考场、批考卷。尔后继之因得罪上司撤任调省,“我”亦随同迁居上海,继续经商。“我” 回乡娶亲时目睹机关算尽的尤云岫穷困潦倒的窘相。“我”又遵继之之遣为开办商业而北赴天津、北京等地,南下宜昌、汉口和川广各处。得知当穷官的叔父死于山东,“我”出于骨肉情谊前去吃惊受苦地领回两个小堂弟。正在“我”喘息未安时,突然惊悉 “我”为之长期奔忙建设的吴继之的商业被人“倒下”而彻底破产! 随又获知伯父病故宜昌,“我” 去奔丧时跟继伯母家中卑俗小人闹了无味的冲突。“我”心志消沉地欲 “回家乡”,特地将自己所历所记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的笔记交托友人“代我传扬出去。” ……
书中即描叙“我”大致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4年前后“所亲闻亲见”的“鬼蜮世界”的种种“怪现状”,诸如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通奸以提升自己的候补道,以及穗港之间戒备森严,广州城内风声鹤唳,――原来是清廷惊悉革命党从香港运来军火,要炸北京的万寿宫,故尔一连几天都在抓人; ……达一百八十九件之多。可谓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各各都引人入胜,各各都发人深思。
卓越的民主诗人惠特曼说过: 伟大作家的贡献在于―― “如果时代变得停滞而沉重,他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身当清朝末期腐朽污浊之境,作家吴沃尧通过《怪现状》的创作,以凛然正气,洞幽烛微,既鞭笞魍魉,更警醒世人。虽然他因历史条件限制尚未正确绘出使社会 “振奋起来” 的蓝图,但其不甘心祖国沉沦、不忘情民族灾难,而要呕心沥血地凭艺术创作来指奸斥佞,来热烈呼救,来开发民智,来唱赞改革,这耀然于纸面的耿耿赤子之心实在令人钦佩。所以,这部《怪现状》 与 《官场现形记》等一起被人们论为清末 “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晚清数以千计的小说中,它不愧为戛戛乎屈指可数的翘秀之作,恰如瞿秋白所说:它是“继《红楼梦》、《水浒传》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之一,“是那个时代所承认的新的文学”。
首先,吴沃尧创作的视野更为开阔宏博。他生活阅历丰富,驾驭题材的能力很强。他那犀利之笔不仅入骨三分地勾勒出清末官场的诸多怪状,而且神形逼肖地描绘了当时商场、洋场以至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家族冷暖和闺帏情爱等等各方面的世俗风貌,艺术地包容着颇为繁富、饶有意蕴的社会历史内涵。
吴沃尧清醒地意识到官僚们的状况最足以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当时政权的本质特征,是解剖社会、针砭时弊的关键所在,所以他自觉地把官场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重心。作品在揭开了情节的序幕之后,通过绘影传神的精彩描绘,呈现给读者的第一个生动场景是: 轮船行驶在 “天阴月黑” 的长江上,正当人们昏昏欲睡时,突然 “人声鼎沸” ――船内一个穿戴堂皇、“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 的官派人物,被人指控为 “贼”! 而且居然当场被抓获了 “贼赃”!――这船仓内的怪异之状,跟船仓外的风险之景,交相映衬,不禁令人疑窦重重,感慨不已。恰如书中主角所言:“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到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 从而给读者平静的心田上掀起了惊涛恶浪,并为全书铺垫了特有的艺术底色。于是,随着情节的纵深开展,各有身份、各具面貌、各秉个性的官僚老爷们纷至沓来: 江苏总督将全省县名开成手折,注明钱数,稍好点的要二三万,最贫瘠的也要七八千,公开卖官,到处兜揽,还美其名曰“点戏”。堂堂九省钦差,打着“清理财赋”的幌子,到地方上寻衅滋事; 但只要送他钱财则万事全休。安徽银元局总办苟才花了六十万两银子,既免了查办又保全了功名; 而苟才的银子也是他用卑劣手段以每月二十万两之巨的数目从地方事业贪污来的。作品以写貌追魂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样的社会底蕴: 外国资本的侵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封建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追求; 特别是当皇朝命在垂危,众官员朝不保夕的情势下,其贪欲的恶性膨胀已疯狂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书中这类贪贿枉法、蠹国害民的赃官墨吏,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与此相表里的是,封建官僚已自己撕下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面纱,暴露出衣冠禽兽的伪君子真面目。吏部主事符弥轩,两榜出身,道貌岸然,高谈仁义道德,满口孝悌忠信,还天天给五岁小儿讲朱熹道学; 正是这个道学先生,自己夫妻酒醉饭饱,却逼迫那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祖父向人乞食,与狗争食; 他甚至还亲手打得祖父头破血流。冒充弟弟顶替官职的莫可基,不仅将弟媳妇霸占为妻,还进而把这个妻子“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吴沃尧的传神妙笔鲜明地再现了货币与物欲的魔爪是如何地剥蚀着旧的封建桎梏又如何地唐突着新的人伦。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败政治的又一突出表现,清廷官僚媚外欺内、卖国扰民,他们种种荒唐可耻的丑事更令人咋舌:中法战争时,南洋水师驭远舰管带远远看见海面上一缕浓烟,疑为法舰,连忙不战自逃,深怕逃不及,竟开放水门将舰自沉,带领一伙人乘舢板乱窜,事后谎言上报居然无人追问。中日战争时,两军虽遇而未开战,叶军门就投书日军摇尾乞怜,求让生路,在日寇的睥睨下仓皇败逃,丧尽国格。一个农民不小心让牛踩了外国人的花,竟要枷号一个月,游行示众,重责三百板! ……随着吴沃尧的笔锋所指,人们还清晰看见了清廷官员愚蠢颟顸而刚愎自用的通病,在作家的巧笔铺排下,这方面的一幕幕丑剧既令人喷饭,又令人扼腕。
《怪现状》还有机地穿插着若干画面,展示出官场浊气污染下商场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秽行:市侩钟雷溪以开土栈为招牌,骗钱二十多万,改名换字,以“捐”得官,轻悄地捞了个道员,煌然地加了二品顶戴。浪汉古雨山用县府“公事银子”开办钱庄,并进而在各码头经营商店,加以他 “专会 (用自己的妻妾)设美人局”“笼络人”,其生意居然极其兴隆。《怪现状》的可贵贡献还在于:作品通过艺术扫描,敏锐而深刻地透示出商场势力跋扈时对社会政治的严峻影响――例如北京一个钱铺掌柜恽洞仙,既公开堂皇地当商行老板,又暗中鬼祟地为朝廷大臣周中堂当买办。周中堂卖官鬻爵都由他操办; 官员们的升迁保荐买他之手即可办成。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商人,凭其所掌的潜势力,已在实际上左右着周中堂。还有,北京兴隆金子店掌柜徐二滑子,也是这号以 “商”通“官”、假商驭官的特殊人物。吴沃尧通过这些独具神彩的新型艺术形象,及时地折射出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商场支配官场、“资本”摇控政治的可怕 “光圈”。
《怪现状》还有如影视艺术的 “蒙太奇”手法,为读者推拉摇化出作为“官”与“商”及外国人等麇集杂处的十里洋场的特异景观:到处是赌局和妓院;除了上述种种劣迹之外,还有诗人才子、斗方名士、画坛大师以及流氓、老鸨、掮客、讼师、江湖庸医和人口贩子等等社会寄生虫们所串演的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活报剧。例如胸无点墨的买办唐玉生,在逛妓院、吃花酒、打茶围的无聊生活中,还要故弄风雅,自诩才情,荒唐地搞什么“竹汤饼会”,借以欺世盗名,混饭骗钱; 他们还自立些古怪繁琐却又不伦不类的别号,什么 “生前端合住红楼旧主人”等,却同时耍出了把李商隐的号错栽于杜牧、又把杜牧的号乱驾于杜甫、更把杜甫与少陵说成是父子两人……等等的滑稽戏。作者在辛辣地讽刺了他们不学无术而忸怩作态的假名士像之后,联接而针对上述的 “怪现状”,特为借人物之口悲愤地叹息道:“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哪?!”以精警的语言激起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心理共鸣。
相比于《官场现形记》多次夸赞“外国人最守信用”、“外国人最讲情理”等的错误描述,《怪现状》却以不少笔墨准确地刻画出洋人入侵中国时的帝国主义凶残本性。例如第五十回描写某外国人私自向一个地痞贱价买了一块公地盖成房子,粗暴地阻遏着地旁二三十家人的进出之路; 众人虽联名上告,但在那黑暗社会中,中国居民只能以失败告终。吴沃尧以这些 “怪现状” 为自己深沉思辨的具象载体,并藉以昭示人们: 在帝国主义强权淫威下,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而窃持着统治大权,正是导致中国产生怪现状而日趋沉沦的根本原因。
尤其可贵的是,吴沃尧在无情勾画封建末期官吏人等种种丑恶行径时,并未简单地归咎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因而不象李伯元那样认为只要 “编几本教科书教导”官吏们,“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就好了; 吴沃尧准确地揭示出“恶自上作”、“怪”缘朝廷的社会本质。书中唯一清正廉明的好官蔡侣笙就是被皇帝荒谬的 “圣旨” 而 “革职严追” 的; 作品多处表明: 上自 “老佛爷 (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等等,一个个就都贪婪而又霸道,昏聩而又卑劣。因罪被参的布政使向宫内贿赂了108颗朝珠就升做巡抚; 某洋人仅花四十元就强索一座牯牛岭,而总理衙门的大臣竟写信告知江西抚台:“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将就送了他吧!”由于许多弊政劣迹 “已经通了天,(连) 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所以 “辇毂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的了”; “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各色人等更是公然拿着“官照”去作“嫖妓的护符”,……。作品在描绘了清末社会种种怪现状之后,着意深沉剀切总结道:“莫怪人情多鬼蜮,须知木腐始生虫!”(第102回之末)这就画龙点睛地点示出病态社会的症结,艺术地启示人们要荡涤那害人之蟊,只有铲除那腐朽之木――为统治阶级剥削本性所铸就的罪恶的社会制度,并医治那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形成的从上到下非人性的国民劣根性。当然,历史老人尚未恩赐吴沃尧认识祛腐化新的正确途径,我们也不应苛求古人。
第二、相比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虽“汇为长篇”实乃“千篇一律”之拼凑的毛病(鲁迅语),吴沃尧《怪现状》 却以独具匠心的构思和巧施机杼的结构,昭示出长足进步和可贵特色。全书以 “九死一生”的 “我”从省疾遭丧起到得电奔丧止的出处经历为中心线索,使书中那 “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就象一百八十九颗‘熠熠发光’ 的黑珍珠”都由 “我”的“这根红线穿成一条美丽的珠链,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金宏伟语),不仅使全书更为紧凑、集中,而且由 “我”纵横漫衍地生发出去,使作品呈辐射状结构向前铺展。用 “我”这第一人称有两大好处: 一、由于是“我”的亲闻亲历,所以娓娓道来就更浓于生活情趣而富于艺术真实性和审美感发力; 二、作家巧妙地借 “我”之口得以相机相谐地穿插着对人物事件的褒贬和抒情,如对媚敌欺民的民族败类,作品就曾愤慨地说道: “吾愿率天下人共食其肉矣!”这跟大作家左拉称赞“都德先生之所以可爱”就在于他 “把自己整个地”带着 “嘲讽” 与 “柔情”融化到作品的 “故事或人物中去”是不谋而合的。可贵的是作品并未简单地把“我”作为全书故事的联缀线,而是将 “我”也作为赋有特定时代气息秉有独特性格内涵的艺术形象来着力刻画的。在以 “我”为纵线的整体结构中,一方面鱼水和谐地横织着“我”与吴继之、蔡侣笙等的交往情谊;一方面两相映照地联缀着“我”与伯父、叔父等的炎凉世相;同时在上述两系列之间则合缝斗榫地铺排着官场、商场、洋场等各具品貌和底蕴的人物形象如苟才等的故事,并据此而将整个病态社会的众生相以亦庄亦谐时忧时喜或明或暗的风调情致,天机自然地组合成纵横开阖、疾徐有致的世纪末交响曲。它已从红线穿珠式结构向彩丝织锦式结构迈出了可喜步履。
吴沃尧寄意深长地向人们推出的是一部愤激伤慨的时代社会大悲剧。作品一开头在引领读者鸟瞰社会全景时特意指出: 遍地是 “蛇虫鼠蚁”、“豺狼虎豹”和“魑魅魍魉”!这不啻给人们一个特大的惊讶和悬念,激发起人们强烈的观赏欲; 而且跟书中所叙诸多腐败、贪狠、荒唐的怪现状互为参证和映照,并跟全书结局时“我”与吴继之和蔡侣笙等人或破产或蒙冤或伤心的阴沉气氛遥相呼应。这幕沉郁压抑的时代大悲剧,正是警醒世人的沉重而激越的暮鼓晨钟,使人在目迷五色之后不禁要喟然长叹而深长思索,产生出颇为强劲的艺术振颤力。
值得玩味的是: 吴沃尧在铺排这幕社会大悲剧时,又很好地运用了寓悲于喜、正反映衬、刚柔兼济和庄谐杂陈的美学机制,使读者在观丑赏怪的同时,亦饶审美情韵的领略。书中 “我”与母亲、堂姐一起共享亲切融和的天伦之乐,“我”家与吴继之家洋溢诚挚温馨的友谊之情。因贫穷由乡农进香港当苦力的恽阿来,诚朴勤劳; 由美国携巨金回港开大业的青年寡妇,风尘慧眼。这一对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男女,居然在众人“都啧啧称羡”的欢庆声中喜结良缘。特别是在“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清廷众多将领都“没有人敢去”,而长门炮台都司蓝宝堂面对凶险形势却主动请战,并在震耳炮声中以打毁敌舰望台、致敌军官重伤而高奏凯歌,令人扬眉吐气。书中这类和谐、轻松或优美、壮丽的场景,焕发出人性美、人情美的韵致。吴沃尧还善于编导滑稽荒诞的讽刺喜剧和诙谐闹剧,把谴责对象置于极其尴尬可笑的境地。例如天津水师演武厅前众武官披挂整齐,率领全体营兵庄严肃穆地恭候着; 厅内巨烛莹煌、香烟袅绕; 李中堂 (李鸿章) 亲派委员来敬代拈香; ……好一派令人景仰的气氛,都说是敬祭天神“大王”。及至“我”小心谨慎地进厅一看,那红木桌上朱漆盘内敬供的“大王”却是 “一条小小花蛇”! 被 “我”气恼不过,暗暗地“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提将起来”耍弄了一场。书中每有这类谑浪嬉戏的情节,在离奇的乖戾、强烈的反差、尖锐的对比中激起读者捧腹喷饭的阵阵笑声,显示了“嘻笑之怒,甚于裂眦”(柳宗元语)的美感效应,开拓了讽刺的艺术美,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意趣。
第三、致力于典型形象的刻画。在晚清诸多小说的人物群像中,能称为典型形象的委实不多。由于吴沃尧惨淡经营功力颇深,书中吴继之、蔡侣笙、九死一生及堂姐和苟才等形象,颇具典型意义。吴继之在蝇营狗苟的官僚群中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他精明能干,练达圆通,温文尔雅而又豪爽倜傥。他跟周围的卑官俗吏们同流而不合污,诚如他所说:“谁见了钱不要?……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好了。他也对上司巴结行贿过。吴沃尧打破以往小说写人物好就全好、坏就尽坏的老套套,艺术地展示人物多姿多彩的风貌。在刻画吴继之明哲保身世故圆滑的个性时,也透示出他能从容地应付险恶环境、能裕如地转换钱财等的性格特征,写他在官运亨通时就提前将宦囊所入和所收田租集成资本广泛经营商业 (而非在农村扩大田产、更非在政界买爵升官),从而相当成功地塑出通过商业资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型官僚地主形象。以这种新型人物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作品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是吴沃尧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一大贡献。后来吴继之倒业破产,这表明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除自身原有的封建劣根性和对封建势力的依赖性之外,还有受外力打击时的怯弱性,因而总是步履艰难。――这种特定形象的生动展现,是难能可贵的。吴继之虽然商业暂时倒闭,但以他对世情风潮的熟谙老练和谋事处人的机智果敢,他肯定会创造条件东山再起的。因此他的悲剧不同于蔡侣笙的悲剧,蔡侣笙是书中 “贤士廉官”的典型,是作家追求吏治改良的艺术化身。他不仅饱有学识,富有情义,而且注重节操,持坚守白,“非义不取,无功不受”,落魄时不卑污苟且,做官时“爱民如子”,被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无论是救养义女时的热诚亲厚,还是赈济灾民时的赤诚慷慨,作品都写得十分感人。吴沃尧力图通过这一形象的刻画,给黑暗王国投射一线光明。但是,蔡侣笙终究蒙冤受屈,得了个 “奉旨革职严追”的下场。这戛然而结的收煞,血肉生动地表明在原有社会制度钳制下,任何吏治改良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成功的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作家的主观思想,蔡侣笙悲剧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此。书中标名“九死一生”的“我”,也是个性格比较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个富家公子经历了由初入世途的幼稚纯朴,到助官从商历练熏陶后的渐趋成熟和稳健。他蔑视科举、鄙薄功名,揶揄假名士,嘲弄滥文人;在以经商自傲中却也求财望富,未脱时俗烟火气;他不嫖妓、不吸毒,但也时或到妓院中谈笑风生,与烟鬼周旋往还,同时也喜孜孜欣赏女人们的艳情诗,显得既清雅风流又略带市俗的浮浪气。作品写他甘冒艰危去山东接取堂弟时一付古道热肠,而在为伯父奔丧则凌厉峭刻地回击着继伯母家的俗客时,又不乏官商贵胄的纨绔脾气,使这个人物呈现出棱角分明的立体感,其艺术风彩不仅高出于 《儿女英雄传》 中的安公子,而且迥异于 《儒林外史》 中杜少卿和《红楼梦》中贾宝玉等富家少爷,独具审美价值,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平添了气色。书中 “我”的堂姐,青春守寡,却没有一般孀妇的凄婉和拘谨,不再象《红楼梦》中李纨那样恪遵礼教而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她却勇于讥议时政,敢于品评世人,而且见解超人,泛溢着热情和聪慧,显得理智、干练而和蔼可亲,在她身上既秉持着中国女性温柔贤惠的传统美德,又折射着社会嬗变的时代闪光。这一形象使读者从污浊环境中呼吸到刚健清新的气息,多了一份美感享受。
吴沃尧特意以 “狗才”的谐音手法着力刻画了一个与全书相始终的反面典型――南京候补道苟才的形象。这个苟才贪狠狡诈卑俗淫庸,几乎集清末劣官之恶性于一身,但却不是扁平的脸谱式人物,而是个艺术上作作有光的角色。他在潦倒时不寒酸不琐屑,而是铺排场摆架子; 他交际广泛,精于应酬,却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利用时百计巴结,于己不利时就阴谋陷害; 他有时出语高雅,器宇轩昂,但随即就会胁肩谄媚,卑躬屈膝。他两次被钦差查办都凭巧施伎俩和巨金贿赂而化险为夷。为了钻谋官职,他暗布罗网,拉着妻子双双对儿媳行着拜皇帝和元日祭祖才行的跪叩大礼,逼迫新寡的十五岁儿媳去当总督的小姨太太。但当他腰缠已满时,却 “也不想升官”而要颐养天年; 不象 《红楼梦》中贾雨村“身后有余忘缩手”。他虽知机而退,却因其小儿子苟龙光同他第六个姨太太奸通作弊,勾结江湖劣医在用药上耍花招,趁他患 “怔忡之症” 时断送了他的狗命。作品浮雕般地展现了他一生逶迤起落的行为轨迹,在相当程度上是晚清上层社会为鬼为蜮浮沉变迁的生动缩影,具有很大的艺术概括力。
第四、以往小说常在人物刚出场时就标示了性格特征,如 《三国演义》 中曹操之奸、张飞之猛,《儒林外史》中范进之酸、马纯上之迂……。《怪现状》中若干主要人物却是直到书末才最终呈现其性格全貌的。这是由于吴沃尧善学《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云龙雾雨时隐时现的卓越技艺而自逞其巧的结果。书中 “我” 的伯父子仁的形象正是成功的一例。作品开始时他对 “我”既有温煦赞赏又有恳切责问,俨然一位慈善端方的长者; 尔后对 “我” 回避而拒交利银,令人渐生疑虑; 再后得知他已代 “我”将钱转存于其他可靠之人,使人半疑半信;随后见他已把存钱取出代“我”托人“捐”了“官照”,叫人钦佩感激;不久却得知那官照是假的,……又逐渐而风闻这位“伯父”奸占大舅子的女儿,干出了乱伦悖礼的丑事; 直到书末 “伯父”对贫病而死于远方的叔父说出绝情薄义的话,才最终露出了他侵吞寡嫂孤侄生命钱、淫邪贪狠而又伪善阴谲的真面目。作家以似断实连步步皴染法多侧面多层次地涂抹油彩,使人物须眉毕现地活跃于纸面。
第五、“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高尔基语)。吴沃尧善将文言典故白话口语有机融汇而浑然天成,使《怪现状》语言大都干净利索,显豁而又蕴藉,既有文彩又饶本色,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其叙述语言在愤慨中时露幽默,在冷诮中不乏风趣,颇有点作家的独特个性。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若干人物语言,出口自然而又浓于情致,各肖其口耐人品味。如第84回陆观察要把自己“已经和她鬼混了不少”的大丫头碧莲冒充女儿送给言中堂作 “小姐” 的替身去嫁给镇台大人,这时碧莲对陆观察说道:“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 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出语低俗、谑浪而又有几分含蓄,酷肖一个被迫与主子胡搞、放荡而又暗含辛酸的下等人口吻。第89回在苟才跪求哄骗,甚至暗施春药、偷示淫画以引诱上当的情况下,其新寡的儿媳气得伤心过度晕厥过去,却终于被拖下了水。这时她说道: “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 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 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开言暴烈,泼辣而又不失典雅,的是一个书香出身虽蒙污垢而良心未泯的少妇的决绝之词。前者以丫头之俗正衬陆观察之贱,后者以儿媳之烈反照苟才之鄙。各具风彩,各得其妙,使读者在观照恶浊世相时亦能品尝到艺术的情韵和意趣。 （编辑：moyuzhai）
开卷“楔子”交代:久住繁华上海却曾迭遭险恶因而自称“死里逃生”的、人,偶从街上得到一本令人 “看得又惊又怕”乃至 “意往神驰” 的好书――
书以署名 “九死一生” 者的自述口吻,叙写 “我” 十五岁去看望在杭州经商而病重的父亲时,父已病逝,却被父亲生前好友尤云岫骗去一大笔钱。“我”因恪遵传统伦理,请在南京当后补官的伯父来指导安排丧事,托伯父将家中仅剩的五千两银子带走存入钱庄。翌年,“我”奉母命赶到南京要钱时,伯母口称伯父外出而不肯接待; 正当 “我”穷途心焦时,幸遇在江宁做官的同窗学兄吴继之热情留住于公馆。不久,族中人谎发母亲病危的电报催“我” 回乡,“我”设法摆脱了势利族人的纠缠,暗中变卖了房地产,带着母亲、婶娘、堂姐同赴南京,共住于好心的吴继之家。“我”受继之之托,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立字号办商业,“我” 的家产银钱亦入股于内。“我” 为助继之公务,曾化妆入考场、批考卷。尔后继之因得罪上司撤任调省,“我”亦随同迁居上海,继续经商。“我” 回乡娶亲时目睹机关算尽的尤云岫穷困潦倒的窘相。“我”又遵继之之遣为开办商业而北赴天津、北京等地,南下宜昌、汉口和川广各处。得知当穷官的叔父死于山东,“我”出于骨肉情谊前去吃惊受苦地领回两个小堂弟。正在“我”喘息未安时,突然惊悉 “我”为之长期奔忙建设的吴继之的商业被人“倒下”而彻底破产! 随又获知伯父病故宜昌,“我” 去奔丧时跟继伯母家中卑俗小人闹了无味的冲突。“我”心志消沉地欲 “回家乡”,特地将自己所历所记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的笔记交托友人“代我传扬出去。” ……
书中即描叙“我”大致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4年前后“所亲闻亲见”的“鬼蜮世界”的种种“怪现状”,诸如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通奸以提升自己的候补道,以及穗港之间戒备森严,广州城内风声鹤唳,――原来是清廷惊悉革命党从香港运来军火,要炸北京的万寿宫,故尔一连几天都在抓人; ……达一百八十九件之多。可谓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各各都引人入胜,各各都发人深思。
卓越的民主诗人惠特曼说过: 伟大作家的贡献在于―― “如果时代变得停滞而沉重,他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身当清朝末期腐朽污浊之境,作家吴沃尧通过《怪现状》的创作,以凛然正气,洞幽烛微,既鞭笞魍魉,更警醒世人。虽然他因历史条件限制尚未正确绘出使社会 “振奋起来” 的蓝图,但其不甘心祖国沉沦、不忘情民族灾难,而要呕心沥血地凭艺术创作来指奸斥佞,来热烈呼救,来开发民智,来唱赞改革,这耀然于纸面的耿耿赤子之心实在令人钦佩。所以,这部《怪现状》 与 《官场现形记》等一起被人们论为清末 “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晚清数以千计的小说中,它不愧为戛戛乎屈指可数的翘秀之作,恰如瞿秋白所说:它是“继《红楼梦》、《水浒传》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之一,“是那个时代所承认的新的文学”。
首先,吴沃尧创作的视野更为开阔宏博。他生活阅历丰富,驾驭题材的能力很强。他那犀利之笔不仅入骨三分地勾勒出清末官场的诸多怪状,而且神形逼肖地描绘了当时商场、洋场以至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家族冷暖和闺帏情爱等等各方面的世俗风貌,艺术地包容着颇为繁富、饶有意蕴的社会历史内涵。
吴沃尧清醒地意识到官僚们的状况最足以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当时政权的本质特征,是解剖社会、针砭时弊的关键所在,所以他自觉地把官场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重心。作品在揭开了情节的序幕之后,通过绘影传神的精彩描绘,呈现给读者的第一个生动场景是: 轮船行驶在 “天阴月黑” 的长江上,正当人们昏昏欲睡时,突然 “人声鼎沸” ――船内一个穿戴堂皇、“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 的官派人物,被人指控为 “贼”! 而且居然当场被抓获了 “贼赃”!――这船仓内的怪异之状,跟船仓外的风险之景,交相映衬,不禁令人疑窦重重,感慨不已。恰如书中主角所言:“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到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 从而给读者平静的心田上掀起了惊涛恶浪,并为全书铺垫了特有的艺术底色。于是,随着情节的纵深开展,各有身份、各具面貌、各秉个性的官僚老爷们纷至沓来: 江苏总督将全省县名开成手折,注明钱数,稍好点的要二三万,最贫瘠的也要七八千,公开卖官,到处兜揽,还美其名曰“点戏”。堂堂九省钦差,打着“清理财赋”的幌子,到地方上寻衅滋事; 但只要送他钱财则万事全休。安徽银元局总办苟才花了六十万两银子,既免了查办又保全了功名; 而苟才的银子也是他用卑劣手段以每月二十万两之巨的数目从地方事业贪污来的。作品以写貌追魂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样的社会底蕴: 外国资本的侵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封建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追求; 特别是当皇朝命在垂危,众官员朝不保夕的情势下,其贪欲的恶性膨胀已疯狂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书中这类贪贿枉法、蠹国害民的赃官墨吏,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与此相表里的是,封建官僚已自己撕下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面纱,暴露出衣冠禽兽的伪君子真面目。吏部主事符弥轩,两榜出身,道貌岸然,高谈仁义道德,满口孝悌忠信,还天天给五岁小儿讲朱熹道学; 正是这个道学先生,自己夫妻酒醉饭饱,却逼迫那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祖父向人乞食,与狗争食; 他甚至还亲手打得祖父头破血流。冒充弟弟顶替官职的莫可基,不仅将弟媳妇霸占为妻,还进而把这个妻子“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吴沃尧的传神妙笔鲜明地再现了货币与物欲的魔爪是如何地剥蚀着旧的封建桎梏又如何地唐突着新的人伦。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败政治的又一突出表现,清廷官僚媚外欺内、卖国扰民,他们种种荒唐可耻的丑事更令人咋舌:中法战争时,南洋水师驭远舰管带远远看见海面上一缕浓烟,疑为法舰,连忙不战自逃,深怕逃不及,竟开放水门将舰自沉,带领一伙人乘舢板乱窜,事后谎言上报居然无人追问。中日战争时,两军虽遇而未开战,叶军门就投书日军摇尾乞怜,求让生路,在日寇的睥睨下仓皇败逃,丧尽国格。一个农民不小心让牛踩了外国人的花,竟要枷号一个月,游行示众,重责三百板! ……随着吴沃尧的笔锋所指,人们还清晰看见了清廷官员愚蠢颟顸而刚愎自用的通病,在作家的巧笔铺排下,这方面的一幕幕丑剧既令人喷饭,又令人扼腕。
《怪现状》还有机地穿插着若干画面,展示出官场浊气污染下商场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秽行:市侩钟雷溪以开土栈为招牌,骗钱二十多万,改名换字,以“捐”得官,轻悄地捞了个道员,煌然地加了二品顶戴。浪汉古雨山用县府“公事银子”开办钱庄,并进而在各码头经营商店,加以他 “专会 (用自己的妻妾)设美人局”“笼络人”,其生意居然极其兴隆。《怪现状》的可贵贡献还在于:作品通过艺术扫描,敏锐而深刻地透示出商场势力跋扈时对社会政治的严峻影响――例如北京一个钱铺掌柜恽洞仙,既公开堂皇地当商行老板,又暗中鬼祟地为朝廷大臣周中堂当买办。周中堂卖官鬻爵都由他操办; 官员们的升迁保荐买他之手即可办成。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商人,凭其所掌的潜势力,已在实际上左右着周中堂。还有,北京兴隆金子店掌柜徐二滑子,也是这号以 “商”通“官”、假商驭官的特殊人物。吴沃尧通过这些独具神彩的新型艺术形象,及时地折射出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商场支配官场、“资本”摇控政治的可怕 “光圈”。
《怪现状》还有如影视艺术的 “蒙太奇”手法,为读者推拉摇化出作为“官”与“商”及外国人等麇集杂处的十里洋场的特异景观:到处是赌局和妓院;除了上述种种劣迹之外,还有诗人才子、斗方名士、画坛大师以及流氓、老鸨、掮客、讼师、江湖庸医和人口贩子等等社会寄生虫们所串演的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活报剧。例如胸无点墨的买办唐玉生,在逛妓院、吃花酒、打茶围的无聊生活中,还要故弄风雅,自诩才情,荒唐地搞什么“竹汤饼会”,借以欺世盗名,混饭骗钱; 他们还自立些古怪繁琐却又不伦不类的别号,什么 “生前端合住红楼旧主人”等,却同时耍出了把李商隐的号错栽于杜牧、又把杜牧的号乱驾于杜甫、更把杜甫与少陵说成是父子两人……等等的滑稽戏。作者在辛辣地讽刺了他们不学无术而忸怩作态的假名士像之后,联接而针对上述的 “怪现状”,特为借人物之口悲愤地叹息道:“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哪?!”以精警的语言激起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心理共鸣。
相比于《官场现形记》多次夸赞“外国人最守信用”、“外国人最讲情理”等的错误描述,《怪现状》却以不少笔墨准确地刻画出洋人入侵中国时的帝国主义凶残本性。例如第五十回描写某外国人私自向一个地痞贱价买了一块公地盖成房子,粗暴地阻遏着地旁二三十家人的进出之路; 众人虽联名上告,但在那黑暗社会中,中国居民只能以失败告终。吴沃尧以这些 “怪现状” 为自己深沉思辨的具象载体,并藉以昭示人们: 在帝国主义强权淫威下,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而窃持着统治大权,正是导致中国产生怪现状而日趋沉沦的根本原因。
尤其可贵的是,吴沃尧在无情勾画封建末期官吏人等种种丑恶行径时,并未简单地归咎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因而不象李伯元那样认为只要 “编几本教科书教导”官吏们,“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就好了; 吴沃尧准确地揭示出“恶自上作”、“怪”缘朝廷的社会本质。书中唯一清正廉明的好官蔡侣笙就是被皇帝荒谬的 “圣旨” 而 “革职严追” 的; 作品多处表明: 上自 “老佛爷 (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等等,一个个就都贪婪而又霸道,昏聩而又卑劣。因罪被参的布政使向宫内贿赂了108颗朝珠就升做巡抚; 某洋人仅花四十元就强索一座牯牛岭,而总理衙门的大臣竟写信告知江西抚台:“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将就送了他吧!”由于许多弊政劣迹 “已经通了天,(连) 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所以 “辇毂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的了”; “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各色人等更是公然拿着“官照”去作“嫖妓的护符”,……。作品在描绘了清末社会种种怪现状之后,着意深沉剀切总结道:“莫怪人情多鬼蜮,须知木腐始生虫!”(第102回之末)这就画龙点睛地点示出病态社会的症结,艺术地启示人们要荡涤那害人之蟊,只有铲除那腐朽之木――为统治阶级剥削本性所铸就的罪恶的社会制度,并医治那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形成的从上到下非人性的国民劣根性。当然,历史老人尚未恩赐吴沃尧认识祛腐化新的正确途径,我们也不应苛求古人。
第二、相比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虽“汇为长篇”实乃“千篇一律”之拼凑的毛病(鲁迅语),吴沃尧《怪现状》 却以独具匠心的构思和巧施机杼的结构,昭示出长足进步和可贵特色。全书以 “九死一生”的 “我”从省疾遭丧起到得电奔丧止的出处经历为中心线索,使书中那 “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就象一百八十九颗‘熠熠发光’ 的黑珍珠”都由 “我”的“这根红线穿成一条美丽的珠链,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金宏伟语),不仅使全书更为紧凑、集中,而且由 “我”纵横漫衍地生发出去,使作品呈辐射状结构向前铺展。用 “我”这第一人称有两大好处: 一、由于是“我”的亲闻亲历,所以娓娓道来就更浓于生活情趣而富于艺术真实性和审美感发力; 二、作家巧妙地借 “我”之口得以相机相谐地穿插着对人物事件的褒贬和抒情,如对媚敌欺民的民族败类,作品就曾愤慨地说道: “吾愿率天下人共食其肉矣!”这跟大作家左拉称赞“都德先生之所以可爱”就在于他 “把自己整个地”带着 “嘲讽” 与 “柔情”融化到作品的 “故事或人物中去”是不谋而合的。可贵的是作品并未简单地把“我”作为全书故事的联缀线,而是将 “我”也作为赋有特定时代气息秉有独特性格内涵的艺术形象来着力刻画的。在以 “我”为纵线的整体结构中,一方面鱼水和谐地横织着“我”与吴继之、蔡侣笙等的交往情谊;一方面两相映照地联缀着“我”与伯父、叔父等的炎凉世相;同时在上述两系列之间则合缝斗榫地铺排着官场、商场、洋场等各具品貌和底蕴的人物形象如苟才等的故事,并据此而将整个病态社会的众生相以亦庄亦谐时忧时喜或明或暗的风调情致,天机自然地组合成纵横开阖、疾徐有致的世纪末交响曲。它已从红线穿珠式结构向彩丝织锦式结构迈出了可喜步履。
吴沃尧寄意深长地向人们推出的是一部愤激伤慨的时代社会大悲剧。作品一开头在引领读者鸟瞰社会全景时特意指出: 遍地是 “蛇虫鼠蚁”、“豺狼虎豹”和“魑魅魍魉”!这不啻给人们一个特大的惊讶和悬念,激发起人们强烈的观赏欲; 而且跟书中所叙诸多腐败、贪狠、荒唐的怪现状互为参证和映照,并跟全书结局时“我”与吴继之和蔡侣笙等人或破产或蒙冤或伤心的阴沉气氛遥相呼应。这幕沉郁压抑的时代大悲剧,正是警醒世人的沉重而激越的暮鼓晨钟,使人在目迷五色之后不禁要喟然长叹而深长思索,产生出颇为强劲的艺术振颤力。
值得玩味的是: 吴沃尧在铺排这幕社会大悲剧时,又很好地运用了寓悲于喜、正反映衬、刚柔兼济和庄谐杂陈的美学机制,使读者在观丑赏怪的同时,亦饶审美情韵的领略。书中 “我”与母亲、堂姐一起共享亲切融和的天伦之乐,“我”家与吴继之家洋溢诚挚温馨的友谊之情。因贫穷由乡农进香港当苦力的恽阿来,诚朴勤劳; 由美国携巨金回港开大业的青年寡妇,风尘慧眼。这一对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男女,居然在众人“都啧啧称羡”的欢庆声中喜结良缘。特别是在“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清廷众多将领都“没有人敢去”,而长门炮台都司蓝宝堂面对凶险形势却主动请战,并在震耳炮声中以打毁敌舰望台、致敌军官重伤而高奏凯歌,令人扬眉吐气。书中这类和谐、轻松或优美、壮丽的场景,焕发出人性美、人情美的韵致。吴沃尧还善于编导滑稽荒诞的讽刺喜剧和诙谐闹剧,把谴责对象置于极其尴尬可笑的境地。例如天津水师演武厅前众武官披挂整齐,率领全体营兵庄严肃穆地恭候着; 厅内巨烛莹煌、香烟袅绕; 李中堂 (李鸿章) 亲派委员来敬代拈香; ……好一派令人景仰的气氛,都说是敬祭天神“大王”。及至“我”小心谨慎地进厅一看,那红木桌上朱漆盘内敬供的“大王”却是 “一条小小花蛇”! 被 “我”气恼不过,暗暗地“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提将起来”耍弄了一场。书中每有这类谑浪嬉戏的情节,在离奇的乖戾、强烈的反差、尖锐的对比中激起读者捧腹喷饭的阵阵笑声,显示了“嘻笑之怒,甚于裂眦”(柳宗元语)的美感效应,开拓了讽刺的艺术美,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意趣。
第三、致力于典型形象的刻画。在晚清诸多小说的人物群像中,能称为典型形象的委实不多。由于吴沃尧惨淡经营功力颇深,书中吴继之、蔡侣笙、九死一生及堂姐和苟才等形象,颇具典型意义。吴继之在蝇营狗苟的官僚群中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他精明能干,练达圆通,温文尔雅而又豪爽倜傥。他跟周围的卑官俗吏们同流而不合污,诚如他所说:“谁见了钱不要?……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好了。他也对上司巴结行贿过。吴沃尧打破以往小说写人物好就全好、坏就尽坏的老套套,艺术地展示人物多姿多彩的风貌。在刻画吴继之明哲保身世故圆滑的个性时,也透示出他能从容地应付险恶环境、能裕如地转换钱财等的性格特征,写他在官运亨通时就提前将宦囊所入和所收田租集成资本广泛经营商业 (而非在农村扩大田产、更非在政界买爵升官),从而相当成功地塑出通过商业资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型官僚地主形象。以这种新型人物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作品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是吴沃尧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一大贡献。后来吴继之倒业破产,这表明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除自身原有的封建劣根性和对封建势力的依赖性之外,还有受外力打击时的怯弱性,因而总是步履艰难。――这种特定形象的生动展现,是难能可贵的。吴继之虽然商业暂时倒闭,但以他对世情风潮的熟谙老练和谋事处人的机智果敢,他肯定会创造条件东山再起的。因此他的悲剧不同于蔡侣笙的悲剧,蔡侣笙是书中 “贤士廉官”的典型,是作家追求吏治改良的艺术化身。他不仅饱有学识,富有情义,而且注重节操,持坚守白,“非义不取,无功不受”,落魄时不卑污苟且,做官时“爱民如子”,被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无论是救养义女时的热诚亲厚,还是赈济灾民时的赤诚慷慨,作品都写得十分感人。吴沃尧力图通过这一形象的刻画,给黑暗王国投射一线光明。但是,蔡侣笙终究蒙冤受屈,得了个 “奉旨革职严追”的下场。这戛然而结的收煞,血肉生动地表明在原有社会制度钳制下,任何吏治改良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成功的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作家的主观思想,蔡侣笙悲剧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此。书中标名“九死一生”的“我”,也是个性格比较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个富家公子经历了由初入世途的幼稚纯朴,到助官从商历练熏陶后的渐趋成熟和稳健。他蔑视科举、鄙薄功名,揶揄假名士,嘲弄滥文人;在以经商自傲中却也求财望富,未脱时俗烟火气;他不嫖妓、不吸毒,但也时或到妓院中谈笑风生,与烟鬼周旋往还,同时也喜孜孜欣赏女人们的艳情诗,显得既清雅风流又略带市俗的浮浪气。作品写他甘冒艰危去山东接取堂弟时一付古道热肠,而在为伯父奔丧则凌厉峭刻地回击着继伯母家的俗客时,又不乏官商贵胄的纨绔脾气,使这个人物呈现出棱角分明的立体感,其艺术风彩不仅高出于 《儿女英雄传》 中的安公子,而且迥异于 《儒林外史》 中杜少卿和《红楼梦》中贾宝玉等富家少爷,独具审美价值,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平添了气色。书中 “我”的堂姐,青春守寡,却没有一般孀妇的凄婉和拘谨,不再象《红楼梦》中李纨那样恪遵礼教而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她却勇于讥议时政,敢于品评世人,而且见解超人,泛溢着热情和聪慧,显得理智、干练而和蔼可亲,在她身上既秉持着中国女性温柔贤惠的传统美德,又折射着社会嬗变的时代闪光。这一形象使读者从污浊环境中呼吸到刚健清新的气息,多了一份美感享受。
吴沃尧特意以 “狗才”的谐音手法着力刻画了一个与全书相始终的反面典型――南京候补道苟才的形象。这个苟才贪狠狡诈卑俗淫庸,几乎集清末劣官之恶性于一身,但却不是扁平的脸谱式人物,而是个艺术上作作有光的角色。他在潦倒时不寒酸不琐屑,而是铺排场摆架子; 他交际广泛,精于应酬,却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利用时百计巴结,于己不利时就阴谋陷害; 他有时出语高雅,器宇轩昂,但随即就会胁肩谄媚,卑躬屈膝。他两次被钦差查办都凭巧施伎俩和巨金贿赂而化险为夷。为了钻谋官职,他暗布罗网,拉着妻子双双对儿媳行着拜皇帝和元日祭祖才行的跪叩大礼,逼迫新寡的十五岁儿媳去当总督的小姨太太。但当他腰缠已满时,却 “也不想升官”而要颐养天年; 不象 《红楼梦》中贾雨村“身后有余忘缩手”。他虽知机而退,却因其小儿子苟龙光同他第六个姨太太奸通作弊,勾结江湖劣医在用药上耍花招,趁他患 “怔忡之症” 时断送了他的狗命。作品浮雕般地展现了他一生逶迤起落的行为轨迹,在相当程度上是晚清上层社会为鬼为蜮浮沉变迁的生动缩影,具有很大的艺术概括力。
第四、以往小说常在人物刚出场时就标示了性格特征,如 《三国演义》 中曹操之奸、张飞之猛,《儒林外史》中范进之酸、马纯上之迂……。《怪现状》中若干主要人物却是直到书末才最终呈现其性格全貌的。这是由于吴沃尧善学《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云龙雾雨时隐时现的卓越技艺而自逞其巧的结果。书中 “我” 的伯父子仁的形象正是成功的一例。作品开始时他对 “我”既有温煦赞赏又有恳切责问,俨然一位慈善端方的长者; 尔后对 “我” 回避而拒交利银,令人渐生疑虑; 再后得知他已代 “我”将钱转存于其他可靠之人,使人半疑半信;随后见他已把存钱取出代“我”托人“捐”了“官照”,叫人钦佩感激;不久却得知那官照是假的,……又逐渐而风闻这位“伯父”奸占大舅子的女儿,干出了乱伦悖礼的丑事; 直到书末 “伯父”对贫病而死于远方的叔父说出绝情薄义的话,才最终露出了他侵吞寡嫂孤侄生命钱、淫邪贪狠而又伪善阴谲的真面目。作家以似断实连步步皴染法多侧面多层次地涂抹油彩,使人物须眉毕现地活跃于纸面。
第五、“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高尔基语)。吴沃尧善将文言典故白话口语有机融汇而浑然天成,使《怪现状》语言大都干净利索,显豁而又蕴藉,既有文彩又饶本色,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其叙述语言在愤慨中时露幽默,在冷诮中不乏风趣,颇有点作家的独特个性。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若干人物语言,出口自然而又浓于情致,各肖其口耐人品味。如第84回陆观察要把自己“已经和她鬼混了不少”的大丫头碧莲冒充女儿送给言中堂作 “小姐” 的替身去嫁给镇台大人,这时碧莲对陆观察说道:“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 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出语低俗、谑浪而又有几分含蓄,酷肖一个被迫与主子胡搞、放荡而又暗含辛酸的下等人口吻。第89回在苟才跪求哄骗,甚至暗施春药、偷示淫画以引诱上当的情况下,其新寡的儿媳气得伤心过度晕厥过去,却终于被拖下了水。这时她说道: “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 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 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开言暴烈,泼辣而又不失典雅,的是一个书香出身虽蒙污垢而良心未泯的少妇的决绝之词。前者以丫头之俗正衬陆观察之贱,后者以儿媳之烈反照苟才之鄙。各具风彩,各得其妙,使读者在观照恶浊世相时亦能品尝到艺术的情韵和意趣。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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