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史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作者吴沃尧。二十七回,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1903―1905)连载于《新小说》一卷三期至二卷十二期,因《新小说》停刊,未完。1911年上海广智书局始出单行本,前有作者写的《叙》。
小说主要写宋元之际的历史故事。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忽必烈建国号“元”,即派兵南下进攻南宋。宋度宗昏庸无能,不理朝政,内外大事均付给太监总管巫忠和奸相贾似道处理,贾似道暗中通敌,欺君罔上,沉溺酒色,不仅对各地告急文书置之不理,甚至还故意调换宋军,使敌人有可乘之机,导致樊城、襄阳、鄂州、江州等连连失陷,宋度宗闻报后,惊吓而死。
度宗死后,立四岁的赵显为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派贾似道领兵去芜胡抗御元军,贾向元军乞降,元军不允,并大败宋军,贾逃往扬州,宋朝廷将贾似道革职查办,由会稽县尉郑虎臣押往循州安置,郑虎臣为报父仇,到福建漳州木棉庵将其推入粪坑淹死后逃走。
元军攻入平州府, 宋朝廷先后派刘 、 文天祥前往元营议和。 文天祥慷慨陈辞,被元军扣押,宋朝廷降元朝,元兵开进临安,掳掠奸淫,并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押往燕京。文天祥从元营中逃出,投温州与益王 信王 等相遇。到福州后,益王即位,封信王为广王。文天祥受命登坛挂帅,领兵往江西抗击元军。
又有侠士宗仁、宗义、胡仇等投张世杰、文天祥,成立“攘夷会”。文天祥荐宗仁、胡仇前往燕京探望三宫。二人在仙霞岭与草莽英雄金奎、岳飞的后代岳忠等相会,并介绍他们入“攘夷会”,共议以仙霞岭为抗元基地。宗仁、胡仇继续北上,一路上胡仇施展武功,神出鬼没,杀敌护民。二人到燕京后,几番周折,均未能见到三宫,却意外得知宋军大败,皇帝落水后惊惧成病而亡,又立广王为帝。不久文天祥兵败被俘,元军在崖山大败宋军,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自尽,张世杰亦跳海自尽。文天祥被押往燕京,誓不降敌,慷慨就义。在此之前,谢枋得也被送到燕京,亦不降绝食而死。
胡仇、狄琪、金奎等在宋亡后,仍坚持抗元斗争,不久又联结李复、柳世英、杨镇龙等义士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消息传入燕京,元主忽必烈派右丞相蒙固岱领兵前去镇压。各地义军因种种原因,纷纷败北,一些义军首领带残部奔回仙霞岭。蒙固岱率大军攻打仙霞岭,岳忠、狄琪、宗仁等严阵以待,大败元军,蒙固岱狼狈逃跑……小说至此,未完而止。
《痛史》产生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为了配合政治改良运动,由梁启超等人首倡,提出了 “改良小说”、“小说革命” 的口号,他们把小说看作是改造社会和人心的有力武器,吴研人就是以自己的小说创作较好地实践了这些主张的作者之一。因此他的小说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即便是象 《痛史》这样的历史小说,也不例外。
在 《痛史》 中,作者首先饱含强烈的民族感情,沉痛地再现了南宋政权土崩瓦解时,民族所遭受的惨不忍睹的浩劫,揭露了异族侵略者的残暴,用历史事实告诫人们: 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作品中数次写到元军灭绝人性的屠城,如第三回写元军攻进樊城,下令屠城,“只杀的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白骨积山,碧血涌浪。”作者禁不住出来警告道:“只此便是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作品也写到在元统治区,人民猪狗不如,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十户人家只允许用一把刀。平民百姓是如此,而贵为天子的皇帝同样也逃不脱耻辱的恶运。第七回写皇帝与太后等为图旦夕之安,情愿奉表投降,不料元军一进临安,便将他们赶出皇宫,囚在元营,连米饭也不给吃,接着又将他们押往燕京,百般折磨和羞辱他们。作者在这里,用咎由自取的笔法,对最高统治者的昏庸误国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于那些弄权媚敌,荒淫无耻的权臣和叛国求荣的汉奸,作者更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书中写奸相贾似道在元兵压境,各路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时,欺君罔上,置之不理,却与太监总管巫忠狼狈为奸,费尽心思将一个已入宫的美女叶氏弄出来供己淫乐。甚至恬不知耻地说:“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张降表,他新得天下,正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么?那时我倒变成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后来朝廷派他带兵御敌,他却暗中通敌,临阵逃跑。作者最后写他被淹死在粪坑,正是这类人罪有应得的下场。而对于那些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汉奸,作者更是恨之入骨,指斥这些汉奸 “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甘心双手奉与敌人,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戳自己同国的人,非但绝无一点恻隐羞恶之心,而且还自以为荣耀。这种人的心肝,我实在不懂他是用甚么材料造成的。”书中写到的张弘范便是一个汉奸的典型,他自己是中国人,却极仇视自己的同胞,“见了中国人,大有灭此朝食之概。”作为元军的副统帅,他攻城略地,万分卖力,最后在崖山海面,也是他带兵灭了南宋朝廷。书中有一个细节,极具讽刺意义: 写张弘范攻下崖山后,在那里勒石记功,刻了 “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到后来却有人在前面加了 一个 “宋” 字,变成 “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一字之加,便把他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暴露无遗,作者最后写他 “兔死狗烹”的下场,亦大快人心,这也是一切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的必然下场。
《痛史》在揭露、鞭挞的同时,更以淋漓尽致的笔墨,热情讴歌了众多忠臣义士和广大下层人民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悲壮斗争。弘扬了浩大的民族正气,充满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作者满怀钦敬的心情,成功地塑造了文天祥、张世杰、谢枋得、陆秀夫等宋末文臣武将的光辉形象。作者或写他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战,全身心地投入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斗争; 或写他们恪守气节,大义凛然,为维护民族的尊严视死如归。比如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朝廷商议投降的形势下,冒死前往敌营,大义凛然,慷慨陈辞。被元军软禁后,又伺机逃脱,在温州与益王等相会后,重又登坛挂帅,率兵江西抗击元军,以图“荡除胡虏”“复我邦族”,不幸兵败被俘。元主慕其名节,以丞相之职,诱其投降,文天祥毫不动心,昂然道: “堂堂中国丈夫,岂有投降夷狄之理!”最后从容就义,以身殉国。其他如张世杰、谢枋得、陆秀夫,莫不如是,他们都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个人的生死荣辱之上。虽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南宋的衰亡,但他们的浩然正气,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而永存天地之间。
与忠臣相映衬,小说另一方面还塑造众多义士的英雄形象,高度赞颂了他们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和神出鬼没的超人武艺。如金奎、宗仁、胡仇、狄琪、岳忠等等,这些人为了保国卫民,自发组织 “攘夷会”,并有意识地营建根据地,以进行长期的抗元斗争,在国势危急乃至于亡国之后,也从未停止过以自己的方式打击敌人。他们或逞神威飞檐走壁智取鞑子首级,志在为民除害; 或举义旗号召八方夺回沦陷国土,意欲光复宋朝。虽然他们的斗争显得力量微弱而于大势无补,他们不分良莠杀一切蒙古人的做法也不尽可取,但他们的斗争的勇气和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赞扬,他们同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 中曾说过,《痛史》“无论是内容上抑是技术上,都有很好成就”。的确,《痛史》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在艺术构思上,作者善于运用借古鉴今的笔法,通过敷演历史来教育、警醒世人,为现实政治服务。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曾明确指出:“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记些出来,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也正如阿英在 《晚清小说史》所指出的: “这真的是吴趼人对于宋代当时人物的愤慨么? 是在宋代的一些卖国汉奸以外,兼咒诅那些清朝汉奸的。是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的确,我们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无时无处不感受到作者那种溢于言表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
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将历史题材与武侠题材有机地融于一书。作者一方面强调历史小说的史实性和教育作用,“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同时又能注意到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和趣味性。作者把武侠小说的题材引进历史小说,用较多的篇幅渲染胡仇、狄琪等人的飞檐走壁、神出鬼没; 金奎、岳忠等人的聚啸山林、占山为王,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使小说显得生动,更富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以避免历史小说由于完全“发明正史事实”而可能造成的沉闷和枯燥。当然作者在两种题材的处理上,主次是分明的,即以敷演历史故事为主,间以穿插武侠故事,同时对侠士剑客的描写也并没有游离于作品的主题之外,而是与全书的爱国主题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成为全书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第三,在小说结构上,《痛史》也显示了作者的大家手笔。小说写的是宋亡元兴的历史大事件,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涉及的人物也纷繁复杂。但作者并没有一般地按照编年体例流水写来,而是在历史事件发展的大框架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主要从歌颂民族英雄,描写抗元斗争这个侧面来展开描写,突出了民族矛盾这一主线,由此带出对侵略者残暴的控诉,对奸臣败类的鞭挞。因此整个结构布局就显得详略得当,历史纵线发展和表现主题的横向渲染十分有机地统一于一体,这样的结构显得严谨而不板滞,很好地表现了作品的爱国主题。另外,小说在语言上也显得精炼畅达,生动传神,具有雅俗共赏的妙处,体现了作者运用小说语言的高深造诣。
当然,小说在艺术上也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缺憾。最突出的是由于作者在创作时感情过于兴奋,因此往往忽视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或忍不住自己出来说教,发表议论,褒贬是非,而不是把倾向性寓于形象和情节中; 或把书中人物当作自己思想的传声筒,洋洋洒洒,尽情发挥,由是便造成了个别人物的概念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的形象性。这当然与作者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有关。这一缺点也是近代多数小说的通病。
《痛史》作为吴趼人第一部历史小说,在当时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还影响了当时历史小说的创作。阿英认为: “在晚清的讲史中,这是最好的一部。”这样的评价,《痛史》是当之无愧的。 （编辑：moyuzhai）
小说主要写宋元之际的历史故事。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忽必烈建国号“元”,即派兵南下进攻南宋。宋度宗昏庸无能,不理朝政,内外大事均付给太监总管巫忠和奸相贾似道处理,贾似道暗中通敌,欺君罔上,沉溺酒色,不仅对各地告急文书置之不理,甚至还故意调换宋军,使敌人有可乘之机,导致樊城、襄阳、鄂州、江州等连连失陷,宋度宗闻报后,惊吓而死。
度宗死后,立四岁的赵显为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派贾似道领兵去芜胡抗御元军,贾向元军乞降,元军不允,并大败宋军,贾逃往扬州,宋朝廷将贾似道革职查办,由会稽县尉郑虎臣押往循州安置,郑虎臣为报父仇,到福建漳州木棉庵将其推入粪坑淹死后逃走。
元军攻入平州府, 宋朝廷先后派刘 、 文天祥前往元营议和。 文天祥慷慨陈辞,被元军扣押,宋朝廷降元朝,元兵开进临安,掳掠奸淫,并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押往燕京。文天祥从元营中逃出,投温州与益王 信王 等相遇。到福州后,益王即位,封信王为广王。文天祥受命登坛挂帅,领兵往江西抗击元军。
又有侠士宗仁、宗义、胡仇等投张世杰、文天祥,成立“攘夷会”。文天祥荐宗仁、胡仇前往燕京探望三宫。二人在仙霞岭与草莽英雄金奎、岳飞的后代岳忠等相会,并介绍他们入“攘夷会”,共议以仙霞岭为抗元基地。宗仁、胡仇继续北上,一路上胡仇施展武功,神出鬼没,杀敌护民。二人到燕京后,几番周折,均未能见到三宫,却意外得知宋军大败,皇帝落水后惊惧成病而亡,又立广王为帝。不久文天祥兵败被俘,元军在崖山大败宋军,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自尽,张世杰亦跳海自尽。文天祥被押往燕京,誓不降敌,慷慨就义。在此之前,谢枋得也被送到燕京,亦不降绝食而死。
胡仇、狄琪、金奎等在宋亡后,仍坚持抗元斗争,不久又联结李复、柳世英、杨镇龙等义士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消息传入燕京,元主忽必烈派右丞相蒙固岱领兵前去镇压。各地义军因种种原因,纷纷败北,一些义军首领带残部奔回仙霞岭。蒙固岱率大军攻打仙霞岭,岳忠、狄琪、宗仁等严阵以待,大败元军,蒙固岱狼狈逃跑……小说至此,未完而止。
《痛史》产生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为了配合政治改良运动,由梁启超等人首倡,提出了 “改良小说”、“小说革命” 的口号,他们把小说看作是改造社会和人心的有力武器,吴研人就是以自己的小说创作较好地实践了这些主张的作者之一。因此他的小说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即便是象 《痛史》这样的历史小说,也不例外。
在 《痛史》 中,作者首先饱含强烈的民族感情,沉痛地再现了南宋政权土崩瓦解时,民族所遭受的惨不忍睹的浩劫,揭露了异族侵略者的残暴,用历史事实告诫人们: 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作品中数次写到元军灭绝人性的屠城,如第三回写元军攻进樊城,下令屠城,“只杀的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白骨积山,碧血涌浪。”作者禁不住出来警告道:“只此便是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作品也写到在元统治区,人民猪狗不如,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十户人家只允许用一把刀。平民百姓是如此,而贵为天子的皇帝同样也逃不脱耻辱的恶运。第七回写皇帝与太后等为图旦夕之安,情愿奉表投降,不料元军一进临安,便将他们赶出皇宫,囚在元营,连米饭也不给吃,接着又将他们押往燕京,百般折磨和羞辱他们。作者在这里,用咎由自取的笔法,对最高统治者的昏庸误国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于那些弄权媚敌,荒淫无耻的权臣和叛国求荣的汉奸,作者更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书中写奸相贾似道在元兵压境,各路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时,欺君罔上,置之不理,却与太监总管巫忠狼狈为奸,费尽心思将一个已入宫的美女叶氏弄出来供己淫乐。甚至恬不知耻地说:“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张降表,他新得天下,正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么?那时我倒变成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后来朝廷派他带兵御敌,他却暗中通敌,临阵逃跑。作者最后写他被淹死在粪坑,正是这类人罪有应得的下场。而对于那些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汉奸,作者更是恨之入骨,指斥这些汉奸 “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甘心双手奉与敌人,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戳自己同国的人,非但绝无一点恻隐羞恶之心,而且还自以为荣耀。这种人的心肝,我实在不懂他是用甚么材料造成的。”书中写到的张弘范便是一个汉奸的典型,他自己是中国人,却极仇视自己的同胞,“见了中国人,大有灭此朝食之概。”作为元军的副统帅,他攻城略地,万分卖力,最后在崖山海面,也是他带兵灭了南宋朝廷。书中有一个细节,极具讽刺意义: 写张弘范攻下崖山后,在那里勒石记功,刻了 “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到后来却有人在前面加了 一个 “宋” 字,变成 “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一字之加,便把他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暴露无遗,作者最后写他 “兔死狗烹”的下场,亦大快人心,这也是一切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的必然下场。
《痛史》在揭露、鞭挞的同时,更以淋漓尽致的笔墨,热情讴歌了众多忠臣义士和广大下层人民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悲壮斗争。弘扬了浩大的民族正气,充满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作者满怀钦敬的心情,成功地塑造了文天祥、张世杰、谢枋得、陆秀夫等宋末文臣武将的光辉形象。作者或写他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战,全身心地投入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斗争; 或写他们恪守气节,大义凛然,为维护民族的尊严视死如归。比如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朝廷商议投降的形势下,冒死前往敌营,大义凛然,慷慨陈辞。被元军软禁后,又伺机逃脱,在温州与益王等相会后,重又登坛挂帅,率兵江西抗击元军,以图“荡除胡虏”“复我邦族”,不幸兵败被俘。元主慕其名节,以丞相之职,诱其投降,文天祥毫不动心,昂然道: “堂堂中国丈夫,岂有投降夷狄之理!”最后从容就义,以身殉国。其他如张世杰、谢枋得、陆秀夫,莫不如是,他们都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个人的生死荣辱之上。虽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南宋的衰亡,但他们的浩然正气,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而永存天地之间。
与忠臣相映衬,小说另一方面还塑造众多义士的英雄形象,高度赞颂了他们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和神出鬼没的超人武艺。如金奎、宗仁、胡仇、狄琪、岳忠等等,这些人为了保国卫民,自发组织 “攘夷会”,并有意识地营建根据地,以进行长期的抗元斗争,在国势危急乃至于亡国之后,也从未停止过以自己的方式打击敌人。他们或逞神威飞檐走壁智取鞑子首级,志在为民除害; 或举义旗号召八方夺回沦陷国土,意欲光复宋朝。虽然他们的斗争显得力量微弱而于大势无补,他们不分良莠杀一切蒙古人的做法也不尽可取,但他们的斗争的勇气和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赞扬,他们同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 中曾说过,《痛史》“无论是内容上抑是技术上,都有很好成就”。的确,《痛史》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在艺术构思上,作者善于运用借古鉴今的笔法,通过敷演历史来教育、警醒世人,为现实政治服务。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曾明确指出:“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记些出来,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也正如阿英在 《晚清小说史》所指出的: “这真的是吴趼人对于宋代当时人物的愤慨么? 是在宋代的一些卖国汉奸以外,兼咒诅那些清朝汉奸的。是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的确,我们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无时无处不感受到作者那种溢于言表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
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将历史题材与武侠题材有机地融于一书。作者一方面强调历史小说的史实性和教育作用,“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同时又能注意到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和趣味性。作者把武侠小说的题材引进历史小说,用较多的篇幅渲染胡仇、狄琪等人的飞檐走壁、神出鬼没; 金奎、岳忠等人的聚啸山林、占山为王,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使小说显得生动,更富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以避免历史小说由于完全“发明正史事实”而可能造成的沉闷和枯燥。当然作者在两种题材的处理上,主次是分明的,即以敷演历史故事为主,间以穿插武侠故事,同时对侠士剑客的描写也并没有游离于作品的主题之外,而是与全书的爱国主题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成为全书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第三,在小说结构上,《痛史》也显示了作者的大家手笔。小说写的是宋亡元兴的历史大事件,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涉及的人物也纷繁复杂。但作者并没有一般地按照编年体例流水写来,而是在历史事件发展的大框架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主要从歌颂民族英雄,描写抗元斗争这个侧面来展开描写,突出了民族矛盾这一主线,由此带出对侵略者残暴的控诉,对奸臣败类的鞭挞。因此整个结构布局就显得详略得当,历史纵线发展和表现主题的横向渲染十分有机地统一于一体,这样的结构显得严谨而不板滞,很好地表现了作品的爱国主题。另外,小说在语言上也显得精炼畅达,生动传神,具有雅俗共赏的妙处,体现了作者运用小说语言的高深造诣。
当然,小说在艺术上也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缺憾。最突出的是由于作者在创作时感情过于兴奋,因此往往忽视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或忍不住自己出来说教,发表议论,褒贬是非,而不是把倾向性寓于形象和情节中; 或把书中人物当作自己思想的传声筒,洋洋洒洒,尽情发挥,由是便造成了个别人物的概念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的形象性。这当然与作者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有关。这一缺点也是近代多数小说的通病。
《痛史》作为吴趼人第一部历史小说,在当时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还影响了当时历史小说的创作。阿英认为: “在晚清的讲史中,这是最好的一部。”这样的评价,《痛史》是当之无愧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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