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绮谈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作者署“玉瑟斋主人”, 十四回,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五月 《新小说》第四号至第六号载, 小说第十四回后虽有“未完”字样,但从回目 “宪章宣布改革成功” 以及回末之议论看, 实际上已经完篇。
英国轩利二世季子约翰,赋性狠险,狡计百出,得皇太后爱怜,夺了皇孙亚疏兄弟应袭的王位,做了国王。但他横暴恣睢日甚,强占大臣之女伊西卑拉,“只管盘乐怠傲,不理政事”,致使正直之人渐渐疏远,权落奸佞之手。约翰统治下的“人民行一步路,说一句话,均无自由,好像在棘荆里头一样。”这种情形引起爱国志士的不平,他们到处演说,运动人民。志士威廉亚卑涅尤博众望,不幸于演说中被捕,判了五年监禁。其妻安氏也险被加害。“政府的法令越发横暴,这国民的反动力日甚一日”,改革的呼声汹汹涌涌。约翰等视改革党为时疫,怕其滋蔓难图,为转移民心,竟不顾大臣反对,举兵与法国打仗,后大败而归。至此约翰才知“专事外征也不是长策,翻过来专心一意谋国内的治安。”然约翰本性不变,虽整顿、改革声之,“总是诳的没有一点儿成效”。贪官污吏仍据要津,他们把扑灭改革党为国家第一件要事。举国人心越发激愤,“贵族恨王专横,近属恨王凶暴,庶民恨王压制,上下无一不仇视王的。”然约翰被奸党蒙蔽,仍似在梦中。约翰无道,使法兰西滋长扩张领土的野心,又使国内保国志士蜂起。贵族和平民各组成改革党,后两党又联合起来,改革党势力越发利害。时改革党兰格顿牧师在一古刹中发现先王轩利一世承诺人民权利的敕许状,即遍示此状。改革党视之为兴盛之前兆,并以此为根据,恢复得而复失之权利。改革党足迹遍及于英国全土,改革理论终为舆论所公认。奸党仓皇无措,又气又愤,又搬出罗马法王,企图以宗教势力降服改革党。改革党深知罗马法王之威力,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与之作对,乃韬光养晦,以待时机。时改革党处境之艰险可想而知,奸党包探遍及各地,改革党多次密会遭奸党围捕,挫折不小。然并没因此而被吓倒改革党人,当他们得知志士亚卑涅将被政府正法时,不顾自己的安危进行营救。志士遮阿辅里只身劫狱失败,因势孤力单,反被政府杀害。志士卡乐巴利、鲁尔卑治、律克卑等,又联合几个壮士,经过周密的策划,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大风之夜,救出亚卑涅。亚卑涅又得以与同志和妻子安氏相聚。改革活动更加频繁。一次密会中,因被密探发现,改革党被捕去几人,翌日城中喧传,说改革党已一网打尽。改革党人得此消息,即通知各支部,设法保救。各地改革党人忙聚集来京。密会中得以脱逃的领袖宾勃鲁候与鲁伯益闻之,知是一个机会,即顺天应人,派人通知总会,说改革党被拿的人只是几个园丁,不是重要人物; 并请各支部总理来京相商大事。认为改革党宗旨,已为舆论所公认,当应面谒约翰,揭露奸党罪行,劝其驱逐奸党,录用新党,迫使约翰改革。改革党即号召全国志士,直指伦敦,奸党见大势已去,走为上策。约翰即命国民议会,制定宪法,组织新政府。宾勃鲁候等议员制定出六十三条――大宪章,国王盖上御印,改革宣布成功。
这是一篇以外国题材创作的改革小说,题材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但同时受到时代风气和社会心理的制约。以外国历史来宣传改革,戊戌变法年间已有之,但选的都是英主明君的事例,如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等的自上而下的、主动而卓有成效的改革。而本篇选的却是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英国国王约翰,是个暴虐专制、荒淫无道的昏君,因此约翰的改革是被迫的,改革的动力无疑完全来自民众方面,这种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但小说将1215年约翰被迫签订的大宪章说成是“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夸大了的。英国作家F・E霍利迪指出:“大宪章完全是为自己阶级谋私利的措施,其目的在于确定上层贵族和教会的特权,而丝毫不顾大多数英格兰平民和广大农奴的利益。”大宪章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抑制了国王的专制权力,将王权置于封建法律的约束之下,同时,“大宪章第三十九条以后却得到意想不到的广泛引用。该条文规定: ‘除了根据贵族集体的合法审判和根据国家的法律外,国王不得对任何自由人加以逮捕或监禁,或者夺取财产和驱逐出境,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杀害,我们不得对他们加以侵犯或拘捕。’”尽管在当时,除了少数贵族和骑士外,自由人是寥寥无几的,但随着自由人增多,这个关于自由人的法律保证,愈加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对大宪章加以充分肯定的。小说除了宣扬“天生斯民,大家都有同等的权利”的民权思想以外,还进一步鼓吹“政府的政权,是由人民委托他的,政府办得不妥当,我等人民自己拿回来自己办去,本是天公地道”,这些,都是对于大宪章精神的发挥,须知在二十世纪开端的中国,连大宪章那样的法律保障,尚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
小说中的约翰是国王中最令人憎恶的人,他统治下的人民:下等人如奴隶,没有一点人的权利; 上中等 “人民行一步,讲一句说话,都不能自由的,很像在棘荆里头一样。”因此引起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志士的不平,号召人民起来改革。小说通过亚卑涅说:“今日我们二百余万英国人民是怎样呢?有一种人丰衣美食、高楼大厦,是一点职业都没有的,他的钱是从哪处要来的呢?好不是在我们同胞的膏血绞出来的吗?有一种人寒无以为衣,饥无以为食,自己做奴隶还不算,子子孙孙永远要做他们的奴隶。这两种的悬隔何止霄壤呢?”小说一方面在天赋人权面上严厉谴责贫富的悬殊,是 “反正理、违天意、非人道的事情。”但在改革面上,却又抹平了贵族和平民的畛域。改革始,贵族和人民两党是分开的,声气不甚相通,后来认识到都是“替国家出力,同向一条路上走,何必分开贵族和平民”,便联合起来,声势越发利害。在改革面上,小说还泯合了革命和改良的差异,说: “这些急激的,则要倡革命,专主破坏;那些稍稍老成持重的,则主张平和主义,慢慢改革起来:他们的议论举动,虽是各有不同,至若想改革的心事,则彼此一样的。”小说写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改革派,因善于抓住时机,灵活运用的斗争策略,使屡遭挫折的改革形势有了转机。如当大牧师兰格顿在一古刹中捡到一张先王轩利一世承诺人民权利的敕许状时,改革党即借以号召民心,并以此为根据,要求恢复得而复失之权利,以谋改革。正是这种斗争策略使得 “改革政治,实舆论所公认的了,所以上书的、草奏的、上条陈的,以及怂恿政府,恐吓政府的,到处都有。这奸党仓皇无措,又愤又气,实在除了从改革党的希望,把这专制政体,改作自由政体,以买国民欢心,再没有别样法儿,可以保持国运,回护王室的了。”这种托古方式,减少了运动阻力。小说又写当政府要将改革党一网打尽的紧要关头,改革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小说注意到: “那年少气盛的人,心醉卢骚 (梭) 《民约》的议论,又见各国革命,革得这样爽快,忘了本国数千年的历史,又不暇计及国民智识程度,各国窥伺的危险” 的躁进性,批驳了 “非说今日自当革命,就说今日不可不革命,更有横暴议论,说宁送给外国也一定要革命”的偏颇性。小说在实现同一目标的两种手段孰优孰劣的争论中,更倾向于缓进的手段。小说中,虽争论结果主张革命的占了多数,但改革党领袖宾勃鲁候待各人说完说道:“诸君议论虽是不同,实不外以救国为宗旨,但凡利多害少,才做得过。我国民保守性质,诸君总可以晓得。”又说“我们总变了宗旨,岂不尽失天下人心。舆论的势力,比兵队的力量还要利害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去启发民智,不要去主动打破现状,谋求改革。这同梁启超之批评将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混为一谈的过激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客观的创作素材与主观的创作意图最终趋于了和谐统一,这大约是《回天绮谈》在《新小说》杂志外国题材改革小说中唯一能终篇的主要原因。
小说最后回应改革党的历程道:“回想他们提议这件事的时候,岂料及身而见,又岂敢有一定成么? 不过拿定宗旨,见事做事,百折不挠,那件大事业就成于他们之手,所以天下事不怕难做,不怕失败,最怕是不肯去做,若肯去做,炼石都可以补天,衔石都可以填海,志气一立,天下那里有不成的事呢? 就今目下失败,然有了因,自然有果,十年二十年后,总有成功之一日的。看官读这一篇,不要崇拜他们,歆羡他们,你想学他,就有第二个宾勃鲁候,第二个鲁伯益出来,孟夫子有云: ‘人皆可以为尧舜’,至于去做不去做,这不又在自己么?”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说明作者选择这篇外国题材之用心。当时中国的国情正与小说中的英国情形相似。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等对慈禧为首的当道者已完全绝望,虽因庚子国变,慈禧等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梁启超等在与西方的直接接触和研究后,指出这些改革是“伪维新”,是只从事枝叶,无其根本; 只从事形式而无其精神的。从而提出 “新民”之说,他们清醒认识到维新过程中“新民”的重要性,指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以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本着 “新民为今日之第一急务”的认识,创办了 《新小说》月刊,并响亮地提出了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的口号。所以这段话意思,就是启发民众起来改革,虽然这个改革是艰险的,长期的,曲折的,会有失败,但失败是成功之母,实际上成功已寓于失败之中,只要坚持下去,终有成功之一日的。只要勇敢地站出来,去参与,去奋斗,人是皆可以为尧舜的。
小说之所以选择外国题材来谈改革,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成功的改革实践,在世界历史上改革成功实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英主明君的主动改革,如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改革; 另一种是英国国王约翰的被动的改革。后一种与当时中国情形相似,所以自然选择了它。这样做,在宣传改革时,即使其不太触目,以增大改革阻力,而且又使其有准可依,达到启发民众起来改革的目的,从而使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得以实现。
小说在艺术描写上,为了突出约翰的荒淫,描写了美貌的伊西卑拉及其婚姻纠葛; 为了烘托亚卑涅的高义,小说又描写了其夫人安氏的坚贞不屈。其他人物,如壮士卡尔巴利、鲁尔卑治、律克卑,也都写得铮铮不凡。这些,都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是为中国读者而写的,是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的小说。小说是典型的章回小说,运用的是地地道道中国式文学语言。如描写美貌的伊西卑拉出来见约翰时,只见:
这绣帷锦帷里头,忽然芬芳袭人,环佩丁当。不一会时,出了一个年约二八,花枝招展的美人。纤腰袅袅,好像个迎风的杨柳一样。浓纤得中,修短合度,就令西施临金阙,贵妃上玉楼的时候,也不过如此。
把伊西卑拉完全描写成一个中国式的古代美女,那样的清丽秀美、婀娜多姿。
又当伊西卑拉父亲要其为约翰抚琴弹唱时,伊西卑拉唱道:
月皎皎而照临兮,明烛暗而无光; 露盈盈以缀草兮,岂不惮而朝阳! 嗟佳人之信修兮,握秋兰而自芳;歌罗敷以长吟兮,哀厉而弥长。天茫茫而海苍苍兮,试高飞而翱翔;何处独无芳草兮,岂限乎七泽与三湘。
唱的是中国古体诗歌,用的是中国的典故。还有韩非子的“在床在旁”、孔明的“借东风”等的中国典故,在小说大量地运用,都堪称绝唱。所以,在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传统方面的尝试,也是值得在小说史上书上一笔的。 （编辑：moyuzhai）
英国轩利二世季子约翰,赋性狠险,狡计百出,得皇太后爱怜,夺了皇孙亚疏兄弟应袭的王位,做了国王。但他横暴恣睢日甚,强占大臣之女伊西卑拉,“只管盘乐怠傲,不理政事”,致使正直之人渐渐疏远,权落奸佞之手。约翰统治下的“人民行一步路,说一句话,均无自由,好像在棘荆里头一样。”这种情形引起爱国志士的不平,他们到处演说,运动人民。志士威廉亚卑涅尤博众望,不幸于演说中被捕,判了五年监禁。其妻安氏也险被加害。“政府的法令越发横暴,这国民的反动力日甚一日”,改革的呼声汹汹涌涌。约翰等视改革党为时疫,怕其滋蔓难图,为转移民心,竟不顾大臣反对,举兵与法国打仗,后大败而归。至此约翰才知“专事外征也不是长策,翻过来专心一意谋国内的治安。”然约翰本性不变,虽整顿、改革声之,“总是诳的没有一点儿成效”。贪官污吏仍据要津,他们把扑灭改革党为国家第一件要事。举国人心越发激愤,“贵族恨王专横,近属恨王凶暴,庶民恨王压制,上下无一不仇视王的。”然约翰被奸党蒙蔽,仍似在梦中。约翰无道,使法兰西滋长扩张领土的野心,又使国内保国志士蜂起。贵族和平民各组成改革党,后两党又联合起来,改革党势力越发利害。时改革党兰格顿牧师在一古刹中发现先王轩利一世承诺人民权利的敕许状,即遍示此状。改革党视之为兴盛之前兆,并以此为根据,恢复得而复失之权利。改革党足迹遍及于英国全土,改革理论终为舆论所公认。奸党仓皇无措,又气又愤,又搬出罗马法王,企图以宗教势力降服改革党。改革党深知罗马法王之威力,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与之作对,乃韬光养晦,以待时机。时改革党处境之艰险可想而知,奸党包探遍及各地,改革党多次密会遭奸党围捕,挫折不小。然并没因此而被吓倒改革党人,当他们得知志士亚卑涅将被政府正法时,不顾自己的安危进行营救。志士遮阿辅里只身劫狱失败,因势孤力单,反被政府杀害。志士卡乐巴利、鲁尔卑治、律克卑等,又联合几个壮士,经过周密的策划,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大风之夜,救出亚卑涅。亚卑涅又得以与同志和妻子安氏相聚。改革活动更加频繁。一次密会中,因被密探发现,改革党被捕去几人,翌日城中喧传,说改革党已一网打尽。改革党人得此消息,即通知各支部,设法保救。各地改革党人忙聚集来京。密会中得以脱逃的领袖宾勃鲁候与鲁伯益闻之,知是一个机会,即顺天应人,派人通知总会,说改革党被拿的人只是几个园丁,不是重要人物; 并请各支部总理来京相商大事。认为改革党宗旨,已为舆论所公认,当应面谒约翰,揭露奸党罪行,劝其驱逐奸党,录用新党,迫使约翰改革。改革党即号召全国志士,直指伦敦,奸党见大势已去,走为上策。约翰即命国民议会,制定宪法,组织新政府。宾勃鲁候等议员制定出六十三条――大宪章,国王盖上御印,改革宣布成功。
这是一篇以外国题材创作的改革小说,题材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但同时受到时代风气和社会心理的制约。以外国历史来宣传改革,戊戌变法年间已有之,但选的都是英主明君的事例,如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等的自上而下的、主动而卓有成效的改革。而本篇选的却是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英国国王约翰,是个暴虐专制、荒淫无道的昏君,因此约翰的改革是被迫的,改革的动力无疑完全来自民众方面,这种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但小说将1215年约翰被迫签订的大宪章说成是“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夸大了的。英国作家F・E霍利迪指出:“大宪章完全是为自己阶级谋私利的措施,其目的在于确定上层贵族和教会的特权,而丝毫不顾大多数英格兰平民和广大农奴的利益。”大宪章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抑制了国王的专制权力,将王权置于封建法律的约束之下,同时,“大宪章第三十九条以后却得到意想不到的广泛引用。该条文规定: ‘除了根据贵族集体的合法审判和根据国家的法律外,国王不得对任何自由人加以逮捕或监禁,或者夺取财产和驱逐出境,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杀害,我们不得对他们加以侵犯或拘捕。’”尽管在当时,除了少数贵族和骑士外,自由人是寥寥无几的,但随着自由人增多,这个关于自由人的法律保证,愈加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对大宪章加以充分肯定的。小说除了宣扬“天生斯民,大家都有同等的权利”的民权思想以外,还进一步鼓吹“政府的政权,是由人民委托他的,政府办得不妥当,我等人民自己拿回来自己办去,本是天公地道”,这些,都是对于大宪章精神的发挥,须知在二十世纪开端的中国,连大宪章那样的法律保障,尚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
小说中的约翰是国王中最令人憎恶的人,他统治下的人民:下等人如奴隶,没有一点人的权利; 上中等 “人民行一步,讲一句说话,都不能自由的,很像在棘荆里头一样。”因此引起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志士的不平,号召人民起来改革。小说通过亚卑涅说:“今日我们二百余万英国人民是怎样呢?有一种人丰衣美食、高楼大厦,是一点职业都没有的,他的钱是从哪处要来的呢?好不是在我们同胞的膏血绞出来的吗?有一种人寒无以为衣,饥无以为食,自己做奴隶还不算,子子孙孙永远要做他们的奴隶。这两种的悬隔何止霄壤呢?”小说一方面在天赋人权面上严厉谴责贫富的悬殊,是 “反正理、违天意、非人道的事情。”但在改革面上,却又抹平了贵族和平民的畛域。改革始,贵族和人民两党是分开的,声气不甚相通,后来认识到都是“替国家出力,同向一条路上走,何必分开贵族和平民”,便联合起来,声势越发利害。在改革面上,小说还泯合了革命和改良的差异,说: “这些急激的,则要倡革命,专主破坏;那些稍稍老成持重的,则主张平和主义,慢慢改革起来:他们的议论举动,虽是各有不同,至若想改革的心事,则彼此一样的。”小说写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改革派,因善于抓住时机,灵活运用的斗争策略,使屡遭挫折的改革形势有了转机。如当大牧师兰格顿在一古刹中捡到一张先王轩利一世承诺人民权利的敕许状时,改革党即借以号召民心,并以此为根据,要求恢复得而复失之权利,以谋改革。正是这种斗争策略使得 “改革政治,实舆论所公认的了,所以上书的、草奏的、上条陈的,以及怂恿政府,恐吓政府的,到处都有。这奸党仓皇无措,又愤又气,实在除了从改革党的希望,把这专制政体,改作自由政体,以买国民欢心,再没有别样法儿,可以保持国运,回护王室的了。”这种托古方式,减少了运动阻力。小说又写当政府要将改革党一网打尽的紧要关头,改革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小说注意到: “那年少气盛的人,心醉卢骚 (梭) 《民约》的议论,又见各国革命,革得这样爽快,忘了本国数千年的历史,又不暇计及国民智识程度,各国窥伺的危险” 的躁进性,批驳了 “非说今日自当革命,就说今日不可不革命,更有横暴议论,说宁送给外国也一定要革命”的偏颇性。小说在实现同一目标的两种手段孰优孰劣的争论中,更倾向于缓进的手段。小说中,虽争论结果主张革命的占了多数,但改革党领袖宾勃鲁候待各人说完说道:“诸君议论虽是不同,实不外以救国为宗旨,但凡利多害少,才做得过。我国民保守性质,诸君总可以晓得。”又说“我们总变了宗旨,岂不尽失天下人心。舆论的势力,比兵队的力量还要利害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去启发民智,不要去主动打破现状,谋求改革。这同梁启超之批评将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混为一谈的过激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客观的创作素材与主观的创作意图最终趋于了和谐统一,这大约是《回天绮谈》在《新小说》杂志外国题材改革小说中唯一能终篇的主要原因。
小说最后回应改革党的历程道:“回想他们提议这件事的时候,岂料及身而见,又岂敢有一定成么? 不过拿定宗旨,见事做事,百折不挠,那件大事业就成于他们之手,所以天下事不怕难做,不怕失败,最怕是不肯去做,若肯去做,炼石都可以补天,衔石都可以填海,志气一立,天下那里有不成的事呢? 就今目下失败,然有了因,自然有果,十年二十年后,总有成功之一日的。看官读这一篇,不要崇拜他们,歆羡他们,你想学他,就有第二个宾勃鲁候,第二个鲁伯益出来,孟夫子有云: ‘人皆可以为尧舜’,至于去做不去做,这不又在自己么?”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说明作者选择这篇外国题材之用心。当时中国的国情正与小说中的英国情形相似。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等对慈禧为首的当道者已完全绝望,虽因庚子国变,慈禧等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梁启超等在与西方的直接接触和研究后,指出这些改革是“伪维新”,是只从事枝叶,无其根本; 只从事形式而无其精神的。从而提出 “新民”之说,他们清醒认识到维新过程中“新民”的重要性,指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以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本着 “新民为今日之第一急务”的认识,创办了 《新小说》月刊,并响亮地提出了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的口号。所以这段话意思,就是启发民众起来改革,虽然这个改革是艰险的,长期的,曲折的,会有失败,但失败是成功之母,实际上成功已寓于失败之中,只要坚持下去,终有成功之一日的。只要勇敢地站出来,去参与,去奋斗,人是皆可以为尧舜的。
小说之所以选择外国题材来谈改革,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成功的改革实践,在世界历史上改革成功实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英主明君的主动改革,如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改革; 另一种是英国国王约翰的被动的改革。后一种与当时中国情形相似,所以自然选择了它。这样做,在宣传改革时,即使其不太触目,以增大改革阻力,而且又使其有准可依,达到启发民众起来改革的目的,从而使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得以实现。
小说在艺术描写上,为了突出约翰的荒淫,描写了美貌的伊西卑拉及其婚姻纠葛; 为了烘托亚卑涅的高义,小说又描写了其夫人安氏的坚贞不屈。其他人物,如壮士卡尔巴利、鲁尔卑治、律克卑,也都写得铮铮不凡。这些,都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是为中国读者而写的,是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的小说。小说是典型的章回小说,运用的是地地道道中国式文学语言。如描写美貌的伊西卑拉出来见约翰时,只见:
这绣帷锦帷里头,忽然芬芳袭人,环佩丁当。不一会时,出了一个年约二八,花枝招展的美人。纤腰袅袅,好像个迎风的杨柳一样。浓纤得中,修短合度,就令西施临金阙,贵妃上玉楼的时候,也不过如此。
把伊西卑拉完全描写成一个中国式的古代美女,那样的清丽秀美、婀娜多姿。
又当伊西卑拉父亲要其为约翰抚琴弹唱时,伊西卑拉唱道:
月皎皎而照临兮,明烛暗而无光; 露盈盈以缀草兮,岂不惮而朝阳! 嗟佳人之信修兮,握秋兰而自芳;歌罗敷以长吟兮,哀厉而弥长。天茫茫而海苍苍兮,试高飞而翱翔;何处独无芳草兮,岂限乎七泽与三湘。
唱的是中国古体诗歌,用的是中国的典故。还有韩非子的“在床在旁”、孔明的“借东风”等的中国典故,在小说大量地运用,都堪称绝唱。所以,在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传统方面的尝试,也是值得在小说史上书上一笔的。 （编辑：moyuzhai）
推荐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