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举人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作者如如女史。十七回,最末一回无回目。光绪二十九年(1903) 上海同人社印。
这是一部人情世态小说。主要人物如如女史,江苏江阴人,少年曾游历日本以及国内北京、山海关等处,见闻颇广。适值举人会试,她忽发奇想,便和丫环一起女扮男妆,把丫环改名刘升,自己则冒名正在德国留学的同乡孝廉苗通,也去汴京会试。她俩从上海乘船出发,不久,便被偷去脸布、马褂等物,弄得颇不愉快,幸好,遇到甲午科举人王雅卿,纵谈科场流弊、国势日颓,十分投机,免除了旅途寂寞。在汉口小住,她又遇到一位美少年,又是满怀激情,指摘时事,使她甚为感动; 不料,这位美少年原是上海双彩顺的女馆人,因见国事日非,也是女扮男妆来此散心。随之,她带着刘升去游览黄鹤楼,又去拜访湖北省学务委员游龙飞,通霄达旦,畅论学务。这个游龙飞,早年与苗通有过交往,面对她这个冒名者,竟是真假不辨; 只感到眼前这个苗通比以前“更娴雅些,更秀嫩些。”数日后,她又与王雅卿乘火车北上,到达信阳州,火车便不开了,又遇大雨,苦楚不堪,几经周折,管理铁路的外国人才准许把火车开到新安店。下车后,找不着公车局,只好住破草房。这里是交通枢纽,旅客积压甚多,一片混乱。她只得与王雅卿雇辆手车,一路颠簸,满身污泥,到了确山县,距离考期只有七天了,估计难以赶上考,她与百余名举人联合上书河南抚台,请求电奏延期,未得获准,她只得雇骡车; 可是,县衙勾结车夫,不断哄抬车价,她被敲了多次竹杆,破庙农舍栖身,最后得到一个赶车的老童生和堰城县官的帮忙,幸而赶上会考。在三场考试中,她因试卷上有 “慕俾思麦”一语,便引起考生与官员的惊奇与探问; 她因感而入梦,向孔丘哭诉人们的守旧与无知。会试结束,她又梦见已故妓女金兰荪,指点她多向未开化的老百姓宣传。于是,她就在黄河边上设了讲坛演说,而后,辞别王雅卿,与刘升一起回上海,恢复女妆,并把“一路情形,一一录出”,便成了这本书。
该书的主人公――由如如女史化名的苗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她赴京会试过程中的随见、随闻、随感,以至发而为行动,从而表现了当时的世态和她的思想倾向。
首先,她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她公然要女扮男妆,冒孝廉之名而赴京会考,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讽刺与否定。这种科举制度,不只是剥夺了女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把广大士子紧紧束缚在儒学教条里,这实际也是一种极大的毒害。她赴京途中,曾在确山县境一座破庙里住宿,看到一个学童在刻苦攻读的还是《千字文》和《三字经》。数日后,她住宿在罗家店,看到店主人的儿子也是白天在读《四书》、《五经》,夜里在读《古文观止》,至于当时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之类,连名字也未听到过,更不用说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新鲜事物了。莘莘学子,就这样埋头于儒学故纸堆中,即使中了进士做了官,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于国计民生有何好处?面对这种现象,她自然非常反感。在会考时,她在卷子上写有“慕俾思麦”一语,这当然是儒家经典中所没有的新事物,以致安徽省孝廉李乌有一看便吓住了,问她:“怎么好用呢?”于是,她便狠狠反击了一句:“我做我的文章,他中他的进士!”不难明白,如果仅仅为了中进士,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好用的;然而,正当列强日侵、国土日削之际,思慕一下强力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难道不可以吗?为此,她感而入梦,向孔夫子哭诉:“科举制度不废,学堂就办不起;学堂办不起,人才就培养不出; 人才培养不出,中国就难免灭亡!”她甚至要把自己的灵魂分开,依附于正在会考的六千举人身上,让大家晓得扼杀人才的科举制度要不得,赶紧回去办学堂,以免中国步波兰、印度、缅甸、安南的后尘,才能不做亡国奴。不但如此,她还具体地提出如何办学堂,甚至连学堂的课程都排了出来:一、讲地理; 二、讲历史; 三、讲理化; 另外,还要讲些新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当年 “教育救国论”者的身影。
其次,她对当时的地方官们作了极大的谴责。她赴京会考,上船不久便被偷去脸布、马褂之类,她要求账房转诉地方官,给予追究处理,账房却随即告诉她: 这么点小事,地方官那里会管? 据说,就是早几天,有一个旅客被偷去现洋四百七十多元,衣服之类也值五百多元,这个旅客嚎啕大哭,地方官根本就不管呢! 这样,她也只有心里埋怨吧了。这里,既可见盗贼之多,更可见官吏之懒; 而后者,自然又可能促进了前者。她到了新安店,看到这个交通枢扭处却是一片混乱,大量旅客积压,光是参加会试的举人就有五六百之多,她连住处也找不到,只得在一所破草房栖身。此类现象,当地主管部门的官儿,根本就不过问。数日后,她到了确山县。由于交通阻滞,估计赶不上考期,她与众多赶考者联名上书河南省抚台,请求电奏改期,也是毫无效果。这一带的官儿,非但不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交通问题,反而出现衙门与骡车车夫勾结,不断哄抬车价的事,从官价二十四吊一辆,抬高到五十两,七十两,以至一百两一辆。这里,不但可见官吏之懒,更可见官吏之贪。还有,前已提及的 “慕俾思麦”一语,当一位考官,据说还是位“通品”,从她卷子上看到的时候,居然当作是一位考生的名字,一本正经地把“俾思麦”三字写在抬子上,以示自己特别的留心,而另一位考官便也询问道:“俾思麦是那个省的人呢?俾思麦的卷子抄得好吗?”这些是负责科举方面的考官,其陋如此,别的官史就更不难想见了。这些既懒且贪又陋的官吏,苗通是亲身遭遇、深有所感的。为此,她作了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认为中国官吏的“形”是“球圆”的,所以,“遇事模胡,婉婉转转。”也就是没有棱角,不讲原则,不负责任,或左或右,随遇而动,随遇而止,是尸位素餐的官吏。他们除了为自己固位、谋利之外,对国计民生还有什么好处?她还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人想去学佛,即想弄个佛来做做。他先去西天,如来说:“此地 ‘佛缺’很少,想学佛的人很多,原有的五百比丘,还有八万四千少沙弥都无法安插,就是玉皇大帝批来的条子也不行,你还是去东天吧!”此人到了东天,东方大帝说:“这里 ‘佛缺’很多,做佛的人很少,只好把每人砍作两段、四段、以至六段用,你吃得起苦吗?”此人只好回来了。这则笑话,寓庄于谐,既想靠什么 “条子”弄个“佛”做做,但又只想尸位素餐不肯做“吃苦”的佛,这与 “遇事模胡,婉婉转转”的 “球圆”的官,不正是相辅相成、相映益彰吗! 对官史丑态的揭露与谴责,确是有一定深度的。
此外,她对当时国势日颓、列强日侵的局势,也表示了关切心情。她与王雅卿谈及德国侵占胶州湾和俄国侵占东三省之际,言语之间都透露着一种亡国之祸己迫在眉睫的焦灼之感。她在信阳州时,火车的开与不开,居然也要外国人来批准。以此类推,我国虽未灭亡,而国内的大小权益都已经被剥夺去不少了。凡此种种,致使她一次睡梦中竟耽心亡国而大哭。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苗通的反对科举、谴责官吏与宣扬爱国等主张,确实是代表着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她未能触及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政治体制,她曾提出六条救国的措施:一、多办学堂; 二、多设藏书楼; 三、多设阅报所;四、举办格致白话报;五、建立农业贷本公司; 六、筹款赴日留学。这些,对腐朽透顶的末期封建社会说来,只能是一些点点滴滴的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在她的思想意识中,还带着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即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而是置于群众之上。且看,她在黄河边上向广大群众演说之际,竟口占了这么一绝:“大慈大悲观世音,云端平坐忽高吟;大声一发狮子吼,惊破凡夫俗子心。”把自己看作是云端之上的观世音,是大慈大悲者,而把广大群众看作是“凡夫俗子”,是救苦救难的对象,正好暴露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心态。
这部小说,结构单纯。它以女主人公赴京会试的经历为线索,把所见所闻所行串连起来,如同一部旅游散记,对当时的人情世态,主要是科举、官场的丑态以及日益危颓的国势等,作了相当具体、生动的描述。读来亲切、真实,富于时代气息。自然,作为小说艺术,尚缺乏严格的提炼与概括,典型性似感不足。 （编辑：moyuzhai）
这是一部人情世态小说。主要人物如如女史,江苏江阴人,少年曾游历日本以及国内北京、山海关等处,见闻颇广。适值举人会试,她忽发奇想,便和丫环一起女扮男妆,把丫环改名刘升,自己则冒名正在德国留学的同乡孝廉苗通,也去汴京会试。她俩从上海乘船出发,不久,便被偷去脸布、马褂等物,弄得颇不愉快,幸好,遇到甲午科举人王雅卿,纵谈科场流弊、国势日颓,十分投机,免除了旅途寂寞。在汉口小住,她又遇到一位美少年,又是满怀激情,指摘时事,使她甚为感动; 不料,这位美少年原是上海双彩顺的女馆人,因见国事日非,也是女扮男妆来此散心。随之,她带着刘升去游览黄鹤楼,又去拜访湖北省学务委员游龙飞,通霄达旦,畅论学务。这个游龙飞,早年与苗通有过交往,面对她这个冒名者,竟是真假不辨; 只感到眼前这个苗通比以前“更娴雅些,更秀嫩些。”数日后,她又与王雅卿乘火车北上,到达信阳州,火车便不开了,又遇大雨,苦楚不堪,几经周折,管理铁路的外国人才准许把火车开到新安店。下车后,找不着公车局,只好住破草房。这里是交通枢纽,旅客积压甚多,一片混乱。她只得与王雅卿雇辆手车,一路颠簸,满身污泥,到了确山县,距离考期只有七天了,估计难以赶上考,她与百余名举人联合上书河南抚台,请求电奏延期,未得获准,她只得雇骡车; 可是,县衙勾结车夫,不断哄抬车价,她被敲了多次竹杆,破庙农舍栖身,最后得到一个赶车的老童生和堰城县官的帮忙,幸而赶上会考。在三场考试中,她因试卷上有 “慕俾思麦”一语,便引起考生与官员的惊奇与探问; 她因感而入梦,向孔丘哭诉人们的守旧与无知。会试结束,她又梦见已故妓女金兰荪,指点她多向未开化的老百姓宣传。于是,她就在黄河边上设了讲坛演说,而后,辞别王雅卿,与刘升一起回上海,恢复女妆,并把“一路情形,一一录出”,便成了这本书。
该书的主人公――由如如女史化名的苗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她赴京会试过程中的随见、随闻、随感,以至发而为行动,从而表现了当时的世态和她的思想倾向。
首先,她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她公然要女扮男妆,冒孝廉之名而赴京会考,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讽刺与否定。这种科举制度,不只是剥夺了女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把广大士子紧紧束缚在儒学教条里,这实际也是一种极大的毒害。她赴京途中,曾在确山县境一座破庙里住宿,看到一个学童在刻苦攻读的还是《千字文》和《三字经》。数日后,她住宿在罗家店,看到店主人的儿子也是白天在读《四书》、《五经》,夜里在读《古文观止》,至于当时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之类,连名字也未听到过,更不用说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新鲜事物了。莘莘学子,就这样埋头于儒学故纸堆中,即使中了进士做了官,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于国计民生有何好处?面对这种现象,她自然非常反感。在会考时,她在卷子上写有“慕俾思麦”一语,这当然是儒家经典中所没有的新事物,以致安徽省孝廉李乌有一看便吓住了,问她:“怎么好用呢?”于是,她便狠狠反击了一句:“我做我的文章,他中他的进士!”不难明白,如果仅仅为了中进士,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好用的;然而,正当列强日侵、国土日削之际,思慕一下强力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难道不可以吗?为此,她感而入梦,向孔夫子哭诉:“科举制度不废,学堂就办不起;学堂办不起,人才就培养不出; 人才培养不出,中国就难免灭亡!”她甚至要把自己的灵魂分开,依附于正在会考的六千举人身上,让大家晓得扼杀人才的科举制度要不得,赶紧回去办学堂,以免中国步波兰、印度、缅甸、安南的后尘,才能不做亡国奴。不但如此,她还具体地提出如何办学堂,甚至连学堂的课程都排了出来:一、讲地理; 二、讲历史; 三、讲理化; 另外,还要讲些新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当年 “教育救国论”者的身影。
其次,她对当时的地方官们作了极大的谴责。她赴京会考,上船不久便被偷去脸布、马褂之类,她要求账房转诉地方官,给予追究处理,账房却随即告诉她: 这么点小事,地方官那里会管? 据说,就是早几天,有一个旅客被偷去现洋四百七十多元,衣服之类也值五百多元,这个旅客嚎啕大哭,地方官根本就不管呢! 这样,她也只有心里埋怨吧了。这里,既可见盗贼之多,更可见官吏之懒; 而后者,自然又可能促进了前者。她到了新安店,看到这个交通枢扭处却是一片混乱,大量旅客积压,光是参加会试的举人就有五六百之多,她连住处也找不到,只得在一所破草房栖身。此类现象,当地主管部门的官儿,根本就不过问。数日后,她到了确山县。由于交通阻滞,估计赶不上考期,她与众多赶考者联名上书河南省抚台,请求电奏改期,也是毫无效果。这一带的官儿,非但不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交通问题,反而出现衙门与骡车车夫勾结,不断哄抬车价的事,从官价二十四吊一辆,抬高到五十两,七十两,以至一百两一辆。这里,不但可见官吏之懒,更可见官吏之贪。还有,前已提及的 “慕俾思麦”一语,当一位考官,据说还是位“通品”,从她卷子上看到的时候,居然当作是一位考生的名字,一本正经地把“俾思麦”三字写在抬子上,以示自己特别的留心,而另一位考官便也询问道:“俾思麦是那个省的人呢?俾思麦的卷子抄得好吗?”这些是负责科举方面的考官,其陋如此,别的官史就更不难想见了。这些既懒且贪又陋的官吏,苗通是亲身遭遇、深有所感的。为此,她作了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认为中国官吏的“形”是“球圆”的,所以,“遇事模胡,婉婉转转。”也就是没有棱角,不讲原则,不负责任,或左或右,随遇而动,随遇而止,是尸位素餐的官吏。他们除了为自己固位、谋利之外,对国计民生还有什么好处?她还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人想去学佛,即想弄个佛来做做。他先去西天,如来说:“此地 ‘佛缺’很少,想学佛的人很多,原有的五百比丘,还有八万四千少沙弥都无法安插,就是玉皇大帝批来的条子也不行,你还是去东天吧!”此人到了东天,东方大帝说:“这里 ‘佛缺’很多,做佛的人很少,只好把每人砍作两段、四段、以至六段用,你吃得起苦吗?”此人只好回来了。这则笑话,寓庄于谐,既想靠什么 “条子”弄个“佛”做做,但又只想尸位素餐不肯做“吃苦”的佛,这与 “遇事模胡,婉婉转转”的 “球圆”的官,不正是相辅相成、相映益彰吗! 对官史丑态的揭露与谴责,确是有一定深度的。
此外,她对当时国势日颓、列强日侵的局势,也表示了关切心情。她与王雅卿谈及德国侵占胶州湾和俄国侵占东三省之际,言语之间都透露着一种亡国之祸己迫在眉睫的焦灼之感。她在信阳州时,火车的开与不开,居然也要外国人来批准。以此类推,我国虽未灭亡,而国内的大小权益都已经被剥夺去不少了。凡此种种,致使她一次睡梦中竟耽心亡国而大哭。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苗通的反对科举、谴责官吏与宣扬爱国等主张,确实是代表着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她未能触及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政治体制,她曾提出六条救国的措施:一、多办学堂; 二、多设藏书楼; 三、多设阅报所;四、举办格致白话报;五、建立农业贷本公司; 六、筹款赴日留学。这些,对腐朽透顶的末期封建社会说来,只能是一些点点滴滴的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在她的思想意识中,还带着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即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而是置于群众之上。且看,她在黄河边上向广大群众演说之际,竟口占了这么一绝:“大慈大悲观世音,云端平坐忽高吟;大声一发狮子吼,惊破凡夫俗子心。”把自己看作是云端之上的观世音,是大慈大悲者,而把广大群众看作是“凡夫俗子”,是救苦救难的对象,正好暴露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心态。
这部小说,结构单纯。它以女主人公赴京会试的经历为线索,把所见所闻所行串连起来,如同一部旅游散记,对当时的人情世态,主要是科举、官场的丑态以及日益危颓的国势等,作了相当具体、生动的描述。读来亲切、真实,富于时代气息。自然,作为小说艺术,尚缺乏严格的提炼与概括,典型性似感不足。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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