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 《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五回,未完。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902) 《新小说》第一号起连载。
中国小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至晚清而大变。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标志着近代意义的 “新小说” 的诞生和中国小说史新纪元的到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称: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其后,清政府对教育、军事、行政、财政、法律诸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
被迫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对于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本来是完全绝望的,但一旦看到国内新的改革动向,他的心境就起了明显的变化。作于1902年10月的《敬告当道书》道出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某窃观一二年以来,诸君中仰首伸眉言维新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跃然以喜,乃日日延颈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详考诸君所行维新改革之实际,吾不禁尽然以忧”。在慈禧太后似乎已经充当了康梁变法的“遗嘱执行人”,将两三年前被断送了的维新改革一一重新从头实施的时候,梁启超却从变法失败的痛苦思索中,更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考察中,清醒地意识到在维新变革过程中“新民”的重要性。他指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以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本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认识,梁启超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月刊,响亮地提出了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而《新中国未来记》,则是梁启超为达“新民”之目的而亲手撰写的晚清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 “新小说”。
梁启超说: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此话看来是可信的。康有为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曾作诗道: “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他惋惜梁启超没有运用小说这一“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的 “灵药” 以为变法服务。但梁启超终于在1902年动笔创作这部“夙夜志此不衰”的小说,且不俟全书卒业,就匆匆公开发表,甚至因而直接促成了 《新小说》的创办 (绪言有云: “《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却另有现实的原因在,这就是针对国内已经出现的变法与改革的新动向,“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小说中李去病抨击政府当道,“现在他们嘴里头讲甚么维新,甚么改革,你问他们知道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他们只是学那窑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国人当作天帝萨菩祖宗父母一样供奉,在外国人跟前够得上做做得意的兔子,时髦的倌人,这就算是维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就是充分的证明。这种尖刻的批评,出自梁启超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之口,表明他并未对清廷的改革陷入盲目的乐观,更未堕入廉价的捧场,但清廷改革的新动向,毕竟加深了他对于改革事业及其前途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凝聚于小说之中。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 中猛烈地抨击了专制政体,以为是“一件悖逆的罪恶”,甚至说: “任他甚么饮博奸淫件件俱精的无赖,甚么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甚么欺人孤儿寡妇狐媚取天下的奸贼,甚么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只要使得着几斤力,磨得利几张刀,将这百姓象斩草一样杀得个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行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这种对于封建帝王的亵读与攻击,堪称古往今来“无君”、“非君”论的峰巅。梁启超向往民主政治,主张君主立宪,主张“立宪之国,法律必公布之于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建立民权国家。以为这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并不等同于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统治集团的恩赐,相反,小说指出:
凡做一国大事业,这必定要靠着政府当道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吗?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定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
在这段话上,小说又加眉批道:“此数语直指本心,一针见血,著书者之意,全在此点,读者最宜三复”。
君主立宪与革命共和,是探求使中国臻于民主富强的不同模式。梁启超主张走君主立宪之路,但并没有排除最后使用革命手段的可能性,小说写黄克强在与李去病论辩结束时道:“讲到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土,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到万不得己,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用历史的眼光看,《新中国未来记》的价值不在乎它的 “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以及“无血的破坏”等现成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上述主张,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世界的大势的极明细和冷静的剖析的。黄克强针对李去病“拼着我这几十斤血肉”和大小民贼誓不两立的血性道:
兄弟,你的话谁说不是呢? 但是我们想做中国的大事业,比不同小孩儿们耍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单另做过;庄子说得好:“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若错了起手一着,往后就满盘都散乱不可收拾了。兄弟啊,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照样子搬过来,总要把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
梁启超是怎样细细研究 “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 的呢? 从人民一方看,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本是条顿种人,向来自治性质是最发达的。他们的祖宗本是最爱自由的清教徒,因受不得本国压制,故此移殖新地。到了美州以后,又是各州还各州,自己有议事堂、市公会等,那政治上的事情,本是操练惯的,所以他们一旦脱了英国的羁绊,便像顺风张帆一般,立刻造起个新国来”。而“中国是乱遭遭的,毫无一点儿条理秩序”;从政府一方看,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甚过分,但政府与西方不同,向来不干涉民事,“中国人向来除了纳钱粮打官司两件事之外,是和国家没了一点交涉的。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样的不理国家”。从这两点“特质”出发,梁启超主张效法英、法,实行“干涉政策”: “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象小孩一般,要做父母的着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即运用君权的权威,“拿来做末末了一着,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齐整,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倍功半吗?过了十年廿年,民智既开,民力既充,还怕不变成个多数政治吗?成了多数政治,还怕甚么外种人再喧宾夺主吗?”梁启超从历史的文化的深度去思考,认识到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充分考虑客观历史条件,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必须养成一国人,使有可以为立宪国民之资格”,“四万万人,各各把自己面分的 (责任)担荷起来”。君主立宪,只不过是他在特定条件下为达此目的而选择的最佳方案而已。
在《新中国未来记》 中,梁启超还善意地批评了将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混为一谈的过激思想, 尤其是在正视世界大势和 “救国志士” 自身素质两个问题上,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黄克强说:“自十九世纪以来,轮船铁路电线大通,万国如比邻,无论那国的举动,总和别国有关系,”而且中国的问题,已与外国列强的利益联为一体,列强为着“生计界竞争”,是不会容许中国平平安安革命的,“只是伤害到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是不能放过的”,这就必然会引起干预,产生瓜分的危险。梁启超还提醒说,许多 “号称民间志士”的人,也是“满肚皮私欲充塞,变幻狡诈,轻佻浮躁,猜疑忌刻,散漫杂乱,软弱畏怯”之辈,若革命纷纷并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总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争竞起来,这越发鹬蚌相持,渔人获利,外国人乘势胁诱,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无事,英国灭印度,不是就用着这个法儿吗?”而李去病却想得比较简单,他以为,只要革命者的举动 “能够件件依着文明国的规矩,外人看着,也应该敬爱的”,“至于你讲到各省纷立、同志相攻的话,若是这样的人,也不算爱国志士! 我想但是肯舍着身拼着命来做事的,何至如此,这倒不必过虑罢”。“中国往后没有革命便罢,若有革命,这些民贼的孽苗是要入无余涅 而灭度之的了”。表现了一种近乎天真的盲目乐观态度。历史证明,梁启超的担心并非杞忧,在许多方面,都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新中国未来记》在思想史上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现,而且以其对于现实变革深邃的历史、文化的思考,有力地影响了现实变革的过程,参与了时代精神的酝酿和形成。就其较近的一个层次而言,它对晚清的改革新动向进行了迅速有力的反应,指明修修补补的 “改革”是无济于事的,改革的关键是 “立宪”,是改革专制政体,实现民主政治。清廷于1905年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就是走的小说中黄克强、李去病所走过道路; 1907年“立宪诏书”的颁布,更不能低估梁启超的鼓吹推动之力。就更深远的层次而言,它第一个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对全民族进行启蒙的崇高任务,向广大人民宣传民主政治,唤醒他们的民权意识,鼓舞人民通过不折不挠的斗争去争取民权。小说说得好:“这民权两个字,不是从纸上口头上可以得来的,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这才能安稳到手”,“这民权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让来给他,亦不是三两个英雄豪杰可以抢来给他的,总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 既然会想会求,也终于没有不得到手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新中国未来记》在努力消除广大人民的蒙昧无知、麻木不仁的状态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有志于维新改革的志士仁人加强自身改造的问题。黄克强诚恳地说:“中国现在的民德民智,那里够得上做一个新党?看来非在民间大做一番预备工夫,这前途是站不稳的; 但系我们要替一国人做预备工夫,必须先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这种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自觉意识,是极为难得的。小说还批评了那班“血气未定,忽然听了些非常异议,高兴起来,目上于天,往后听到甚么普通实际的学问,都觉到味同嚼蜡,嫌他繁难迟久,个个闹到连学堂也不想上,连学问也不想做,只有大言炎炎,睥睨一世的样子”的浅薄分子,也都是极为中肯的,不能视为对革命者的鄙薄与污蔑。总之,《新中国未来记》之所以“新”,不在于它写了洋人,写了洋务,而在于它写了新的意识,为实现人的现代化而进行启蒙教育的崇高意识,称之为“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有人据以断言梁启超不擅长篇小说创作,对作品的艺术性也颇有微辞,这也需要分析。从结构上看,梁启超原有一个以数年之力,完成全书的宏大创作计划,小说从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 (按当为一千九百六十二年) 岁次壬寅,中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开篇,倒叙自1902年壬寅以来“中国存亡绝续大关头”的历史。小说将这部六十年史划分为六个时代:
第一、预备时代 从联军破北京起,至广东自治时止。
第二、分治时代 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
第三、统一时代 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
第四、殖产时代 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
第五、外竞时代 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
第六、雄飞时代 从匈牙利会议后以迄今日。
按照作者构想,“到广东自治时代,这宪政党党员已有了一千四百多余万人,广东一省四百余万人,其余各省合共九百多万,所以同声一呼,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作者还构思由分治到统一,发展殖产,国力强盛,必然会导致中俄的冲突。第四回写黄克强、李去病二人至旅顺大连调查俄国统治下人民的苦难,陈仲滂以为:亦为专制政体的俄罗斯并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将来永远没有维新日子便罢。若还有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罗斯决裂一回,到那时候,俄国虚无党也应得志,地球上专制政体也应绝迹了”。眉批道: “此论为数十回以后中俄开战伏脉。”又,第五回开列了一份“同志名单”,上共26人,就中计湖南5人,广东6人,浙江4人,福建2人,江苏1人,河南1人,山东1人,四川2人,直隶2人,江西1人,湖北1人,官吏、富豪、游勇、学生、革命家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且有女士3人。名单中的孔弘道,“山东人,现在日本东京法科大学留学,深究法理,人极血诚”,就是开卷讲述“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博士七十六岁的孔老先生,“从小自备斧资,游学日本美英法德诸国,当维新时代,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新政府立,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后以病辞职,专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女士中的王端云,“广东人,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现往欧洲,拟留学瑞士”,即第四回榆关题壁、相失交臂的远游美人。这种种草灰蛇线的伏笔,都预示着《新中国未来记》将被写成为一部“龙 虎掷的大活剧”,虽作者未能终篇,我们仍不难窥其恢宏的气势。
作为人学的文学,《新中国未来记》塑造了一批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型人物,包括新型的正面人物和新型的反面人物,以主张用革命手段实现变革的人物来说,既有 “活象黑旋风李逵” 的率真铁汉李去病,又有由 “守旧鬼”转变为“真替革命主义尽忠” 的郑伯才,还有那拿着革命当口头禅,只会劈尽喉咙喊“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万万不可以不革命,我们四万万同胞啊,快去革命罢,赶紧革命罢,大家都起来革命罢”的宗明。性格的差异是何等的分明,然而又皆是旧小说中所从来不曾描写过的新的人物典型,是梁启超使这些形象,第一次进入小说创作的人物画廊。《新中国未来记》在环境和细节的描写上,也有许多新意。如第五回写黄克强、李去病两赴张园盛会,第一次是上海的志士会议对俄政策,小说通过与会者衣着的细节:“有把辫子剪去,却穿着长衫马褂的;有浑身西装,却把辫子垂下来的……还有好些年轻女子,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汝束,脚下却个个都登着一对洋式皮鞋,眼上还个个挂着一副金丝眼镜,额前的短发,约有两寸来长,几乎盖到眉毛”,以及“地球差不多走了一大半的”黄、李二人 “见了这些光怪陆离气象,倒变了一个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了”的主观感受,突出了会议气氛与会议议题极不相称的矛盾。第二次则是 “品花会”,“昨日拒俄会议到场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死生,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闲儒雅,没有丝毫临事仓惶大惊小怪的气象”。通过两日情绪的强烈反差,辛辣地讽刺了麻木不仁与醉生梦死,这又莫不与小说“新民” 之宗旨紧密契合。
梁启超自称这部小说 “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与寻常说部稍殊。”撇开这段话的自谦因素不论,正是这部“其体自不能与寻常说部稍殊”的具有空前创造性的“新小说”,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改造文学形式,以便与所要表达的新颖主题思想相适应的成功范例,并为晚清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楷模,以致于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小说发展的进程。
《新中国未来记》 自创的、“与寻常说部稍殊” 的新体,剖分开来,约有以下数种:
一、展望体: 《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楔子,以正笔写六十年后 “新中国”之美妙诱人的“未来”:为庆祝维新五十周年,诸友邦遣使前来庆贺,其中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 (此三国为向来侵凌中国之列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 (此二国与中国皆为弱小之国),皆亲临致祝,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上海开设大博览会,陈设商务工艺物品,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各种学问、宗教联合大会皆在此时召开,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标志着中国学术的空前昌明。梁启超确信,“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在 “黯黯沉沉的景象”下,他看到了“未来”,对“未来”无限憧憬,充满信心,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不能说没有 “未来”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伤感的、悲凉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写的都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的毁灭,《西游记》固然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但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功德圆满而己,“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它们所有的只是痛悼已逝和迎接回环往复。唯有二十世纪初的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才第一次大胆地、鼓舞人心地展望了未来。“少年中国”的朝气与沉郁练达的沉思凝结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气势和力量。而后出现的 《未来世界》、《新纪元》、《新中国》,都是这种展望体的积极继承者。
二、讲演体: 《新中国未来记》以“孔觉民演说近世史”的形式展开,便于追述往事,发表评论,抒发情感。孔觉民说: “我这部讲义,虽是堂堂正正的国史,却不能照足那著述家的体例,并不能象在学校讲堂上所讲的规矩,因有许多零零碎碎琐闻逸事,可喜可悲可惊可笑的都要将他写在里头。还有那紧要的章程、壮快的演说,亦每每全篇录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则因志士所经历的,最能感动人心,将他写来,令人知道维新事业有这样许多的波折,志气自然奋发; 二则因横滨《新小说》报社主人要将我这篇讲义充他的篇幅,再三谆嘱演成小说体裁,我若将这书做成龙门《史记》、涑水《通鉴》一般,岂不令看小说报的人恹恹欲睡,不能终卷吗?”《新中国未来记》写的是“未来”,然而是站在假定的 “未来”,再回过头来写这六十年的 “历史”,那么,又当归于“讲史”的范畴了。写史而不遵史家正格,运用挥洒自如的讲演体,实在是最好的创造。后来的《闺中剑》等,明显受了此书的影响。
三、论辩体: 为“以表政见,商榷国计”,论辩体是最好的方式。小说中宪政党治事条例子目五为 “练习政务”,提出党内议事之法,可依议院,“不妨假设为两政党;互持一主义以相辩争,则真理自出”,可知作者深谙论辩之道。第三回 “论时局两名士舌战”,写黄克强、李去病二人,“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无一句陈言,无一字强词,壁垒精严,笔墨酣舞”,令人叹为观止。总批谓:“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笔力;然仅恃文才,亦断不能得此也,盖由字字根于学理,据于时局,胸中万千海岳,磅礴郁积,奔赴笔下故也”,实为的评。如李去病基于排满的民族主义,诘问 “我们中国现在的主权,是自己的民族,还是在别二个民族呢?”(驳论第九) 黄克强答以 “现在朝廷,虽然三百年前和我们不同国,到了今日,也差不多变成了双生的桃儿,分擘不开了”。他立足于民族的融洽和团结,更历史地说:“至于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 (驳论第十)。李去病又据政治学的公理,驳以 “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然后推开一步,提出了政治上的责任问题,说:“横竖我认定这责任的所在,只要是居着这地位不尽这责任的人,莫说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就使按着族谱,算他是老祖黄帝轩辕氏正传嫡派的冢孙,我李去病还是要和他过不去的哩。” (驳论第十一) 黄克强一方面赞同这段议论,但又指出,这“总是理想上头的,不是实际上头的”,比如 “多数政治”,他认为“在将来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现在却是有名无实的”,如现在的各立宪国的议院政治,“认真算来那里真是多数?还不是听着这政党首领几个人的意思吗?”关于政治责任,黄克强说:“中国现在的人民,那里自己够得上尽这个责任?就是叫现在号称民间志士的来组织一个新政府,恐怕他不尽责任,还是和现在的政府一样,这国势就能够有多少进步吗?”因而他归结到“政治进化,是有了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并且一针见血地批评道: “兄弟,你是住在欧洲多年,看惯了别人文明的样子,把自己本国身份都忘记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处拿轮船拿火车搬进来,你想想这是做得到的吗?” (驳论第十二) 小说的最大长处,在于对作者非议的一方,并不加以丑化、弱化,从而让赞同的一方轻易取胜,而是“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者,及再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 (总批) 阿英认为 “这只能说是政论,以此估定其艺术价值是不够的”,但从这精彩的论辩之中,我们不是同样感受到两位主人公“异形同魂”的交谊和坚持真理的豪爽性格了吗?《新中国未来记》所开创的论辩体,为后来的 《孽海花》《痴人说梦记》等所效法。
四、游历体: 《新中国未来记》于“调查国情”一项,尤为看重,以为“今日维新改革之当急,人人皆知,虽然,改革之条理细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兴,某地方某弊宜革,无论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详尽也。其故由我国幅员太广,交通不便,动如异域,而政府亦向无统计报告之事,故国民于一国实情,始终懵焉,虽有贤智,无如何也。”有志改革者应遍游各地,上自都会,下至村落,无不周历。小说写黄、李二人到归了俄国管理的旅顺口大连湾游历,以便“懂得俄罗斯的内情”,倾听 “广裕盛”店中老头儿 “到了今日,却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屋里头,做了个孤魂无主的客人” 的泣诉。眉批道: “将琐碎事情叙来,乃觉咄咄逼人,他日中国若被瓜分,到处便皆如此,此犹不自惧、不自谋,其无人心矣。”借主人公之游历,以贯串对于洋人横行、官场腐败、人民痛苦的揭露,这种艺术手法,更为后来之《老残游记》、《醒游地狱记》、《小学生旅行》所承继。
五、现形体:《新中国未来记》对于官场的腐败,无情地给予抨击。第三回写李去病之驳论十九道:“……至讲到中国官场,岂是拿至诚可以感动得他来的吗? 只要是升官发财门路,你便叫他做乌龟王八蛋几十代婊子养的,他都可以连声喝十来个肥喏。他们把那瓣香祖传来奴颜婢膝的面孔,吮痈噬痔的长技,向来在本国有权力的人里头用熟的,近来都用在外国人身上了,今日请公使吃酒,明日请公使夫人看戏,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于影响,现在不单不以做外人奴隶为耻辱,又以为分所当然了,不但以为分所当然,兼且以为荣以为阔了,但得外国人一顾一盼,便好象登了龙门,声价十倍,那些送条子、坐门房、使黑钱、拍马屁种种把戏,都拥到各国钦差军事衙门去了。你不听见德国总帅华德西的话吗,他说“在京城里头没甚开心的事情,就是到满州某侍郎家里,会他几位小姐,算是最爽快的。”眉批曰:“这段恶骂虽觉有伤忠厚,但看着那为鬼为蜮的情形,由不得人三千丈无名业火涌将起来,一棒一喝,正是普渡罪恶众生法门哩。”如果说这还是从人物口中骂出,那么第五回写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杨子芦,就是具体形象的刻画了。杨子芦讲巴结上进的 “洋园荣”的路子道:“最低的本事,也要巴结得上荣中堂;高一等的呢,巴结上园子里的李大叔,若是再高等的呢,结识得几位有体面的洋大人,那就凭老佛爷见着你,也只好菩萨低眉了,这便叫做洋园荣。”这岂不是地地道道“官场现形记”的滥觞么?此外,“新党现形记”、“商界现形记”、“女界现形记”等等,也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雏形。
六、近事体: 以新闻近事入书,是晚清小说极为普遍的现象,而《新中国未来记》也有很成功的尝试。第四回写黄、李二人在旅顺大连调查,铺中老头告以民众之苦痛,夹注曰: “著者案: 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 又写俄国在东北驻兵情况,甚为详尽,夹注曰: “著者案: 此乃最近事实,据本月十四日路透电报所报。”又引美国 《益三文拿报》载《满州归客谈》文,披露哥萨克兵糟蹋中国人实情,夹注曰: “著者案:此段据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眉批又曰:“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故读一书便胜如读数十种书,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小说报之擅长正在此点。”以时事入小说,自明末即有端倪,然唯有到梁启超的时代,才有了能如此迅速而又出处分明地将近事采入小说之中的范本。
总之,《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开一代风气的划时代杰作,它影响了整整一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进程,为晚清小说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编辑：moyuzhai）
中国小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至晚清而大变。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标志着近代意义的 “新小说” 的诞生和中国小说史新纪元的到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称: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其后,清政府对教育、军事、行政、财政、法律诸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
被迫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对于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本来是完全绝望的,但一旦看到国内新的改革动向,他的心境就起了明显的变化。作于1902年10月的《敬告当道书》道出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某窃观一二年以来,诸君中仰首伸眉言维新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跃然以喜,乃日日延颈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详考诸君所行维新改革之实际,吾不禁尽然以忧”。在慈禧太后似乎已经充当了康梁变法的“遗嘱执行人”,将两三年前被断送了的维新改革一一重新从头实施的时候,梁启超却从变法失败的痛苦思索中,更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考察中,清醒地意识到在维新变革过程中“新民”的重要性。他指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以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本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认识,梁启超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月刊,响亮地提出了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而《新中国未来记》,则是梁启超为达“新民”之目的而亲手撰写的晚清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 “新小说”。
梁启超说: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此话看来是可信的。康有为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曾作诗道: “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他惋惜梁启超没有运用小说这一“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的 “灵药” 以为变法服务。但梁启超终于在1902年动笔创作这部“夙夜志此不衰”的小说,且不俟全书卒业,就匆匆公开发表,甚至因而直接促成了 《新小说》的创办 (绪言有云: “《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却另有现实的原因在,这就是针对国内已经出现的变法与改革的新动向,“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小说中李去病抨击政府当道,“现在他们嘴里头讲甚么维新,甚么改革,你问他们知道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他们只是学那窑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国人当作天帝萨菩祖宗父母一样供奉,在外国人跟前够得上做做得意的兔子,时髦的倌人,这就算是维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就是充分的证明。这种尖刻的批评,出自梁启超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之口,表明他并未对清廷的改革陷入盲目的乐观,更未堕入廉价的捧场,但清廷改革的新动向,毕竟加深了他对于改革事业及其前途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凝聚于小说之中。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 中猛烈地抨击了专制政体,以为是“一件悖逆的罪恶”,甚至说: “任他甚么饮博奸淫件件俱精的无赖,甚么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甚么欺人孤儿寡妇狐媚取天下的奸贼,甚么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只要使得着几斤力,磨得利几张刀,将这百姓象斩草一样杀得个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行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这种对于封建帝王的亵读与攻击,堪称古往今来“无君”、“非君”论的峰巅。梁启超向往民主政治,主张君主立宪,主张“立宪之国,法律必公布之于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建立民权国家。以为这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并不等同于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统治集团的恩赐,相反,小说指出:
凡做一国大事业,这必定要靠着政府当道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吗?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定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
在这段话上,小说又加眉批道:“此数语直指本心,一针见血,著书者之意,全在此点,读者最宜三复”。
君主立宪与革命共和,是探求使中国臻于民主富强的不同模式。梁启超主张走君主立宪之路,但并没有排除最后使用革命手段的可能性,小说写黄克强在与李去病论辩结束时道:“讲到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土,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到万不得己,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用历史的眼光看,《新中国未来记》的价值不在乎它的 “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以及“无血的破坏”等现成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上述主张,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世界的大势的极明细和冷静的剖析的。黄克强针对李去病“拼着我这几十斤血肉”和大小民贼誓不两立的血性道:
兄弟,你的话谁说不是呢? 但是我们想做中国的大事业,比不同小孩儿们耍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单另做过;庄子说得好:“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若错了起手一着,往后就满盘都散乱不可收拾了。兄弟啊,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照样子搬过来,总要把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
梁启超是怎样细细研究 “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 的呢? 从人民一方看,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本是条顿种人,向来自治性质是最发达的。他们的祖宗本是最爱自由的清教徒,因受不得本国压制,故此移殖新地。到了美州以后,又是各州还各州,自己有议事堂、市公会等,那政治上的事情,本是操练惯的,所以他们一旦脱了英国的羁绊,便像顺风张帆一般,立刻造起个新国来”。而“中国是乱遭遭的,毫无一点儿条理秩序”;从政府一方看,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甚过分,但政府与西方不同,向来不干涉民事,“中国人向来除了纳钱粮打官司两件事之外,是和国家没了一点交涉的。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样的不理国家”。从这两点“特质”出发,梁启超主张效法英、法,实行“干涉政策”: “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象小孩一般,要做父母的着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即运用君权的权威,“拿来做末末了一着,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齐整,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倍功半吗?过了十年廿年,民智既开,民力既充,还怕不变成个多数政治吗?成了多数政治,还怕甚么外种人再喧宾夺主吗?”梁启超从历史的文化的深度去思考,认识到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充分考虑客观历史条件,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必须养成一国人,使有可以为立宪国民之资格”,“四万万人,各各把自己面分的 (责任)担荷起来”。君主立宪,只不过是他在特定条件下为达此目的而选择的最佳方案而已。
在《新中国未来记》 中,梁启超还善意地批评了将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混为一谈的过激思想, 尤其是在正视世界大势和 “救国志士” 自身素质两个问题上,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黄克强说:“自十九世纪以来,轮船铁路电线大通,万国如比邻,无论那国的举动,总和别国有关系,”而且中国的问题,已与外国列强的利益联为一体,列强为着“生计界竞争”,是不会容许中国平平安安革命的,“只是伤害到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是不能放过的”,这就必然会引起干预,产生瓜分的危险。梁启超还提醒说,许多 “号称民间志士”的人,也是“满肚皮私欲充塞,变幻狡诈,轻佻浮躁,猜疑忌刻,散漫杂乱,软弱畏怯”之辈,若革命纷纷并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总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争竞起来,这越发鹬蚌相持,渔人获利,外国人乘势胁诱,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无事,英国灭印度,不是就用着这个法儿吗?”而李去病却想得比较简单,他以为,只要革命者的举动 “能够件件依着文明国的规矩,外人看着,也应该敬爱的”,“至于你讲到各省纷立、同志相攻的话,若是这样的人,也不算爱国志士! 我想但是肯舍着身拼着命来做事的,何至如此,这倒不必过虑罢”。“中国往后没有革命便罢,若有革命,这些民贼的孽苗是要入无余涅 而灭度之的了”。表现了一种近乎天真的盲目乐观态度。历史证明,梁启超的担心并非杞忧,在许多方面,都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新中国未来记》在思想史上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现,而且以其对于现实变革深邃的历史、文化的思考,有力地影响了现实变革的过程,参与了时代精神的酝酿和形成。就其较近的一个层次而言,它对晚清的改革新动向进行了迅速有力的反应,指明修修补补的 “改革”是无济于事的,改革的关键是 “立宪”,是改革专制政体,实现民主政治。清廷于1905年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就是走的小说中黄克强、李去病所走过道路; 1907年“立宪诏书”的颁布,更不能低估梁启超的鼓吹推动之力。就更深远的层次而言,它第一个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对全民族进行启蒙的崇高任务,向广大人民宣传民主政治,唤醒他们的民权意识,鼓舞人民通过不折不挠的斗争去争取民权。小说说得好:“这民权两个字,不是从纸上口头上可以得来的,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这才能安稳到手”,“这民权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让来给他,亦不是三两个英雄豪杰可以抢来给他的,总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 既然会想会求,也终于没有不得到手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新中国未来记》在努力消除广大人民的蒙昧无知、麻木不仁的状态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有志于维新改革的志士仁人加强自身改造的问题。黄克强诚恳地说:“中国现在的民德民智,那里够得上做一个新党?看来非在民间大做一番预备工夫,这前途是站不稳的; 但系我们要替一国人做预备工夫,必须先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这种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自觉意识,是极为难得的。小说还批评了那班“血气未定,忽然听了些非常异议,高兴起来,目上于天,往后听到甚么普通实际的学问,都觉到味同嚼蜡,嫌他繁难迟久,个个闹到连学堂也不想上,连学问也不想做,只有大言炎炎,睥睨一世的样子”的浅薄分子,也都是极为中肯的,不能视为对革命者的鄙薄与污蔑。总之,《新中国未来记》之所以“新”,不在于它写了洋人,写了洋务,而在于它写了新的意识,为实现人的现代化而进行启蒙教育的崇高意识,称之为“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有人据以断言梁启超不擅长篇小说创作,对作品的艺术性也颇有微辞,这也需要分析。从结构上看,梁启超原有一个以数年之力,完成全书的宏大创作计划,小说从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 (按当为一千九百六十二年) 岁次壬寅,中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开篇,倒叙自1902年壬寅以来“中国存亡绝续大关头”的历史。小说将这部六十年史划分为六个时代:
第一、预备时代 从联军破北京起,至广东自治时止。
第二、分治时代 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
第三、统一时代 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
第四、殖产时代 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
第五、外竞时代 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
第六、雄飞时代 从匈牙利会议后以迄今日。
按照作者构想,“到广东自治时代,这宪政党党员已有了一千四百多余万人,广东一省四百余万人,其余各省合共九百多万,所以同声一呼,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作者还构思由分治到统一,发展殖产,国力强盛,必然会导致中俄的冲突。第四回写黄克强、李去病二人至旅顺大连调查俄国统治下人民的苦难,陈仲滂以为:亦为专制政体的俄罗斯并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将来永远没有维新日子便罢。若还有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罗斯决裂一回,到那时候,俄国虚无党也应得志,地球上专制政体也应绝迹了”。眉批道: “此论为数十回以后中俄开战伏脉。”又,第五回开列了一份“同志名单”,上共26人,就中计湖南5人,广东6人,浙江4人,福建2人,江苏1人,河南1人,山东1人,四川2人,直隶2人,江西1人,湖北1人,官吏、富豪、游勇、学生、革命家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且有女士3人。名单中的孔弘道,“山东人,现在日本东京法科大学留学,深究法理,人极血诚”,就是开卷讲述“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博士七十六岁的孔老先生,“从小自备斧资,游学日本美英法德诸国,当维新时代,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新政府立,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后以病辞职,专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女士中的王端云,“广东人,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现往欧洲,拟留学瑞士”,即第四回榆关题壁、相失交臂的远游美人。这种种草灰蛇线的伏笔,都预示着《新中国未来记》将被写成为一部“龙 虎掷的大活剧”,虽作者未能终篇,我们仍不难窥其恢宏的气势。
作为人学的文学,《新中国未来记》塑造了一批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型人物,包括新型的正面人物和新型的反面人物,以主张用革命手段实现变革的人物来说,既有 “活象黑旋风李逵” 的率真铁汉李去病,又有由 “守旧鬼”转变为“真替革命主义尽忠” 的郑伯才,还有那拿着革命当口头禅,只会劈尽喉咙喊“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万万不可以不革命,我们四万万同胞啊,快去革命罢,赶紧革命罢,大家都起来革命罢”的宗明。性格的差异是何等的分明,然而又皆是旧小说中所从来不曾描写过的新的人物典型,是梁启超使这些形象,第一次进入小说创作的人物画廊。《新中国未来记》在环境和细节的描写上,也有许多新意。如第五回写黄克强、李去病两赴张园盛会,第一次是上海的志士会议对俄政策,小说通过与会者衣着的细节:“有把辫子剪去,却穿着长衫马褂的;有浑身西装,却把辫子垂下来的……还有好些年轻女子,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汝束,脚下却个个都登着一对洋式皮鞋,眼上还个个挂着一副金丝眼镜,额前的短发,约有两寸来长,几乎盖到眉毛”,以及“地球差不多走了一大半的”黄、李二人 “见了这些光怪陆离气象,倒变了一个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了”的主观感受,突出了会议气氛与会议议题极不相称的矛盾。第二次则是 “品花会”,“昨日拒俄会议到场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死生,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闲儒雅,没有丝毫临事仓惶大惊小怪的气象”。通过两日情绪的强烈反差,辛辣地讽刺了麻木不仁与醉生梦死,这又莫不与小说“新民” 之宗旨紧密契合。
梁启超自称这部小说 “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与寻常说部稍殊。”撇开这段话的自谦因素不论,正是这部“其体自不能与寻常说部稍殊”的具有空前创造性的“新小说”,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改造文学形式,以便与所要表达的新颖主题思想相适应的成功范例,并为晚清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楷模,以致于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小说发展的进程。
《新中国未来记》 自创的、“与寻常说部稍殊” 的新体,剖分开来,约有以下数种:
一、展望体: 《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楔子,以正笔写六十年后 “新中国”之美妙诱人的“未来”:为庆祝维新五十周年,诸友邦遣使前来庆贺,其中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 (此三国为向来侵凌中国之列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 (此二国与中国皆为弱小之国),皆亲临致祝,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上海开设大博览会,陈设商务工艺物品,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各种学问、宗教联合大会皆在此时召开,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标志着中国学术的空前昌明。梁启超确信,“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在 “黯黯沉沉的景象”下,他看到了“未来”,对“未来”无限憧憬,充满信心,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不能说没有 “未来”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伤感的、悲凉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写的都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的毁灭,《西游记》固然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但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功德圆满而己,“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它们所有的只是痛悼已逝和迎接回环往复。唯有二十世纪初的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才第一次大胆地、鼓舞人心地展望了未来。“少年中国”的朝气与沉郁练达的沉思凝结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气势和力量。而后出现的 《未来世界》、《新纪元》、《新中国》,都是这种展望体的积极继承者。
二、讲演体: 《新中国未来记》以“孔觉民演说近世史”的形式展开,便于追述往事,发表评论,抒发情感。孔觉民说: “我这部讲义,虽是堂堂正正的国史,却不能照足那著述家的体例,并不能象在学校讲堂上所讲的规矩,因有许多零零碎碎琐闻逸事,可喜可悲可惊可笑的都要将他写在里头。还有那紧要的章程、壮快的演说,亦每每全篇录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则因志士所经历的,最能感动人心,将他写来,令人知道维新事业有这样许多的波折,志气自然奋发; 二则因横滨《新小说》报社主人要将我这篇讲义充他的篇幅,再三谆嘱演成小说体裁,我若将这书做成龙门《史记》、涑水《通鉴》一般,岂不令看小说报的人恹恹欲睡,不能终卷吗?”《新中国未来记》写的是“未来”,然而是站在假定的 “未来”,再回过头来写这六十年的 “历史”,那么,又当归于“讲史”的范畴了。写史而不遵史家正格,运用挥洒自如的讲演体,实在是最好的创造。后来的《闺中剑》等,明显受了此书的影响。
三、论辩体: 为“以表政见,商榷国计”,论辩体是最好的方式。小说中宪政党治事条例子目五为 “练习政务”,提出党内议事之法,可依议院,“不妨假设为两政党;互持一主义以相辩争,则真理自出”,可知作者深谙论辩之道。第三回 “论时局两名士舌战”,写黄克强、李去病二人,“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无一句陈言,无一字强词,壁垒精严,笔墨酣舞”,令人叹为观止。总批谓:“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笔力;然仅恃文才,亦断不能得此也,盖由字字根于学理,据于时局,胸中万千海岳,磅礴郁积,奔赴笔下故也”,实为的评。如李去病基于排满的民族主义,诘问 “我们中国现在的主权,是自己的民族,还是在别二个民族呢?”(驳论第九) 黄克强答以 “现在朝廷,虽然三百年前和我们不同国,到了今日,也差不多变成了双生的桃儿,分擘不开了”。他立足于民族的融洽和团结,更历史地说:“至于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 (驳论第十)。李去病又据政治学的公理,驳以 “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然后推开一步,提出了政治上的责任问题,说:“横竖我认定这责任的所在,只要是居着这地位不尽这责任的人,莫说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就使按着族谱,算他是老祖黄帝轩辕氏正传嫡派的冢孙,我李去病还是要和他过不去的哩。” (驳论第十一) 黄克强一方面赞同这段议论,但又指出,这“总是理想上头的,不是实际上头的”,比如 “多数政治”,他认为“在将来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现在却是有名无实的”,如现在的各立宪国的议院政治,“认真算来那里真是多数?还不是听着这政党首领几个人的意思吗?”关于政治责任,黄克强说:“中国现在的人民,那里自己够得上尽这个责任?就是叫现在号称民间志士的来组织一个新政府,恐怕他不尽责任,还是和现在的政府一样,这国势就能够有多少进步吗?”因而他归结到“政治进化,是有了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并且一针见血地批评道: “兄弟,你是住在欧洲多年,看惯了别人文明的样子,把自己本国身份都忘记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处拿轮船拿火车搬进来,你想想这是做得到的吗?” (驳论第十二) 小说的最大长处,在于对作者非议的一方,并不加以丑化、弱化,从而让赞同的一方轻易取胜,而是“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者,及再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 (总批) 阿英认为 “这只能说是政论,以此估定其艺术价值是不够的”,但从这精彩的论辩之中,我们不是同样感受到两位主人公“异形同魂”的交谊和坚持真理的豪爽性格了吗?《新中国未来记》所开创的论辩体,为后来的 《孽海花》《痴人说梦记》等所效法。
四、游历体: 《新中国未来记》于“调查国情”一项,尤为看重,以为“今日维新改革之当急,人人皆知,虽然,改革之条理细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兴,某地方某弊宜革,无论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详尽也。其故由我国幅员太广,交通不便,动如异域,而政府亦向无统计报告之事,故国民于一国实情,始终懵焉,虽有贤智,无如何也。”有志改革者应遍游各地,上自都会,下至村落,无不周历。小说写黄、李二人到归了俄国管理的旅顺口大连湾游历,以便“懂得俄罗斯的内情”,倾听 “广裕盛”店中老头儿 “到了今日,却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屋里头,做了个孤魂无主的客人” 的泣诉。眉批道: “将琐碎事情叙来,乃觉咄咄逼人,他日中国若被瓜分,到处便皆如此,此犹不自惧、不自谋,其无人心矣。”借主人公之游历,以贯串对于洋人横行、官场腐败、人民痛苦的揭露,这种艺术手法,更为后来之《老残游记》、《醒游地狱记》、《小学生旅行》所承继。
五、现形体:《新中国未来记》对于官场的腐败,无情地给予抨击。第三回写李去病之驳论十九道:“……至讲到中国官场,岂是拿至诚可以感动得他来的吗? 只要是升官发财门路,你便叫他做乌龟王八蛋几十代婊子养的,他都可以连声喝十来个肥喏。他们把那瓣香祖传来奴颜婢膝的面孔,吮痈噬痔的长技,向来在本国有权力的人里头用熟的,近来都用在外国人身上了,今日请公使吃酒,明日请公使夫人看戏,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于影响,现在不单不以做外人奴隶为耻辱,又以为分所当然了,不但以为分所当然,兼且以为荣以为阔了,但得外国人一顾一盼,便好象登了龙门,声价十倍,那些送条子、坐门房、使黑钱、拍马屁种种把戏,都拥到各国钦差军事衙门去了。你不听见德国总帅华德西的话吗,他说“在京城里头没甚开心的事情,就是到满州某侍郎家里,会他几位小姐,算是最爽快的。”眉批曰:“这段恶骂虽觉有伤忠厚,但看着那为鬼为蜮的情形,由不得人三千丈无名业火涌将起来,一棒一喝,正是普渡罪恶众生法门哩。”如果说这还是从人物口中骂出,那么第五回写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杨子芦,就是具体形象的刻画了。杨子芦讲巴结上进的 “洋园荣”的路子道:“最低的本事,也要巴结得上荣中堂;高一等的呢,巴结上园子里的李大叔,若是再高等的呢,结识得几位有体面的洋大人,那就凭老佛爷见着你,也只好菩萨低眉了,这便叫做洋园荣。”这岂不是地地道道“官场现形记”的滥觞么?此外,“新党现形记”、“商界现形记”、“女界现形记”等等,也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雏形。
六、近事体: 以新闻近事入书,是晚清小说极为普遍的现象,而《新中国未来记》也有很成功的尝试。第四回写黄、李二人在旅顺大连调查,铺中老头告以民众之苦痛,夹注曰: “著者案: 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 又写俄国在东北驻兵情况,甚为详尽,夹注曰: “著者案: 此乃最近事实,据本月十四日路透电报所报。”又引美国 《益三文拿报》载《满州归客谈》文,披露哥萨克兵糟蹋中国人实情,夹注曰: “著者案:此段据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眉批又曰:“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故读一书便胜如读数十种书,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小说报之擅长正在此点。”以时事入小说,自明末即有端倪,然唯有到梁启超的时代,才有了能如此迅速而又出处分明地将近事采入小说之中的范本。
总之,《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开一代风气的划时代杰作,它影响了整整一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进程,为晚清小说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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