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清张南庄撰,陈德仁评,十回。书约成于嘉庆初。版本有光绪四年 (1878)上海申报馆印行本。光绪二十年 (1894) 晋记书局石印本。(更名 《鬼话连篇录》),1926年6月刘复标点本等。
书叙三家村的财主活鬼赴五脏庙求儿,果得一子,取名活死人。为了酬神还愿,他在村上建鬼庙,演鬼戏,不料戏场上看客打架,闹出人命,土地饿杀鬼抓不到凶手,只把活鬼拿问,借此敲诈了一大笔财,活鬼气死。遗孀雌鬼,招进后夫刘打鬼。刘好赌成性,家业被他败光,雌鬼也一命呜呼。孤儿活死人由舅父形容鬼领回抚养。初时还与表兄牵钻鬼一同上学,数年后,形容鬼赴鬼门关当差,他便辍学在家,备受舅母醋八姐虐待,不得已逃离舅家,向鬼庙的住持求助未遂,反被逐出,乃沦为乞丐。牵遇蟹壳里仙人,授以仙丹,并指点他寻鬼谷先生学艺。寻师途中,偶然救下了正遭色鬼凌辱的臭花娘,两人订下鸳盟。之后,活死人寻到鬼谷先生,不消一年便学得一身本事。其时,饿杀鬼已升任枉死城城隍,因胡乱处置命案,激反了大头鬼。枉死城被攻破,城隍全家被杀。大头鬼又攻下鬼门关,总兵白蒙鬼弃关逃走,形容鬼投水自尽,酆都城为之震动。阎王出榜招贤,活死人应募投军,挂帅出征,平定了乱事。论功行赏,他被封为蓬头大将,并由阎王赐婚,与臭花娘终成眷属。
故事的背景是阴曹地府,但活动在其间的鬼物并无超自然的能力,如同人间一样,他们也有生老病死,经历着悲欢离合的遭遇。若将他们的名字当作绰号看待,小说实在是世态人情的反映。诸如: 饿杀鬼贪财好色,醋八姐见钱眼开,色鬼蹂躏妇女,尼姑助纣为虐,识宝太师卖官鬻爵,畔房小姐醋海兴波,凡此种种,都属人世习见丑态。“谈鬼物正像人间” (鲁迅 《题记》),因而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通常把此书看作讽刺小说。“戏不够,神来凑”,蟹壳里仙人的鬼画符驱走恶狗,为活死人解围; 罗刹女用 “熄火罐头” 作法宝,专捉男子吸骨髓,从而使活死人与臭花娘重逢,这些带有神怪性的穿插,给小说蒙上一层魔幻色彩,因而也有人称此书为中国荒诞小说。
《何典》在通俗小说中别具一格,主要由于它是用上海方言俗语写成的。古人作文,讲求用典,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张南庄却独辟蹊径,把活在劳动人民口头上的方言词语作“典”,信手拈来,妙语如珠。申报馆印行此书时所作广告称: “语曰: ‘出于何典?’ 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直曰出于 《何典》而已矣。”鲁迅称此书“用新典一如古典”,所谓“新典”,即指俚言俗谚,这类注释多达七八百条,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张南庄是上海人,熟悉本地方言,运用俗谚十分自然,如评述活鬼吃药无用的几句:
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狗咬吕洞宾”,原是半句俗谚 (后半为“不识好人心”),在此借代“神仙”,割裂使用,似通非通,却起了逗笑的作用。再如描绘苦恼天尊的肖像:
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
“火烧眉毛,只顾眼前”,割裂使用,与 “狗咬吕洞宾” 同样令人发笑。此外,如:“戴了掼纱帽”,“着了湿布衫”,“挂几个依样画葫芦”,“收拾些出门弗认货”等等,都是把惯用语或俗语歪讲曲解,以收到滑稽的效果。
“仿词”是增加文字幽默感的一种修辞手法,作品中也不乏例子。试看催命鬼责问地方 (即地保) 的几句话:
……亏你做了鬼地方,说出这样风凉话来!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只要交还我凶身,万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还不得干净哩!
这里的“地圆”、“地扁”,就是仿“地方”而新造的词。由于故事发生在鬼的世界,于是以 “差鬼”代替“差人”,“鬼烟”代替“人烟”,“枉活人世”说成 “枉活鬼世”,或“不枉为鬼一世”,统属 “仿词”的例子。由此可见,《何典》实在是封建文人的游戏笔墨。作者自称“过路人”,评者自称“缠夹二先生”,隐去了姓名,也属逢场作戏的表现。
作品中的男女主角本是正面形象 (英雄美人),两人的名字却含贬义。活死人原是骂人话,作者把“活”当成姓,其父为活鬼,其子叫活龙和活现; 臭花娘原是一种野草的俗称,学名“窃衣”,因为它的种子带毛,常易附在路人的衣角裤管上而受人讨厌。作者把“臭”当成姓,称其父为臭鬼,分明都是玩笑手法。
张南庄是“高才不遇”的名士 (据海上餐霞客《跋》),不免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反映在作品中,是对官场黑暗的揭露,对僧尼恶行的鞭挞,乃至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嘲笑,这使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他毕竟是封建文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类剥削阶级思想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在运用方言俗谚写作时,他又采取“拾得篮中就是菜”的自然主义态度,不加选择,不经提炼,把许多粗鄙、恶俗,乃至下流的词语写进书中,贬损了作品的格调。
鲁迅在1932年5月22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介绍《何典》时说:“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其实是 ‘江南名士’ 式的滑稽,甚为浅薄。全书几乎均以方言、俗语写成,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仅为了让你看一看,知道中国还有这类书。”(《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03页)与《何典・题记》对照着读,可以获得一个全面的评价。《何典》虽是游戏之作,但其保存大量的上海方言词语资料的功绩,还是不该抹煞的。 （编辑：moyuzhai）
书叙三家村的财主活鬼赴五脏庙求儿,果得一子,取名活死人。为了酬神还愿,他在村上建鬼庙,演鬼戏,不料戏场上看客打架,闹出人命,土地饿杀鬼抓不到凶手,只把活鬼拿问,借此敲诈了一大笔财,活鬼气死。遗孀雌鬼,招进后夫刘打鬼。刘好赌成性,家业被他败光,雌鬼也一命呜呼。孤儿活死人由舅父形容鬼领回抚养。初时还与表兄牵钻鬼一同上学,数年后,形容鬼赴鬼门关当差,他便辍学在家,备受舅母醋八姐虐待,不得已逃离舅家,向鬼庙的住持求助未遂,反被逐出,乃沦为乞丐。牵遇蟹壳里仙人,授以仙丹,并指点他寻鬼谷先生学艺。寻师途中,偶然救下了正遭色鬼凌辱的臭花娘,两人订下鸳盟。之后,活死人寻到鬼谷先生,不消一年便学得一身本事。其时,饿杀鬼已升任枉死城城隍,因胡乱处置命案,激反了大头鬼。枉死城被攻破,城隍全家被杀。大头鬼又攻下鬼门关,总兵白蒙鬼弃关逃走,形容鬼投水自尽,酆都城为之震动。阎王出榜招贤,活死人应募投军,挂帅出征,平定了乱事。论功行赏,他被封为蓬头大将,并由阎王赐婚,与臭花娘终成眷属。
故事的背景是阴曹地府,但活动在其间的鬼物并无超自然的能力,如同人间一样,他们也有生老病死,经历着悲欢离合的遭遇。若将他们的名字当作绰号看待,小说实在是世态人情的反映。诸如: 饿杀鬼贪财好色,醋八姐见钱眼开,色鬼蹂躏妇女,尼姑助纣为虐,识宝太师卖官鬻爵,畔房小姐醋海兴波,凡此种种,都属人世习见丑态。“谈鬼物正像人间” (鲁迅 《题记》),因而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通常把此书看作讽刺小说。“戏不够,神来凑”,蟹壳里仙人的鬼画符驱走恶狗,为活死人解围; 罗刹女用 “熄火罐头” 作法宝,专捉男子吸骨髓,从而使活死人与臭花娘重逢,这些带有神怪性的穿插,给小说蒙上一层魔幻色彩,因而也有人称此书为中国荒诞小说。
《何典》在通俗小说中别具一格,主要由于它是用上海方言俗语写成的。古人作文,讲求用典,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张南庄却独辟蹊径,把活在劳动人民口头上的方言词语作“典”,信手拈来,妙语如珠。申报馆印行此书时所作广告称: “语曰: ‘出于何典?’ 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直曰出于 《何典》而已矣。”鲁迅称此书“用新典一如古典”,所谓“新典”,即指俚言俗谚,这类注释多达七八百条,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张南庄是上海人,熟悉本地方言,运用俗谚十分自然,如评述活鬼吃药无用的几句:
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狗咬吕洞宾”,原是半句俗谚 (后半为“不识好人心”),在此借代“神仙”,割裂使用,似通非通,却起了逗笑的作用。再如描绘苦恼天尊的肖像:
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
“火烧眉毛,只顾眼前”,割裂使用,与 “狗咬吕洞宾” 同样令人发笑。此外,如:“戴了掼纱帽”,“着了湿布衫”,“挂几个依样画葫芦”,“收拾些出门弗认货”等等,都是把惯用语或俗语歪讲曲解,以收到滑稽的效果。
“仿词”是增加文字幽默感的一种修辞手法,作品中也不乏例子。试看催命鬼责问地方 (即地保) 的几句话:
……亏你做了鬼地方,说出这样风凉话来!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只要交还我凶身,万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还不得干净哩!
这里的“地圆”、“地扁”,就是仿“地方”而新造的词。由于故事发生在鬼的世界,于是以 “差鬼”代替“差人”,“鬼烟”代替“人烟”,“枉活人世”说成 “枉活鬼世”,或“不枉为鬼一世”,统属 “仿词”的例子。由此可见,《何典》实在是封建文人的游戏笔墨。作者自称“过路人”,评者自称“缠夹二先生”,隐去了姓名,也属逢场作戏的表现。
作品中的男女主角本是正面形象 (英雄美人),两人的名字却含贬义。活死人原是骂人话,作者把“活”当成姓,其父为活鬼,其子叫活龙和活现; 臭花娘原是一种野草的俗称,学名“窃衣”,因为它的种子带毛,常易附在路人的衣角裤管上而受人讨厌。作者把“臭”当成姓,称其父为臭鬼,分明都是玩笑手法。
张南庄是“高才不遇”的名士 (据海上餐霞客《跋》),不免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反映在作品中,是对官场黑暗的揭露,对僧尼恶行的鞭挞,乃至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嘲笑,这使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他毕竟是封建文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类剥削阶级思想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在运用方言俗谚写作时,他又采取“拾得篮中就是菜”的自然主义态度,不加选择,不经提炼,把许多粗鄙、恶俗,乃至下流的词语写进书中,贬损了作品的格调。
鲁迅在1932年5月22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介绍《何典》时说:“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其实是 ‘江南名士’ 式的滑稽,甚为浅薄。全书几乎均以方言、俗语写成,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仅为了让你看一看,知道中国还有这类书。”(《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03页)与《何典・题记》对照着读,可以获得一个全面的评价。《何典》虽是游戏之作,但其保存大量的上海方言词语资料的功绩,还是不该抹煞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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