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演义评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题 “珊城清远道人重编”。八卷三十二回。有清嘉庆乙亥 (1815)同文堂刊本,为通行大字本。此书与甄伟 《西汉演义》合刊名 《东西汉演义》。有同文堂刊本,聚文堂刊本,同治十一年 (1872) 善成堂刊本等。
书叙西汉宣帝崩,元帝立,封王政君为皇后。时宦官石显、宏恭受宠专权,诛戮忠良,大丧汉家元气。及成帝即位,悉封王氏诸舅为列侯。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权倾朝野,郡国诸吏皆出其门下,自是王氏势盛。王凤临死,托弟曼之子王莽于太后及成帝,莽得封为新都侯,由是种下王莽篡汉之祸根。成帝崩,哀帝即位。至元寿二年,哀帝贪色丧身,未及议立新君。太皇太后王政君干政,征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嗣后又加封“安国公”。王莽大权在握,居心篡汉,乃置诸大臣迎立之议于不顾,独用年方九岁的中山王子因易于控制,遂立之,是为平帝。平帝年十三,见王莽独专朝政,意在取汉自代,常忧形于色。莽恐帝发其谋,遂置毒椒酒中,亲上于帝。平帝饮之五脏欲裂,临死大呼: “王莽弑君也!”
王莽毒死平帝,以孺子刘婴为傀儡帝。复行诈伪,使大臣奏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莽故作辞让,阴使大臣力谏,“皆颂莽功德”,促其即帝位。莽乃“应天命”居摄践祚,以皇帝之诏称制,朝野谓之“摄皇帝”。至是,太皇太后虽大悔养痈成患,然大势已去,只有徒唤奈何。至初始元年十二月,莽又使大臣诈言神命,遂改摄皇帝为真皇帝,下诏去汉号,定国号曰“新”。
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翟义首起讨莽,虽败,然星火燎原,各路义军继起,皆以复汉为名讨莽,赤眉军势最盛。 时有汉室宗亲刘, 乘势起兵。有幼弟刘秀,生时“赤光照室,尽明如昼”,有精于图谶者言,“此兆吉不可言”,当贵为天子。刘秀文才武略出众,呼应刘起兵于宛。莽令大将甄阜讨刘、刘秀。阜屯兵 水, 辎重留兰乡。 刘夜袭兰乡, 大战 水, 斩甄阜, 尽覆其军。
水大胜后,诸讨莽将领会议,欲立刘氏。遂共举刘玄即帝位,建元 “更始”,置拜诸将, 以刘为大司马,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于是诸将分头讨莽, 四出攻城略地。 刘进围宛城, 守将岑彭恐殃及百姓, 乃降汉。 刘秀攻昆阳、 定陵、郾,皆下之。莽乃遣大司马王寻与司徒王邑发诸郡兵百万,直指昆阳。诸将恐王寻兵盛,刘秀乃身先士卒,匹马单刀率先杀人,王寻接住厮杀,不四、五合,被刘秀拦腰一刀斩为两段; 诸将勇气倍增,奋勇杀敌。此昆阳一战,杀莽兵数十万,斩上将数十员,尽获其辎重、车甲。
昆阳大捷后,、秀军盛,声名播天下。更始疑忌不自安,乃与大臣李轶、宋鲔设谋杀刘。刘秀闻死讯, 心如刀绞而面无悲容, 以王莽未败,恐攻更始而误初志。 更始杀刘大失人心, 刘秀顾全大局, 天下归心。 是时, 海内豪杰,闻刘秀等破莽百万大军于昆阳,皆起兵响应,杀其牧守,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天下皆汉帜。十月戊申朔,汉兵自宣平门攻入长安,莽犹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奈予何”?莽逃至渐台,为商人杜吴所杀,军士争裂莽身,数十人切割分之。
更始入主长安,先问掠夺所得,诸将皆惊其鼠目寸光; 复薄功臣,下诏先封刘氏宗室。封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渡河,镇抚各州县。刘秀乃领兵渡滹沱河,得神人指路,屡捷河北,复收河内。诸将皆曰更始不足成事,且无寸功,天下共待英主,亟请刘秀即帝位,刘秀亦自谓夜梦乘赤龙上天。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更始三年即帝位,号光武,年号建武。
更始三年,赤眉军入关,三辅扰乱。九月,赤眉入城,更始请降,被缢杀于郊下。三辅苦赤眉暴虐,光武帝刘秀命大司马邓禹进兵讨之。赤眉惧光武军,遂纵火烧长安宫室,引兵西去。光武又命偏将军冯异西征。建武三年,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帝复亲率六军,至宜阳截住赤眉余众,准令降服,赤眉遂平。三年夏,帝自将南征,于小长安大破叛将郑奉,斩之;又渔阳彭宠反,自称燕王,帝使建威大将军耿 进击渔阳,彭宠为苍头子密等三人所杀,北方遂平。
建武元年时,蜀中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号“成家”;陇西一带,隗嚣拥重兵,与光武分庭抗礼。七年三月,隗嚣依公孙述,述封嚣为朔宁王,遣兵往东为之援势。八年夏,帝亲征隗嚣,问计于嚣原部将马援。援谓隗嚣部将不和,兵无斗志,必可破之,又为帝指画陇西形势。汉军遂依援计,分数道上陇,并力攻嚣,其势如石击卵。嚣败,惊吓而死。天水、陇西遂归汉。十一年春,帝遣大将岑彭、吴汉、臧宫伐蜀,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吴汉及臧宫会兵成都,明日,述自将数万人出城攻吴汉,被汉将高午一枪刺死。述军大败,蜀中遂归汉。至是,天下皆为光武所得。
中元三年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明帝刘庄即位,改元永平。追念前世功臣,乃画二十八将图像于南宫之台,即所谓“二十八宿”。永平十八年,明帝崩,章帝立。章帝重色,专宠窦皇后,朝政渐归外戚窦宪兄弟。冲帝时,梁太后勤政爱民,太尉李固等贤能,天下稍安。至桓帝大诛贤良,专宠宦官,内外丧气,终致董卓之乱,东汉趋亡。
《东汉演义评》作为一部以历史为依据的通俗演义小说,有着正史所起不到的社会作用,这是首先应当看到的。明人修髯子 (张尚德) 在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对此类历史通俗演义小说的社会作用,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思囤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身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 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明人袁宏道在《东西汉演义序》中更具体指出:“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及举 《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从修髯子和袁宏道的这番话,可见《东汉演义评》的社会作用,在于它没有正史“听者垂头,见者却步”的弊端,走出了史书 “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的误区,不但能在 “衣冠” 中得到赞赏,而且能在 “村哥里妇” 中广泛流传,使得一般百姓,也能从书中受到娱乐,增长历史知识和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效果。读者阅读《东汉演义评》这样的通俗演义小说,其受益过程,正如明人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 中所说的那样,是“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起到了将历史普及到民间去的重要作用。
如果仅就“通乎众人”的社会效果而言,似乎讲史话本更胜一筹,其实不然。《东汉演义评》作为一部历史通俗演义小说,较之同题材的讲史话本,自有优胜处。这主要表现在它有着“正史之补”的作用。讲史话本大多言传口授,以史校之,谬误甚多,不免“失之于野”;加之为了取悦于听众、读者,每多插科打诨,旁生枝叶,且侈谈言情,难去鄙陋之俗。所以历来人们对于讲史话本只是采取“姑妄听之”的娱乐态度,难以取得演义小说“史补”的社会作用。
自从明代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提出演义小说应为“正史之补”说之后,明季以来对这类小说的写作形成了两种看法。明代小说评论家庸愚子 (蒋大器)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只要“庶几乎史”――基本上符合历史,就可以了,不必处处拘泥于史实,允许一定的虚构和创造。而另一种看法是强调崇实翼史。这一派的代表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中最先提出 “羽翼信史”说,强调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只是“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不允许有编写者的艺术虚构。其实,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并非史书,过份拘泥于所谓“信史”,反而会作茧自缚,失却这类小说“通于众人”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的优势。清远道人重编《东汉演义评》,基本上是采取了庸愚子的主张,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艺术虚构和再创造。这也是该重编本较明代谢诏本、《东汉演义传》通博的主要原因。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之。《东汉演义评》载王莽所用之巨无霸,其姓氏虽著于史,实未真见其人。《汉书・王莽传》上说“韩博士上言:有奇士长一丈,大十围,来至臣府,谓欲奋击胡虏,自称巨无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滨海。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其实,这只是韩博士讨好王莽之空言,非真有巨无霸其人。而 《东汉演义评》 却根据这个传说人物,编了一个 “两霸相争”的生动故事。书中写到“有奇士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隶属王莽大司空王邑军。当王邑与刘秀大战昆阳之时,刘秀手下大将王霸 “正在厮杀,只是天神般一将赶杀汉兵纷纷退下,却是一员步将,比骑马的还高出一头,手执铁棍,见人便打,无人敢与交手。王霸望见大惊,料是巨无霸,急斜刺一马走开,将枪用膝抵住,背上取下硬弓,拽满一箭射去,正中巨无霸左眼。巨无霸大怒,拔出箭提棍如飞赶来。霸又发一箭,射中其颈,方才立住了脚,将棍倚在胸前,两手叉开,似乎仍要拔箭。王霸谅他已无能得生矣,拍马复往人多处杀去。”这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无疑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于史无证,但读者自知是在读小说,并非读史。所以说,该书类似这样无妨基本史实的艺术虚构和生动描写,不仅不应视为“无稽之谈”,相反应当看到这正是历史通俗演义小说“通乎众人”,吸引读者的优势所在。如果按照修髯子“羽翼信史而不违”的主张来写历史演义小说,则将失却这种优势。写历史演义小说只是“以俗近语、隐括成编”的话,就只能说是以白话来复述“信史”而已,那就难免常人读“信史”时那种“一展卷即昏昏然欲睡去”的不良效果,哪里还谈得上村哥里妇、三尺童子、七十老翁都废寝忘食地去读通俗演义小说呢?
就艺术性而言,在诸多明清历史通俗演义小说中,《东汉演义评》并非佳作。拿它和 《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足。《三国志通俗演义》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象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这些主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就连鲁肃、蒋干、庞统、徐策这些次要人物也都写得有血有肉。而《东汉演义评》对主要人物王莽、刘秀、隗嚣、公孙述等缺乏个性化的人物动作、表情、心理、语言等方面的生动描写,只是一般性地叙述、介绍人物的行事,因此人物形象概念化,自然就无法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了。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东汉演义评》一样,主要情节都是“庶几乎史”的,但具体事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笔下,则作了大量的、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写出了象 “火烧连营”、“三顾茅庐”、“赤壁大战”等一个个生动、曲折的动人故事,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遗憾的是《东汉演义评》并未从范例在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吸取这种长处,基本上采取了 “以史笔写小说”的方式。这样一来,读者从这部小说看到的大部分是事件的叙述,而不是生动的故事情节。本来象王莽上椒酒毒死平帝、更始设谋杀害刘、昆阳大战中刘秀率先出阵,斩杀王邑等情节,都是大可进行艺术再创造,形成一个个生动故事的,但作者都只是象写野史一般,叙述事件的经过,而没有作生动、具体的描绘,这就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了。
清末民初学者钱静方在《小说丛考》一书中说,《东汉演义评》“要之此书仅抄袭汉史,而又以怪诞之事增饰之,故读之甚无趣味。”钱静方论小说是“羽翼信史”派,其观点虽不必苟同,但他所说“抄袭汉史”的弊端,在《东汉演义评》 中确实是屡见不鲜的。 （编辑：moyuzhai）
书叙西汉宣帝崩,元帝立,封王政君为皇后。时宦官石显、宏恭受宠专权,诛戮忠良,大丧汉家元气。及成帝即位,悉封王氏诸舅为列侯。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权倾朝野,郡国诸吏皆出其门下,自是王氏势盛。王凤临死,托弟曼之子王莽于太后及成帝,莽得封为新都侯,由是种下王莽篡汉之祸根。成帝崩,哀帝即位。至元寿二年,哀帝贪色丧身,未及议立新君。太皇太后王政君干政,征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嗣后又加封“安国公”。王莽大权在握,居心篡汉,乃置诸大臣迎立之议于不顾,独用年方九岁的中山王子因易于控制,遂立之,是为平帝。平帝年十三,见王莽独专朝政,意在取汉自代,常忧形于色。莽恐帝发其谋,遂置毒椒酒中,亲上于帝。平帝饮之五脏欲裂,临死大呼: “王莽弑君也!”
王莽毒死平帝,以孺子刘婴为傀儡帝。复行诈伪,使大臣奏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莽故作辞让,阴使大臣力谏,“皆颂莽功德”,促其即帝位。莽乃“应天命”居摄践祚,以皇帝之诏称制,朝野谓之“摄皇帝”。至是,太皇太后虽大悔养痈成患,然大势已去,只有徒唤奈何。至初始元年十二月,莽又使大臣诈言神命,遂改摄皇帝为真皇帝,下诏去汉号,定国号曰“新”。
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翟义首起讨莽,虽败,然星火燎原,各路义军继起,皆以复汉为名讨莽,赤眉军势最盛。 时有汉室宗亲刘, 乘势起兵。有幼弟刘秀,生时“赤光照室,尽明如昼”,有精于图谶者言,“此兆吉不可言”,当贵为天子。刘秀文才武略出众,呼应刘起兵于宛。莽令大将甄阜讨刘、刘秀。阜屯兵 水, 辎重留兰乡。 刘夜袭兰乡, 大战 水, 斩甄阜, 尽覆其军。
水大胜后,诸讨莽将领会议,欲立刘氏。遂共举刘玄即帝位,建元 “更始”,置拜诸将, 以刘为大司马,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于是诸将分头讨莽, 四出攻城略地。 刘进围宛城, 守将岑彭恐殃及百姓, 乃降汉。 刘秀攻昆阳、 定陵、郾,皆下之。莽乃遣大司马王寻与司徒王邑发诸郡兵百万,直指昆阳。诸将恐王寻兵盛,刘秀乃身先士卒,匹马单刀率先杀人,王寻接住厮杀,不四、五合,被刘秀拦腰一刀斩为两段; 诸将勇气倍增,奋勇杀敌。此昆阳一战,杀莽兵数十万,斩上将数十员,尽获其辎重、车甲。
昆阳大捷后,、秀军盛,声名播天下。更始疑忌不自安,乃与大臣李轶、宋鲔设谋杀刘。刘秀闻死讯, 心如刀绞而面无悲容, 以王莽未败,恐攻更始而误初志。 更始杀刘大失人心, 刘秀顾全大局, 天下归心。 是时, 海内豪杰,闻刘秀等破莽百万大军于昆阳,皆起兵响应,杀其牧守,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天下皆汉帜。十月戊申朔,汉兵自宣平门攻入长安,莽犹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奈予何”?莽逃至渐台,为商人杜吴所杀,军士争裂莽身,数十人切割分之。
更始入主长安,先问掠夺所得,诸将皆惊其鼠目寸光; 复薄功臣,下诏先封刘氏宗室。封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渡河,镇抚各州县。刘秀乃领兵渡滹沱河,得神人指路,屡捷河北,复收河内。诸将皆曰更始不足成事,且无寸功,天下共待英主,亟请刘秀即帝位,刘秀亦自谓夜梦乘赤龙上天。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更始三年即帝位,号光武,年号建武。
更始三年,赤眉军入关,三辅扰乱。九月,赤眉入城,更始请降,被缢杀于郊下。三辅苦赤眉暴虐,光武帝刘秀命大司马邓禹进兵讨之。赤眉惧光武军,遂纵火烧长安宫室,引兵西去。光武又命偏将军冯异西征。建武三年,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帝复亲率六军,至宜阳截住赤眉余众,准令降服,赤眉遂平。三年夏,帝自将南征,于小长安大破叛将郑奉,斩之;又渔阳彭宠反,自称燕王,帝使建威大将军耿 进击渔阳,彭宠为苍头子密等三人所杀,北方遂平。
建武元年时,蜀中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号“成家”;陇西一带,隗嚣拥重兵,与光武分庭抗礼。七年三月,隗嚣依公孙述,述封嚣为朔宁王,遣兵往东为之援势。八年夏,帝亲征隗嚣,问计于嚣原部将马援。援谓隗嚣部将不和,兵无斗志,必可破之,又为帝指画陇西形势。汉军遂依援计,分数道上陇,并力攻嚣,其势如石击卵。嚣败,惊吓而死。天水、陇西遂归汉。十一年春,帝遣大将岑彭、吴汉、臧宫伐蜀,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吴汉及臧宫会兵成都,明日,述自将数万人出城攻吴汉,被汉将高午一枪刺死。述军大败,蜀中遂归汉。至是,天下皆为光武所得。
中元三年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明帝刘庄即位,改元永平。追念前世功臣,乃画二十八将图像于南宫之台,即所谓“二十八宿”。永平十八年,明帝崩,章帝立。章帝重色,专宠窦皇后,朝政渐归外戚窦宪兄弟。冲帝时,梁太后勤政爱民,太尉李固等贤能,天下稍安。至桓帝大诛贤良,专宠宦官,内外丧气,终致董卓之乱,东汉趋亡。
《东汉演义评》作为一部以历史为依据的通俗演义小说,有着正史所起不到的社会作用,这是首先应当看到的。明人修髯子 (张尚德) 在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对此类历史通俗演义小说的社会作用,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思囤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身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 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明人袁宏道在《东西汉演义序》中更具体指出:“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及举 《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从修髯子和袁宏道的这番话,可见《东汉演义评》的社会作用,在于它没有正史“听者垂头,见者却步”的弊端,走出了史书 “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的误区,不但能在 “衣冠” 中得到赞赏,而且能在 “村哥里妇” 中广泛流传,使得一般百姓,也能从书中受到娱乐,增长历史知识和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效果。读者阅读《东汉演义评》这样的通俗演义小说,其受益过程,正如明人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 中所说的那样,是“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起到了将历史普及到民间去的重要作用。
如果仅就“通乎众人”的社会效果而言,似乎讲史话本更胜一筹,其实不然。《东汉演义评》作为一部历史通俗演义小说,较之同题材的讲史话本,自有优胜处。这主要表现在它有着“正史之补”的作用。讲史话本大多言传口授,以史校之,谬误甚多,不免“失之于野”;加之为了取悦于听众、读者,每多插科打诨,旁生枝叶,且侈谈言情,难去鄙陋之俗。所以历来人们对于讲史话本只是采取“姑妄听之”的娱乐态度,难以取得演义小说“史补”的社会作用。
自从明代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提出演义小说应为“正史之补”说之后,明季以来对这类小说的写作形成了两种看法。明代小说评论家庸愚子 (蒋大器)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只要“庶几乎史”――基本上符合历史,就可以了,不必处处拘泥于史实,允许一定的虚构和创造。而另一种看法是强调崇实翼史。这一派的代表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中最先提出 “羽翼信史”说,强调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只是“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不允许有编写者的艺术虚构。其实,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并非史书,过份拘泥于所谓“信史”,反而会作茧自缚,失却这类小说“通于众人”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的优势。清远道人重编《东汉演义评》,基本上是采取了庸愚子的主张,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艺术虚构和再创造。这也是该重编本较明代谢诏本、《东汉演义传》通博的主要原因。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之。《东汉演义评》载王莽所用之巨无霸,其姓氏虽著于史,实未真见其人。《汉书・王莽传》上说“韩博士上言:有奇士长一丈,大十围,来至臣府,谓欲奋击胡虏,自称巨无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滨海。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其实,这只是韩博士讨好王莽之空言,非真有巨无霸其人。而 《东汉演义评》 却根据这个传说人物,编了一个 “两霸相争”的生动故事。书中写到“有奇士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隶属王莽大司空王邑军。当王邑与刘秀大战昆阳之时,刘秀手下大将王霸 “正在厮杀,只是天神般一将赶杀汉兵纷纷退下,却是一员步将,比骑马的还高出一头,手执铁棍,见人便打,无人敢与交手。王霸望见大惊,料是巨无霸,急斜刺一马走开,将枪用膝抵住,背上取下硬弓,拽满一箭射去,正中巨无霸左眼。巨无霸大怒,拔出箭提棍如飞赶来。霸又发一箭,射中其颈,方才立住了脚,将棍倚在胸前,两手叉开,似乎仍要拔箭。王霸谅他已无能得生矣,拍马复往人多处杀去。”这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无疑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于史无证,但读者自知是在读小说,并非读史。所以说,该书类似这样无妨基本史实的艺术虚构和生动描写,不仅不应视为“无稽之谈”,相反应当看到这正是历史通俗演义小说“通乎众人”,吸引读者的优势所在。如果按照修髯子“羽翼信史而不违”的主张来写历史演义小说,则将失却这种优势。写历史演义小说只是“以俗近语、隐括成编”的话,就只能说是以白话来复述“信史”而已,那就难免常人读“信史”时那种“一展卷即昏昏然欲睡去”的不良效果,哪里还谈得上村哥里妇、三尺童子、七十老翁都废寝忘食地去读通俗演义小说呢?
就艺术性而言,在诸多明清历史通俗演义小说中,《东汉演义评》并非佳作。拿它和 《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足。《三国志通俗演义》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象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这些主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就连鲁肃、蒋干、庞统、徐策这些次要人物也都写得有血有肉。而《东汉演义评》对主要人物王莽、刘秀、隗嚣、公孙述等缺乏个性化的人物动作、表情、心理、语言等方面的生动描写,只是一般性地叙述、介绍人物的行事,因此人物形象概念化,自然就无法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了。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东汉演义评》一样,主要情节都是“庶几乎史”的,但具体事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笔下,则作了大量的、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写出了象 “火烧连营”、“三顾茅庐”、“赤壁大战”等一个个生动、曲折的动人故事,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遗憾的是《东汉演义评》并未从范例在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吸取这种长处,基本上采取了 “以史笔写小说”的方式。这样一来,读者从这部小说看到的大部分是事件的叙述,而不是生动的故事情节。本来象王莽上椒酒毒死平帝、更始设谋杀害刘、昆阳大战中刘秀率先出阵,斩杀王邑等情节,都是大可进行艺术再创造,形成一个个生动故事的,但作者都只是象写野史一般,叙述事件的经过,而没有作生动、具体的描绘,这就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了。
清末民初学者钱静方在《小说丛考》一书中说,《东汉演义评》“要之此书仅抄袭汉史,而又以怪诞之事增饰之,故读之甚无趣味。”钱静方论小说是“羽翼信史”派,其观点虽不必苟同,但他所说“抄袭汉史”的弊端,在《东汉演义评》 中确实是屡见不鲜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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