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妒缘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不题撰人。八回。疑为清乾隆年间作品,存坊刻本,卷首有 “静恬主人”序; 日省轩藏板小型本,清道光畹兰居刊本。
本书叙述浙江绍兴府官宦子弟朱纶与秦淑贞成婚,秦氏生性悍妒,将朱纶禁闭房中,严禁其与异性接触; 府中婢女亦均相貌丑陋,令人目不忍睹。朱纶对秦氏所为不敢非议,百依百顺。朱纶乡试及第后,秦氏禁止其赴京会试,以免有越轨之举。朝廷严旨令各省举子进京复试,秦氏无奈,将两只玉鸳鸯分开,夫妻各存一只,以为他日重逢之证。
朱纶赴京途经山东时被强盗抢劫。危急之时,许雄夫妇挺身相救,朱纶幸免于难。许雄夫妇见朱纶才貌双全,遂将其女巧珠强嫁朱纶为妾。朱纶虽知秦氏性妒,但迫于情势,无奈权从。巧珠貌美心善,生性温柔,朱纶甚喜。后朱纶与巧珠分别时,将其所带玉鸳鸯赠给巧珠为表记,许雄夫妇护送朱纶赴京。强盗至许雄家骚扰,将巧珠抢至匪寨; 秦氏惟恐朱纶有外遇,随后追赶朱纶,行至山东亦被强盗劫至山寨,与巧珠关押一室。秦氏与巧珠交谈后彼此互明身份,巧珠对秦氏十分恭敬,秦氏则妒火填胸。后巧珠设计杀死强盗,两人逃离匪寨,恰逢四处寻女的许雄夫妇,两人脱险。秦氏因惊惧而重病,巧珠日夜服侍,竭尽心力,并割股肉煎汤给秦氏饮服,使秦氏转危为安。秦氏病愈后得知此情,万分感激巧珠救命之恩,同时甚悔以往之妒行。秦氏拜认许雄夫妇为父母,与巧珠结为姊妹。秦氏请巧珠一家同赴浙江,并为朱纶购买一班绝色女乐,以供其日后娱乐。
朱纶殿试高中状元,秦氏闻讯携全家至京。秦氏先见朱纶,声色俱厉,令其出示玉鸳鸯; 朱纶大惊失色,旁顾左右而言他,窘迫万分。朱纶无奈跪求秦氏,方知秦氏与巧珠串通捉弄自己。秦氏妒性全消,巧珠亦生贵子,朱纶大喜过望。皇帝赐凤冠霞帔,秦氏与巧珠互相礼让; 皇帝闻讯大喜,钦命许雄为山东游击将军,并分赐秦、许二夫人凤冠霞帔。后朱纶荣任显职,子女满堂,夫妇三人富贵双全,共享荣华。
中国封建婚姻的一夫多妻制,源远流长,演变过程复杂,各种规定繁琐,但终极目的则十分清楚: 维护男性的特权地位,以保证血亲种系的传延。血缘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家庭的至尊原则,娶妻生子、延续香火是一个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关系着宗族的盛衰。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诫深入人心,世代相传。既然有无子嗣堪称人伦之首的问题,封建礼教则规定:妻不生子,则应娶妾。娶妾的目的主要是繁衍后代,使家庭、宗族繁盛不衰。至于官僚显宦、巨贾富豪妻妾成群,则已超出延续后代之目的; 而平民百姓之家,一般又无力娶妾。
实施如此婚姻制度,势必造成妻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挣扎在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的女性,处境十分悲惨: 她们不仅要遭受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待遇,而且还要忍受心灵的折磨。在封建礼教重压下,有些女性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玩物或传宗接代的工具,以求苟活; 或则奋起抗争,不甘屈辱,往往以悲剧告终。有些女性则性格扭曲,产生心理变态,她们彼此间为争宠幸而互相倾轧。她们对待与自己同样命运者毫无同情之心,反而残酷无情,结局是或两败俱伤,或弱者丧失地位乃至被夺去生命。后一种情况在《金瓶梅》等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妻妾间存在冲突,封建礼教便采用种种手段宣扬逆来顺受者的 “贤慧”,贬斥反抗者的行为,通俗文学作品亦成为 “卫道” 的有力工具,《疗妒缘》即是典型的劝戒性小说。本书卷首“静恬主人”序云: “此书所载秦氏,妒性天成,嫂劝不悟;乃一旦感于为妾者一片精诚,遂令奇妒之人翻为极贤之妇。”此段序语可视为本书主旨。小说作者将妻妾失和归结为其中一方的嫉妒造成,或仅看到了问题的表层原因,或是有意掩饰问题的实质。现代心理学对嫉妒心理的定义或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嫉妒心理的产生源于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秦淑贞虽是朱纶正妻,但未生子。根据封建家礼规定,朱纶可以纳妾。如果妾生子,秦氏则有被休的危险。即使秦氏仍为正妻,届时她的处境定会十分艰难。秦氏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她当然清楚朱纶随意接触女性的后果,于是严加禁止。秦氏的行为实际是在封建礼法重压下产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自卫性行为,其表现形式即是性格悍妒,几至不近人情。如果设身处地为秦氏着想,她的封闭性的行为即不难理解。秦氏的确对与朱纶的婚姻缺乏自信,但在男性享有种种特权、女性只能任其摆布的封建婚姻制度下,秦氏如何能够高枕无忧?况且,朱纶与秦氏的结合乃是双方父母为其自幼定亲的结果,双方缺乏真正的了解,更没有感情的基础,秦氏又如何能够相信他们之间感情的牢固?作者描写秦氏的“妒性天成”,实属偏见。正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使得秦氏感到孤立无助,使得她的嫉妒心理恶性发展,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性格。秦氏时时处于一种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中,因此比朱纶更加痛苦。
然而本书作者无意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摧残人性,却热衷于为此种制度辩护。作者为使秦淑贞皈依封建礼教的规范,便为她创造了一个“疗妒”的机缘。作者安排秦氏与巧珠的巧遇,将巧珠作为治疗秦氏妒情的工具。巧珠性格温顺,深明封建礼法的等级规定。她不仅对秦氏毕恭毕敬,而且在甘冒生命危险除掉强盗救秦氏下山后,又割股肉治愈秦氏疾病。历史上有许多这种“割股疗亲”的“孝行”记载,且倍受世人赞誉。然而,此种血淋淋的“疗妒”方法,却实在令人发指。巧珠的种种行为,均符合封建礼法对妾的要求,可谓为妾者的楷模。因此,她的行为不仅感动了神明,而且感化了 “妒性天成”的秦氏,使秦氏自惭形秽,自责不已。于是,秦氏“忽明大义”,不仅与巧珠亲如姐妹,而且购置绝色女乐,以备朱纶娱乐。但此举之真意又岂是仅仅为了娱乐? 识者自知。许巧珠由父母作主强嫁朱纶为妾,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她与秦氏一样,同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爱害者。巧珠的处境比秦氏更加悲惨: 她不仅要受到夫妻之礼的压迫,而且要受到妻妾之礼的压迫; 既要忍受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又要忍受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可悲的是,巧珠式的女性对此并不觉醒。
秦氏经过 “疗妒”成为 “极贤之妇”,作者 “功德圆满”,遂在小说结尾导演了一幕喜剧小品,以示喜庆。作者首先给予巧珠世俗的最高奖励:喜生贵子。从这一情节中,亦可读出作者隐含其中的深意: 秦氏虽为正妻但仍无子嗣,巧珠虽是侧室但有子可恃;秦氏、许氏虽有名分之别,但事实上许氏地位却明显优越。如此,即使秦氏“旧病复发”又能如何呢?然后,作者令妻妾联手捉弄春风得意的丈夫,以表现秦氏洗心革面后的开朗胸襟,为新科状元的三喜临门增添情趣。然而有一点颇令人生疑: 此时此刻,秦氏的笑容究竟是发自内心的欢笑呢,还是有所顾忌的含泪的微笑呢?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朱纶被作者塑造成一个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形象。朱纶对秦氏的悍妒不敢略有不满的表示,只是一味恭恭敬敬、诚惶诚恐; 即使最后高中状元,在秦氏的逼问下亦仍然吓得语无伦次、手足无措,乃至跪求。封建礼法授予男性的特权之一便是休妻。秦氏悍妒,已触犯“七出”的第四条:“妒,为其乱家也”,朱纶完全可以休弃秦氏。作者将朱纶描绘成“惧内”的形象,显系出于写作需要: 朱纶在小说中是作为“疗妒”的陪衬角色出现的,作者有意造成 “妒妇”与“懦夫”之间的强烈性格反差,以表现深受嫉妒之苦的男性的“无辜”,以显示 “疗妒”的必要性,以期求得最终的喜剧效果。但是作者的这种描写亦使其陷入难以自察的困境: 朱纶式的懦夫一味惧内而不能以 “大丈夫”的神圣形象统率妻妾,“疗妒”的目的即是维护朱纶们的“夫权”、解脱其困窘,然而,“夫权”既然在事实上已被 “软弱”的朱纶们所放弃,“疗妒”又有何意义?
《疗妒缘》一书的立意自不足取,在艺术上也比较平庸;但此书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婚姻状况,具有一种文化意义:“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发展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 （编辑：moyuzhai）
本书叙述浙江绍兴府官宦子弟朱纶与秦淑贞成婚,秦氏生性悍妒,将朱纶禁闭房中,严禁其与异性接触; 府中婢女亦均相貌丑陋,令人目不忍睹。朱纶对秦氏所为不敢非议,百依百顺。朱纶乡试及第后,秦氏禁止其赴京会试,以免有越轨之举。朝廷严旨令各省举子进京复试,秦氏无奈,将两只玉鸳鸯分开,夫妻各存一只,以为他日重逢之证。
朱纶赴京途经山东时被强盗抢劫。危急之时,许雄夫妇挺身相救,朱纶幸免于难。许雄夫妇见朱纶才貌双全,遂将其女巧珠强嫁朱纶为妾。朱纶虽知秦氏性妒,但迫于情势,无奈权从。巧珠貌美心善,生性温柔,朱纶甚喜。后朱纶与巧珠分别时,将其所带玉鸳鸯赠给巧珠为表记,许雄夫妇护送朱纶赴京。强盗至许雄家骚扰,将巧珠抢至匪寨; 秦氏惟恐朱纶有外遇,随后追赶朱纶,行至山东亦被强盗劫至山寨,与巧珠关押一室。秦氏与巧珠交谈后彼此互明身份,巧珠对秦氏十分恭敬,秦氏则妒火填胸。后巧珠设计杀死强盗,两人逃离匪寨,恰逢四处寻女的许雄夫妇,两人脱险。秦氏因惊惧而重病,巧珠日夜服侍,竭尽心力,并割股肉煎汤给秦氏饮服,使秦氏转危为安。秦氏病愈后得知此情,万分感激巧珠救命之恩,同时甚悔以往之妒行。秦氏拜认许雄夫妇为父母,与巧珠结为姊妹。秦氏请巧珠一家同赴浙江,并为朱纶购买一班绝色女乐,以供其日后娱乐。
朱纶殿试高中状元,秦氏闻讯携全家至京。秦氏先见朱纶,声色俱厉,令其出示玉鸳鸯; 朱纶大惊失色,旁顾左右而言他,窘迫万分。朱纶无奈跪求秦氏,方知秦氏与巧珠串通捉弄自己。秦氏妒性全消,巧珠亦生贵子,朱纶大喜过望。皇帝赐凤冠霞帔,秦氏与巧珠互相礼让; 皇帝闻讯大喜,钦命许雄为山东游击将军,并分赐秦、许二夫人凤冠霞帔。后朱纶荣任显职,子女满堂,夫妇三人富贵双全,共享荣华。
中国封建婚姻的一夫多妻制,源远流长,演变过程复杂,各种规定繁琐,但终极目的则十分清楚: 维护男性的特权地位,以保证血亲种系的传延。血缘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家庭的至尊原则,娶妻生子、延续香火是一个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关系着宗族的盛衰。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诫深入人心,世代相传。既然有无子嗣堪称人伦之首的问题,封建礼教则规定:妻不生子,则应娶妾。娶妾的目的主要是繁衍后代,使家庭、宗族繁盛不衰。至于官僚显宦、巨贾富豪妻妾成群,则已超出延续后代之目的; 而平民百姓之家,一般又无力娶妾。
实施如此婚姻制度,势必造成妻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挣扎在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的女性,处境十分悲惨: 她们不仅要遭受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待遇,而且还要忍受心灵的折磨。在封建礼教重压下,有些女性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玩物或传宗接代的工具,以求苟活; 或则奋起抗争,不甘屈辱,往往以悲剧告终。有些女性则性格扭曲,产生心理变态,她们彼此间为争宠幸而互相倾轧。她们对待与自己同样命运者毫无同情之心,反而残酷无情,结局是或两败俱伤,或弱者丧失地位乃至被夺去生命。后一种情况在《金瓶梅》等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妻妾间存在冲突,封建礼教便采用种种手段宣扬逆来顺受者的 “贤慧”,贬斥反抗者的行为,通俗文学作品亦成为 “卫道” 的有力工具,《疗妒缘》即是典型的劝戒性小说。本书卷首“静恬主人”序云: “此书所载秦氏,妒性天成,嫂劝不悟;乃一旦感于为妾者一片精诚,遂令奇妒之人翻为极贤之妇。”此段序语可视为本书主旨。小说作者将妻妾失和归结为其中一方的嫉妒造成,或仅看到了问题的表层原因,或是有意掩饰问题的实质。现代心理学对嫉妒心理的定义或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嫉妒心理的产生源于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秦淑贞虽是朱纶正妻,但未生子。根据封建家礼规定,朱纶可以纳妾。如果妾生子,秦氏则有被休的危险。即使秦氏仍为正妻,届时她的处境定会十分艰难。秦氏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她当然清楚朱纶随意接触女性的后果,于是严加禁止。秦氏的行为实际是在封建礼法重压下产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自卫性行为,其表现形式即是性格悍妒,几至不近人情。如果设身处地为秦氏着想,她的封闭性的行为即不难理解。秦氏的确对与朱纶的婚姻缺乏自信,但在男性享有种种特权、女性只能任其摆布的封建婚姻制度下,秦氏如何能够高枕无忧?况且,朱纶与秦氏的结合乃是双方父母为其自幼定亲的结果,双方缺乏真正的了解,更没有感情的基础,秦氏又如何能够相信他们之间感情的牢固?作者描写秦氏的“妒性天成”,实属偏见。正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使得秦氏感到孤立无助,使得她的嫉妒心理恶性发展,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性格。秦氏时时处于一种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中,因此比朱纶更加痛苦。
然而本书作者无意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摧残人性,却热衷于为此种制度辩护。作者为使秦淑贞皈依封建礼教的规范,便为她创造了一个“疗妒”的机缘。作者安排秦氏与巧珠的巧遇,将巧珠作为治疗秦氏妒情的工具。巧珠性格温顺,深明封建礼法的等级规定。她不仅对秦氏毕恭毕敬,而且在甘冒生命危险除掉强盗救秦氏下山后,又割股肉治愈秦氏疾病。历史上有许多这种“割股疗亲”的“孝行”记载,且倍受世人赞誉。然而,此种血淋淋的“疗妒”方法,却实在令人发指。巧珠的种种行为,均符合封建礼法对妾的要求,可谓为妾者的楷模。因此,她的行为不仅感动了神明,而且感化了 “妒性天成”的秦氏,使秦氏自惭形秽,自责不已。于是,秦氏“忽明大义”,不仅与巧珠亲如姐妹,而且购置绝色女乐,以备朱纶娱乐。但此举之真意又岂是仅仅为了娱乐? 识者自知。许巧珠由父母作主强嫁朱纶为妾,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她与秦氏一样,同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爱害者。巧珠的处境比秦氏更加悲惨: 她不仅要受到夫妻之礼的压迫,而且要受到妻妾之礼的压迫; 既要忍受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又要忍受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可悲的是,巧珠式的女性对此并不觉醒。
秦氏经过 “疗妒”成为 “极贤之妇”,作者 “功德圆满”,遂在小说结尾导演了一幕喜剧小品,以示喜庆。作者首先给予巧珠世俗的最高奖励:喜生贵子。从这一情节中,亦可读出作者隐含其中的深意: 秦氏虽为正妻但仍无子嗣,巧珠虽是侧室但有子可恃;秦氏、许氏虽有名分之别,但事实上许氏地位却明显优越。如此,即使秦氏“旧病复发”又能如何呢?然后,作者令妻妾联手捉弄春风得意的丈夫,以表现秦氏洗心革面后的开朗胸襟,为新科状元的三喜临门增添情趣。然而有一点颇令人生疑: 此时此刻,秦氏的笑容究竟是发自内心的欢笑呢,还是有所顾忌的含泪的微笑呢?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朱纶被作者塑造成一个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形象。朱纶对秦氏的悍妒不敢略有不满的表示,只是一味恭恭敬敬、诚惶诚恐; 即使最后高中状元,在秦氏的逼问下亦仍然吓得语无伦次、手足无措,乃至跪求。封建礼法授予男性的特权之一便是休妻。秦氏悍妒,已触犯“七出”的第四条:“妒,为其乱家也”,朱纶完全可以休弃秦氏。作者将朱纶描绘成“惧内”的形象,显系出于写作需要: 朱纶在小说中是作为“疗妒”的陪衬角色出现的,作者有意造成 “妒妇”与“懦夫”之间的强烈性格反差,以表现深受嫉妒之苦的男性的“无辜”,以显示 “疗妒”的必要性,以期求得最终的喜剧效果。但是作者的这种描写亦使其陷入难以自察的困境: 朱纶式的懦夫一味惧内而不能以 “大丈夫”的神圣形象统率妻妾,“疗妒”的目的即是维护朱纶们的“夫权”、解脱其困窘,然而,“夫权”既然在事实上已被 “软弱”的朱纶们所放弃,“疗妒”又有何意义?
《疗妒缘》一书的立意自不足取,在艺术上也比较平庸;但此书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婚姻状况,具有一种文化意义:“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发展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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