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清代吴敬梓著,五十六回 (一说五十五回),成书年代约在乾隆十三年 (1748) 至十五年 (1750) 之间。目前见诸记载的最早刊刻年代似在乾隆三十七年 (1772) 至乾隆四十四年 (1779) 之际,但此一刻本未见流传。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 (1803) 的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此后诸种刻本大都以此为祖本。建国后有张慧剑的注释本 (五十五回) 和南京师大的整理本 (五十五回本,第二次印刷时“幽榜”回作为附录印出,则成为五十六回本),以及李汉秋的汇评本、陈美林的新批本。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故事主要是叙写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相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避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乃回到故乡。不久,母亲病死。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平方国珍,特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由此,王冕预知 “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
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来教馆。周进为一老童生,先后受到秀才梅玖的嘲弄和举人王惠的白眼,感到无限屈辱。一年后又失却馆地,更是满腹怨嗟。随姊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帐时去贡院游览,见到号板,怨愤至极,一头撞去,不省人事。后得商人资助捐监应试,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他在主试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不久,范进又考取举人,但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范母也因喜极而亡。在乡绅张静斋劝说之下,范进乃与他去房师、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二人正在候见汤知县时,当地乡绅贡生严大位又前来攀识。
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不料汤知县居然准了状,严贡生不得不避走省城。县里差人找到他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廪生王德、王仁来了结乃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王氏病重,又花了大量银子打点两位舅爷才将妾赵氏扶正,接着王氏病故。婚丧两事一共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严监生十分肉痛,气恼交加,宿疾发作,以致一病不起。此后,赵姨娘唯一的儿子又夭折,严贡生乃乘机谋夺乃弟家产,大兴讼事。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范进赴任之日,周进乃以当年在薛家集教馆时的学生荀玫相托。
荀玫与王惠同榜中了进士。不料荀玫母死,正值朝廷考选科、道,王惠劝他谋求夺情,被驳回后返乡守制。王惠赴南昌知府任,与前任太守蘧佑之子景玉办理交接。后又升任南赣道,正遇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宁王被擒,王惠匆匆逃走至浙江乌镇时,遇到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公孙赠他二百两银子,他则将一只枕箱交于公孙。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乃以自己 “补辑”名义刻印出来,从此被人视为少年名士。湖州娄 、娄瓒宴请鲁编修,鲁编修在席上见到蘧公孙,乃将女儿许与公孙。不久,鲁编修与蘧佑先后病故,公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结识了在文海楼选文的马纯上。此时,家人宦成拐带丫头双红出逃,被捉回后,在差人唆使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扬言要首告蘧公孙,幸得马纯上用全部束修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马纯上则离开嘉兴去杭州书坊文瀚楼。
马纯上游西湖,接济了拆字少年匡超人。匡超人返乡后又得知县李本瑛的识拔,入学成了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在潘保正指引下,前往杭州投靠他的房分兄弟潘三。从此,匡超人又结识了西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簇拥着胡三公子游西湖、做诗会,潘三则劝说他不必相与这些人,并且指使他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因此,匡超人也积攒了不少银两,娶了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李本瑛案情昭雪后升任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此时潘三已被拿。匡超人得到李本瑛书信,就将妻子送往乐清乡下,只身前往京城。在李本瑛活动下,匡超人考取了教习,又娶李本瑛外甥女为妻。当他返乡取结时,原配郑氏病死,正遂他的心愿。取定了结又乘船北上,在船上遇到冯琢庵、牛布衣。
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船北上,牛布衣却搭江船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庵中,不料却患病不起,老和尚为他经营后事。住在附近的少年牛浦郎,一日晚间来庵中借着灯光读书,老和尚准备将牛布衣诗稿给他看,他却等不及,先行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他索性假冒牛布衣招摇行骗,新补知县董瑛慕名来拜,匆匆一叙而别。从此,牛浦郎学得一身势利,与岳家卜氏兄弟相处不谐,乃去安东县投靠董瑛。路上遇着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他去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因跌入水塘,受到牛玉圃的冷遇,正好他从子午宫道士处听到万雪斋的出身,就故意诱使牛玉圃当众说了出来,因而被万雪斋辞退。牛玉圃方知上当,将牛浦郎痛打一顿,丢在河岸上。牛浦郎得到过路的黄客人搭救,同去安东,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此时即将升任,乃向接任的向鼎交代,请他关照牛浦郎。不料真牛布衣妻子寻夫而来,告到县里。
向知县因断了这一无头官司,被人向按察司参处,却被按察司门下戏子鲍文卿怜才解救。不久,鲍文卿又回南京重操旧业,向知县升任安庆府,路过南京,邂逅文卿,邀其父子来衙门相会,赠送其银两,又为其子廷玺娶妻。不久,向鼎升任福建汀漳道,文卿则返回南京,病重而死,廷玺不得义母欢心,去苏州寻兄,而乃兄又亡故; 再去扬州,投靠季苇萧,从此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 回到南京后又投靠到杜慎卿门下。杜慎卿邀了南京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戏子,高会莫愁湖。事后,鲍廷玺向他求助,杜慎卿却介绍他去天长自己的族弟少卿处。
杜少卿为人豪爽,极重孝道,又不会理家,家人王胡子伙同张铁臂等人讹骗其财产,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一百多两银子而去。不久,少卿家产将尽,听从老管家娄焕文的劝告,移家南京,得识各地齐集南京的名士。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料到巡抚大人将他荐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得不去安庆致谢并面辞,李大人不允所请。归来后,李大人又遣人来催促,少卿乃装病辞去。此时,迟衡山正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极表赞同,共襄盛举,并推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任主祭。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举行祭祠大典,四处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也挨挤着来看。
祭祠以后,与会的人又都星散,此时寻父二十年的郭孝子又来南京,以杜少卿为首的南京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赞扬其孝行,赞助其银两,帮他前往陕、川寻父。到了成都府外的庵里,王惠却坚决不认其子。不久,王惠病死。郭孝子背着骨骸返乡。途中遇到萧云仙,劝说他去效力朝廷,乃父也要云仙去平少保处投军。在平少保帐下,云仙率兵收复青枫城后,筑城垣、修水利、垦田地、兴学堂。后去应天府任江淮卫守备,因此结识了虞育德等南京的大名士。过江时,他在扬州码头又邂逅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
沈大年正送其女琼枝去扬州宋为富家完婚。岂知宋为富乃以讨妾对待,琼枝乃只身逃往南京,写扇作诗,为人刺绣谋生。江都县差人前来缉拿时,她正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遭遇,她终被押入江都。在船上,有一汉子带着两个婊子也去扬州。那汉子刚到家,汤镇台的侄子汤六老爷就来厮混,又勾引汤镇台两个儿子汤由、汤实到妓院来吃酒。
汤由、汤实乡试落第后去父亲任所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被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汤镇台请余特教导其子,余特不就,而去无为州秋风。不料私和人命事发,因关文中误写“贡生余持”,乃为其弟余持蒙混,胡涂了结官司。余特又去南京,得与杜少卿等时贤聚首,但不久虞育德远赴浙江,余特又回到五河,被虞华轩请去教育儿子,旋又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老秀才王蕴来拜老师,余特很看重他。王蕴曾鼓励三女儿殉夫,后又觉伤心,乃去游南京。在南京由邓质夫陪着去泰伯祠凭吊,但未见到南京一班名人。不久,武书回到南京,正欲去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请去作客。客人是万中书,但却是冒充的中书。东窗事发,幸得凤四老爹相助,秦中书出了银子,才捐了一个真中书。
凤四老爹送万中书回浙江,顺便向杭州朋友陈正公讨回欠债做回南京的盘缠,但陈正公则被毛二胡子骗去了银两,凤四老爹出面为他讨回银两就返回南京,去回秦中书的话。秦中书却与陈四老爷在妓女聘娘处鬼混。不久,秦中书进京补缺,陈四老爷又往福建寻表兄徐九公子去了。聘娘被虔婆所逼,剃度为尼。陈和甫的儿子也做了和尚,却与同是测字的丁诗争闹不休。此时,在南京市井中倒出现了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与前此出现的名士并不相同。
这就是《儒林外史》的故事梗概。这些故事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表达了什么样的主旨呢?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吴敬梓至友程晋芳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卧闲草堂本卷首闲斋老人序又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前一种见解,尚见之于杨锺羲的《雪桥诗话》 (三卷卷七); 后一种见解,又见之于东武惜红生的增补齐省堂本序。但卧本评语则揉合了这两种见解,一方面指出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另一方面又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后来,胡适则认为“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吴敬梓传》)。1950年以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它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嘲讽,同时又肯定它揭发封建礼教的虚伪。笔者以为《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特别是这部小说反映的生活时代跨度很大,几乎囊括了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其具体描写来看,虽然假托明朝,但却是反映了清朝康 (熙) 雍 (正) 乾(隆)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 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表彰,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从他们的生活情景入手,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了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而将目光注视“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的王冕这一艺术形象,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尔后方于第二回开始,到正文结束的第五十五回之中,刻划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人性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从而猎取富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白首穷经,却未博一第,生活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如倪霜峰;有的寄人篱下,为人作幕,周游四方,以致客死他乡,如牛布衣;有的故作放达,名士自居,攀附豪门,以谋衣食,如西湖名士、娄府清客等等;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或为盐商西席,如余有达; 或去边陲教书,如沈大年。而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如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着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周进、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又为推行曾使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度效力。不但已经获取功名的士人认为唯有做举业才是 “光明” 出路、才是有无学问的唯一标准,如施御史即说“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鲁编修亦说“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高翰林同样认为“如果肚里通,就该中了去”。即连功名未遂的士子亦热中于举业、执着于科场,马纯上就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因之,全国士人于时文举业莫不趋之若鹜,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毒害。而为了取得功名,又不惜通关节、营贿赂,上下勾结、公开买卖,大批士人除了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以外,全然不知尚有其它学问,甚至即连四书、五经也未见得读通。总之,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既无操守、又无学问的士子,少数变为统治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则沦落终身,既使已经腐败的吏治日益腐败,又使业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趋败坏。
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他们洁身自好,重视出处,讲究修养,看不起八股时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杜少卿不愿 “守着田园做举业”,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举业,连带着也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如杜少卿根本不理睬那些 “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当面教训高翰林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 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他们主张教育须有益于政事,提倡礼乐兵农,目的在于如迟衡山所说“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如果说,祭泰伯祠意在倡导;那么平定青枫城就着重于实践。然而,曾几何时泰伯祠已然颓圯,无人问津;萧云仙修复青枫城,反被追赔,投闲置散。吴敬梓通过形象的描绘,反映出礼乐兵农理想已经彻底破灭,而倡导与实践这一理想的名贤也已风流云散。
吴敬梓原先的理想虽已破灭,但并未止步不前,他又进行新的探索,从下层人民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从而予以热情的赞扬。虽然添 “四客” 只是整部小说中的一回,然而其份量却不轻,“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又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在所添四客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身上,仍然有着士人书、棋、画、琴的痕迹,然而他们毕竟是来自下层,有着劳动群众的品格。他们凭一技之长谋生,不依附他人,不企求功名富贵,因而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尽管吴敬梓为时代和阶级所局限,对于他们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尚有一定的保留,然而却已对他们寄以期望:“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 《儒林外史》 的么? 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这分明表示,作者晚年视做“贤人君子”的人,已不再是能受到“朝廷”“旌扬”的士人,而必然是属于来自下层的“四客”一类人物。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思考,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创作的 《儒林外史》不仅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命运,而且又反映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就其艺术手段来说,它是一部讽刺小说,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则是一部以描写知识分子命运入手批判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不仅思想内容崭新,而且艺术风格独特,在我国小说之林中显示出摇曳多姿的风貌。
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果戈理亦不逊色。鲁迅认为在它之前,说部之中没有 “足称讽刺之书” ( 《中国小说史略》); 而在其以后,如此“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确,吴敬梓继承了 《诗经》开创的 “美刺” 传统,他创作小说《儒林外史》意在“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挽救其同阶层的读书人。如同邱炜 所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客云庐小说话》)。吴敬梓用意在于“醒世”而非 “骂世”,但尽管作者的讽刺是善意的,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自不同,鲁迅说过:“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 ‘暴露’ 更多于 ‘讽刺’。” ( 《什么是 “讽刺”?》) 的确,不但小说中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即连一些下面人物也有许多 “缺点”。他们确是一群 “不可收拾” 的没落者,作者最后亦不再对他们抱有幻想,而将期望寄予“市井” 中的 “奇人”。这样的描写已非传统的 “讽刺”概念所能全然范围,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至于 《儒林外史》 的讽刺手法,可谓丰富多样,变幻莫测,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如行山阴道上。例如,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 “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 “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 “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嘲讽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相互揭了底。作者有时又让他们彼此互吹乱捧,从而构成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极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 “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 “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 “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的眼里也就贬得越低。又如,作者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 “为嗣续大计”; 寻男色,又说成是 “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夫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银子”。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玖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再如,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 “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的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中了举,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口口声声喊“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的敬重、奉承,连当年他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 “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份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虔诚恭敬,而后又傲慢无礼。牛浦郎初见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到杭州时,见到潘自业之初,也曾 “欢喜之极”,“作揖行礼”,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他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入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作者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此外,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作者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面如傅粉、眼若点漆”,“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象。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作者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以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柱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 ‘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急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在小说中,冷讽热嘲,相互错出,嬉笑怒骂,皆成妙文。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数种,鲁迅称赞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 《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其次是它的结构艺术,在我国古代小说作品中可谓别树一帜,极富独创性。卧闲草堂本在评语中曾对它的艺术结构做了充分地肯定。但到了 “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它独特的结构艺术表示不满,如《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 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然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 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些影响的。例如胡适尽管对吴敬梓及其 《儒林外史》多所肯定,但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时则颇多微词,说它完全是短篇杂凑,“没有布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甚至鲁迅在有关著作中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其实,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刻划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只要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就是成功的结构。在这一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曾经评说他自己的作品:“《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 ( 《写给阿・谢・苏沃陵》)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是一个很好的驳正。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吴敬梓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不妨将它的艺术结构略作分析。
从纵向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以下几条线索: 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 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 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作者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日益腐败、黑暗; 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渐薄弱; 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 对肯定人物予以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作者失望。作者的期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向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幽榜”以外,可分成三部分,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精心地安排在这三大部分之中。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为理学所毒害的士人。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士人虽依然存在,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第三部分从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五回,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类似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其不堪。因此,在第五十五回中,作者不得不“述往思来”,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至于“楔子”与 “幽榜”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总之,《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 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引导读者在小说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
过去有的论者认为《儒林外史》这样的结构艺术 “其源出自太史公诸传”(天 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一见解其实是源自卧闲草堂本评语,如卧本第一回回评就指出“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五十六回回评中又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束全部大书”云云,均可见此种评论由来已久。但吴敬梓在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时,虽然借鉴了以 《史记》为代表的正史的构架,却又独出机杼,有所发展。他所惨淡经营的艺术结构确实具有创新意义。虽然细枝末节处不无纰漏可寻,但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创作也难以尽免的,不宜苛求。
除此而外,《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艺术、运用语言的艺术,均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创性,此处就不一一论述了。总之,无论就思想意义或是艺术表现而言,《儒林外史》都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编辑：moyuzhai）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故事主要是叙写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相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避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乃回到故乡。不久,母亲病死。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平方国珍,特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由此,王冕预知 “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
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来教馆。周进为一老童生,先后受到秀才梅玖的嘲弄和举人王惠的白眼,感到无限屈辱。一年后又失却馆地,更是满腹怨嗟。随姊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帐时去贡院游览,见到号板,怨愤至极,一头撞去,不省人事。后得商人资助捐监应试,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他在主试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不久,范进又考取举人,但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范母也因喜极而亡。在乡绅张静斋劝说之下,范进乃与他去房师、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二人正在候见汤知县时,当地乡绅贡生严大位又前来攀识。
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不料汤知县居然准了状,严贡生不得不避走省城。县里差人找到他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廪生王德、王仁来了结乃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王氏病重,又花了大量银子打点两位舅爷才将妾赵氏扶正,接着王氏病故。婚丧两事一共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严监生十分肉痛,气恼交加,宿疾发作,以致一病不起。此后,赵姨娘唯一的儿子又夭折,严贡生乃乘机谋夺乃弟家产,大兴讼事。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范进赴任之日,周进乃以当年在薛家集教馆时的学生荀玫相托。
荀玫与王惠同榜中了进士。不料荀玫母死,正值朝廷考选科、道,王惠劝他谋求夺情,被驳回后返乡守制。王惠赴南昌知府任,与前任太守蘧佑之子景玉办理交接。后又升任南赣道,正遇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宁王被擒,王惠匆匆逃走至浙江乌镇时,遇到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公孙赠他二百两银子,他则将一只枕箱交于公孙。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乃以自己 “补辑”名义刻印出来,从此被人视为少年名士。湖州娄 、娄瓒宴请鲁编修,鲁编修在席上见到蘧公孙,乃将女儿许与公孙。不久,鲁编修与蘧佑先后病故,公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结识了在文海楼选文的马纯上。此时,家人宦成拐带丫头双红出逃,被捉回后,在差人唆使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扬言要首告蘧公孙,幸得马纯上用全部束修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马纯上则离开嘉兴去杭州书坊文瀚楼。
马纯上游西湖,接济了拆字少年匡超人。匡超人返乡后又得知县李本瑛的识拔,入学成了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在潘保正指引下,前往杭州投靠他的房分兄弟潘三。从此,匡超人又结识了西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簇拥着胡三公子游西湖、做诗会,潘三则劝说他不必相与这些人,并且指使他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因此,匡超人也积攒了不少银两,娶了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李本瑛案情昭雪后升任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此时潘三已被拿。匡超人得到李本瑛书信,就将妻子送往乐清乡下,只身前往京城。在李本瑛活动下,匡超人考取了教习,又娶李本瑛外甥女为妻。当他返乡取结时,原配郑氏病死,正遂他的心愿。取定了结又乘船北上,在船上遇到冯琢庵、牛布衣。
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船北上,牛布衣却搭江船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庵中,不料却患病不起,老和尚为他经营后事。住在附近的少年牛浦郎,一日晚间来庵中借着灯光读书,老和尚准备将牛布衣诗稿给他看,他却等不及,先行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他索性假冒牛布衣招摇行骗,新补知县董瑛慕名来拜,匆匆一叙而别。从此,牛浦郎学得一身势利,与岳家卜氏兄弟相处不谐,乃去安东县投靠董瑛。路上遇着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他去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因跌入水塘,受到牛玉圃的冷遇,正好他从子午宫道士处听到万雪斋的出身,就故意诱使牛玉圃当众说了出来,因而被万雪斋辞退。牛玉圃方知上当,将牛浦郎痛打一顿,丢在河岸上。牛浦郎得到过路的黄客人搭救,同去安东,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此时即将升任,乃向接任的向鼎交代,请他关照牛浦郎。不料真牛布衣妻子寻夫而来,告到县里。
向知县因断了这一无头官司,被人向按察司参处,却被按察司门下戏子鲍文卿怜才解救。不久,鲍文卿又回南京重操旧业,向知县升任安庆府,路过南京,邂逅文卿,邀其父子来衙门相会,赠送其银两,又为其子廷玺娶妻。不久,向鼎升任福建汀漳道,文卿则返回南京,病重而死,廷玺不得义母欢心,去苏州寻兄,而乃兄又亡故; 再去扬州,投靠季苇萧,从此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 回到南京后又投靠到杜慎卿门下。杜慎卿邀了南京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戏子,高会莫愁湖。事后,鲍廷玺向他求助,杜慎卿却介绍他去天长自己的族弟少卿处。
杜少卿为人豪爽,极重孝道,又不会理家,家人王胡子伙同张铁臂等人讹骗其财产,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一百多两银子而去。不久,少卿家产将尽,听从老管家娄焕文的劝告,移家南京,得识各地齐集南京的名士。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料到巡抚大人将他荐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得不去安庆致谢并面辞,李大人不允所请。归来后,李大人又遣人来催促,少卿乃装病辞去。此时,迟衡山正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极表赞同,共襄盛举,并推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任主祭。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举行祭祠大典,四处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也挨挤着来看。
祭祠以后,与会的人又都星散,此时寻父二十年的郭孝子又来南京,以杜少卿为首的南京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赞扬其孝行,赞助其银两,帮他前往陕、川寻父。到了成都府外的庵里,王惠却坚决不认其子。不久,王惠病死。郭孝子背着骨骸返乡。途中遇到萧云仙,劝说他去效力朝廷,乃父也要云仙去平少保处投军。在平少保帐下,云仙率兵收复青枫城后,筑城垣、修水利、垦田地、兴学堂。后去应天府任江淮卫守备,因此结识了虞育德等南京的大名士。过江时,他在扬州码头又邂逅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
沈大年正送其女琼枝去扬州宋为富家完婚。岂知宋为富乃以讨妾对待,琼枝乃只身逃往南京,写扇作诗,为人刺绣谋生。江都县差人前来缉拿时,她正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遭遇,她终被押入江都。在船上,有一汉子带着两个婊子也去扬州。那汉子刚到家,汤镇台的侄子汤六老爷就来厮混,又勾引汤镇台两个儿子汤由、汤实到妓院来吃酒。
汤由、汤实乡试落第后去父亲任所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被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汤镇台请余特教导其子,余特不就,而去无为州秋风。不料私和人命事发,因关文中误写“贡生余持”,乃为其弟余持蒙混,胡涂了结官司。余特又去南京,得与杜少卿等时贤聚首,但不久虞育德远赴浙江,余特又回到五河,被虞华轩请去教育儿子,旋又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老秀才王蕴来拜老师,余特很看重他。王蕴曾鼓励三女儿殉夫,后又觉伤心,乃去游南京。在南京由邓质夫陪着去泰伯祠凭吊,但未见到南京一班名人。不久,武书回到南京,正欲去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请去作客。客人是万中书,但却是冒充的中书。东窗事发,幸得凤四老爹相助,秦中书出了银子,才捐了一个真中书。
凤四老爹送万中书回浙江,顺便向杭州朋友陈正公讨回欠债做回南京的盘缠,但陈正公则被毛二胡子骗去了银两,凤四老爹出面为他讨回银两就返回南京,去回秦中书的话。秦中书却与陈四老爷在妓女聘娘处鬼混。不久,秦中书进京补缺,陈四老爷又往福建寻表兄徐九公子去了。聘娘被虔婆所逼,剃度为尼。陈和甫的儿子也做了和尚,却与同是测字的丁诗争闹不休。此时,在南京市井中倒出现了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与前此出现的名士并不相同。
这就是《儒林外史》的故事梗概。这些故事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表达了什么样的主旨呢?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吴敬梓至友程晋芳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卧闲草堂本卷首闲斋老人序又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前一种见解,尚见之于杨锺羲的《雪桥诗话》 (三卷卷七); 后一种见解,又见之于东武惜红生的增补齐省堂本序。但卧本评语则揉合了这两种见解,一方面指出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另一方面又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后来,胡适则认为“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吴敬梓传》)。1950年以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它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嘲讽,同时又肯定它揭发封建礼教的虚伪。笔者以为《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特别是这部小说反映的生活时代跨度很大,几乎囊括了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其具体描写来看,虽然假托明朝,但却是反映了清朝康 (熙) 雍 (正) 乾(隆)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 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表彰,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从他们的生活情景入手,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了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而将目光注视“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的王冕这一艺术形象,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尔后方于第二回开始,到正文结束的第五十五回之中,刻划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人性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从而猎取富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白首穷经,却未博一第,生活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如倪霜峰;有的寄人篱下,为人作幕,周游四方,以致客死他乡,如牛布衣;有的故作放达,名士自居,攀附豪门,以谋衣食,如西湖名士、娄府清客等等;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或为盐商西席,如余有达; 或去边陲教书,如沈大年。而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如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着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周进、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又为推行曾使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度效力。不但已经获取功名的士人认为唯有做举业才是 “光明” 出路、才是有无学问的唯一标准,如施御史即说“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鲁编修亦说“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高翰林同样认为“如果肚里通,就该中了去”。即连功名未遂的士子亦热中于举业、执着于科场,马纯上就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因之,全国士人于时文举业莫不趋之若鹜,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毒害。而为了取得功名,又不惜通关节、营贿赂,上下勾结、公开买卖,大批士人除了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以外,全然不知尚有其它学问,甚至即连四书、五经也未见得读通。总之,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既无操守、又无学问的士子,少数变为统治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则沦落终身,既使已经腐败的吏治日益腐败,又使业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趋败坏。
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他们洁身自好,重视出处,讲究修养,看不起八股时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杜少卿不愿 “守着田园做举业”,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举业,连带着也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如杜少卿根本不理睬那些 “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当面教训高翰林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 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他们主张教育须有益于政事,提倡礼乐兵农,目的在于如迟衡山所说“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如果说,祭泰伯祠意在倡导;那么平定青枫城就着重于实践。然而,曾几何时泰伯祠已然颓圯,无人问津;萧云仙修复青枫城,反被追赔,投闲置散。吴敬梓通过形象的描绘,反映出礼乐兵农理想已经彻底破灭,而倡导与实践这一理想的名贤也已风流云散。
吴敬梓原先的理想虽已破灭,但并未止步不前,他又进行新的探索,从下层人民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从而予以热情的赞扬。虽然添 “四客” 只是整部小说中的一回,然而其份量却不轻,“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又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在所添四客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身上,仍然有着士人书、棋、画、琴的痕迹,然而他们毕竟是来自下层,有着劳动群众的品格。他们凭一技之长谋生,不依附他人,不企求功名富贵,因而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尽管吴敬梓为时代和阶级所局限,对于他们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尚有一定的保留,然而却已对他们寄以期望:“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 《儒林外史》 的么? 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这分明表示,作者晚年视做“贤人君子”的人,已不再是能受到“朝廷”“旌扬”的士人,而必然是属于来自下层的“四客”一类人物。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思考,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创作的 《儒林外史》不仅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命运,而且又反映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就其艺术手段来说,它是一部讽刺小说,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则是一部以描写知识分子命运入手批判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不仅思想内容崭新,而且艺术风格独特,在我国小说之林中显示出摇曳多姿的风貌。
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果戈理亦不逊色。鲁迅认为在它之前,说部之中没有 “足称讽刺之书” ( 《中国小说史略》); 而在其以后,如此“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确,吴敬梓继承了 《诗经》开创的 “美刺” 传统,他创作小说《儒林外史》意在“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挽救其同阶层的读书人。如同邱炜 所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客云庐小说话》)。吴敬梓用意在于“醒世”而非 “骂世”,但尽管作者的讽刺是善意的,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自不同,鲁迅说过:“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 ‘暴露’ 更多于 ‘讽刺’。” ( 《什么是 “讽刺”?》) 的确,不但小说中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即连一些下面人物也有许多 “缺点”。他们确是一群 “不可收拾” 的没落者,作者最后亦不再对他们抱有幻想,而将期望寄予“市井” 中的 “奇人”。这样的描写已非传统的 “讽刺”概念所能全然范围,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至于 《儒林外史》 的讽刺手法,可谓丰富多样,变幻莫测,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如行山阴道上。例如,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 “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 “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 “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嘲讽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相互揭了底。作者有时又让他们彼此互吹乱捧,从而构成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极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 “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 “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 “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的眼里也就贬得越低。又如,作者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 “为嗣续大计”; 寻男色,又说成是 “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夫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银子”。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玖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再如,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 “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的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中了举,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口口声声喊“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的敬重、奉承,连当年他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 “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份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虔诚恭敬,而后又傲慢无礼。牛浦郎初见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到杭州时,见到潘自业之初,也曾 “欢喜之极”,“作揖行礼”,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他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入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作者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此外,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作者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面如傅粉、眼若点漆”,“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象。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作者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以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柱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 ‘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急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在小说中,冷讽热嘲,相互错出,嬉笑怒骂,皆成妙文。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数种,鲁迅称赞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 《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其次是它的结构艺术,在我国古代小说作品中可谓别树一帜,极富独创性。卧闲草堂本在评语中曾对它的艺术结构做了充分地肯定。但到了 “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它独特的结构艺术表示不满,如《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 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然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 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些影响的。例如胡适尽管对吴敬梓及其 《儒林外史》多所肯定,但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时则颇多微词,说它完全是短篇杂凑,“没有布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甚至鲁迅在有关著作中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其实,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刻划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只要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就是成功的结构。在这一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曾经评说他自己的作品:“《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 ( 《写给阿・谢・苏沃陵》)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是一个很好的驳正。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吴敬梓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不妨将它的艺术结构略作分析。
从纵向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以下几条线索: 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 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 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作者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日益腐败、黑暗; 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渐薄弱; 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 对肯定人物予以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作者失望。作者的期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向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幽榜”以外,可分成三部分,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精心地安排在这三大部分之中。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为理学所毒害的士人。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士人虽依然存在,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第三部分从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五回,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类似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其不堪。因此,在第五十五回中,作者不得不“述往思来”,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至于“楔子”与 “幽榜”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总之,《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 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引导读者在小说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
过去有的论者认为《儒林外史》这样的结构艺术 “其源出自太史公诸传”(天 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一见解其实是源自卧闲草堂本评语,如卧本第一回回评就指出“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五十六回回评中又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束全部大书”云云,均可见此种评论由来已久。但吴敬梓在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时,虽然借鉴了以 《史记》为代表的正史的构架,却又独出机杼,有所发展。他所惨淡经营的艺术结构确实具有创新意义。虽然细枝末节处不无纰漏可寻,但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创作也难以尽免的,不宜苛求。
除此而外,《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艺术、运用语言的艺术,均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创性,此处就不一一论述了。总之,无论就思想意义或是艺术表现而言,《儒林外史》都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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