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梦骈言

        蒲崖主人辑,守朴翁编。十二回。成书年代不详,当为清代作品。存稼史轩刊大字本,卷首 “闲情老人”序,阿英另藏两种残本,序文均佚。
        
        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一向关注现实生活,着意描摹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并以劝善惩恶、警醒世人为宗旨。其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下层民众质朴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及审美趣味相互渗透,使作品的思想倾向呈现出复杂的状态。短篇白话小说集《醒梦骈言》 中所收小说即属此类作品。这部小说集共收12篇短篇小说,一般认为均据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描写现实生活的故事改写而成。书中小说按题材可细分为三类: 恋爱、婚姻、家庭生活。
        本书第一、三、九回分别描写曾学深与翠云、孙寅与阿珠、姚寿之与莲娘三对青年男女的恋情。在文学作品中,“始乱终弃”的负心男子不胜枚举,但这几篇小说中的三位书生却都是痴情人。武昌秀才曾学深与观音庵美貌女尼翠云一见钟情,他深切同情翠云的悲苦身世和凄凉处境,遂不畏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压力,与翠云私订终身。后曾学深因苦恋翠云而病笃,直至生命垂危,几经周折,终与还俗的翠云成婚。苏州秀才孙寅生性忠厚,举止木讷,家境清贫,但颇具才气。他为追求俏丽的富家女阿珠,割掉枝指,以致血晕于地; 他见到阿珠后,一往情深,魂随阿珠而去;后孙寅因恋情受阻,日夜思念阿珠而病亡,其魂化鹦鹉飞至阿珠家中,屡屡向她倾诉衷情。在阿珠爱情感召下,孙寅还魂复生,与阿珠结为佳侣。四川秀才姚寿之与富家女莲娘互相爱慕,莲娘因其父阻挠而病危,寿之不惜割下胸肉配药为莲娘医治。莲娘病亡,寿之亦大恸而亡。姚寿之与莲娘在地府互诉衷肠,寿之又得到太守亡女冰娘的爱慕,三人遂因情还魂,有情人终成眷属。封建社会中的男子拥有许多特权,他们眠花宿柳、访艳青梅却可称为风流韵事,并为某些人津津乐道。但小说中这三位书生对三位少女十分尊重、深深爱恋,并为此不惜一切,义无反顾,读之令人感动。封建时代的青年女子为争取幸福的婚姻,往往需付出生命为代价,如《牡丹亭》 中的杜丽娘等。但男子为追求爱情而出生入死,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三位书生的痴情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重重压迫和束缚,翠云、阿珠、莲娘三位少女虽社会阶层不同,但无一不遭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桎梏。翠云自幼孤苦无助,在观音庵中长大。古卷青灯,寂寞僧房,却不能泯灭她心中跃动的青春之火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她虽与曾学深相爱,却对两人之间由传统伦理道德筑造的巨大藩篱心存恐惧。然而,在曾学深的真挚之爱鼓励下,翠云终于冲破束缚,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富家女阿珠久居深闺,没有勇气反抗“父母之命”的训诫。她虽然亦爱孙寅,但因父母阻挠,只能将愁苦强压心底。当孙寅魂化鹦鹉之后,阿珠在巨大的心灵震动下终于萌生了自主婚姻的思想,誓死与孙寅结合。阿珠经历的情感历程,是一部分少女恋爱心态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富家女莲娘对爱情的追求则十分决绝。莲娘天资聪慧,颇富才学; 也以绣帕题诗方式自择佳婿,对姚寿之的诗作极为欣赏,两人互订终身。莲娘父母因寿之家境不富而拒绝嫁女,却把莲娘许嫁另一富家子弟。莲娘屡次设法安慰寿之,后见父母之意已定,则抑郁成疾,一病而亡。莲娘与寿之在地府仍然情深不移,终于共同复生,结成伉俪。莲娘宁死不与封建礼法妥协,对爱情的追求坚决而不迟疑,读之使人赞叹。
        封建家长作为封建礼法的维护者与代表,必欲主宰青年男女的幸福。但“父母之命”如一条无形的绳索,成为众多青年男女婚恋生活的羁绊。许许多多的爱情悲剧往往是青年男女的父母所制造,青年人的幸福恰恰断送在号称为他们谋取幸福的父母之手,这种怪异的文化现象怎能不令人沉思。然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黑暗天幕中,爱情的闪电频频闪耀,众多的青年男女为了获得真正的爱情,背叛父母,冲决封建礼教牢笼,生而赴死、起死复生,生生死死中盈溢着血泪、凝聚着真情。这几篇小说中的青年男女是幸运的,他们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赢得了幸福; 但在与封建势力的搏斗中,有多少有情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却仍是爱情的悲剧结局。这几篇小说的结尾均写才子中举任高官、佳人富贵受诰封,固然未脱“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的模式,但却表达了作者的祝福与希冀; 这种祝愿也许浅薄,也许纯属幻想,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
        无论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构成的婚姻,还是历经艰难抗争而成就的美满姻缘,普通人的婚姻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往往或遭飞来横祸,或因产生矛盾而破裂。本书第二、四、六、十、十一回几篇小说即分别描写婚姻生活的波折。
        社会的动荡是千万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如第十一回描写明朝崇祯末年,宋大中与新婚妻子辛娘因避乱逃难,被歹徒李某设计拆散。辛娘被李某劫持到南京,辛娘不甘屈辱,她杀死强盗后投湖自尽; 李某之妻王氏被其骗娶后,在李某对宋大中一家行凶时,愤然阻拦,被丧心病狂的李某推入水中。宋大中与王氏获救后,在患难之中产生爱情; 后两人共赴南京祭奠辛娘时,与获救的辛娘意外团聚。普通人的婚姻在黑暗、动荡的时代毫无保障,他们不仅要承受国家变乱的灾难,而且还要遭受强贼恶霸的迫害。小说对宋大中夫妻及王氏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赞颂了他们虽遭世乱但对爱情仍忠贞不渝的行为,对李某的恶行进行了鞭笞。此外,小说对辛娘与王氏两位女性的形象刻画也比较生动。在动乱之际,妇女的命运往往尤其悲惨,但在危难面前,辛娘机智、刚烈,不屈不挠;王氏疾恶如仇、正义凛然,决绝而又深情,给人以深刻印象。再如第二回描写明朝洪武年间,山东商人张恒若因燕兵入掠而与新婚妻子羊氏离散,竟然一别数十年。张恒若在此期间四处飘泊,境况凄惨,直至年已七旬方与羊氏重逢。普通人的命运如此不幸,读之令人酸鼻。
        封建婚姻制度及传统伦理道德是造成婚姻不幸的另一重要原因。如第四回描写山西秀才俞大成之继室孙氏悍妒,其妾蕙兰贤慧;孙氏不仅百般管束俞大成,而且百般虐待蕙兰。最后俞大成被迫出走,蕙兰被孙氏典卖。应当指出,俞大成婚姻的不幸,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而不是所谓孙氏式的“妒妇”造成。这种婚姻制度维护了男性的特权,却制造了妻妾间的矛盾和家庭的分裂;这种婚姻制度使妇女的人性扭曲:或如孙氏性格渐趋泼悍,或如蕙兰一味逆来顺受,使妇女不仅深受异性压迫,而且还要遭受同性的折磨。但小说的作者以维护封建婚姻制度为宗旨,为违背封建礼法的孙氏和模范遵守封建礼法的蕙兰安排了不同结局:蕙兰被卖,却巧遇俞大成,蕙兰成为正妻;孙氏后亦被父母所卖,却被俞大成买来做妾。蕙兰生子,其子长成后竟官至宰相;孙氏为妾做牛做马,饱受屈辱后,早亡。作者安排的这种结局比同类题材的清代小说《疗妒缘》更加残酷,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视为封建婚姻状况的真实反映。
        作者不仅奉封建婚姻制度为圭臬,而且极力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如第六回描写张维城之长女月英美貌,她违抗父命拒嫁清贫的秀才兴儿,最后却嫁一赌徒,家产被荡尽,丈夫亦早亡,月英只得出家为尼,生活清苦,寂寞凄凉。张维城之次女月华虽貌丑,但遵父命代姊出嫁,后不仅容貌变美,而且丈夫兴儿官至宰相,夫贵妻荣。这篇小说所写即是著名的 “姊妹易嫁” 的故事,作者的主要目的并非谴责月英嫌贫爱富,而是抨击她违抗 “父母之命” 的 “非礼”之举,正如小说篇名所示: “违父命孽由己作,作姊嫁福自天来”。显然,月英的婚姻悲剧、月华的幸福均由作者虚构而成,意在劝诫世人,恫吓敢于象月英那样自主婚姻、违抗父母之命者。但是,由父母作主的婚姻悲剧不胜枚举,又造成了多少“孽”、如何能说“福”? 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婚姻波折,与上述几篇小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篇小说缺少的是现实生活的基础,更多的是作者思想观念的图解。
        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且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石。家庭的状况如何,对封建统治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书第五、七、八、十二回主要描写封建社会中家庭内部纷争及兴衰。
        封建统治为维持家庭的稳定,制订有一整套家礼,以明确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这决不汉仅是 “礼”,事实上是 “法”。第五回描写江西巨富平长发的嫡庶六子不睦,嫡系平衣兄弟结成一党,欺凌庶出的平白兄弟; 对平衣兄弟三人的种种欺侮,平白均令其两弟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封建家礼关于兄弟之间的关系的规定首先是长幼之序,其次是嫡庶之别;“兄仁弟悌”是兄弟间的行为准则,兄长应使诸弟顺从,应亲仁宽厚; 诸弟应竭力事兄,不管兄长待己如何,都应至诚至敬。平衣兄弟违背家礼欺辱平白兄弟,而平白率两弟诸事忍让,“酿和气感化顽残”,堪称守礼楷模。因此,作者安排平衣、平白两家的不同结果,以示惩诫,以维护家礼之尊严: 平衣亦有嫡庶四子,亦不和睦; 四子相互殴斗,以致家破人亡,平衣因此狼狈不堪。平白屡屡为平衣家排解纠纷,后平白父子均乡试中举。最终,平衣兄弟经家难而醒悟,焚香立誓,从此平氏嫡庶兄弟相亲相安。兄弟之间本属手足之情,本应互相敬爱;但封建家礼却强调长幼尊卑,规定兄弟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以符合封建礼法的根本原则。因此,兄弟之礼尽管表面上温情脉脉,实则在生活中激发出种种矛盾。家礼本身的不合公理,即是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
        封建家礼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婆媳之礼,它要求媳妇对婆婆绝对孝顺,百般侍从,不得有丝毫抗拒行为;婆婆对媳妇则是当然的监督者,且有权打骂,有权责罚。这又是一种女性对女性的压迫。第七回描写湖广秀才李右文遗孀黄氏百般虐待长子成大之妻顺儿。顺儿虽忍辱负重,百依百顺,但黄氏仍强令成大休妻。成大虽与顺儿夫妻情深,但又要按家礼规定做孝子,只得忍痛将顺儿逐出家门。黄氏次子成二之妻房姑,性格暴烈,不仅降服成二,而且将黄氏视为奴仆,令其执役。面对不孝之媳,黄氏却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终致积劳成疾,重病不起。后黄氏悔悟,令成大迎回顺儿。房姑不孝,终遭报应,最后亦痛改前非,与顺儿共同尽心服侍黄氏。作者以封建家礼为准则,塑造了顺儿、房姑两个截然相反的儿媳形象。顺儿实为遵守封建家礼之典范,却仍为黄氏不容,而成大则被封建家礼置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母亲,一边是爱妻,最后,成大为了维护母亲的权威,为了做“孝子”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置顺儿于死地。顺儿是 “贤媳”,因此她虽感冤屈,但仍然接受了残酷的处置,甚至曾毅然赴死。在封建社会中,象顺儿这样的 “贤媳” 可谓不胜枚举,她们的心灵被封建礼法所麻醉,她们的处境极为悲惨。作者对顺儿是持同情态度的,对黄氏则有所谴责。但作者同情顺儿是因为顺儿模范遵守家礼的规定,却受到 “不公正” 的待遇,而非痛恨封建家礼的虚伪和残酷。作者对黄氏有所谴责是因为黄氏错怪了守礼的儿媳,却对违背家礼的儿媳没能施以有力的惩罚,而非指责封建家礼为婆婆们规定的在家庭中和婆媳关系中拥有的至尊地位。房姑的形象是被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歪曲的形象,作者将现实生活中敢于反抗封建家礼的房姑式的儿媳,塑造成天性暴戾,毫无恻隐之心,只有利己之欲的恶妇,以此说明黄氏姑息此种违礼之媳显系重大失误; 并以房姑的形象与顺儿作一对比,以说明黄氏遭受房姑的虐待是自食恶果。但是,作者对房姑式的违背“婆媳之礼”、“夫妻之礼” 的女性是不能容忍,遂以天道的名义,以卫道者的精神,给房姑以无情的打击: 令她三子亡其二,人财两空。顺儿与房姑的形象实为作者 “善”、“恶”观念的化身,这两个女性均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都是作者用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祭品。
        上述小说主要描述了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第八、十二两回则将家庭的兴衰啊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小说描写广东秀才尤牧仲一家因遭屑小的骚扰、破坏,骨肉分离,家产荡尽; 后尤氏后代迷途知返,使尤家重新兴旺,屑小亦遭惩处。小说还描写巨富方正华一家的由盛至衰,由败而复兴的故事,表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的描写,仍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准则,以警劝世人为目的,但由于将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拓宽了表现家庭生活的视野,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感性认识更加丰富。
        《醒梦骈言》具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所收小说既表现了市民阶层及其他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夹杂有明显的封建伦理精神,其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对青年男女勇于追求爱情的赞美与感慨,又有维护陈旧、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僵化、虚伪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喧嚣; 既表达了民众的平实愿望: 家庭内部应兄弟、婆媳、夫妻和睦相处,父慈子孝,婆善媳贤,夫妻敬爱,持家宜俭朴,切勿奢侈亦不应吝啬,又竭力将这种愿望纳入封建礼法的范畴之中,使二者混为一体,令读者自觉接受。本书的编辑者利用这种复杂的思想倾向,使读者珍视婚姻和家庭的温暖与稳定,增强家庭内部的凝聚力。而封建国家与封建家庭具有某种同构关系,加固家庭这个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有可能避免因家庭纷争、婚姻破裂而导致的社会的动荡和失衡。这样,也就引起了巩固以血缘宗法制为统治基础、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重要统治手段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这,即是本书编辑者警世、“醒梦”的终极目的。因此,虽然这本小说集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不无矛盾之处,但是编辑者的宗旨却是始终如一的。
        《醒梦骈言》系改写成书,但它丰富了原作的内容,使作品更具可读性。全书各篇小说均结构完整,文笔生动流畅。在清代短篇小说集中,本书虽非上乘之作,但亦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