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开科传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一名 《万斛泉》。作者岐山左臣,生平事迹不可考。全书十二回,成书约在清代康熙、雍正 (1662～1735) 间。
《女开科传》是以才子余丽卿和妓女倚妆的悲欢离合爱情故事为线索结构全书的。
苏州府秀才余梦白,字丽卿,自幼聪颖,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廪。乡试本应解元夺魁,因大主考徇私,本房师赌气,反倒名落孙山。于是置功名于度外,只是娱情诗酒,散心山水之间。父母双亡后,留下泼天的家产。他曾发誓:“殊非是今世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 。”所以年已十九,尚未婚配。
恰值春光明媚之际,丽卿携书童司茗游虎丘山,偶遇梁思远、张又张。三人一见如故,遂订八拜之交。次日相约探访名姝,自晨至午未见中意者,扫兴而回。将次走到一座花园门首,只见粉墙半筑,高柳披檐,一阵阵兰麝氤氲扑鼻吹来。园内小阁之上,倚妆、弱芳、文娟正说笑吟诗,各个娇波流慧,细柳生姿; 把丽卿等人都看呆了,竟以为到了瑶台仙界,无不意夺神摇。三人放胆踱将进去,索求诗稿,一饱眼福。倚妆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连遭兵火,逃难中与父母失散,不幸被贼兵拐卖,做了行首。虽身在娼门,却不肯卖笑,整日吟诗写字,妈妈也无可奈何。这日丽卿、倚妆相遇,一见钟情,并于曲栏幽静之处订了终身。
丽卿偶发奇想,约行院中诸姬赴试,考其吟咏才华,叫做女开科,又称花案。丽卿表兄焦彦贵得知,赶来助兴,派做监临察院。至期,一应五鼓升堂、排衙参见、唱名听点、搜检入号、传胪高唱、琼林赴宴等科举考试之仪式,无不备具。花案一举,热闹非凡,惊动了四邻; 一个嫁祸生风的柳貔貅径至察院告丽卿等谋反叛逆。察院拥兵而至,一看不过是书生挟妓,徒为豪举而已。只拿获扮假官的焦彦贵问罪,随即签下安民大榜,晓谕诸民,一概余党,都置不问。丽卿等三人,事先逃走,焦彦贵杖枷身亡。
有个三茁和尚,对倚妆垂涎已久,想借花案一事从中渔利。于是来到倚妆家,谎称察院要拿花案女犯倚妆等十七名解院正法,劝其急速躲避。妈妈听了,慌做一团,后经打探,方知三茁撒谎。数日后,三茁又来吓唬,反被妈妈骗至察院,告了个指官局骗之罪,枷号一个月。焦妻母夜叉见丈夫被枷死,迁怒于丽卿,只是察访不见。一日,司茗正给丽卿和倚妆传信,恰被母夜叉撞着,便揪住不放,定要问出丽卿下落。正在不可开交时,讼师贴天飞过来,假意关心,怂恿她打官司,又故意放走司茗,使官司打不成。最后,母夜叉只得典卖全部家产,随讼师进京告状。二人行至高邮县,讼师乘母夜叉熟睡之际,将她的钱财罄卷回苏州。母夜叉醒来,知道受骗,但身无分文,只得沿街求乞。后嫁与高邮驿丞。
丽卿害怕花案一事有反复,遂修书一封给倚妆,说明远去躲避之意。倚妆读罢唏嘘不已。随后丽卿更名鲁昭,字易水,投奔姑妈鲁家。丽卿、司茗行至富春交界,忽遇剪径强人,丢了行李包裹,仅以身免。好容易到了龙丘,但又不知道姑父的名字住址。傍晚,坐在一家门口屋檐底下,被管门人误认为是歹徒,捉拿进去,报知主母。盘问之后,原来主母即丽卿之姑妈。姑侄相认,丽卿惊喜交集。
一客商从京城回苏州,说都中盛传花案消息,倚妆一家以为大祸将临。倚妆被人埋怨不过,即约弱芳、文娟同时出走。舟行之次,大风骤至,三人纷纷落水。弱芳随流抵岸,为大悲庵老尼收留,文娟被一对卖豆腐的老夫妻救起,倚妆则漂到一只舡边,被水手救上舡。原来苏州府察院任满回京,乘舡而行,不期与倚妆相遇。太夫人、夫人极肯向善,便怂恿察院收留在膝下,并命一家仆人等以小姐称呼。
宗师已行牌按临科举,姑妈替丽卿入籍,选考童子试,取为案首,后赴杭州乡试,中了第四名经魁。其间得知倚妆等已被惊走,不知下落。月余后,丽卿想趁入京会试机会,寻访倚妆,但杳无音信。察院升受京台,正点着会试分房,成了丽卿的座师。殿试后,春闱放榜,丽卿中了探花,考先翰林。赴宴时,与思远、又张相会,三人既成同年,情趣愈密,但三女下落不明,转结愁肠。
思远、又张各自赴任,丽卿在京终日上街打听倚妆消息。一日,听说倚妆等已溺水淹死,便放声痛哭,好不凄惨。随后,以请假省亲为名,前去寻觅倚妆骸骨。舟行至瓜州地方,不料竟与文娟相遇,于是同去淮安见思远。此时,思远已从大悲庵中把弱芳接回。四人相见,俱各惊喜。独倚妆下落杳然。丽卿决定亲送文娟到山东又张处,同时探访倚妆消息,希望和倚妆重逢。舟至滋阳,又张喜出望外,而丽卿却染病在身,不能登岸。京台得信,亲自到舡中看望易水。突然看见易水在桌上设一“亡妻倚妆之灵位”,十分惊骇。再三追问,得知门生易水即是丽卿,而义女则是倚妆,均是当年花案中的人物。京台大喜,备以鼓乐花烛,使丽卿、倚妆欢然合卺。
从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遇难离散、最终团圆的基本故事情节来看,《女开科传》仍然属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家族。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般特点,这部小说也都具备,但它又有自己独具的特点。这特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女主人公的妓女身份,二、相对地说,它所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广; 三、作者的直接议论比例大。这三个方面的配合使《女开科传》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界限,从而使它无论在反映生活的角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和手段方面,都显示了某些新异的东西。因此,尽管这部小说仅仅是二三流的作品,但是由于它的新异趋向,使它能够独立于小说之林,使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其它小说,哪怕是第一流的最杰出的小说,所不具有的历史内容和美学风范。
作者懂得“事不奇不新,不新不奇也不传”的接受心理,于是他就自觉地在新奇方面做文章。花案的构思就是作者刻意追求新和奇的成果。花案是《女开科传》最重要的关目,是牵动全书的主脑。余丽卿闲步虎丘、结识倚妆,是为花案作铺垫; 三茁和尚起邪心、母夜叉报仇、讼师诈骗、丽卿逃避、三女出走,都是花案的余波。作者以花案为核心结构全书,说明他在情节、场面的设计和男女主人公身份的规定之间,做过深思熟虑的构思。花案之举只有在书生挟妓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如果倚妆不是妓女而是闺秀,这一情节就难以成立。倚妆的妓女身份,就使生活中的可能性很自然地转换为艺术的真实性。书生与妓女相恋,本身并不新奇。唐传奇以后,小说、戏曲中,都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大都以书生中了状元之后,背信弃义,富贵易妻的悲剧而告终,像白行简的《李娃传》、蒲松龄的《瑞云》那样的结局是很少的。这部小说中的书生和妓女之间的爱情始终没有产生过裂痕。当丽卿第一次遇到倚妆时,说: “我便为她想杀了,到九泉之下亦何等风骚,何等快活!” (第2回)当丽卿听说倚妆已落水而死时,还是不改其初衷:“倚妆既为我身死,我怎肯负彼深情。宁可斩我宗祀,此生决不再娶。”(第11回)在崇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古训时代,丽卿的思想总还是多少有些异端的味道。作者虽然给了倚妆妓女的身份,但是并没有赋予她一般妓女的品格,倚妆不肯倚门卖笑,“整日吟诗写字,烧香吃茶”,而她的妈妈也是 “百依百随,无所不至的奉承他” (第2回),当京城盛传花案消息的风声传来时,大家都以为大祸临头了,倚妆曾准备自尽,但她却想到“毕竟要干连妈妈,此中也觉过意不去”(第10回),结果把自杀的念头打消了。倚妆的美丽、多情、严肃的生活态度,富有才华的品格,为文学画廊中的妓女形象增添了一份色彩。
这部小说有一篇《蠡庵跋》,说: “全书愤世嫉俗,半多诙谐笑话。”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愤世嫉俗是从小说作品揭露社会种种弊端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对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从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大约也是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挣扎过一番的读书人。他对科举弊端十分熟悉,因此抨击起来也有一定分量。小说写道,考试之时 “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 (第3回)。正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如此,作者才别出心裁地幻想出来一个女开科。女开科本来是才子们闲极无聊的凑趣取乐,但丽卿一伙人却做得认认真真。“俨然是棘闱气象,倒比那真正科举场中更觉得森严整肃,甚是可畏。” (同上) 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窦与小说中女开科的森严整肃鲜明对比,作者愤世的情绪也就表达了出来。科举考试中的行贿受贿,作者也是深恶痛绝的。作品十分尖刻地指出: “文章好歹,那有定评,有银子,就是好文章;没银子任凭你锦绣珠玑,总是嚼蛆放屁。” (同上) 所以凡是熟谙科场的老行家都知道,只要有了钱,“那举人进士不怕不一节打通”,“那在下等的朋友也不要去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也不要坦怨试官的眼珠不是铜铃,只恨自己的祖父原不曾为子孙预先打算,积得几万贯稀臭铜钱,致使文字无灵,光拳无措,这不是人去磨墨,却被这一块墨把人磨去了半橛” (同上)。如果说试官受贿,那利益毕竟还是有限的、暂时的,那末试官把门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利益则是更为长远的了。作品引唐代崔群知贡举,取门生三十人,回家便对妻子夸口说: “我有美庄三十所,留与儿孙作祖遗。”这正代表了一般考官的心态,他们把“棘院为场圃,以士子为俗种” (同上),更大的收获将有望于未来。作者的愤懑不平是溢于言表的。
对科举考试弊端的抨击和揭露,从明代的 “三言二拍”开始,中经《聊斋志异》,一直到《儒林外史》的问世,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作者本身就是士子,他们都经历过科举考试,其中的甘苦深有感受,其中的弊病也深有了解,说起来言之凿凿,写起来又得心应手。另一个则是读者的需要。一部分读者也是士子,其中有许多则是落魄的士子,他们每人大约都有一段在科举道路上拼命挣扎的心酸史,这一主题也就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是,这一主题反复出现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上述所说的两个原因。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进入国家机器,因此科举考试决定了官员们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家机器的命运。对于科举考试的抨击和揭露,也就是在间接触动着封建官僚制度。《女开科传》参加到抨击科举弊端的合唱中去,虽然它的声音还不甚宏亮,但是作为合唱队中的一员,也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它的积极意义,也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认识的。
从第3回开始,作品的画面逐渐展开,对由花案而引起的一系列风波进行勾勒,从而描绘各式各样的世相。作品描述了一个由察院升为京台的清官。清官本人的形象并不丰富,但是由于作者总是以当时官场的秽行来衬托清官的廉正,也就开拓了小说的涉及面。例如第八回,写察院任满回京,一路之上并不骚扰驿站;夜渡高邮,高邮驿丞尚在睡梦之中。作者写道:“如今的承差,不拘早晚临驿,科派需索,打骂施行,备了人夫,又要干折,既干折了,又要人夫;抓拿驿丞如蝇虎,提放驿丞如猢孙。如叩头虫,不时起倒; 如失缰马,冲突奔忙; 气喘喘,忙急急,不知此驿丞之苦,何时得歇。”驿丞的被欺凌,官员的无节制勒索,显示了官场黑暗的一般。作者还进一步描述了清官只能做到自身廉洁,连他手下的人都没有能力加以节制的情景。察院夜渡高邮之后,随行员役却返回高邮质问驿丞“缘何既裁革了一应使费,反敢藐视宪台,不来迎接”。惊吓之后,上了年纪的驿丞“竟捐馆于驿邮舟次”。驿丞之死正说明清官作用有限,其实作者也分明知道:“世道软熟,已是天造地设的了,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第一回)
想借花案进行讹诈的有两个最突出的人,一个是讼师贴天飞,一个是和尚三茁。第七回集中揭露讼师的恶行。贴天飞怂恿母夜叉告状,无非是为了从中诈取些钱财。母夜叉尽管十分精明,但她毕竟不是贴天飞的对手。结果,母夜叉的全部财产都被贴天飞罄卷一空。母夜叉仅仅是一例,贴天飞 “专惯哄人告状,打点衙门,不知弄坏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以作者说他是“双天字号的恶人”。一件很小的事情,要是让讼师插手,“毕竟要弄做讼浪滔天,刀风泼地”。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背后还是金钱做怪: “若得他粪金摆布,偌大的事,他也会弄做鬼火无踪。既可兴无风之浪,又能息有浪之风,任意纵横,莫可端倪。”作者写讼师,又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官府,即 “上官之喜怒尽属钱神”,那逻辑是:讼师可怕在于官府可怕,而官府可怕是由于金钱可怕。最后作者十分幽默地说:“千万个讼师都是一爷娘胞胎所出,但这等讼师,连阎王十八层地狱中的鬼卒,也都怕他死去作吵,倒要保佑他长生在世。”
三茁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世相。他披着和尚的外衣,却南风女色无所不好。花案事发,他以为有机可乘,企图把倚妆弄到手。于是,公然造谣,暗设骗局,结果反而害了自己。对于和尚秽行的揭露和抨击,明清小说中并不罕见,这部小说的特点在于对三茁内心世界的挖掘。第五回有一段关于三茁的独白:“和尚虽系出家,却与俗人一样,他身上并不曾少生些什么。既具了五形,便有了酒色财气四件。若说和尚不该擅动色念,就不该把他生这个东西。既把他生这个东西,又不许他动起色念,明系是诱人犯法,殊不公道。”这段独白揭示出三茁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等于宣布禁欲主义的破产。如果说这一段的揭示还比较抽象的话,那末第六回的一段就更具体,从而使三茁的丑恶精神面貌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倚妆、文娟、弱芳一班儿,这等俏丽。我为着他们也不知虚空摹拟,害过了几十场单思大病,咽过了几钵头唾沫涎津,睡梦间也不知错认过几百遭徒子法孙,暗地里也不知道错叫了千万声宝命心肝,就是醒时节也亏我挨过了几十次的黄昏夜雨,月朗风清。真个为他死边得活,有苦难言,几乎阎罗老子即日具请。”因为具体,所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深刻,抨击的力量也就愈大。
作者的直接议论是《女开科传》的另一个特点。一般地说来,议论过多容易削弱小说的形象性,读起来令人乏味。这部小说的议论占的比例较大,不能说不影响了形象的塑造,但由于这些议论本身的特色,也还是有很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的。首先,这些议论更偏重于揭露,很少正面立论,于是也就很少有道学头巾气。其次,作者的思想比较开通,不象有的才子佳人小说那样开口温柔敦厚,闭口男女之大妨,迂腐的语言也就相对少得多。第三,作者很善于运用语言,虽是议论,作者还是大量运用比喻、夸张、描写、叙述等各种方法,使议论的语言形象化。第四,作者的议论成为叙述故事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是小说揭示世相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扩大了小说内容的蕴含量。
通过议论揭示士子的心态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回讲到士子进入考场的情景:“那真正读书的秀才,走进场屋里去,便觉文章声色已减了一半。要晓得,试场两扇大门是真有鬼的,一关关了,实是窘人思路。”这是议论,但很形象,不是过来人就难以描摹出来。第四回,写丽卿少年狂放,不肯饶人时,说:“只有这些读书的阿呆,是天不怕、地不怕、鬼神都不怕的,偏要在虎嘴上去拔须,龙口里去挖珠,拚做这顶头巾不着,擂锣擂鼓赶到前路。”同回又说:丽卿“不过书呆旧样,读得几句书在肚里,见了小人,略觉妄尊自大,这也是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这些议论风趣幽默,左一个“阿呆”,右一个“书呆”,把那些正直而不知变通的士子精神状态勾勒得十分贴切。古来的士子自恃耿直,往往失于计算,结果往往倒霉。因为浇漓的世道决非靠几个正直的士子就能扭转得了的,而士子往往忘了这一点。甚至有的士子天真地认为,如果为了理想去牺牲,所谓杀身成仁,就能唤醒民众,改变世界的面貌。其实这都只是乌托邦而已。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正是这个道理。当作者指出 “阿呆”有“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以后,说: “总之古圣人说得好; 满招损,谦受益。这六字当铭诸肺腑,是我辈养身惜命的本源。” 明明是 “无可医的病”,却又说要 “养身惜命”。这种矛盾的说法,恰恰流露出作者的牢骚情绪来。
通过议论揭露社会各种丑恶现象是小说的另一重要内容。第三回说到考官受贿,作者则用十分俏皮的语言说:“总是五显得权文昌削职的时节,钱神有灵,岂但称为家兄,直可尊为阿父”;“人都说文场中实有鬼神把持,不由试官作主。要晓得,这些贪婪试官已是活现鬼蜮,那里还另有甚么鬼神”。第一回说到钻营拍马、阿谀奉承的世相,就通过比喻、夸张、摹状等手段进行形象的勾勒:“那些献谀阿好的,好象什么东西?就象那鹁鸽子一般,只飞向旺的去处; 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越臭越闹处他就越钻得高兴。”“种种利益,就是献妻贡妾、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龌龊的事体,推他的意思,都是心悦诚服的事; 若要他攒一攒眉儿,道半个不字,这也不希罕。”这些议论,实际上是很好的杂文语言,很有讽刺力量,对丑恶世相的揭露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第十回写倚妆被察院收留为女,接着议论道:“若把别个官府撞着倚妆,看了这般绝世的仪容,莫说自己又没有儿子,就是有儿子,也要起私欲之心,收留在身边,做一个如夫人了。纵使夫人不贤慧,此女不顺从,你道男子汉的心肠,又是绣衣公的声势,如何执拗得他,毕竟千方百计,也要弄他到手。”作者用这段议论来反证察院的“行谊端方”,却起到了揭露官僚丑行的效果。这段议论写得平实,似乎不动什么声色,但敦实有力,其中蕴含了作者的愤懑不平。
《女开科传》只不过是一部二三流的小说作品。它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难以望第一流小说的项背,它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广阔性方面也难以和第一流的小说相比,但是,作为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它自身的价值也是不可抹杀的。除了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的价值之处,还毕竟有为第一流杰作所不能完全囊括的东西: 即如关于花案的想象就是其他作手所未试者; 丽卿、倚妆等形象固然并不丰满,但作为艺术形象也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地方; 至于它那独特的议论,幽默风趣、讽刺有力、语句警人、形象性、深刻性等等,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编辑：moyuzhai）
《女开科传》是以才子余丽卿和妓女倚妆的悲欢离合爱情故事为线索结构全书的。
苏州府秀才余梦白,字丽卿,自幼聪颖,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廪。乡试本应解元夺魁,因大主考徇私,本房师赌气,反倒名落孙山。于是置功名于度外,只是娱情诗酒,散心山水之间。父母双亡后,留下泼天的家产。他曾发誓:“殊非是今世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 。”所以年已十九,尚未婚配。
恰值春光明媚之际,丽卿携书童司茗游虎丘山,偶遇梁思远、张又张。三人一见如故,遂订八拜之交。次日相约探访名姝,自晨至午未见中意者,扫兴而回。将次走到一座花园门首,只见粉墙半筑,高柳披檐,一阵阵兰麝氤氲扑鼻吹来。园内小阁之上,倚妆、弱芳、文娟正说笑吟诗,各个娇波流慧,细柳生姿; 把丽卿等人都看呆了,竟以为到了瑶台仙界,无不意夺神摇。三人放胆踱将进去,索求诗稿,一饱眼福。倚妆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连遭兵火,逃难中与父母失散,不幸被贼兵拐卖,做了行首。虽身在娼门,却不肯卖笑,整日吟诗写字,妈妈也无可奈何。这日丽卿、倚妆相遇,一见钟情,并于曲栏幽静之处订了终身。
丽卿偶发奇想,约行院中诸姬赴试,考其吟咏才华,叫做女开科,又称花案。丽卿表兄焦彦贵得知,赶来助兴,派做监临察院。至期,一应五鼓升堂、排衙参见、唱名听点、搜检入号、传胪高唱、琼林赴宴等科举考试之仪式,无不备具。花案一举,热闹非凡,惊动了四邻; 一个嫁祸生风的柳貔貅径至察院告丽卿等谋反叛逆。察院拥兵而至,一看不过是书生挟妓,徒为豪举而已。只拿获扮假官的焦彦贵问罪,随即签下安民大榜,晓谕诸民,一概余党,都置不问。丽卿等三人,事先逃走,焦彦贵杖枷身亡。
有个三茁和尚,对倚妆垂涎已久,想借花案一事从中渔利。于是来到倚妆家,谎称察院要拿花案女犯倚妆等十七名解院正法,劝其急速躲避。妈妈听了,慌做一团,后经打探,方知三茁撒谎。数日后,三茁又来吓唬,反被妈妈骗至察院,告了个指官局骗之罪,枷号一个月。焦妻母夜叉见丈夫被枷死,迁怒于丽卿,只是察访不见。一日,司茗正给丽卿和倚妆传信,恰被母夜叉撞着,便揪住不放,定要问出丽卿下落。正在不可开交时,讼师贴天飞过来,假意关心,怂恿她打官司,又故意放走司茗,使官司打不成。最后,母夜叉只得典卖全部家产,随讼师进京告状。二人行至高邮县,讼师乘母夜叉熟睡之际,将她的钱财罄卷回苏州。母夜叉醒来,知道受骗,但身无分文,只得沿街求乞。后嫁与高邮驿丞。
丽卿害怕花案一事有反复,遂修书一封给倚妆,说明远去躲避之意。倚妆读罢唏嘘不已。随后丽卿更名鲁昭,字易水,投奔姑妈鲁家。丽卿、司茗行至富春交界,忽遇剪径强人,丢了行李包裹,仅以身免。好容易到了龙丘,但又不知道姑父的名字住址。傍晚,坐在一家门口屋檐底下,被管门人误认为是歹徒,捉拿进去,报知主母。盘问之后,原来主母即丽卿之姑妈。姑侄相认,丽卿惊喜交集。
一客商从京城回苏州,说都中盛传花案消息,倚妆一家以为大祸将临。倚妆被人埋怨不过,即约弱芳、文娟同时出走。舟行之次,大风骤至,三人纷纷落水。弱芳随流抵岸,为大悲庵老尼收留,文娟被一对卖豆腐的老夫妻救起,倚妆则漂到一只舡边,被水手救上舡。原来苏州府察院任满回京,乘舡而行,不期与倚妆相遇。太夫人、夫人极肯向善,便怂恿察院收留在膝下,并命一家仆人等以小姐称呼。
宗师已行牌按临科举,姑妈替丽卿入籍,选考童子试,取为案首,后赴杭州乡试,中了第四名经魁。其间得知倚妆等已被惊走,不知下落。月余后,丽卿想趁入京会试机会,寻访倚妆,但杳无音信。察院升受京台,正点着会试分房,成了丽卿的座师。殿试后,春闱放榜,丽卿中了探花,考先翰林。赴宴时,与思远、又张相会,三人既成同年,情趣愈密,但三女下落不明,转结愁肠。
思远、又张各自赴任,丽卿在京终日上街打听倚妆消息。一日,听说倚妆等已溺水淹死,便放声痛哭,好不凄惨。随后,以请假省亲为名,前去寻觅倚妆骸骨。舟行至瓜州地方,不料竟与文娟相遇,于是同去淮安见思远。此时,思远已从大悲庵中把弱芳接回。四人相见,俱各惊喜。独倚妆下落杳然。丽卿决定亲送文娟到山东又张处,同时探访倚妆消息,希望和倚妆重逢。舟至滋阳,又张喜出望外,而丽卿却染病在身,不能登岸。京台得信,亲自到舡中看望易水。突然看见易水在桌上设一“亡妻倚妆之灵位”,十分惊骇。再三追问,得知门生易水即是丽卿,而义女则是倚妆,均是当年花案中的人物。京台大喜,备以鼓乐花烛,使丽卿、倚妆欢然合卺。
从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遇难离散、最终团圆的基本故事情节来看,《女开科传》仍然属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家族。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般特点,这部小说也都具备,但它又有自己独具的特点。这特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女主人公的妓女身份,二、相对地说,它所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广; 三、作者的直接议论比例大。这三个方面的配合使《女开科传》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界限,从而使它无论在反映生活的角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和手段方面,都显示了某些新异的东西。因此,尽管这部小说仅仅是二三流的作品,但是由于它的新异趋向,使它能够独立于小说之林,使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其它小说,哪怕是第一流的最杰出的小说,所不具有的历史内容和美学风范。
作者懂得“事不奇不新,不新不奇也不传”的接受心理,于是他就自觉地在新奇方面做文章。花案的构思就是作者刻意追求新和奇的成果。花案是《女开科传》最重要的关目,是牵动全书的主脑。余丽卿闲步虎丘、结识倚妆,是为花案作铺垫; 三茁和尚起邪心、母夜叉报仇、讼师诈骗、丽卿逃避、三女出走,都是花案的余波。作者以花案为核心结构全书,说明他在情节、场面的设计和男女主人公身份的规定之间,做过深思熟虑的构思。花案之举只有在书生挟妓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如果倚妆不是妓女而是闺秀,这一情节就难以成立。倚妆的妓女身份,就使生活中的可能性很自然地转换为艺术的真实性。书生与妓女相恋,本身并不新奇。唐传奇以后,小说、戏曲中,都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大都以书生中了状元之后,背信弃义,富贵易妻的悲剧而告终,像白行简的《李娃传》、蒲松龄的《瑞云》那样的结局是很少的。这部小说中的书生和妓女之间的爱情始终没有产生过裂痕。当丽卿第一次遇到倚妆时,说: “我便为她想杀了,到九泉之下亦何等风骚,何等快活!” (第2回)当丽卿听说倚妆已落水而死时,还是不改其初衷:“倚妆既为我身死,我怎肯负彼深情。宁可斩我宗祀,此生决不再娶。”(第11回)在崇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古训时代,丽卿的思想总还是多少有些异端的味道。作者虽然给了倚妆妓女的身份,但是并没有赋予她一般妓女的品格,倚妆不肯倚门卖笑,“整日吟诗写字,烧香吃茶”,而她的妈妈也是 “百依百随,无所不至的奉承他” (第2回),当京城盛传花案消息的风声传来时,大家都以为大祸临头了,倚妆曾准备自尽,但她却想到“毕竟要干连妈妈,此中也觉过意不去”(第10回),结果把自杀的念头打消了。倚妆的美丽、多情、严肃的生活态度,富有才华的品格,为文学画廊中的妓女形象增添了一份色彩。
这部小说有一篇《蠡庵跋》,说: “全书愤世嫉俗,半多诙谐笑话。”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愤世嫉俗是从小说作品揭露社会种种弊端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对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从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大约也是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挣扎过一番的读书人。他对科举弊端十分熟悉,因此抨击起来也有一定分量。小说写道,考试之时 “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 (第3回)。正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如此,作者才别出心裁地幻想出来一个女开科。女开科本来是才子们闲极无聊的凑趣取乐,但丽卿一伙人却做得认认真真。“俨然是棘闱气象,倒比那真正科举场中更觉得森严整肃,甚是可畏。” (同上) 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窦与小说中女开科的森严整肃鲜明对比,作者愤世的情绪也就表达了出来。科举考试中的行贿受贿,作者也是深恶痛绝的。作品十分尖刻地指出: “文章好歹,那有定评,有银子,就是好文章;没银子任凭你锦绣珠玑,总是嚼蛆放屁。” (同上) 所以凡是熟谙科场的老行家都知道,只要有了钱,“那举人进士不怕不一节打通”,“那在下等的朋友也不要去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也不要坦怨试官的眼珠不是铜铃,只恨自己的祖父原不曾为子孙预先打算,积得几万贯稀臭铜钱,致使文字无灵,光拳无措,这不是人去磨墨,却被这一块墨把人磨去了半橛” (同上)。如果说试官受贿,那利益毕竟还是有限的、暂时的,那末试官把门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利益则是更为长远的了。作品引唐代崔群知贡举,取门生三十人,回家便对妻子夸口说: “我有美庄三十所,留与儿孙作祖遗。”这正代表了一般考官的心态,他们把“棘院为场圃,以士子为俗种” (同上),更大的收获将有望于未来。作者的愤懑不平是溢于言表的。
对科举考试弊端的抨击和揭露,从明代的 “三言二拍”开始,中经《聊斋志异》,一直到《儒林外史》的问世,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作者本身就是士子,他们都经历过科举考试,其中的甘苦深有感受,其中的弊病也深有了解,说起来言之凿凿,写起来又得心应手。另一个则是读者的需要。一部分读者也是士子,其中有许多则是落魄的士子,他们每人大约都有一段在科举道路上拼命挣扎的心酸史,这一主题也就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是,这一主题反复出现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上述所说的两个原因。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进入国家机器,因此科举考试决定了官员们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家机器的命运。对于科举考试的抨击和揭露,也就是在间接触动着封建官僚制度。《女开科传》参加到抨击科举弊端的合唱中去,虽然它的声音还不甚宏亮,但是作为合唱队中的一员,也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它的积极意义,也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认识的。
从第3回开始,作品的画面逐渐展开,对由花案而引起的一系列风波进行勾勒,从而描绘各式各样的世相。作品描述了一个由察院升为京台的清官。清官本人的形象并不丰富,但是由于作者总是以当时官场的秽行来衬托清官的廉正,也就开拓了小说的涉及面。例如第八回,写察院任满回京,一路之上并不骚扰驿站;夜渡高邮,高邮驿丞尚在睡梦之中。作者写道:“如今的承差,不拘早晚临驿,科派需索,打骂施行,备了人夫,又要干折,既干折了,又要人夫;抓拿驿丞如蝇虎,提放驿丞如猢孙。如叩头虫,不时起倒; 如失缰马,冲突奔忙; 气喘喘,忙急急,不知此驿丞之苦,何时得歇。”驿丞的被欺凌,官员的无节制勒索,显示了官场黑暗的一般。作者还进一步描述了清官只能做到自身廉洁,连他手下的人都没有能力加以节制的情景。察院夜渡高邮之后,随行员役却返回高邮质问驿丞“缘何既裁革了一应使费,反敢藐视宪台,不来迎接”。惊吓之后,上了年纪的驿丞“竟捐馆于驿邮舟次”。驿丞之死正说明清官作用有限,其实作者也分明知道:“世道软熟,已是天造地设的了,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第一回)
想借花案进行讹诈的有两个最突出的人,一个是讼师贴天飞,一个是和尚三茁。第七回集中揭露讼师的恶行。贴天飞怂恿母夜叉告状,无非是为了从中诈取些钱财。母夜叉尽管十分精明,但她毕竟不是贴天飞的对手。结果,母夜叉的全部财产都被贴天飞罄卷一空。母夜叉仅仅是一例,贴天飞 “专惯哄人告状,打点衙门,不知弄坏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以作者说他是“双天字号的恶人”。一件很小的事情,要是让讼师插手,“毕竟要弄做讼浪滔天,刀风泼地”。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背后还是金钱做怪: “若得他粪金摆布,偌大的事,他也会弄做鬼火无踪。既可兴无风之浪,又能息有浪之风,任意纵横,莫可端倪。”作者写讼师,又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官府,即 “上官之喜怒尽属钱神”,那逻辑是:讼师可怕在于官府可怕,而官府可怕是由于金钱可怕。最后作者十分幽默地说:“千万个讼师都是一爷娘胞胎所出,但这等讼师,连阎王十八层地狱中的鬼卒,也都怕他死去作吵,倒要保佑他长生在世。”
三茁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世相。他披着和尚的外衣,却南风女色无所不好。花案事发,他以为有机可乘,企图把倚妆弄到手。于是,公然造谣,暗设骗局,结果反而害了自己。对于和尚秽行的揭露和抨击,明清小说中并不罕见,这部小说的特点在于对三茁内心世界的挖掘。第五回有一段关于三茁的独白:“和尚虽系出家,却与俗人一样,他身上并不曾少生些什么。既具了五形,便有了酒色财气四件。若说和尚不该擅动色念,就不该把他生这个东西。既把他生这个东西,又不许他动起色念,明系是诱人犯法,殊不公道。”这段独白揭示出三茁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等于宣布禁欲主义的破产。如果说这一段的揭示还比较抽象的话,那末第六回的一段就更具体,从而使三茁的丑恶精神面貌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倚妆、文娟、弱芳一班儿,这等俏丽。我为着他们也不知虚空摹拟,害过了几十场单思大病,咽过了几钵头唾沫涎津,睡梦间也不知错认过几百遭徒子法孙,暗地里也不知道错叫了千万声宝命心肝,就是醒时节也亏我挨过了几十次的黄昏夜雨,月朗风清。真个为他死边得活,有苦难言,几乎阎罗老子即日具请。”因为具体,所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深刻,抨击的力量也就愈大。
作者的直接议论是《女开科传》的另一个特点。一般地说来,议论过多容易削弱小说的形象性,读起来令人乏味。这部小说的议论占的比例较大,不能说不影响了形象的塑造,但由于这些议论本身的特色,也还是有很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的。首先,这些议论更偏重于揭露,很少正面立论,于是也就很少有道学头巾气。其次,作者的思想比较开通,不象有的才子佳人小说那样开口温柔敦厚,闭口男女之大妨,迂腐的语言也就相对少得多。第三,作者很善于运用语言,虽是议论,作者还是大量运用比喻、夸张、描写、叙述等各种方法,使议论的语言形象化。第四,作者的议论成为叙述故事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是小说揭示世相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扩大了小说内容的蕴含量。
通过议论揭示士子的心态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回讲到士子进入考场的情景:“那真正读书的秀才,走进场屋里去,便觉文章声色已减了一半。要晓得,试场两扇大门是真有鬼的,一关关了,实是窘人思路。”这是议论,但很形象,不是过来人就难以描摹出来。第四回,写丽卿少年狂放,不肯饶人时,说:“只有这些读书的阿呆,是天不怕、地不怕、鬼神都不怕的,偏要在虎嘴上去拔须,龙口里去挖珠,拚做这顶头巾不着,擂锣擂鼓赶到前路。”同回又说:丽卿“不过书呆旧样,读得几句书在肚里,见了小人,略觉妄尊自大,这也是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这些议论风趣幽默,左一个“阿呆”,右一个“书呆”,把那些正直而不知变通的士子精神状态勾勒得十分贴切。古来的士子自恃耿直,往往失于计算,结果往往倒霉。因为浇漓的世道决非靠几个正直的士子就能扭转得了的,而士子往往忘了这一点。甚至有的士子天真地认为,如果为了理想去牺牲,所谓杀身成仁,就能唤醒民众,改变世界的面貌。其实这都只是乌托邦而已。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正是这个道理。当作者指出 “阿呆”有“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以后,说: “总之古圣人说得好; 满招损,谦受益。这六字当铭诸肺腑,是我辈养身惜命的本源。” 明明是 “无可医的病”,却又说要 “养身惜命”。这种矛盾的说法,恰恰流露出作者的牢骚情绪来。
通过议论揭露社会各种丑恶现象是小说的另一重要内容。第三回说到考官受贿,作者则用十分俏皮的语言说:“总是五显得权文昌削职的时节,钱神有灵,岂但称为家兄,直可尊为阿父”;“人都说文场中实有鬼神把持,不由试官作主。要晓得,这些贪婪试官已是活现鬼蜮,那里还另有甚么鬼神”。第一回说到钻营拍马、阿谀奉承的世相,就通过比喻、夸张、摹状等手段进行形象的勾勒:“那些献谀阿好的,好象什么东西?就象那鹁鸽子一般,只飞向旺的去处; 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越臭越闹处他就越钻得高兴。”“种种利益,就是献妻贡妾、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龌龊的事体,推他的意思,都是心悦诚服的事; 若要他攒一攒眉儿,道半个不字,这也不希罕。”这些议论,实际上是很好的杂文语言,很有讽刺力量,对丑恶世相的揭露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第十回写倚妆被察院收留为女,接着议论道:“若把别个官府撞着倚妆,看了这般绝世的仪容,莫说自己又没有儿子,就是有儿子,也要起私欲之心,收留在身边,做一个如夫人了。纵使夫人不贤慧,此女不顺从,你道男子汉的心肠,又是绣衣公的声势,如何执拗得他,毕竟千方百计,也要弄他到手。”作者用这段议论来反证察院的“行谊端方”,却起到了揭露官僚丑行的效果。这段议论写得平实,似乎不动什么声色,但敦实有力,其中蕴含了作者的愤懑不平。
《女开科传》只不过是一部二三流的小说作品。它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难以望第一流小说的项背,它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广阔性方面也难以和第一流的小说相比,但是,作为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它自身的价值也是不可抹杀的。除了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的价值之处,还毕竟有为第一流杰作所不能完全囊括的东西: 即如关于花案的想象就是其他作手所未试者; 丽卿、倚妆等形象固然并不丰满,但作为艺术形象也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地方; 至于它那独特的议论,幽默风趣、讽刺有力、语句警人、形象性、深刻性等等,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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