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作者吕熊(约1634―1716年),字文兆,号逸田叟,苏州昆山人。以行医为生,后曾两度做过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幕宾。其“性情孤冷,举止怪癖” (刘廷玑《在园杂志》语),著有 《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并诗、古文诗稿几数百卷。书凡一百回,约成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有“钧璜轩贮板”本。光绪二十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宣统元年上海玉麟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二年上海启新书局排印本。
《女仙外史》的故事情节大体可分三个部分:前十四回写唐赛儿成长史。唐赛儿前世系月宫嫦娥,因与天狼星 (下凡后为燕王朱棣) 结下夙怨,故转世到山东蒲台唐光举家托生。在鲍仙姑的哺乳下,唐赛儿自幼慧悟颖异,虽为女子,然胸襟远大,赛过男儿,后得九天玄女教授天书,习娴法术。时天下多艰,唐赛儿蒲台放赈救荒,青州施法术济旱,为国扫灭蝗灾,于是声名大振。不久唐赛儿又改装男儿,洛邑访奇士吕律,称吕律为今世孔明。双方纵论天下大事,同时表达出对封建礼教批判的倾向,表达出对宋儒阉割儒学的强烈不满。
第二部分:从第十五回到第十八回,写燕王朱棣靖难力夺建文天下之事。燕王朱棣兵马精壮,早蓄不轨之志。在江湖行脚僧姚道衍辅佐下发兵靖难,一路拔城,势如破竹,但也遇强烈的抵抗,如济南府铁铉力抗燕王。不久燕王攻克金陵。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乃登舟出走。
第三部分: 从第十九回到第九十九回写唐赛儿起义勤王,飞剑诛永乐帝(燕王)于榆木川,回归月宫之事。此部分内容庞杂,头绪繁多。唐赛儿游历中原返回山东,决定“招纳忠义、延揽英雄”,在卸石寨竖起勤王大旗。是时各路豪杰纷纷参加义军,吕律亦赶来充任唐赛儿的军师。不久义军建都济南,唐赛儿以拥立建文复辟为名,自称“帝师”。于是一批建文帝的旧臣子纷纷归附,上天剑仙鲍仙姑、曼陀尼、聂隐娘、公孙大娘等则纷纷相助。其时唐赛儿与反对三教的刹魔公主结义,又得八百魔王八百万魔兵相助,一时间访故主,取中原,默运智谋,拔城三十八座。明廷为之震动,永乐政权岌岌可危,朱棣乃遣使送金珠二十余万作聘礼,欲纳唐赛儿为正宫,以求和解,唐赛儿拒而不纳。朱棣终在榆木川为唐赛儿飞剑诛死,时唐赛儿亦升天飞回月宫。于是吕律功成身退,月夜乘舟而去。
第一百回,永乐之子登基为仁宗皇帝,建号洪熙,大赦天下。凡靖难时阵亡将士,毋分南北,一体褒恤。
吕熊有感于明代靖难之役中“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湮没无闻”(刘廷玑《品题》语),从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念出发,创作《女仙外史》,煞费苦心地把朱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皇位之战写成一场忠奸之战,以是否维护建文帝为忠奸的分界,企图以此来力辨永乐 “篡位”之非,这本来是不足称道的。但由于作者在表达这一内容时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巧妙地运用艺术载体的形式,将他的 “忠奸”观念袒露在作品的叙述语言中,将其主观情感隐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又通过人物与人物间的对比,场面与场面间的对比来谛视其正统思想。从而使他所宣扬的正统观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倾向。为了突出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非正义性,作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固守济南府的铁铉形象,同时让我们感受到唐赛儿勤王义军壮大的热烈场面。为了强调朱棣觊觎皇位已久的野心,强调朱棣残暴的个性。作者有意识地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
孝孺大书 “燕贼反”三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燕王大怒曰:“汝不念及九族乎!” 孝孺厉声曰: “便是十族,你也逃不得 ‘燕贼反’的三个字!” 以手指着燕王,声愈烈,而骂愈毒。燕王反笑曰: “看你能骂否!”令卫士以利刃抉公之口吻,直至两耳根尽处。立拿公之家属,而妻氏郑夫人与二女皆先缢死,遂夷公之九族既尽,又屠公之门生朋友廖镛、林嘉猷等,凑成十族,计八百七十有三人。然后磔裂孝孺,并燔其祖宗坟墓。
这样,吕熊就借助于艺术形象的感染力,而使作品带有了一定的进步的思想。
《女仙外史》当然远不止是宣扬了封建正统观,表达了对靖难之变的看法。其中对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也是十分引人注目。为了寄托个人的政治襟袍,吕熊一反史家把唐赛儿称为 “女妖” 的做法,精心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女英雄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唐赛儿公然以 “女仙”的身份出现,并且以一女子的身份去创立经邦济世的伟业,,以此来敖视须眉男儿。从作品里我们看到,自幼聪颖过人的唐赛儿竟没有一点女儿家的姻脂气,故吕律预言道,唐赛儿必定要干一番“出类拔萃之奇事,创立至正大之宏勋。横霸中原,名震九州”(第十三回)。故当唐赛儿改装男儿试探吕律是否愿辅佐自己成大事业时,吕律当面赞扬唐赛儿道:“唯其女主,所以为千古之独奇;唯其托身于女主,而功名亦与日月争光,尤为千古之至奇。”进而又表示他日愿全力相助(第十三回)。很显然,吕熊是在借吕律赞扬唐赛儿来表现其胸中对封建礼教的轻蔑,来为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大鸣不平。
《女仙外史》在把矛头对准封建礼教的时候,势必要对程朱理学展开猛烈的抨击。作品有意识地让唐赛儿在十三岁的时候便赋诗表达对宋儒的不满,进而斥责 “宋儒未达天道”(第三回)。在唐赛儿初访吕律时,又让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中心就是指责程朱理学,发出宋儒独尊之后的社会 “如同黑夜,绝无一隙光明”的感叹。当唐赛儿竖起起义勤王的大旗后,作者又有意识地让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吕律来辅佐唐赛儿,以此来强调女子的才干与智慧超过男儿,以此来揶揄程朱理学。继而又在第三十七回中,义军设科取士的条款中规定“但沿袭宋人旧解者不录”。我们在《女仙外史》以前的古典小说中很少看到如此集中的、如此直接的把矛头指向程朱理学的内容。
《女仙外史》中还塑造出以唐赛儿为首的一批女性形象,让她们把反程朱理学的倾向显露得更加鲜明。在作者的笔下,那批下凡的天仙们尽管在沙场上是智勇双全的骁将,但战场外,她们则是姿容妙曼、温柔可爱的女性。她们可以公然地蔑视程朱理学,高谈着“情欲”,吟唱着爱情的诗歌(参见第十四、三十一回)。
吕熊可以对泥而不化的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强调程朱理学歪曲了儒家学说使之失去了固有的人道温情(参见第十三回),但绝不从根本上反对儒学。在吕熊看来,程朱理学之所以可恶,就在于它们抛弃了传统儒学的“内圣”(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王”(治国平天下)并重的原始内涵。在表示对程朱理学反感的同时,作者赞扬原始儒学:“正而至极为圣,奇而至极即为神。仲尼之道,参天地,赞化育,正莫正于此矣,奇莫奇于此矣。”
此外,《女仙外史》还强调了民族斗争的内容。当唐赛儿义军横扫山东,永乐政权陷入危机之时,卫青在朱棣的默许下东渡日本勾结倭寇入侵中国。这一情节的出现无疑扩大了 《女仙外史》的内涵,这既强调了唐赛儿与朱棣的忠奸之战的必然性,又突出了唐赛儿起义更为积极的社会内容。这样当朱棣纵容倭寇在沿海肆意烧杀抢掠时,聂隐娘等六个奇女子不费吹灰之力,斩杀十万倭寇。这一奇幻笔墨张扬了民族战争胜利的豪气,有力地批判了卖国求荣者的劣行。从卫青勾结倭寇溺海身亡的内容里,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那不平静的心境,似乎在这不平静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对引清兵入关事件的批判态度。
就《女仙外史》的结构意识而言,吕熊从维护建文帝这一封建正统观出发,“第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奉建文之位号,忠贞者予以褒谥,奸叛者加以讨殛”(吕熊《自跋》语)。这样在材料的选择和组织上,《女仙外史》势必就不能按照历史的进程来组织安排,于是在吕熊的精心结构下,发生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 山东唐赛儿起义的时间前移了,从而与明初削藩导致靖难之变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担负着博大的社会批判内容的唐赛儿起义,成为了勤王义军讨伐永乐,匡扶建文复辟的故事。这一材料的选择与组合尽管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缺陷,但对《女仙外史》来说,它无疑担负了解释吕熊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重任。
众所周知,元明之际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开始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和《金瓶梅》被合称为“四大奇书”。很有意味的是,康熙五十年当钧璜轩原刻本《女仙外史》问世时,其封面上便刻有了 “新大奇书”四字。诚然《女仙外史》是无法同 “四大奇书”相比的,但我们从中也可看到《女仙外史》在题材选择方面、艺术结构选择方面以及人物塑造方面确实是受到 “四大奇书”的影响。从题材方面来看,吕熊要强调 “燕王靖难,建文逊国之事”,要鞭挞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罪恶,又不愿走史家作史的道路,那么摆在他面前的路就只有采用历史演义的方式,那他就不能不从 《三国演义》中吸取养料。事实上,《女仙外史》受 《三国演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宣扬封建正统观方面,还是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和人物塑造方面,《女仙外史》都有刻意模仿 《三国演义》的痕迹。对于“当今奇士”的吕熊来说,他又不甘心于别人完全地把《女仙外史》视为 《三国演义》的翻版,他总想在创作中夸耀平生所学,于是就从 《西游记》里拉出些神魔来,又从 《水浒》里拉出些英雄传奇的片断,又从《金瓶梅》里拉出写家庭罪恶的内容 (如描写林三公子的淫乐)。这样当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时,便会感到为难,是应该把《女仙外史》归入历史演义类还是神魔类呢?是应把它归入英雄传奇类还是社会批判类呢?
在艺术结构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女仙外史》主要采取了历史编年的结构方式,基本按照历史的进程来结构故事,但由于它是给“女仙”作“外史”,故在结构的处理上又隐含着《西游记》式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仙外史》的结构又同《西游记》结构的模式大体一致,它们都是将整个作品分成三大块。首先写唐赛儿,一写孙悟空的成长史,接着出现一个过渡的情节,一写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一写观音东土寻找取经人。最后写唐赛儿勤王一路证讨朱棣,写孙悟空保唐僧取经一路降妖捉怪。尽管如此,历史编年的结构,还是全书的主干。这样,当我们掩卷沉思时就不能不佩服吕熊的结构意识,他竟能将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有机地溶入 《女仙外史》的结构中。
在人物塑造方面,《女仙外史》既吸收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又以突出人物的英雄传奇为主,将《水浒传》中表现英雄传奇的具体生活材料加以改造变形来为塑造人物服务。为了塑造唐赛儿,在吕熊的精心安排下,唐赛儿居然象宋江一样也得了九天玄女的天书。每当紧要关头,九天玄女天书总是帮助唐赛儿排遣疑难。历史演义是英雄传奇的母体,《女仙外史》既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又要遵循塑造英雄传奇式人物的法则。在吕熊的惨淡经营下,当我们品味《女仙外史》的一些情节时,便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如第二十四回,故事叙述唐赛儿擢拔文武官员,赴演武场考校将士,于是一批小将各夸其能上场献艺,各得封赏,是时南山有虎伤人,一小将抢先出列前往徒手搏虎。细心的读者便会发现这一情节的前半段源于 《三国演义》 中曹操以锦袍悬赏众将士比武的场面,后半段则源于 《水浒》打虎的情节。可以讲,由于吕熊对人物塑造的力不从心,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物的传奇性特点,但由于忽视了在事件中多层次地突出人物性格的不同方面,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的性格较为模糊。特别是当情节无法发展下去的时候,吕熊不是强调人物对事件的积极态度,而是拉出神来凑,从而给《女仙外史》在塑造人物方面留下败笔。
尽管《女仙外史》的创作留下一些瑕疵,但它毕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少的将农民起义领袖作为正面形象描绘的小说,从这一意义上讲,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作勇气,给这部小说增添了光泽,此外,这部产生于清初的小说,是明代小说向清代小说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作者不落窠臼,努力走自己的创新道路,尽管他失败了,但毕竟是走自己的路,试图给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编辑：moyuzhai）
《女仙外史》的故事情节大体可分三个部分:前十四回写唐赛儿成长史。唐赛儿前世系月宫嫦娥,因与天狼星 (下凡后为燕王朱棣) 结下夙怨,故转世到山东蒲台唐光举家托生。在鲍仙姑的哺乳下,唐赛儿自幼慧悟颖异,虽为女子,然胸襟远大,赛过男儿,后得九天玄女教授天书,习娴法术。时天下多艰,唐赛儿蒲台放赈救荒,青州施法术济旱,为国扫灭蝗灾,于是声名大振。不久唐赛儿又改装男儿,洛邑访奇士吕律,称吕律为今世孔明。双方纵论天下大事,同时表达出对封建礼教批判的倾向,表达出对宋儒阉割儒学的强烈不满。
第二部分:从第十五回到第十八回,写燕王朱棣靖难力夺建文天下之事。燕王朱棣兵马精壮,早蓄不轨之志。在江湖行脚僧姚道衍辅佐下发兵靖难,一路拔城,势如破竹,但也遇强烈的抵抗,如济南府铁铉力抗燕王。不久燕王攻克金陵。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乃登舟出走。
第三部分: 从第十九回到第九十九回写唐赛儿起义勤王,飞剑诛永乐帝(燕王)于榆木川,回归月宫之事。此部分内容庞杂,头绪繁多。唐赛儿游历中原返回山东,决定“招纳忠义、延揽英雄”,在卸石寨竖起勤王大旗。是时各路豪杰纷纷参加义军,吕律亦赶来充任唐赛儿的军师。不久义军建都济南,唐赛儿以拥立建文复辟为名,自称“帝师”。于是一批建文帝的旧臣子纷纷归附,上天剑仙鲍仙姑、曼陀尼、聂隐娘、公孙大娘等则纷纷相助。其时唐赛儿与反对三教的刹魔公主结义,又得八百魔王八百万魔兵相助,一时间访故主,取中原,默运智谋,拔城三十八座。明廷为之震动,永乐政权岌岌可危,朱棣乃遣使送金珠二十余万作聘礼,欲纳唐赛儿为正宫,以求和解,唐赛儿拒而不纳。朱棣终在榆木川为唐赛儿飞剑诛死,时唐赛儿亦升天飞回月宫。于是吕律功成身退,月夜乘舟而去。
第一百回,永乐之子登基为仁宗皇帝,建号洪熙,大赦天下。凡靖难时阵亡将士,毋分南北,一体褒恤。
吕熊有感于明代靖难之役中“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湮没无闻”(刘廷玑《品题》语),从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念出发,创作《女仙外史》,煞费苦心地把朱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皇位之战写成一场忠奸之战,以是否维护建文帝为忠奸的分界,企图以此来力辨永乐 “篡位”之非,这本来是不足称道的。但由于作者在表达这一内容时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巧妙地运用艺术载体的形式,将他的 “忠奸”观念袒露在作品的叙述语言中,将其主观情感隐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又通过人物与人物间的对比,场面与场面间的对比来谛视其正统思想。从而使他所宣扬的正统观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倾向。为了突出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非正义性,作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固守济南府的铁铉形象,同时让我们感受到唐赛儿勤王义军壮大的热烈场面。为了强调朱棣觊觎皇位已久的野心,强调朱棣残暴的个性。作者有意识地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
孝孺大书 “燕贼反”三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燕王大怒曰:“汝不念及九族乎!” 孝孺厉声曰: “便是十族,你也逃不得 ‘燕贼反’的三个字!” 以手指着燕王,声愈烈,而骂愈毒。燕王反笑曰: “看你能骂否!”令卫士以利刃抉公之口吻,直至两耳根尽处。立拿公之家属,而妻氏郑夫人与二女皆先缢死,遂夷公之九族既尽,又屠公之门生朋友廖镛、林嘉猷等,凑成十族,计八百七十有三人。然后磔裂孝孺,并燔其祖宗坟墓。
这样,吕熊就借助于艺术形象的感染力,而使作品带有了一定的进步的思想。
《女仙外史》当然远不止是宣扬了封建正统观,表达了对靖难之变的看法。其中对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也是十分引人注目。为了寄托个人的政治襟袍,吕熊一反史家把唐赛儿称为 “女妖” 的做法,精心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女英雄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唐赛儿公然以 “女仙”的身份出现,并且以一女子的身份去创立经邦济世的伟业,,以此来敖视须眉男儿。从作品里我们看到,自幼聪颖过人的唐赛儿竟没有一点女儿家的姻脂气,故吕律预言道,唐赛儿必定要干一番“出类拔萃之奇事,创立至正大之宏勋。横霸中原,名震九州”(第十三回)。故当唐赛儿改装男儿试探吕律是否愿辅佐自己成大事业时,吕律当面赞扬唐赛儿道:“唯其女主,所以为千古之独奇;唯其托身于女主,而功名亦与日月争光,尤为千古之至奇。”进而又表示他日愿全力相助(第十三回)。很显然,吕熊是在借吕律赞扬唐赛儿来表现其胸中对封建礼教的轻蔑,来为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大鸣不平。
《女仙外史》在把矛头对准封建礼教的时候,势必要对程朱理学展开猛烈的抨击。作品有意识地让唐赛儿在十三岁的时候便赋诗表达对宋儒的不满,进而斥责 “宋儒未达天道”(第三回)。在唐赛儿初访吕律时,又让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中心就是指责程朱理学,发出宋儒独尊之后的社会 “如同黑夜,绝无一隙光明”的感叹。当唐赛儿竖起起义勤王的大旗后,作者又有意识地让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吕律来辅佐唐赛儿,以此来强调女子的才干与智慧超过男儿,以此来揶揄程朱理学。继而又在第三十七回中,义军设科取士的条款中规定“但沿袭宋人旧解者不录”。我们在《女仙外史》以前的古典小说中很少看到如此集中的、如此直接的把矛头指向程朱理学的内容。
《女仙外史》中还塑造出以唐赛儿为首的一批女性形象,让她们把反程朱理学的倾向显露得更加鲜明。在作者的笔下,那批下凡的天仙们尽管在沙场上是智勇双全的骁将,但战场外,她们则是姿容妙曼、温柔可爱的女性。她们可以公然地蔑视程朱理学,高谈着“情欲”,吟唱着爱情的诗歌(参见第十四、三十一回)。
吕熊可以对泥而不化的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强调程朱理学歪曲了儒家学说使之失去了固有的人道温情(参见第十三回),但绝不从根本上反对儒学。在吕熊看来,程朱理学之所以可恶,就在于它们抛弃了传统儒学的“内圣”(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王”(治国平天下)并重的原始内涵。在表示对程朱理学反感的同时,作者赞扬原始儒学:“正而至极为圣,奇而至极即为神。仲尼之道,参天地,赞化育,正莫正于此矣,奇莫奇于此矣。”
此外,《女仙外史》还强调了民族斗争的内容。当唐赛儿义军横扫山东,永乐政权陷入危机之时,卫青在朱棣的默许下东渡日本勾结倭寇入侵中国。这一情节的出现无疑扩大了 《女仙外史》的内涵,这既强调了唐赛儿与朱棣的忠奸之战的必然性,又突出了唐赛儿起义更为积极的社会内容。这样当朱棣纵容倭寇在沿海肆意烧杀抢掠时,聂隐娘等六个奇女子不费吹灰之力,斩杀十万倭寇。这一奇幻笔墨张扬了民族战争胜利的豪气,有力地批判了卖国求荣者的劣行。从卫青勾结倭寇溺海身亡的内容里,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那不平静的心境,似乎在这不平静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对引清兵入关事件的批判态度。
就《女仙外史》的结构意识而言,吕熊从维护建文帝这一封建正统观出发,“第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奉建文之位号,忠贞者予以褒谥,奸叛者加以讨殛”(吕熊《自跋》语)。这样在材料的选择和组织上,《女仙外史》势必就不能按照历史的进程来组织安排,于是在吕熊的精心结构下,发生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 山东唐赛儿起义的时间前移了,从而与明初削藩导致靖难之变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担负着博大的社会批判内容的唐赛儿起义,成为了勤王义军讨伐永乐,匡扶建文复辟的故事。这一材料的选择与组合尽管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缺陷,但对《女仙外史》来说,它无疑担负了解释吕熊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重任。
众所周知,元明之际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开始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和《金瓶梅》被合称为“四大奇书”。很有意味的是,康熙五十年当钧璜轩原刻本《女仙外史》问世时,其封面上便刻有了 “新大奇书”四字。诚然《女仙外史》是无法同 “四大奇书”相比的,但我们从中也可看到《女仙外史》在题材选择方面、艺术结构选择方面以及人物塑造方面确实是受到 “四大奇书”的影响。从题材方面来看,吕熊要强调 “燕王靖难,建文逊国之事”,要鞭挞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罪恶,又不愿走史家作史的道路,那么摆在他面前的路就只有采用历史演义的方式,那他就不能不从 《三国演义》中吸取养料。事实上,《女仙外史》受 《三国演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宣扬封建正统观方面,还是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和人物塑造方面,《女仙外史》都有刻意模仿 《三国演义》的痕迹。对于“当今奇士”的吕熊来说,他又不甘心于别人完全地把《女仙外史》视为 《三国演义》的翻版,他总想在创作中夸耀平生所学,于是就从 《西游记》里拉出些神魔来,又从 《水浒》里拉出些英雄传奇的片断,又从《金瓶梅》里拉出写家庭罪恶的内容 (如描写林三公子的淫乐)。这样当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时,便会感到为难,是应该把《女仙外史》归入历史演义类还是神魔类呢?是应把它归入英雄传奇类还是社会批判类呢?
在艺术结构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女仙外史》主要采取了历史编年的结构方式,基本按照历史的进程来结构故事,但由于它是给“女仙”作“外史”,故在结构的处理上又隐含着《西游记》式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仙外史》的结构又同《西游记》结构的模式大体一致,它们都是将整个作品分成三大块。首先写唐赛儿,一写孙悟空的成长史,接着出现一个过渡的情节,一写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一写观音东土寻找取经人。最后写唐赛儿勤王一路证讨朱棣,写孙悟空保唐僧取经一路降妖捉怪。尽管如此,历史编年的结构,还是全书的主干。这样,当我们掩卷沉思时就不能不佩服吕熊的结构意识,他竟能将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有机地溶入 《女仙外史》的结构中。
在人物塑造方面,《女仙外史》既吸收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又以突出人物的英雄传奇为主,将《水浒传》中表现英雄传奇的具体生活材料加以改造变形来为塑造人物服务。为了塑造唐赛儿,在吕熊的精心安排下,唐赛儿居然象宋江一样也得了九天玄女的天书。每当紧要关头,九天玄女天书总是帮助唐赛儿排遣疑难。历史演义是英雄传奇的母体,《女仙外史》既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又要遵循塑造英雄传奇式人物的法则。在吕熊的惨淡经营下,当我们品味《女仙外史》的一些情节时,便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如第二十四回,故事叙述唐赛儿擢拔文武官员,赴演武场考校将士,于是一批小将各夸其能上场献艺,各得封赏,是时南山有虎伤人,一小将抢先出列前往徒手搏虎。细心的读者便会发现这一情节的前半段源于 《三国演义》 中曹操以锦袍悬赏众将士比武的场面,后半段则源于 《水浒》打虎的情节。可以讲,由于吕熊对人物塑造的力不从心,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物的传奇性特点,但由于忽视了在事件中多层次地突出人物性格的不同方面,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的性格较为模糊。特别是当情节无法发展下去的时候,吕熊不是强调人物对事件的积极态度,而是拉出神来凑,从而给《女仙外史》在塑造人物方面留下败笔。
尽管《女仙外史》的创作留下一些瑕疵,但它毕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少的将农民起义领袖作为正面形象描绘的小说,从这一意义上讲,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作勇气,给这部小说增添了光泽,此外,这部产生于清初的小说,是明代小说向清代小说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作者不落窠臼,努力走自己的创新道路,尽管他失败了,但毕竟是走自己的路,试图给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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