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针

        《鸳鸯针》,全称《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针》,题“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 卷首有序,后署“独醒道人漫识于蚓天斋。” 残存第一卷。另有《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一枕奇》 二卷,其第一卷与《鸳鸯针》 所存之一卷同; 《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双剑雪》 二卷。后二卷无序无图,编辑及批阅署名同《鸳鸯针》。《鸳鸯针》卷首有图八叶。孙楷第先生指出: 三书实为一书,原书名 《鸳鸯针》。书本四卷,书肆析前两卷单行,则为《一忱奇》,析后两卷单行易其卷本,则为《双剑雪》。三书五卷,去其重复,得四卷十六回。卷演一故事。
        
        其一卷四回的故事叙: 明朝年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秀才徐鹏子,生活清贫,靠出卖乃祖做官时的几爿房屋田亩为生。才学文章,自视甚高,却屡屡困于场屋。有一年,他满怀信心参加科举,期望题名,“文福双齐”,不料却被一个叫丁全的钻营之徒买通本府莫推官,偷梁换柱。待到榜发,徐鹏子名落孙山,那个丁全却顶了解元。当他得知偷窃疑情后,心内生愤,乃与另一学内秀才绰号叫 “白日鬼”的周德商议,欲到监场告状。而周德趋炎附势,通告并撺掇丁全设计陷害,将徐家的丫头掠去私藏,告徐鹏子一个谋杀的罪名,由莫推官受审,投入牢房。而丁全则鲜衣好马,上京城会试去了。因他 “做人滑滔,见事乖巧”,竟也中了 “低低一名进士”。再说那徐鹏子,坐了三年监牢后,其妻将房契转让给新进巡抚,才得脱身。为了生计,遂远行去做幕宾,途中尝尽风波之苦。后因伴读翰林公子,得到翰林的赏识,不久中得进士,官封“北京刑部主事”。徐妻王氏千里访夫,屡屡颠踬,终于在郊外与徐鹏子偶然相遇,始得团圆。而丁全却因其干父严世蕃倒台,科场案发,撞在徐鹏子手中,真情大白。而徐鹏子却“以德报冤”,将丁全罪名开释了。后徐鹏子官至吏部尚书,三子克绍书香,中得举人进士,皆为名宦。
        二卷四回叙: 明朝天顺年间,江西南昌府新建县秀才时升(大来),家业贫困。一次在外出借贷路上,遇到了一位“壮士”的慷慨赠银。“壮士”者,大盗也。不过“盗亦有道”,这个名叫“风髯子”的“大盗”是一位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高人侠士,常在暗中相助时大来。后时大来远走广东潮州府,给一位任知府做幕宾。不意知府女儿在途中被人所劫,其首领即为风髯子,告时大来搭救,知府女儿得以获释,但因此时大来也惹祸上身,被知府关入牢房,由风髯子打通关节获救,并赠银助其逃难。后时大来得一袁姓乡宦收留,叹赏其才,得府县第一,被考试官择用为县公子伴读,不料这位学道就是原来的广东潮州知府,幸得知府小姐探知隐情,私放出门。后时大来高中科举,授刑部主事,并相救风髯子陷狱之苦。在位上,他操守廉明,声誉卓著。任知府得到呵责,其女则由时大来作伐,与风髯子结为秦晋。后时大来官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赐尚方剑,总督三边。不久看破世情虚伪,乃与风髯子等一起 “驰驿荣归”。
        其三卷四回叙: 明朝崇祯年间,山东东昌府秀才宋连玉,世家华胄,满腹才学,却不计世间名利,与十来个要好同伴,结成文社“翼社”,限期聚会作诗,其学内有一个叫卜亨的秀才,田连阡陌,家世富贵,却绣革草囊。仗着名势,在士人中到处招摇撞骗,以假瞒真,每逢题诗作文,则靠两个随行书童案下投递,剽窃诗文以为己有。他又到处刊刻文稿,送人览阅。会试时装病骗取宋连玉信任,并请其代为出考,得中魁元,但为时人所疑。不久宋连玉得中解元,但因不满时政的“纵贿容奸”,遂挂冠而去。而卜亨一日被一傅御史请到家中,拟题要他案头作文,并紧闭门锁。卜亨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便乘晚从御史家的狗洞钻出,玷了一身的肮脏。最后被朝廷捕获,下场不妙。(其后文字欠缺不清)
        其四卷四回叙: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水西门外有个叫范顺的,薄有家产,但为人刻薄,嘴头尖酸。他开有一所米行。江西米商吴元理(有德),有千余担米代请范顺寄存,有急事转道回老家去了。范顺趁米价上涨的当儿,卖掉了这位米商的存米,得了许多银子,并用此本钱做生意,得利极多。当吴元理回南京索米时,范顺夫妻却心生黑心,撒赖鲸吞。为扩大财路,范顺挂船去进更多的米,途中又在饶州府收购了一座木材山。因偷鱼收卖而与 “贼情”牵连,得吴元理搭救。又因贪色风流,赔尽老本。而他的妻妾,趁他外出期间偷奸养汉,与人淫乱,事败后,妾被人发卖,家业散尽,其女儿也被逼出嫁。待得范顺回家时,已一片荒凉,无奈只好投靠女儿。而吉人自有天相,吴元理得了那座木头山,非但没蚀本,还大大赚了一笔,并且不计前嫌,着力帮助范顺。而范顺经历了人世间许多风波,也终于洗心革面,二人遂成生死莫逆之交。
        《鸳鸯针》的题名,出自于元遗山的《绝诗三首》之一:“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把绣成的鸳鸯比喻为艺术作品,意谓学艺不是轻易地教给别人方法,而是要使人潜入其中,躬身实践,掌握其奥妙要领。在小说中移用其意,但已不是针对学艺而言,而是把“鸳鸯针”当作救世、治世的良方,对现实社会痛下针砭的意思。即所谓“痛下顶门毒棒,此针非彼针,针针相投; 一针两针,针针见血。” (独醒道人《鸳鸯针》序)小说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小说认为世道衰落,社会病入膏肓,需要有识之士,即所谓的“智者”来力挽狂澜于既倒,予以 “救治”、“医国”。而“医国”的过程,则是“先工针砭,后理汤剂,迨针砭失传,汤剂始得自专其功。然汤剂灌输肺腑,针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于肺腑也。” (独醒道人语) 而当时社会黑暗腐败,“黑海狂澜,滔天障日”,追名盗利,趋尚成风,因此,小说要用 “鸳鸯针”来“医王治国”,救世济世。
        《鸳鸯针》描写的主要是明中后期的历史状况,第四卷提到的 “闯贼”和“倭寇”,则是晚明的历史折射。明代中后期,朝政废驰,吏治腐败,官宦当道,奸佞横行。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般老百姓和寒门儒子,深受其害。对于这些社会腐败现象,小说表达了极大的愤慨,总是用犀利、抨击的笔触予以深刻的揭露。第三卷中的“吏部关昌时”,“纵贿容奸,变乱成法”,搜利攫夺钱财,中饱私囊。时大来之妻为了营救丈夫,倾尽家产,也救不了丈夫囹圄之苦,亏得豪侠风髯子送了“二百两赤金”给新到的按院,按院“关照”知府,才得以出狱。时大来出狱时不知详情,以为是遇着了“廉明按院”,倒被风髯子抢白了一通,认为“这般凑巧,那般清廉,若是都恁样起来,天下该久已太平了。”时大来至此才如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认识到了 “孔方兄”的作用。任知府任会稽知县时,因 “诈了原告,又诈被告”,被调任到江西靖安县。但他一上任,就不再“靖安”了,“连地皮卷尽,还恨那树根生得不坚牢”。他“财运颇亨,管粮抽税,加三加五,又搜克了无限银子。”尽管朝野已有 “物议”,却照样不妨碍他升官发财,打听到广东潮州是“有生发去处”,就升任去做潮州知府了。一些读书人做了官,就挖空心思搜罗钱财,“终日敲人拶人,横着心肠刻剥人的东西,就是富堪敌国,也还不知靥足。”地方官们不仅贪赃,而且枉法,动不动就将老百姓和寒儒拿去监禁、鞭打。第一卷中那个为丁全顶名的莫推官,因为得了丁全的“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就将王法置于一边,昧着良心算计迫害徐鹏子,诬他一个谋杀罪,搞得他家破人亡。第三卷中的那个任知府,以怨报德,几次欲陷时大来于绝境。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里,公理与良心的天平一切都倾斜了,封建统治机器的一切都被锈蚀了。那些如狼如虎的差役、狱卒、巡捕,也一个个狗仗人势,横行无忌,敲诈勒索。以致作者慨叹 “强盗何曾在绿林”,官府狱卒的狠恶,使强盗反而变得可亲了,“世上谁人能得君”! 这是小说的愤极痛极之言!
        《鸳鸯针》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是对于士人中“假名士”的毕肖而锐厉的讽刺。有人说它是“一部早于吴敬梓 《儒林外史》百年的短篇儒林小说”。(王汝梅《 〈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 确是十分有理。在此之前,我们还不曾看到如此凌厉的“绝世奇文”(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封建社会中的“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阶层),一旦达到 “士”的地位,就有可能和机会踏上官宦之途,以圆满读书人“封妻荫子”,“名显乡里”的理想之梦。当然,仅仅到达“士”的地位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否则,即使你有满腹才学,也是“无处货与帝王家”,甚至永远沉沦下。因此,当士子们在通过科考向仕途进军的时候,总是要竭力在上司及同僚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推销自己的价值,以度博得上层官僚的赏识和提掖。这种风气沿袭盛行的结果,是把许多集在社会下层的士子导引到对所谓“名士”声望的渴望和歆羡上。因为只要够得上 “名士”的称号,就可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或进或隐,从容自如。而且,他还可以在士人中左右逢源,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从来有真名士,就有一般假名士”。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的“名士”,应该是胸罗才学,率真自然,卓荦不群,象魏晋南北朝时的嵇康、阮籍一样,“手挥太极,目送归鸿”,具有超脱于名利之外的风格气度,炯然独立的耿介个性。而“假名士”,则往往是媚俗寅缘投机之徒,他们往往是用欺骗的手段欺世盗名。如《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匡超人之流,就是“假名士”的所为了,对此,吴敬梓曾给予无情的讽刺和嘲弄,很不幸的是,《外史》中“假名士”形象并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隔代单传”,我们可以在这部《鸳鸯针》中找到他们血缘姻亲关系。因为,小说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虚嚣气质,顽钝面孔,咬文嚼字,装模作样” 的假名士卜亨。
        卜亨家境豪富,“田连阡陌,屋齐云霄”。还有 “汗牛充栋”的藏书。但他不学无术,镇日介带着书童帮手吃喝玩乐。他生就一口三寸不烂之舌,“论古谈今,驳帝批王”,最好挚龙附凤,“年家”、“世谊”的,只要能攀援,就极力奉承,不听他便赖死赖活。因他手段灵活,打通了关节,就 “顺顺溜溜”做了个秀才,终日在读书人中间 “交游”。他又要装饱学,临案作诗,总是挥毫泼墨,潇洒淋漓――原来是他事先串通好两个随身书童给他传递剽窃的名诗名句。这一着果然骗过了许多人,老实的宋连玉蒙在鼓里,竟以为他作诗“清新隽永”,“灵健有致”,杯酒功夫,就“花盘锦簇”了。卜亨还标榜斯文,花架子十足,当士人们去他府上聚会时,但见:
        
        四旁都是笔架。……一架堆的是秘书逸史,并十三经廿一史。一架堆的是坊刻诗文,历程大小题,房书行卷,韩求仲文……一架堆的是历朝明公墨迹石刻,及我朝沈石田、唐六如、董玄宰、文征明的手笔,都是锦轴玉签,越发堆的耀人眼目。中间悬一匾道“古道照人”……几上列着一部按季缙绅,一部历科履历,一部尺牍争奇。旁堆着无数当道书札请启及本省府县县官名帖。红红绿绿,真是玩之不尽。
        
        他仿佛开了一个书铺,学问的气势足以唬人,然而他却连《四书》 的章节、庄子的句意和 “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的名句都不曾知道! 他不通文墨,进场之后只考了个“六等一名”,但他却在士人面前信口胡诌,说是“高兴起来……那文意笔势,也不觉得滔滔水涌,收煞不来。”而在真实的试卷上,他老兄却是“白的处多,黑的处少”,而被督学批为“何物白丁,滥叨黉序。”但他不思收敛,竟然刻起文稿诗集来,“逢人便送,就象是布施经本一般。”他又偷偷地在乡试卷上假冒考官批语,把“自己” 的文章极力奉承,从此又增加了一份 “乡试朱卷”的“拙刻”。而他也由此搜刮了许多银子,一般的士子更是对他更是趋之若鹜。“就是放个屁,人只道是香的,稍不如意,就大呼小叫的骂。”这渐渐暴露出他的无赖本性来。第四回中,他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因作不出诗文,只好钻狗洞而出。小说对这样的 “假名士”,“真草包”的鄙琐、低劣的品质作了愤怒的抨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对于那些“士林匪类”和士林中趋炎附势、胁肩谄媚的小人,《鸳鸯针》讽刺的锋芒,也没有丝毫的宽容。第一卷中的丁全凭恃钱财,打通关节,不仅攫取了徐鹏子的科业,还捏造罪名,使他陷入囹圄,其所作所为,实与匪类无异。士林小人,则惯于落井下石,出卖良心,如第一卷中与丁全合谋陷害徐鹏子的“白日鬼”周德,第二卷中那个坑骗时大来妻子营救银两的吕游之,就是小说中士林丑类的典型。
        《鸳鸯针》在痛斥假名士的同时,对那些才情富赡、品行清纯的“真名士”,则予以歌颂和赞美。“真名士”虽然也追求科举功名,但并不把科举功名当作进身仕途的唯一目的,即便是进了仕途,他们一般也能清正廉明。第二卷中的宋连玉“至诚无伪”,狷介独立。他中了进士,入了翰林,但因为看不惯官场的“纵贿容奸,变乱成法”,就约合同伴参了一本,“不候旨下,竟自挂冠而去”,把到手的功名弃之如敝履,在隐匿山林、古朴守拙的生活中保全他个性的独立和道德的完善。他与《儒林外史》 中王冕一样,能摆脱尘世名利的羁绊。这在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第一卷中的徐鹏子和第二卷中的时大来,也是作者推崇的士人形象。他们温良恭俭,为人坦诚,有古道热肠。他们身出寒门,能体验百姓的苦难,因此在官位上也能体恤民情,爱护百姓,又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平藩勘乱,屡建殊勋。一旦功成名就,他们就学古代的伯夷、叔齐和鲁仲连的所为,退隐而去。对比那些欺世盗名的假名士而言,他们可谓是浊世中的高士,淤泥中的青莲。《鸳鸯针》的作者礼赞这样的高人雅士,让他们有一个良好完美的结局,以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真善美必然战胜假丑恶。
        《鸳鸯针》内容的第二部分,即第四卷四回,主要是描绘世情,抨击世风的浇薄。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的商品交流扩大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冲击固有的传统价值和道德体系。乐天桃源式的自然生活图景被在商品交流中所产生的狡诈、欺骗、悭吝等世俗劣行蒙上灰暗的色彩。为了攫取金钱,可以不择手段,“红了一双眼,连父兄也不认识了。” 金钱使人变得鄙吝,“一文钱不过界,一粒米劈着两边”,金钱更激起人们的贪欲。南京商人范顺鲸吞了另一个江西商人吴元理寄存的一千担米后,就公然开起“范记米行”来。但他并不知足,安守产业,而是冒风险出船去经商,以图扩大产业。甚至买下陌生地方的一片山林,期望以后能有更大的收获。作为一个商人形象,范顺是失败的,因为他是靠强夺别人的财富而发家的; 他出外经商,并没有赚回一个子儿,而留守在南京的产业也被其妻妾偷情养奸而丧失殆尽。但作为一个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市井细民,范顺的形象倒是成功的:他盘剥精明,奸险狡猾,口厉心贪,自私自利。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市民形象画廊中生动的一角,可以与《三言》、《二拍》 中塑造的市民形象媲美。
        综上所述,《鸳鸯针》“砭士林,刺世情”的主题意旨的发挥是比较成功的。尽管它并没有 “灌输肺腑”,“攻刺膏肓”,但却揭出了封建社会中的种种毒瘤,起到了某种“惊世”、“醒世”的社会功效。特别是在“士林讽刺”的创作题材的拓展上,《鸳鸯针》较以前的小说(包括文言小说)有比较突出的进展,其讽刺艺术的运用也显得颇为成熟。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后起的杰出的儒林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具有发轫起始之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