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后传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四十回,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著者和评者均系明遗民陈忱。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南浔镇人。明亡不仕,“卖卜自给”,“穷饿以终”。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诗风刚健,多感慨时事。所著另有 《雁宕诗集》、《痴世界乐府》、《雁宕杂著》、《续廿一史弹词》等,惜多亡佚。本书有康熙甲辰刊本,蔡元放评本,绍裕堂刊本等。
书接《水浒》百二十回,叙未死的梁山英雄李俊、阮小七等被逼再次聚义,反对贪官污吏、恶霸土豪,抗击入寇的金兵,最后立基海外的故事。
经历了造反以后的宋江一百零八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在古人那里是一个极其严肃复杂,颇费斟酌思量,难于一言回答的敏感问题。金圣叹就很是矛盾,也十分谨慎。他一方面认为,水泊英雄“初非生而为盗”者,只因“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这才 “无端入草”。而且,原其端,实还是 “罪在朕躬”,故其情可宥,天子不能 “既陷之”,又“刑之”,应“大开迁善之门”,出 “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于汤火; 另一方面,他又耽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故认为君子“必廑履霜为冰之惧”,不废“百世不改”之法,而“大正其罪”,此则其理。既然杀显得少恩,不近乎情;赦,显得无法,不合乎理。恩情与法理产生了矛盾,于是不得不折衷,其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断尾巴蜻蜓”加一个“惊恶梦”。在金圣叹看来,这既可顾全“法”与“理”,戒乎未为盗者,又不失恩与情――因为毕竟只是在梦中问斩,恩法、情理得到了统一。金圣叹确实煞费苦心,可惜人多不能理解。俞万春则认为宋江等人是大奸大恶,不配“受招安”,只能“擒拿正法”,否则便会坏人心术,便会贻害无穷。于是他抓住金圣叹主张 “大正其罪” 的一面,在《荡寇志》里,顺着金圣叹制造的“惊恶梦”的情节,编述了一个陈希真、陈丽卿父女把梁山英雄斩尽杀绝的故事,在金圣叹那里尚是梦幻的描写,变成了活生生的艺术现实。青莲室主人却不满于梁山英雄结局的悲凉,凄惨,认为那是宋江“懦弱没主见”受招安,“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于是,在《后水浒传》中创造了一个宋江、卢俊义等转生为杨么、王摩辈“复聚异世”的故事,让他们再举义旗,报仇雪恨,最后在敌人的包围中隐入轩辕井里,以避免其招安遇害或在战场上惨遭杀戮的悲剧。
陈忱也是个《水浒》悲剧结局的不满者,他的不满却不同于金圣叹,更不同于俞万春。他酣畅淋漓,热情洋溢地赞颂梁山英雄,认为“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为了突出这一点,他借昔日张顺部下的一名喽 许义的口说: “宋大王真是好人,待我们如手足一般。”又借道君皇帝之口说“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宿太尉道: “义士们忠义之心,替天行道,真是人中豪杰!”甚至借全家被水泊英雄,斩杀殆尽的扈成的口说: “……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的男子,疏财重义,路见不平,无一点苟且之心,为着朋友死生不顾。”对待梁山英雄,陈忱比之青莲室主人,甚至比之施耐庵、罗贯中似乎还要钟爱几分。他对《水浒》英雄上梁山的原因揭示得比《后水浒》甚至是《水浒》本传还要直截。他说,道君“偏用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排摈正人,剥削百姓”,“造艮岳,采花石纲”,“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所做的 “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怎能不使天下汹汹。他又说“蔡京若不受贿赂,梁中书也不寻十万贯金珠进献生辰纲,以致豪杰们道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劫了去上梁山; 高俅不纵侄儿强奸良家妇女,也不致把林武师逼上梁山泊; 不因受了进润,批坏花石纲,杨统制也不上梁山泊……”但是《水浒》本传过去一再遭人唾骂,一再遭禁,《后水浒》被人目为 “邪污之谈”,而 《水浒后传》却能 “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快意舒怀”,连认为《水浒》“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的蔡元放也啧啧称颂,骂《后水浒传》是 “邪污之谈” 的刘廷玑尚以为其 “不失忠君爱国之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
说奇怪,其实也并不怪。从 《水浒》的角度说,陈忱是个评论家; 就 《水浒后传》而言,他又是个作家。他生当明末清初的乱世,目睹了清军南侵的种种暴行,友好也多是民族气节很强的人,他自己又“究心经史”,是个正统的儒者。变乱的现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晚年生活,以致于使他“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客观现实刺激着他,《水浒》这部作品也影响着他的自我。受着这双重刺激的他,十分自然地部分改变着对明末清初社会和 《水浒》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北宋末年社会的认识,惊异地发现他们之间的惊人相似。这双重的刺激竟然使得陈忱从《水浒》 中看出,它其实是一部反映民族爱国思想的巨著。《水浒》中征辽的情节与陈忱的亡国之慨,对故明的眷念之情产生了共鸣,以致于掩盖或冲淡了其它思想内容对他的刺激,抑或是他有意不去理会其它的思想内容。他曾用 “愤书”二字来概括《水浒》的思想内核。所愤虽多,在陈忱看来,主要则是愤宋之失国。他说:“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故“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这一部《水浒后传》实际也就是陈忱这明遗民自己的愤书。他在愤明之失国,所有对《水浒》的议论,不过是假他人之酒杯浇胸中块垒而已。因此,《水浒后传》虽说是《水浒》的续书,而思想内容的重心,却发生了巨大的偏移。《水浒》重在反映官逼民反,而《水浒后传》却是把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作为全书的中心。阮小七凭吊梁山泊,杀死张干办; 李俊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是《水浒后传》英雄重新举起义旗的两个发端性事件。起事的原因虽然是因奸因霸,与《水浒》的主旨差近,但斗争的整个过程却交织着反抗金兵的内容,而且是在抗金斗争中逐渐形成高潮。民族斗争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反奸反霸的斗争,作者也把它与反对卖国求荣的斗争联系起来。为阮小七所杀的张干办是蔡京的亲信;而毛豸则是杨戡的僚属,杨戡又是杨戬的兄弟; 冯舍人是冯彪的儿子,冯彪又是童贯的心腹; 王宣尉是王黼的大公子; 巴山蛇曾拜在蔡京门下,汪豹也因 ”报在蔡京门下” 才做了御营指挥使: 一个鲜明的与 《水浒》不同的特点是,地方上的奸霸皆与朝廷大臣中的 “六贼” 沆瀣一气,且大多是通敌叛国的国贼: 李良嗣串通童贯献“远交近攻”之计,“通连金国,夹攻辽国”,以致强邻生衅;王豹在金人进攻的紧要关头,献了黄河刘扬渡口,引十万金兵渡河; 郭京投降金人,做了知县。就是这帮爪牙的后台蔡京等六贼,也多与金人相通。《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困汴京奸臣远窜”,陈忱有意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勇士王铁杖接受开封府尹的暗令,至驿站刺杀王黼,杨戬,梁师成,只见:
王黼笑道:“实不瞒二位先生说,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没喝说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掳二帝北去,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捻着白须,笑吟吟的道:“安知我三人不在议立之中?不消几日,便有好音。”杨戬、梁师成听了,喜动颜色,称赞道: “王老先生真有旋转乾坤手段! 若然事成,我二人当尽辅佐。” 王黼道: “富贵共之,不必多言,恐有泄漏。” 于是开怀畅饮。
直接暴露了六贼卖国求荣的嘴脸。因此我们不妨说《后传》的反奸反霸斗争,实际上都罩上了一种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斗争的色彩。一部 《水浒后传》 凡四十回,从第十九回“纳平州王黼招兵”开始到第三十回“同泛海群雄辟地”,作者接连用了整整十二回篇幅,直接反映金兵奸杀掳掠的暴行,歌颂英雄们奋起抗战的斗争,抒写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到后来,牡蛎滩救驾,宿太尉海国封王,众英雄临安访旧等等,也无不在体现这个主题。就拿临安访旧来说吧,作者在描绘当日临安“十里红楼,一窝风月”的繁盛景象后,直抒胸臆道: “所以‘山外青山楼外楼’ 这首诗,讥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偷安逸乐,不思量重到汴京恢复疆土,故云 ‘直把杭州作汴州’ 也”。又写了个李师师临安卖笑的故事,借题发挥:
柴进道: “…… (她) 为何在这里?”燕青道: “岂不闻 ‘鹁鸽子旺边飞。” 乐和笑道: “还好,若飞到北边去,怎处?” 燕青道: “……这贱人沐了太上皇恩波,不思量收拾门头,还在这里寻欢卖笑,睬他怎的?”柴进道: “多少巨族世家,受朝廷几多深恩厚泽,一遇变故,便改辕易辙,颂德称功,依然气昂昂为佐命之臣;何况这样烟花贱妇,却要他苦志守节,真是宋头巾!”
是呵,辽邦国破,殉国大臣十余人,徽、钦二帝北狩,大臣中却只有个侍郎李若水死节,多少文武,巨族世家 “鹁鸽子”似的向北边飞去。堂堂 “纡青拖紫,策坚乘肥”,竟连李师师这个“烟花贱妇”也不如,岂不痛哉! 从作者的这无穷的寄慨之中,我们难道体味不出这位遗民的离黍之情?表面上,作者写的是金人的入寇暴行,字里行间又无处不透露着这位遗民对清兵残暴的愤怒的控诉。
说到这里,我们大约该明白 《水浒后传》之所以赢得各阶层读者赞许的原因了! 中华民族有着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信念――他们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正是爱国这一点,统一着人们对《水浒后传》 一书的整体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是市民的书,它反映市民的情趣,“为市井细民写心”(参拙著《水浒新议》),而《水浒后传》则是一部正统儒者的书,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正统儒士的理想意愿,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炽热情感,一种对国土沦丧的悲愤情绪。
《水浒》的作者,对农村的生活无疑是隔膜的,他没有能真正反映农村中农民和地主、渔民和渔霸的矛盾和斗争,揭露的多是一些泼皮暴发户如西门庆、牛二、张保、毛太公等对弱者、善良人的欺凌。要说真正反映当时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斗争,揭露渔霸对渔民盘剥的卑劣手段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后传》倒是要较“前传”深刻多多。《后传》第九回 “巴山蛇截湖徵重税”,第十回“黑吏赔钱受辱,豪绅敛贿倾家”,写巴山蛇丁自燮勾结常州太守吕志球,颁发告示将大半个太湖划作丁家的放生湖,渔民入湖打鱼,须领丁家的字号水牌,若打得鱼,丁家要分一半。最后连不过界的小渔船打得鱼也要与丁家平分。一个三万六千顷的笠泽湖,竟变作了丁家的养鱼池。这不是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写照么?征方腊后,不愿回朝受赏,诈中风疾的李俊及童家兄弟,恰隐居于太湖,靠打鱼起息为生,如何能咽下这口闷气,思量为民除害,却反遭官府监禁,这才闹出了乐和设计惩治巴山蛇和吕志球。正是在反官府渔霸的斗争描写中,陈忱歌颂了英雄们嫉恶如仇的高贵品格和斗争精神,“前传”中却没有这种场面的描写。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次斗争的目标和结局作了这样的描述:
乐和(对丁自燮)道:“你做官贪的赃与平日诈人的财物共有几多?尽数说出来,若隐藏一些儿,就剁做十几段!” 丁自燮道: “不多,约有十余万两,有簿籍登记,不敢隐匿。” 乐和道: “我们不要分毫。今年歉收,百姓完纳不起国课,把这项银子入了官,代阖郡作了秋粮。”叫搬出来摆在厅上。乐和道:“吕太守,你唤书吏写下百来张告示,各处张挂,说了自燮代纳秋粮之故。”就叫书吏纳纸领状,吕太守用印签押。“这是一件了。”又问道:“你仓中有多少米谷?”丁自燮道:“有三千多斛。”乐和道:“可唤附近居民并备佃户来,你毕竟一向刻剥他们,分散与他。这是二件了。第三件: 太湖不许霸占假做放生湖,大小渔船抽过的税都要加倍还他。你今要改进自新,若再不悛,早要早取,晚要晚取,决放不过了!”丁自燮又磕头致谢。乐和道: “吕太守,你回去也要改过做好官,爱惜百姓,上报朝廷,若蹈前辙,亦不轻恕!你两个送我们回船” ……
《水浒》中梁山泊上的好汉似未想到过做这样的直接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细一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对处理这类事,两传中英雄的手段也不同:“那丁自燮是第二个黄文炳”,可是黄文炳一家老幼四十几口皆被杀,而丁自燮却留得了性命;黄文炳的家财被英雄们悉数装载运上了梁山; 丁自燮的家财,英雄们都“替贫民纳了秋粮,分给佃户,赔还鱼税。”这不同的处理,十分明显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不同,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士,不能不讲仁,“滥杀” 则非仁。“前传” 中李逵举起板斧排头砍去的做法,陈忱显然是不赞成的,人肉馒头的描写在 《后传》中也决不会出现。《后传》中这样详写乐和处分丁自燮、吕志球,也分明曲折地体现着儒家的那种轻徭薄赋思想。当然,一纸空文,两句轻诺,所值几何?很难相信丁、吕这样的贪奸狠毒小人,在利刃离开脖子后会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陈忱未免太书生气。前传作者对这批人本质的认识,无疑要比陈忱深刻。实际上,乐和自己对此也已表示怀疑,怕丁自燮、吕志球报复,安身不得,这才收拾家资,渡海占了金鳌岛。占了金鳌之后,李俊在安民、赏米、抚老之余,立刻令乐和颁下律令:“杀人者偿命,奸盗杖七十,钱粮行什一之法”,颇有点象刘邦进了咸阳的情形。钱粮行什一之法,正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小说最后一回写李俊做了国王,正式受了宋王朝的 “册封”,分封百官后,又订出若干巩固政权的措施,“建立宣圣文庙,开设学校、春秋二祭……选臣民俊秀子弟入监读书”便是一条。还制定“礼仪衣冠制度”,按儒家经典“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训示,正夫妇之伦,选定国母,与众将士完婚; 同时外结高丽为兄弟之邦,以御强倭,内兴礼乐,君臣一气,以期建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君臣同鱼水之欢,男女有及时之乐”那样的似“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这也是一个正统儒者理想中的文明礼乐世界。作为市民之书的“前传”,当然不会有这种思想,它希望的只是山寨之中无论帝子神孙、屠儿猎户,皆兄弟相似,千里面能朝夕相见那样的平等交通的社会。这也是《后传》在思想上异于“前传”的一个地方。
陈忱在盛赞《水浒传》的同时,对于自己的这部《后传》,也曾颇为得意地说它 “有高于‘前传’处”,“并有胜‘前传’处”,这倒也并非过誉之辞。《后传》确有不少章节写得精采动人; 几个主要人物则不仅保持了 “前传” 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且又有长足的发展,较之“前传”更为丰满,形象也更为深刻。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曾举出本书的四件大事: 一是“救驾立功,开基创业”; 二是“流贬诛戮”“六贼”;三是“草野孤臣重围冒险”,“献黄柑青子”; 四是故使奸吏劣绅“倾倒宦囊,倍偿民利”。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中,对于前三件事有过这样的评述:“《后传》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处处都是借题发泄著者的亡国隐痛”;牡蛎滩救驾“这一段故事,全是虚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来表现他内心的希望”;黄柑青子之献“一大段文章,真当得 ‘哀艳’ 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 “中牟县除奸” 一段文章写得 “庄严沉痛”,“在第二流小说里是绝无仅有的。”这评价确十分得当。而第四件事中的重点章节“巴山蛇截湖征重税”,“墨吏赔钱受辱,豪绅敛贿倾家”,反映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也是古小说中罕见的。梁山泊中未死的英雄如 “辐辏联合”,一一归于海国,“前传” 中未了的好汉如王进、扈成、栾廷玉也与水泊英雄联合起来,寻了个好归宿,这样的艺术构思,正弥补了 “前传”的某些不足: 扈三娘一家被杀,而自己却归了梁山,做了矮脚虎王英的妻子,成了梁山的一员坚定的女将,这种转变,不能不说是相当突兀。金圣叹的“女生向外”说显然是弥补不了这个漏洞的。大约正是看到了这种不足,《后传》写扈成在梁山英雄的帮助下,夺回了辛苦贸易得来的财物,亲身体会到梁山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子”,从而改变对梁山英雄为“亡命反寇”的看法,上了登云山,且劝说栾廷玉入了伙,性格的发展便自然得多。作者似乎也在暗示,扈三娘之所以不记家仇,成了梁山一员坚定的女将,大约正是认识了梁山英雄本质的结果。
还要作点分析的是燕青、乐和这两个人物,这确是《后传》中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不仅保持了各自在《水浒》 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
在 “前传” 中,燕青已经是一个写得相当出色,也颇为重要的人物。他忠于主: 身遭贾氏之诬而不见信于主人,却无丝毫的怨尤,在卢俊义遭难时,依然舍身相救。他敏于事: 京师中通过李师师打通道君皇帝的关节,终于促成了招安。他识时务、慎于行:征方腊后,独能看出尚未出现的悲剧结局,“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飘然身退。这是个有性格的人,却不是个有美好性格的人,要言之,不过是个忠实机敏的奴仆。在《后传》中燕青依然有忠、敏、慎三大性格特点,形象却高大得多了。这个燕青一闻宋公明和卢俊义被奸臣所害,即到卢州卢俊义坟前哭奠,又到楚州宋江墓上祭祀; 当他得知卢二安人母女被开封府官员押往金营追比,要勒 八百两银子,纳不起便要被卖作奴婢、娼妓时,即倾家中所有,凑足银两,赶往驼牟冈赎取。差吏又要勒取三百两常例,他又托戴宗连夜赶往饮马川山寨去取,终于赎出了卢二安人母女。还是这个燕青,假扮金国通事,同杨林在“刀枪密密,戈戟重重” 的金营之中朝见道君皇帝,献上黄柑青子,寓苦尽甘来之旨,复国驱虏之愿,使得“满朝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之徒相形见绌,惹得道君也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之中”、“普天仅见一忠臣”之叹,“朕失于简用”之悔。依然是救主,依然是面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情况不同,燕青这个形象的思想境界也大异。这个燕青身上没有了奴气,只有国破家亡的深深苦痛,眉宇间有的是一股置己身于不顾的英气。这个燕青也更见机敏了,他一眼就看出金人许放二帝回朝,不过是个骗局;他利用金人的一个“木夹”,扮作挞懒的承局,巧妙地从刘豫的屠刀下救出了关胜,又冒着生命危险,再次深入虎穴,救出了关胜的家小;还是他,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之时,主张饮马川合寨人马,投奔抗金名将宗泽,以佐中兴。中牟县遇见蔡京、童贯、高俅等,又是他策划了一个“盛宴”,惩处了奸佞,让普天下之人申了口闷气;到后来暹逻辅佐李俊立基,牡蛎滩力主救驾等等,几乎每一件重要事业都是这个燕青做谋主。其机敏权变,其重要性,都已不是“前传” 中那个燕青所能比拟。
乐和的形象性格,也有很大的发展提高,在“前传”中,我们只看到他的聪敏伶俐,而在《后传》中,他却进而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他巧算计,用蒙汗酒放倒了汪五狗和两个养娘,从奸滑狠毒的郭京、王宣慰设置的樊笼中救出了花荣的夫人,妹子和公子; 他导演了与渔霸巴山蛇和贪官吕志球的一场斗争,并引导了斗争走向胜利; 他佐李俊占了金鳌岛,又深入暹逻国都,促成了花公子与玉芝公主的婚事,使得这支漂流异乡的队伍在海外站稳了脚跟。这个乐和几成了 “前传”中 “智多星”吴用式的人物了。
燕青、乐和,还有阮小七、樊瑞、李应、杜兴等人物形象,决不象某些续书中的人物那样,只是前书人物的翻版; 整个《后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决不只是“前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重复,而是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再现。为什么《水浒后传》能有其它续书所难于达到的成就,能有其它续书所难以企及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水浒后传序》透露了个中的奥秘:
嗟呼,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假此残局而著成之也。
因为这不是无聊的游戏之作,这是一个历经坎坷,有感于世的人,用心血和泪水写出来的文字。就是立国海外的结局,也非纯然乌托帮的虚拟,远而言之,是唐人传奇《虬髯公传》的启迪,近而言之,则是对借台湾开展反清复明斗争的郑成功政权的影射,寓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蕴。
当然,从整体来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的成就,与《水浒传》相比,应该说《后传》还是逊色得多,其原因何在? 作者自己的话也很能说明问题:
《后传》 有难于 “前传” 处: “前传” 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辞,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
按谱填辞,让生活和作者自己的感情服从前书的框框套套,不是顺着生活的轨迹,自己的感情去抒写,高高低低,皆须按着前书的情节人物去临摹,囿于前书所写的内容来决定增删,当然很难写好。这是续书多不如前传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一看《水浒后传》写得相当精彩的斗巴山蛇,献黄柑青子,中牟县除奸等等章节,无不是脱却了“前传”的框套束缚,直接描绘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摹写自己真实内心的结果。 （编辑：moyuzhai）
书接《水浒》百二十回,叙未死的梁山英雄李俊、阮小七等被逼再次聚义,反对贪官污吏、恶霸土豪,抗击入寇的金兵,最后立基海外的故事。
经历了造反以后的宋江一百零八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在古人那里是一个极其严肃复杂,颇费斟酌思量,难于一言回答的敏感问题。金圣叹就很是矛盾,也十分谨慎。他一方面认为,水泊英雄“初非生而为盗”者,只因“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这才 “无端入草”。而且,原其端,实还是 “罪在朕躬”,故其情可宥,天子不能 “既陷之”,又“刑之”,应“大开迁善之门”,出 “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于汤火; 另一方面,他又耽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故认为君子“必廑履霜为冰之惧”,不废“百世不改”之法,而“大正其罪”,此则其理。既然杀显得少恩,不近乎情;赦,显得无法,不合乎理。恩情与法理产生了矛盾,于是不得不折衷,其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断尾巴蜻蜓”加一个“惊恶梦”。在金圣叹看来,这既可顾全“法”与“理”,戒乎未为盗者,又不失恩与情――因为毕竟只是在梦中问斩,恩法、情理得到了统一。金圣叹确实煞费苦心,可惜人多不能理解。俞万春则认为宋江等人是大奸大恶,不配“受招安”,只能“擒拿正法”,否则便会坏人心术,便会贻害无穷。于是他抓住金圣叹主张 “大正其罪” 的一面,在《荡寇志》里,顺着金圣叹制造的“惊恶梦”的情节,编述了一个陈希真、陈丽卿父女把梁山英雄斩尽杀绝的故事,在金圣叹那里尚是梦幻的描写,变成了活生生的艺术现实。青莲室主人却不满于梁山英雄结局的悲凉,凄惨,认为那是宋江“懦弱没主见”受招安,“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于是,在《后水浒传》中创造了一个宋江、卢俊义等转生为杨么、王摩辈“复聚异世”的故事,让他们再举义旗,报仇雪恨,最后在敌人的包围中隐入轩辕井里,以避免其招安遇害或在战场上惨遭杀戮的悲剧。
陈忱也是个《水浒》悲剧结局的不满者,他的不满却不同于金圣叹,更不同于俞万春。他酣畅淋漓,热情洋溢地赞颂梁山英雄,认为“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为了突出这一点,他借昔日张顺部下的一名喽 许义的口说: “宋大王真是好人,待我们如手足一般。”又借道君皇帝之口说“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宿太尉道: “义士们忠义之心,替天行道,真是人中豪杰!”甚至借全家被水泊英雄,斩杀殆尽的扈成的口说: “……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的男子,疏财重义,路见不平,无一点苟且之心,为着朋友死生不顾。”对待梁山英雄,陈忱比之青莲室主人,甚至比之施耐庵、罗贯中似乎还要钟爱几分。他对《水浒》英雄上梁山的原因揭示得比《后水浒》甚至是《水浒》本传还要直截。他说,道君“偏用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排摈正人,剥削百姓”,“造艮岳,采花石纲”,“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所做的 “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怎能不使天下汹汹。他又说“蔡京若不受贿赂,梁中书也不寻十万贯金珠进献生辰纲,以致豪杰们道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劫了去上梁山; 高俅不纵侄儿强奸良家妇女,也不致把林武师逼上梁山泊; 不因受了进润,批坏花石纲,杨统制也不上梁山泊……”但是《水浒》本传过去一再遭人唾骂,一再遭禁,《后水浒》被人目为 “邪污之谈”,而 《水浒后传》却能 “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快意舒怀”,连认为《水浒》“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的蔡元放也啧啧称颂,骂《后水浒传》是 “邪污之谈” 的刘廷玑尚以为其 “不失忠君爱国之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
说奇怪,其实也并不怪。从 《水浒》的角度说,陈忱是个评论家; 就 《水浒后传》而言,他又是个作家。他生当明末清初的乱世,目睹了清军南侵的种种暴行,友好也多是民族气节很强的人,他自己又“究心经史”,是个正统的儒者。变乱的现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晚年生活,以致于使他“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客观现实刺激着他,《水浒》这部作品也影响着他的自我。受着这双重刺激的他,十分自然地部分改变着对明末清初社会和 《水浒》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北宋末年社会的认识,惊异地发现他们之间的惊人相似。这双重的刺激竟然使得陈忱从《水浒》 中看出,它其实是一部反映民族爱国思想的巨著。《水浒》中征辽的情节与陈忱的亡国之慨,对故明的眷念之情产生了共鸣,以致于掩盖或冲淡了其它思想内容对他的刺激,抑或是他有意不去理会其它的思想内容。他曾用 “愤书”二字来概括《水浒》的思想内核。所愤虽多,在陈忱看来,主要则是愤宋之失国。他说:“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故“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这一部《水浒后传》实际也就是陈忱这明遗民自己的愤书。他在愤明之失国,所有对《水浒》的议论,不过是假他人之酒杯浇胸中块垒而已。因此,《水浒后传》虽说是《水浒》的续书,而思想内容的重心,却发生了巨大的偏移。《水浒》重在反映官逼民反,而《水浒后传》却是把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作为全书的中心。阮小七凭吊梁山泊,杀死张干办; 李俊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是《水浒后传》英雄重新举起义旗的两个发端性事件。起事的原因虽然是因奸因霸,与《水浒》的主旨差近,但斗争的整个过程却交织着反抗金兵的内容,而且是在抗金斗争中逐渐形成高潮。民族斗争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反奸反霸的斗争,作者也把它与反对卖国求荣的斗争联系起来。为阮小七所杀的张干办是蔡京的亲信;而毛豸则是杨戡的僚属,杨戡又是杨戬的兄弟; 冯舍人是冯彪的儿子,冯彪又是童贯的心腹; 王宣尉是王黼的大公子; 巴山蛇曾拜在蔡京门下,汪豹也因 ”报在蔡京门下” 才做了御营指挥使: 一个鲜明的与 《水浒》不同的特点是,地方上的奸霸皆与朝廷大臣中的 “六贼” 沆瀣一气,且大多是通敌叛国的国贼: 李良嗣串通童贯献“远交近攻”之计,“通连金国,夹攻辽国”,以致强邻生衅;王豹在金人进攻的紧要关头,献了黄河刘扬渡口,引十万金兵渡河; 郭京投降金人,做了知县。就是这帮爪牙的后台蔡京等六贼,也多与金人相通。《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困汴京奸臣远窜”,陈忱有意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勇士王铁杖接受开封府尹的暗令,至驿站刺杀王黼,杨戬,梁师成,只见:
王黼笑道:“实不瞒二位先生说,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没喝说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掳二帝北去,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捻着白须,笑吟吟的道:“安知我三人不在议立之中?不消几日,便有好音。”杨戬、梁师成听了,喜动颜色,称赞道: “王老先生真有旋转乾坤手段! 若然事成,我二人当尽辅佐。” 王黼道: “富贵共之,不必多言,恐有泄漏。” 于是开怀畅饮。
直接暴露了六贼卖国求荣的嘴脸。因此我们不妨说《后传》的反奸反霸斗争,实际上都罩上了一种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斗争的色彩。一部 《水浒后传》 凡四十回,从第十九回“纳平州王黼招兵”开始到第三十回“同泛海群雄辟地”,作者接连用了整整十二回篇幅,直接反映金兵奸杀掳掠的暴行,歌颂英雄们奋起抗战的斗争,抒写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到后来,牡蛎滩救驾,宿太尉海国封王,众英雄临安访旧等等,也无不在体现这个主题。就拿临安访旧来说吧,作者在描绘当日临安“十里红楼,一窝风月”的繁盛景象后,直抒胸臆道: “所以‘山外青山楼外楼’ 这首诗,讥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偷安逸乐,不思量重到汴京恢复疆土,故云 ‘直把杭州作汴州’ 也”。又写了个李师师临安卖笑的故事,借题发挥:
柴进道: “…… (她) 为何在这里?”燕青道: “岂不闻 ‘鹁鸽子旺边飞。” 乐和笑道: “还好,若飞到北边去,怎处?” 燕青道: “……这贱人沐了太上皇恩波,不思量收拾门头,还在这里寻欢卖笑,睬他怎的?”柴进道: “多少巨族世家,受朝廷几多深恩厚泽,一遇变故,便改辕易辙,颂德称功,依然气昂昂为佐命之臣;何况这样烟花贱妇,却要他苦志守节,真是宋头巾!”
是呵,辽邦国破,殉国大臣十余人,徽、钦二帝北狩,大臣中却只有个侍郎李若水死节,多少文武,巨族世家 “鹁鸽子”似的向北边飞去。堂堂 “纡青拖紫,策坚乘肥”,竟连李师师这个“烟花贱妇”也不如,岂不痛哉! 从作者的这无穷的寄慨之中,我们难道体味不出这位遗民的离黍之情?表面上,作者写的是金人的入寇暴行,字里行间又无处不透露着这位遗民对清兵残暴的愤怒的控诉。
说到这里,我们大约该明白 《水浒后传》之所以赢得各阶层读者赞许的原因了! 中华民族有着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信念――他们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正是爱国这一点,统一着人们对《水浒后传》 一书的整体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是市民的书,它反映市民的情趣,“为市井细民写心”(参拙著《水浒新议》),而《水浒后传》则是一部正统儒者的书,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正统儒士的理想意愿,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炽热情感,一种对国土沦丧的悲愤情绪。
《水浒》的作者,对农村的生活无疑是隔膜的,他没有能真正反映农村中农民和地主、渔民和渔霸的矛盾和斗争,揭露的多是一些泼皮暴发户如西门庆、牛二、张保、毛太公等对弱者、善良人的欺凌。要说真正反映当时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斗争,揭露渔霸对渔民盘剥的卑劣手段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后传》倒是要较“前传”深刻多多。《后传》第九回 “巴山蛇截湖徵重税”,第十回“黑吏赔钱受辱,豪绅敛贿倾家”,写巴山蛇丁自燮勾结常州太守吕志球,颁发告示将大半个太湖划作丁家的放生湖,渔民入湖打鱼,须领丁家的字号水牌,若打得鱼,丁家要分一半。最后连不过界的小渔船打得鱼也要与丁家平分。一个三万六千顷的笠泽湖,竟变作了丁家的养鱼池。这不是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写照么?征方腊后,不愿回朝受赏,诈中风疾的李俊及童家兄弟,恰隐居于太湖,靠打鱼起息为生,如何能咽下这口闷气,思量为民除害,却反遭官府监禁,这才闹出了乐和设计惩治巴山蛇和吕志球。正是在反官府渔霸的斗争描写中,陈忱歌颂了英雄们嫉恶如仇的高贵品格和斗争精神,“前传”中却没有这种场面的描写。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次斗争的目标和结局作了这样的描述:
乐和(对丁自燮)道:“你做官贪的赃与平日诈人的财物共有几多?尽数说出来,若隐藏一些儿,就剁做十几段!” 丁自燮道: “不多,约有十余万两,有簿籍登记,不敢隐匿。” 乐和道: “我们不要分毫。今年歉收,百姓完纳不起国课,把这项银子入了官,代阖郡作了秋粮。”叫搬出来摆在厅上。乐和道:“吕太守,你唤书吏写下百来张告示,各处张挂,说了自燮代纳秋粮之故。”就叫书吏纳纸领状,吕太守用印签押。“这是一件了。”又问道:“你仓中有多少米谷?”丁自燮道:“有三千多斛。”乐和道:“可唤附近居民并备佃户来,你毕竟一向刻剥他们,分散与他。这是二件了。第三件: 太湖不许霸占假做放生湖,大小渔船抽过的税都要加倍还他。你今要改进自新,若再不悛,早要早取,晚要晚取,决放不过了!”丁自燮又磕头致谢。乐和道: “吕太守,你回去也要改过做好官,爱惜百姓,上报朝廷,若蹈前辙,亦不轻恕!你两个送我们回船” ……
《水浒》中梁山泊上的好汉似未想到过做这样的直接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细一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对处理这类事,两传中英雄的手段也不同:“那丁自燮是第二个黄文炳”,可是黄文炳一家老幼四十几口皆被杀,而丁自燮却留得了性命;黄文炳的家财被英雄们悉数装载运上了梁山; 丁自燮的家财,英雄们都“替贫民纳了秋粮,分给佃户,赔还鱼税。”这不同的处理,十分明显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不同,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士,不能不讲仁,“滥杀” 则非仁。“前传” 中李逵举起板斧排头砍去的做法,陈忱显然是不赞成的,人肉馒头的描写在 《后传》中也决不会出现。《后传》中这样详写乐和处分丁自燮、吕志球,也分明曲折地体现着儒家的那种轻徭薄赋思想。当然,一纸空文,两句轻诺,所值几何?很难相信丁、吕这样的贪奸狠毒小人,在利刃离开脖子后会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陈忱未免太书生气。前传作者对这批人本质的认识,无疑要比陈忱深刻。实际上,乐和自己对此也已表示怀疑,怕丁自燮、吕志球报复,安身不得,这才收拾家资,渡海占了金鳌岛。占了金鳌之后,李俊在安民、赏米、抚老之余,立刻令乐和颁下律令:“杀人者偿命,奸盗杖七十,钱粮行什一之法”,颇有点象刘邦进了咸阳的情形。钱粮行什一之法,正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小说最后一回写李俊做了国王,正式受了宋王朝的 “册封”,分封百官后,又订出若干巩固政权的措施,“建立宣圣文庙,开设学校、春秋二祭……选臣民俊秀子弟入监读书”便是一条。还制定“礼仪衣冠制度”,按儒家经典“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训示,正夫妇之伦,选定国母,与众将士完婚; 同时外结高丽为兄弟之邦,以御强倭,内兴礼乐,君臣一气,以期建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君臣同鱼水之欢,男女有及时之乐”那样的似“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这也是一个正统儒者理想中的文明礼乐世界。作为市民之书的“前传”,当然不会有这种思想,它希望的只是山寨之中无论帝子神孙、屠儿猎户,皆兄弟相似,千里面能朝夕相见那样的平等交通的社会。这也是《后传》在思想上异于“前传”的一个地方。
陈忱在盛赞《水浒传》的同时,对于自己的这部《后传》,也曾颇为得意地说它 “有高于‘前传’处”,“并有胜‘前传’处”,这倒也并非过誉之辞。《后传》确有不少章节写得精采动人; 几个主要人物则不仅保持了 “前传” 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且又有长足的发展,较之“前传”更为丰满,形象也更为深刻。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曾举出本书的四件大事: 一是“救驾立功,开基创业”; 二是“流贬诛戮”“六贼”;三是“草野孤臣重围冒险”,“献黄柑青子”; 四是故使奸吏劣绅“倾倒宦囊,倍偿民利”。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中,对于前三件事有过这样的评述:“《后传》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处处都是借题发泄著者的亡国隐痛”;牡蛎滩救驾“这一段故事,全是虚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来表现他内心的希望”;黄柑青子之献“一大段文章,真当得 ‘哀艳’ 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 “中牟县除奸” 一段文章写得 “庄严沉痛”,“在第二流小说里是绝无仅有的。”这评价确十分得当。而第四件事中的重点章节“巴山蛇截湖征重税”,“墨吏赔钱受辱,豪绅敛贿倾家”,反映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也是古小说中罕见的。梁山泊中未死的英雄如 “辐辏联合”,一一归于海国,“前传” 中未了的好汉如王进、扈成、栾廷玉也与水泊英雄联合起来,寻了个好归宿,这样的艺术构思,正弥补了 “前传”的某些不足: 扈三娘一家被杀,而自己却归了梁山,做了矮脚虎王英的妻子,成了梁山的一员坚定的女将,这种转变,不能不说是相当突兀。金圣叹的“女生向外”说显然是弥补不了这个漏洞的。大约正是看到了这种不足,《后传》写扈成在梁山英雄的帮助下,夺回了辛苦贸易得来的财物,亲身体会到梁山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子”,从而改变对梁山英雄为“亡命反寇”的看法,上了登云山,且劝说栾廷玉入了伙,性格的发展便自然得多。作者似乎也在暗示,扈三娘之所以不记家仇,成了梁山一员坚定的女将,大约正是认识了梁山英雄本质的结果。
还要作点分析的是燕青、乐和这两个人物,这确是《后传》中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不仅保持了各自在《水浒》 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
在 “前传” 中,燕青已经是一个写得相当出色,也颇为重要的人物。他忠于主: 身遭贾氏之诬而不见信于主人,却无丝毫的怨尤,在卢俊义遭难时,依然舍身相救。他敏于事: 京师中通过李师师打通道君皇帝的关节,终于促成了招安。他识时务、慎于行:征方腊后,独能看出尚未出现的悲剧结局,“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飘然身退。这是个有性格的人,却不是个有美好性格的人,要言之,不过是个忠实机敏的奴仆。在《后传》中燕青依然有忠、敏、慎三大性格特点,形象却高大得多了。这个燕青一闻宋公明和卢俊义被奸臣所害,即到卢州卢俊义坟前哭奠,又到楚州宋江墓上祭祀; 当他得知卢二安人母女被开封府官员押往金营追比,要勒 八百两银子,纳不起便要被卖作奴婢、娼妓时,即倾家中所有,凑足银两,赶往驼牟冈赎取。差吏又要勒取三百两常例,他又托戴宗连夜赶往饮马川山寨去取,终于赎出了卢二安人母女。还是这个燕青,假扮金国通事,同杨林在“刀枪密密,戈戟重重” 的金营之中朝见道君皇帝,献上黄柑青子,寓苦尽甘来之旨,复国驱虏之愿,使得“满朝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之徒相形见绌,惹得道君也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之中”、“普天仅见一忠臣”之叹,“朕失于简用”之悔。依然是救主,依然是面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情况不同,燕青这个形象的思想境界也大异。这个燕青身上没有了奴气,只有国破家亡的深深苦痛,眉宇间有的是一股置己身于不顾的英气。这个燕青也更见机敏了,他一眼就看出金人许放二帝回朝,不过是个骗局;他利用金人的一个“木夹”,扮作挞懒的承局,巧妙地从刘豫的屠刀下救出了关胜,又冒着生命危险,再次深入虎穴,救出了关胜的家小;还是他,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之时,主张饮马川合寨人马,投奔抗金名将宗泽,以佐中兴。中牟县遇见蔡京、童贯、高俅等,又是他策划了一个“盛宴”,惩处了奸佞,让普天下之人申了口闷气;到后来暹逻辅佐李俊立基,牡蛎滩力主救驾等等,几乎每一件重要事业都是这个燕青做谋主。其机敏权变,其重要性,都已不是“前传” 中那个燕青所能比拟。
乐和的形象性格,也有很大的发展提高,在“前传”中,我们只看到他的聪敏伶俐,而在《后传》中,他却进而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他巧算计,用蒙汗酒放倒了汪五狗和两个养娘,从奸滑狠毒的郭京、王宣慰设置的樊笼中救出了花荣的夫人,妹子和公子; 他导演了与渔霸巴山蛇和贪官吕志球的一场斗争,并引导了斗争走向胜利; 他佐李俊占了金鳌岛,又深入暹逻国都,促成了花公子与玉芝公主的婚事,使得这支漂流异乡的队伍在海外站稳了脚跟。这个乐和几成了 “前传”中 “智多星”吴用式的人物了。
燕青、乐和,还有阮小七、樊瑞、李应、杜兴等人物形象,决不象某些续书中的人物那样,只是前书人物的翻版; 整个《后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决不只是“前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重复,而是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再现。为什么《水浒后传》能有其它续书所难于达到的成就,能有其它续书所难以企及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水浒后传序》透露了个中的奥秘:
嗟呼,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假此残局而著成之也。
因为这不是无聊的游戏之作,这是一个历经坎坷,有感于世的人,用心血和泪水写出来的文字。就是立国海外的结局,也非纯然乌托帮的虚拟,远而言之,是唐人传奇《虬髯公传》的启迪,近而言之,则是对借台湾开展反清复明斗争的郑成功政权的影射,寓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蕴。
当然,从整体来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的成就,与《水浒传》相比,应该说《后传》还是逊色得多,其原因何在? 作者自己的话也很能说明问题:
《后传》 有难于 “前传” 处: “前传” 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辞,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
按谱填辞,让生活和作者自己的感情服从前书的框框套套,不是顺着生活的轨迹,自己的感情去抒写,高高低低,皆须按着前书的情节人物去临摹,囿于前书所写的内容来决定增删,当然很难写好。这是续书多不如前传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一看《水浒后传》写得相当精彩的斗巴山蛇,献黄柑青子,中牟县除奸等等章节,无不是脱却了“前传”的框套束缚,直接描绘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摹写自己真实内心的结果。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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