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钟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明末于鳞著,隆武年间刻行,共十六回,为十六篇短篇小说全集。现存一至八回和十三、十四回,分别刊载于《古本平话小说集》、《明清平话小说集》、《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
从现存的十回来看,《清夜钟》的主意、取材、情节、视角、语言等诸方面,都有特色,在小说发展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先谈立意求高。宋、明的白话短篇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中国小说史略》)。明代作家自己也认为他们的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陇西可一居士序》)。鲁迅意指宋明的短篇小说主旨是“娱心”,在娱乐中受“训喻”,娱乐是主,训诫是宾,后来主宾颠倒,立意反而低了,甚至搞得或深奥晦涩,或华而不实,就近乎文字游戏,更有失主旨。这些意见很有启发。即使从积极方面说,作家过分专注于作品的训诫作用,就不自觉地陷入浅薄的 “功利主义”,恰恰是进入了 “误区”。于鳞不是这样,从其别号薇国主人、江南不易客,也可知他别有怀抱。“薇”该是伯夷、叔齐的首阳之 “薇”,寓不同流俗之意,且还 “不易”,可见非泛泛之念。他在《清夜钟》序文中也说: “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谭说法,得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 ‘清夜钟’,”足证他创作时的立意求高。笔者以为,序文中的“偶”,说明不是为显藻绘博虚名;借谐谭唤省奸回,惊回顽薄,是深明主宾之道,充分认识娱乐作用(谐谭)的。这个高层次的立意,从小说中更可看出。《侦人片言获伎,圉夫一语得官》一回,写王威宁破敌安邦,虽 “人品不无可议”,但 “用人从谏,信赏必罚”,敢于破格,“千户”得用,“马夫”能进,才得有功封“伯”,此回结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权臣在内,大将怎样才能立功在外?于鳞的答案是要善于“和衷”;不引发权臣对己之忌恨而致谗害; 不要“趋附”,与权奸勾结,误国害贤。这一点就是封建社会奉为楷模的诸葛亮、姜维也做不到,因而他们总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番立意,分明高于他人。文中述及的“畿省村落,唯是颓垣败壁,剃发横尸,谁是民社之官?”“白衣女子”陈巧等,可知正如路工先生所指出的,该篇是影射吴三桂“引狼入室”的卑贱行为的,这“宣扬爱国思想,号召抵抗清兵侵略”的立意就更高了。《狂言竟至杀身,坚忍终伸大怨》 回则提出妇女的 “圆变”“智谋”是 “何等力量,较烈烈一死,似进一筹”,远高于 “贞妇贵殉夫”。立意高还表现在分析事理 (诰诫) 时,不是简单的宣扬道德信条,而是注意到因果的诸方面,很有辩证精神,如 《群贤力扶弱主,良宦术制强奴》回,写一豪奴欺主,最终失败。作者不仅议论豪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进一步指出“这也是宦宅大家凌轹小户时唯恐其不狠,不图惯了,便及于主人也”。这就是说,豪奴――官宦们豢养的鹰犬,其实是一把“两面锋刃”会伤人,但弄不好也伤自己。豪奴凌主的咎由自取论,是高出一般的。
其次谈取材求近。《清夜钟》在取材上继承了 “三言两拍”的 “述市井间”自己近身之事的优良传统,如《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挺刃终除 悍,皇纶特鉴孝衷》、《狂言竟至杀身,坚忍终伸大怨》都是写当时现实社会家庭生活的,写了夫妻、妻妾、婆媳、父子、母子、兄弟、妯娌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明争暗斗,“象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再如前举的《群贤力扶弱主》篇,写豪奴侵吞主人家资田产等等,都是当时社会上发生在作者周围的事情,这种就近取材,就可避免鲁迅所批评《醒世恒言》多取材晋唐小说,“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中国小说史略》) 的不足。然而《清夜钟》取材上给后人更大的启发则在取时事入小说,取朝廷、国家大事入小说。一般说来,小说家有感时政凌夷,欲形诸笔墨,则常采取借古讽今手法,借古代题材写今人行为。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要经过历史的洗礼和沉淀才易于把握,才不招致灾祸。所以,当代题材往往隔代以后才会进入小说家笔下,如要很快将目前关系国家兴亡的题材径直写入小说,就更需要作家非凡的才艺胆略和责任感。《清夜钟》在这点上更引人注目。《神师三致提撕,总漕一死不免》、《侦人片言获伎,圉夫一语得官》、《贞臣慷慨杀身,烈妇从容就义》、《少卿痴肠惹祸,相国借题害人》就分别写了李自成攻占明中都凤阳,总漕杨一鹏获罪被杀;“京畿之十余城,破如弹指”,吴三桂引狼入室;熊文灿、杨嗣昌、孙传庭等的败亡,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 弘光小朝廷借假太子事杀害忠良: 这些可以说是发生在作者眼前家国仇、民族恨的最尖锐的题材了。作者能立即将最高统治者的政事写成小说,寓兴亡之恨,并在当时印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刻印问世,实在难能可贵。这无疑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谈情节求变。古典小说就宋元平话来说,其情节有时较简单,叙述一个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 有时又强调非奇不传,有传必奇,追求情节的巧合、离奇以招徕听众。入明以来,情节求曲折变化,“无巧不成书”几乎成为通则,“三言两拍”里的故事,几乎篇篇都曲曲折折,常使人感叹“意料之外”而缺乏“情理之中”,尤其是“人不够,神仙凑”或巧合过多的作品,读过后常使人产生失真感,容易败坏读者的兴致,无形中降低了小说的价值。细读《清夜钟》,感到其情节有其特色,以《小孝廉再登第,大砚生终报恩》回来说,写两个考生的纠葛,情节曲曲折折。小孝廉很有才华,大砚生无才,在考场内,小孝廉先做好,他不是只顾自己中,而是去看看大砚生,将自己写的文章给大砚生看,这是一曲;大砚生不是自己受启发写自己文章,而是径向小孝廉索取,且是强夺,这是二曲;小孝廉不仅不拒绝,还将未写出的也替他写出,这是三曲;大砚生中了,小孝廉未中,好心未得好报,有才未中,这是四曲; 大砚生说好要报答小孝廉的,可小孝廉去找他时他不认,这是五曲; 小孝廉很生气,别人也大抱不平,怂恿小孝廉报复揭发,小孝廉未从,这是六曲。直到小孝廉考中当了县官,大砚生当了代巡,由代巡请县官来见面,才又好起来,好到大砚生“中风而殁”。曲折虽多,但并无故作惊人之笔,而是依照生活的流程,人物的性格向前发展,自然地引人入胜,使人相信。曲折表现了“偶然”,表现了“巧合”,这种“偶然”和“巧合”,一是符合生活的复杂性,如考场中两人紧邻,小孝廉向大砚生出示自己考卷; 大砚生为代巡,巡到小孝廉的县治,朋友、家奴劝小孝廉采取报复措施,这些都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另一种是符合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小孝廉向大砚生出示考卷,以及将未写出的考题完成与大砚生,正是他才华横溢,颇为自负,以为自己“取青紫如拾芥”,而又体会到同年文思窘塞和落第难耐之苦的 “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心理。大砚生初发迹时拒不认小孝廉,正是他侥幸得中又深怕失去和招惹灾祸的心理,而后来两人成为 “通家”至好,也是生活安定,灾难消除,但心理上仍须求得平衡的反映,所以就使读者相信了。这种不以奇巧取胜,无大起大落,平淡中含巧思,巧思中显生活、显人物、寓哲理、存训诫,在《挺刃终除 悍,皇纶特鉴孝衷》、《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等回中也同样存在。这是《清夜钟》情节上的一大特色,“巧”、“曲”,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物性格逻辑。
又次,谈视角求多。平话小说的视角,以往常常只是说书人和书中人物两方面,两个角度,表示说书人的视角常用 “话说”、“却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来表示,而书中人物视角的转换则不甚注意,尤其是人物心理描写很少,因而显得单调,也不能很逼真地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清夜钟》在这方面是作了努力的。如《少卿痴肠惹祸,相国借题害人》篇视角就变化多次,开头楔子是说话人视角,下面谈到假太子事时就不断变化了。
“有一男子直到府中,自称太子,求见公主。”这是从假太子处着眼。
“皇帝察其形容不是”是从皇帝处着眼。又从“公主”、“内侍”、“百姓”、“袁贵妃”等处着眼,这些都是以旁观者眼中所见和推测所知来描述的。而下面重点写高梦箕送来的假太子事件则有不同。
一方面写高梦箕如何认可这位假太子,先是家人穆虎的看法,两个理由:一是这“太子”知道宫里各种事件; 二是气度语言不凡; 再从高梦箕的心态与“太子” 的对话来展示; 第三写高送“太子”去弘光处的心理和行动; 第四写“太子”到杭州,阁老等公卿对“太子”的辨识认定是假的;第五写弘光出御文华殿与阁老等的廷议;第六写锦衣卫捉审穆虎要追“主唆”,穆虎拒不承认;第七写假太子交出牵连高梦箕的信件; 第八写奉“圣旨”查抄高家; 第九写高和假太子对质,高并非有意蒙蔽圣上; 第十写弘光朝的昏官为了争权夺利,欲害高梦箕、左良玉等; 第十一写假太子在狱中自杀未遂; 第十二写百姓趁清兵来攻,暴动劫狱救出假太子,并尊之为帝; 第十三写假太子做了三日皇帝,为清兵俘虏,不知所终。这十三个场景,人物的变化就都不是“说书人”在旁的解释,而是各自独立的不同视角的组合录相,有时间,有地点,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对话,不同的心理,是作者采取鸟瞰式的全知视角,充分发挥想象力,“接隔世之面孔”,“出隔身之肺肝”,“与孤臣孽子蹙颊而攒眉”。换言之,即于鳞充分发挥了虚构的才能,而“想象”与“虚构”正是小说这一特定文学体裁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法宝。《清夜钟》运用得圆润成熟,这就为入清以后的小说开辟了新路,连文言笔记小说也受到影响,如 《聊斋志异》、《夜谈随录》等常可看到视角的不断转换,作家想象与虚构随处可见。
最后谈语言求趣。小说语言的成熟程度,标志小说发展的程度,尤其是文人,在创作小说时,无一不对语言下功夫。文人小说不同于说书人的底本,说书人的底本有的只是一些故事梗概,说书人在述说时“纷饰多词,妙绪泉涌”,他的底本未必“雅训”,而文人的作品则不同,一定会认真推敲,甚至“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看唐传奇就可知一二。当然,宋元话本有的还较为粗糙,明代的 “三言两拍”则成熟得多,继承了 《世说新语》及“唐宋传奇”的纯文人作品的优点,语言精炼、准确。细读《清夜钟》,可感知其语言有“三言二拍”一样的精炼准确; 加上它自己的注意追求趣味的创造性风格,例如:
1. 此奴我已了之矣。
2. 也把小的洒一洒与人。
3. 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
4. 纳粮亩亩在收租亩亩欠。
5. 低田足萍藻,高田满蒿莱。
6. 他忒阔得紧了。
7. 死人头边有活人,渐渐拨置来处他。
8. 也寻出府前慢吃肉团子、荤饭、鳝面的秀才二三十个来。
9. 如今官府专收些好打官司,出入衙门的做门生,名公专收得些一窍不通市棍铜臭作门生,他却不欲以人奴溷衣冠之列。
10. 儿子虽在学中,只有指搠他的,没个与他交好的。
这些是笔者信手摘自 《群贤力扶弱主,良宦术制强奴》回里的。前一句是说豪奴已被他杀死,第二句形容豪奴自己拿大头,对手下小恩小惠,“洒”这一动词可以比得上《孔乙己》里的排出几枚钱的“排”字;3、4、5句形容“兔子不拉屎”的荒田;6句表示豪奴陡然阔了;7句说也有人与弱主出主意;8则是讲豪奴也勉强凑集一些狐群狗党; 9句骂尽明末官员腐败和力赞张编修之难能可贵;10写豪奴儿子日子也不好过。都是鲜明生动,时现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
如果再进一步研究《清夜钟》的语言,会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通俗、流畅、叙议结合,时夹警句、韵语、小诗、民谚、俗语,精炼生动中时露机趣,且全文浑然一体,毫不坚硬牵强,读来饶有兴味。再者,从现存的十回看来,语言都较健康,没有猥亵字句,不仅不象《金瓶梅》长篇大段多达数百字的不堪入目的性描写,也不象“三言两拍”中《金海陵纵欲亡身》等篇的猥亵字句,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这对祖国文学作品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清夜钟》这样一本短短的小说集,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何在?作者在他的 《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自序》 中有一段自白很有参考价值:
不佞幼号专愚,耳目不受声色之谄,独是文字,雅有夙姻。一室虚白,穷愁为消,一灯孤青,夕梦为破,且为接隔世之面孔,目为出隔身之肺肝。时拊髀饮泣,与孤臣孽子蹙颊而攒眉; 时击节狂歌,与才子佳人写心而快臆。开卷独乐,即二三知己感谓是不良举子业,予弗悛也。
由此可见,作者于鳞是一位纯正的学者,不求名利,甘贫忍寂,不企奢逸,专心以写作为乐,并能充分发挥想象施展才能,进入角色,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以文艺作武器,惩恶扬善,对作品精益求精。所以 《清夜钟》在立意上、取材上、情节上、视角上、语言上比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归纳起来可以说,于鳞充分认识到文艺 (小说) 的特征、规律,作家神圣的使命和文字功夫的重要,并以自己的实践作了探索,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对小说发展史作出的不能磨灭的贡献。 （编辑：moyuzhai）
从现存的十回来看,《清夜钟》的主意、取材、情节、视角、语言等诸方面,都有特色,在小说发展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先谈立意求高。宋、明的白话短篇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中国小说史略》)。明代作家自己也认为他们的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陇西可一居士序》)。鲁迅意指宋明的短篇小说主旨是“娱心”,在娱乐中受“训喻”,娱乐是主,训诫是宾,后来主宾颠倒,立意反而低了,甚至搞得或深奥晦涩,或华而不实,就近乎文字游戏,更有失主旨。这些意见很有启发。即使从积极方面说,作家过分专注于作品的训诫作用,就不自觉地陷入浅薄的 “功利主义”,恰恰是进入了 “误区”。于鳞不是这样,从其别号薇国主人、江南不易客,也可知他别有怀抱。“薇”该是伯夷、叔齐的首阳之 “薇”,寓不同流俗之意,且还 “不易”,可见非泛泛之念。他在《清夜钟》序文中也说: “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谭说法,得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 ‘清夜钟’,”足证他创作时的立意求高。笔者以为,序文中的“偶”,说明不是为显藻绘博虚名;借谐谭唤省奸回,惊回顽薄,是深明主宾之道,充分认识娱乐作用(谐谭)的。这个高层次的立意,从小说中更可看出。《侦人片言获伎,圉夫一语得官》一回,写王威宁破敌安邦,虽 “人品不无可议”,但 “用人从谏,信赏必罚”,敢于破格,“千户”得用,“马夫”能进,才得有功封“伯”,此回结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权臣在内,大将怎样才能立功在外?于鳞的答案是要善于“和衷”;不引发权臣对己之忌恨而致谗害; 不要“趋附”,与权奸勾结,误国害贤。这一点就是封建社会奉为楷模的诸葛亮、姜维也做不到,因而他们总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番立意,分明高于他人。文中述及的“畿省村落,唯是颓垣败壁,剃发横尸,谁是民社之官?”“白衣女子”陈巧等,可知正如路工先生所指出的,该篇是影射吴三桂“引狼入室”的卑贱行为的,这“宣扬爱国思想,号召抵抗清兵侵略”的立意就更高了。《狂言竟至杀身,坚忍终伸大怨》 回则提出妇女的 “圆变”“智谋”是 “何等力量,较烈烈一死,似进一筹”,远高于 “贞妇贵殉夫”。立意高还表现在分析事理 (诰诫) 时,不是简单的宣扬道德信条,而是注意到因果的诸方面,很有辩证精神,如 《群贤力扶弱主,良宦术制强奴》回,写一豪奴欺主,最终失败。作者不仅议论豪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进一步指出“这也是宦宅大家凌轹小户时唯恐其不狠,不图惯了,便及于主人也”。这就是说,豪奴――官宦们豢养的鹰犬,其实是一把“两面锋刃”会伤人,但弄不好也伤自己。豪奴凌主的咎由自取论,是高出一般的。
其次谈取材求近。《清夜钟》在取材上继承了 “三言两拍”的 “述市井间”自己近身之事的优良传统,如《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挺刃终除 悍,皇纶特鉴孝衷》、《狂言竟至杀身,坚忍终伸大怨》都是写当时现实社会家庭生活的,写了夫妻、妻妾、婆媳、父子、母子、兄弟、妯娌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明争暗斗,“象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再如前举的《群贤力扶弱主》篇,写豪奴侵吞主人家资田产等等,都是当时社会上发生在作者周围的事情,这种就近取材,就可避免鲁迅所批评《醒世恒言》多取材晋唐小说,“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中国小说史略》) 的不足。然而《清夜钟》取材上给后人更大的启发则在取时事入小说,取朝廷、国家大事入小说。一般说来,小说家有感时政凌夷,欲形诸笔墨,则常采取借古讽今手法,借古代题材写今人行为。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要经过历史的洗礼和沉淀才易于把握,才不招致灾祸。所以,当代题材往往隔代以后才会进入小说家笔下,如要很快将目前关系国家兴亡的题材径直写入小说,就更需要作家非凡的才艺胆略和责任感。《清夜钟》在这点上更引人注目。《神师三致提撕,总漕一死不免》、《侦人片言获伎,圉夫一语得官》、《贞臣慷慨杀身,烈妇从容就义》、《少卿痴肠惹祸,相国借题害人》就分别写了李自成攻占明中都凤阳,总漕杨一鹏获罪被杀;“京畿之十余城,破如弹指”,吴三桂引狼入室;熊文灿、杨嗣昌、孙传庭等的败亡,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 弘光小朝廷借假太子事杀害忠良: 这些可以说是发生在作者眼前家国仇、民族恨的最尖锐的题材了。作者能立即将最高统治者的政事写成小说,寓兴亡之恨,并在当时印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刻印问世,实在难能可贵。这无疑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谈情节求变。古典小说就宋元平话来说,其情节有时较简单,叙述一个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 有时又强调非奇不传,有传必奇,追求情节的巧合、离奇以招徕听众。入明以来,情节求曲折变化,“无巧不成书”几乎成为通则,“三言两拍”里的故事,几乎篇篇都曲曲折折,常使人感叹“意料之外”而缺乏“情理之中”,尤其是“人不够,神仙凑”或巧合过多的作品,读过后常使人产生失真感,容易败坏读者的兴致,无形中降低了小说的价值。细读《清夜钟》,感到其情节有其特色,以《小孝廉再登第,大砚生终报恩》回来说,写两个考生的纠葛,情节曲曲折折。小孝廉很有才华,大砚生无才,在考场内,小孝廉先做好,他不是只顾自己中,而是去看看大砚生,将自己写的文章给大砚生看,这是一曲;大砚生不是自己受启发写自己文章,而是径向小孝廉索取,且是强夺,这是二曲;小孝廉不仅不拒绝,还将未写出的也替他写出,这是三曲;大砚生中了,小孝廉未中,好心未得好报,有才未中,这是四曲; 大砚生说好要报答小孝廉的,可小孝廉去找他时他不认,这是五曲; 小孝廉很生气,别人也大抱不平,怂恿小孝廉报复揭发,小孝廉未从,这是六曲。直到小孝廉考中当了县官,大砚生当了代巡,由代巡请县官来见面,才又好起来,好到大砚生“中风而殁”。曲折虽多,但并无故作惊人之笔,而是依照生活的流程,人物的性格向前发展,自然地引人入胜,使人相信。曲折表现了“偶然”,表现了“巧合”,这种“偶然”和“巧合”,一是符合生活的复杂性,如考场中两人紧邻,小孝廉向大砚生出示自己考卷; 大砚生为代巡,巡到小孝廉的县治,朋友、家奴劝小孝廉采取报复措施,这些都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另一种是符合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小孝廉向大砚生出示考卷,以及将未写出的考题完成与大砚生,正是他才华横溢,颇为自负,以为自己“取青紫如拾芥”,而又体会到同年文思窘塞和落第难耐之苦的 “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心理。大砚生初发迹时拒不认小孝廉,正是他侥幸得中又深怕失去和招惹灾祸的心理,而后来两人成为 “通家”至好,也是生活安定,灾难消除,但心理上仍须求得平衡的反映,所以就使读者相信了。这种不以奇巧取胜,无大起大落,平淡中含巧思,巧思中显生活、显人物、寓哲理、存训诫,在《挺刃终除 悍,皇纶特鉴孝衷》、《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等回中也同样存在。这是《清夜钟》情节上的一大特色,“巧”、“曲”,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物性格逻辑。
又次,谈视角求多。平话小说的视角,以往常常只是说书人和书中人物两方面,两个角度,表示说书人的视角常用 “话说”、“却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来表示,而书中人物视角的转换则不甚注意,尤其是人物心理描写很少,因而显得单调,也不能很逼真地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清夜钟》在这方面是作了努力的。如《少卿痴肠惹祸,相国借题害人》篇视角就变化多次,开头楔子是说话人视角,下面谈到假太子事时就不断变化了。
“有一男子直到府中,自称太子,求见公主。”这是从假太子处着眼。
“皇帝察其形容不是”是从皇帝处着眼。又从“公主”、“内侍”、“百姓”、“袁贵妃”等处着眼,这些都是以旁观者眼中所见和推测所知来描述的。而下面重点写高梦箕送来的假太子事件则有不同。
一方面写高梦箕如何认可这位假太子,先是家人穆虎的看法,两个理由:一是这“太子”知道宫里各种事件; 二是气度语言不凡; 再从高梦箕的心态与“太子” 的对话来展示; 第三写高送“太子”去弘光处的心理和行动; 第四写“太子”到杭州,阁老等公卿对“太子”的辨识认定是假的;第五写弘光出御文华殿与阁老等的廷议;第六写锦衣卫捉审穆虎要追“主唆”,穆虎拒不承认;第七写假太子交出牵连高梦箕的信件; 第八写奉“圣旨”查抄高家; 第九写高和假太子对质,高并非有意蒙蔽圣上; 第十写弘光朝的昏官为了争权夺利,欲害高梦箕、左良玉等; 第十一写假太子在狱中自杀未遂; 第十二写百姓趁清兵来攻,暴动劫狱救出假太子,并尊之为帝; 第十三写假太子做了三日皇帝,为清兵俘虏,不知所终。这十三个场景,人物的变化就都不是“说书人”在旁的解释,而是各自独立的不同视角的组合录相,有时间,有地点,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对话,不同的心理,是作者采取鸟瞰式的全知视角,充分发挥想象力,“接隔世之面孔”,“出隔身之肺肝”,“与孤臣孽子蹙颊而攒眉”。换言之,即于鳞充分发挥了虚构的才能,而“想象”与“虚构”正是小说这一特定文学体裁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法宝。《清夜钟》运用得圆润成熟,这就为入清以后的小说开辟了新路,连文言笔记小说也受到影响,如 《聊斋志异》、《夜谈随录》等常可看到视角的不断转换,作家想象与虚构随处可见。
最后谈语言求趣。小说语言的成熟程度,标志小说发展的程度,尤其是文人,在创作小说时,无一不对语言下功夫。文人小说不同于说书人的底本,说书人的底本有的只是一些故事梗概,说书人在述说时“纷饰多词,妙绪泉涌”,他的底本未必“雅训”,而文人的作品则不同,一定会认真推敲,甚至“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看唐传奇就可知一二。当然,宋元话本有的还较为粗糙,明代的 “三言两拍”则成熟得多,继承了 《世说新语》及“唐宋传奇”的纯文人作品的优点,语言精炼、准确。细读《清夜钟》,可感知其语言有“三言二拍”一样的精炼准确; 加上它自己的注意追求趣味的创造性风格,例如:
1. 此奴我已了之矣。
2. 也把小的洒一洒与人。
3. 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
4. 纳粮亩亩在收租亩亩欠。
5. 低田足萍藻,高田满蒿莱。
6. 他忒阔得紧了。
7. 死人头边有活人,渐渐拨置来处他。
8. 也寻出府前慢吃肉团子、荤饭、鳝面的秀才二三十个来。
9. 如今官府专收些好打官司,出入衙门的做门生,名公专收得些一窍不通市棍铜臭作门生,他却不欲以人奴溷衣冠之列。
10. 儿子虽在学中,只有指搠他的,没个与他交好的。
这些是笔者信手摘自 《群贤力扶弱主,良宦术制强奴》回里的。前一句是说豪奴已被他杀死,第二句形容豪奴自己拿大头,对手下小恩小惠,“洒”这一动词可以比得上《孔乙己》里的排出几枚钱的“排”字;3、4、5句形容“兔子不拉屎”的荒田;6句表示豪奴陡然阔了;7句说也有人与弱主出主意;8则是讲豪奴也勉强凑集一些狐群狗党; 9句骂尽明末官员腐败和力赞张编修之难能可贵;10写豪奴儿子日子也不好过。都是鲜明生动,时现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
如果再进一步研究《清夜钟》的语言,会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通俗、流畅、叙议结合,时夹警句、韵语、小诗、民谚、俗语,精炼生动中时露机趣,且全文浑然一体,毫不坚硬牵强,读来饶有兴味。再者,从现存的十回看来,语言都较健康,没有猥亵字句,不仅不象《金瓶梅》长篇大段多达数百字的不堪入目的性描写,也不象“三言两拍”中《金海陵纵欲亡身》等篇的猥亵字句,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这对祖国文学作品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清夜钟》这样一本短短的小说集,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何在?作者在他的 《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自序》 中有一段自白很有参考价值:
不佞幼号专愚,耳目不受声色之谄,独是文字,雅有夙姻。一室虚白,穷愁为消,一灯孤青,夕梦为破,且为接隔世之面孔,目为出隔身之肺肝。时拊髀饮泣,与孤臣孽子蹙颊而攒眉; 时击节狂歌,与才子佳人写心而快臆。开卷独乐,即二三知己感谓是不良举子业,予弗悛也。
由此可见,作者于鳞是一位纯正的学者,不求名利,甘贫忍寂,不企奢逸,专心以写作为乐,并能充分发挥想象施展才能,进入角色,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以文艺作武器,惩恶扬善,对作品精益求精。所以 《清夜钟》在立意上、取材上、情节上、视角上、语言上比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归纳起来可以说,于鳞充分认识到文艺 (小说) 的特征、规律,作家神圣的使命和文字功夫的重要,并以自己的实践作了探索,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对小说发展史作出的不能磨灭的贡献。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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