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楼春

        龙邱白云道人编辑,四卷二十四回; 成书年代不详,似为清代前期作品; 存啸花轩刊十二回本,焕文堂刊本,恒谦堂刊本,后两种刊本均题 “晚翠堂批评”。
        
        本书叙述唐代宗年间,京都城外集贤村书香世家子弟邵卞嘉,淡漠功名,热衷于饮酒作诗、扶贫济困、广交朋友,人称“小孟尝”。时逢春日,邵卞嘉与友人至郊外赴“扑蝶会”,河北书生卢杞途经此地应邀赴会。卢杞容貌丑陋,且无诗才,遂遭众人哂笑; 卢杞认为邵卞嘉有意讥讽他,遂愤然离去。江西建昌府麻姑山相士李善卜吉凶,人称“玉口神”。李与饶州施弘德父子进京卖货,途中施氏父子货物被强贼抢劫; 邵卞嘉救助施氏父子,并设计破案,使强贼落网,施氏父子感恩戴德。邵卞嘉有子名十洲,少年英才; 邵卞嘉携十洲进京赴试,与李相遇。李预言邵十洲将高中榜首,但邵家将有灾祸,邵氏父子应分离十六年方可避免灭顶之灾; 虽遭此难,但邵家当有三代荣华,十洲将有奇特姻缘。李授锦囊于邵氏父子,以备届时拆阅。邵十洲试毕果中解元,此时卢杞已居相位,得知十洲乃邵卞嘉之子,遂欲报昔日蒙羞之仇。卢杞上本诬陷邵卞嘉、李结党潜伏,充任外藩耳目,意欲作乱。皇帝下令缉捕邵、李等人,邵卞嘉已遵李之嘱举家赴淮安府避难。淮安知府乐为善本是邵卞嘉之盟兄,为救卞嘉脱险,毅然弃官与卞嘉按照李锦囊之计赴焦山。邵卞嘉等在焦山与李重逢,李将卞嘉等送至饶州施弘德处暂避,又作法将男扮女装的邵十洲送至常州。
        邵十洲易名“文新”,拆阅李锦囊之计后至嘉兴福善庵避难。致仕黄尚书之女玉娘随母亲入庵烧香,深爱文新之诗才,便接文新回府为伴。文新将署名“邵十洲”所作之诗集向玉娘及其婢女翠楼展示,玉娘对十洲诗作十分钦佩。文新向玉娘主婢言明真相,三人私合。玉娘表妹霍春晖亦喜文新诗才,请其至府中作客; 春晖之父兵部尚书霍达因邵卞嘉案牵累,被捕押解入京。途中,霍达梦知文新即十洲,遂将春晖许配文新,文新和春晖在舟中成婚。霍达病亡,文新和春晖奉旨与霍夫人往潮州居住。十洲离家不归,玉娘、翠楼后各生一子,处境艰难;高知县保护十洲二子,将二子接入县衙抚养,并为之取名为高邵才、高邵学。春晖在潮州亦生一子,名霍继祖。多年后,文新思念父母及玉娘、翠楼,遂外出寻访; 途径南昌青莲庵却被众尼僧留居,文新拆阅李所赠锦囊,得知将在此庵滞留九年,遂与众淫尼尽情淫乱。后文新获救脱离孽海,此时卢杞已遭贬而亡。文新按李锦囊之计易名入京参加会试,与邵才、邵学、继祖同登金榜,却不知原为父子。沿海倭寇、海盗骚扰,文新奉旨任江南四省都御史抗击倭寇。文新在金山重逢李,在镇江与双亲相会,至嘉兴与玉、楼、春团聚,与三子相认。文新在李鼎力相助下大破倭寇,奉旨恢复本名。邵十洲富贵两全,随李仙游后返家与三妻共享荣华。
        《玉楼春》以邵卞嘉一家的悲欢离合为结构框架,以邵十洲的恋情、婚姻为叙事主线,展示了封建社会中权奸横行,民众水深火热的黑暗状况。
        作者对权奸当道的腐败政治予以无情地抨击。小说中无德寡才的河北书生卢杞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自负,对邵卞嘉多年前的误解却成为他身居宰相官职后实施报复的动机; 卢杞不能容忍邵卞嘉之子考中解元,遂假公济私,诬陷邵卞嘉等企图谋反,以致邵卞嘉携家远避,骨肉分离。作者笔下的邵卞嘉风流多才、漠视功名而又常常扶危济困,与卢杞的奸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用意十分明显:在当时的腐败统治下,邵卞嘉式的德才兼备的贤达之士报国无门,只能纵情诗酒、超然世外,以独善其身; 而卢杞式的无德寡才的卑鄙之徒却能够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占据国家要津。这样,作者在客观上亦把笔锋指向了封建皇帝: 卢杞之辈得到重用,得逞虎狼之威,无疑是皇帝昏聩所致。正是因为皇帝的昏庸,仅凭卢杞的谎言即下令逮捕无辜者,所以,卢杞方能有恃无恐,行文各地官府追捕邵卞嘉。正是因为皇帝的昏庸,卢杞方能把持朝政,专横残暴,先将忠正老臣、兵部尚书霍达押解入京,以致霍达病亡途中,抛下孤妻寡女; 后又将敢于上本弹劾其罪行的高知县削职为民,遣返原籍。正是因为皇帝昏庸,方使卢杞等奸佞当道,邵卞嘉冤沉苦海,无可申诉,只能颠沛流离,四处避难,骨肉离散竟达十六年。作者在描写卢杞飞扬跋扈、作恶多端的同时,也描写了在权奸淫威下的不肯屈服者: 淮安知府乐为善为救邵卞嘉,宁愿弃官而去; 兵部尚书霍达因邵案牵累,大难临头之际,仍将女儿许配邵十洲为妻,却决不出卖善良之后; 高知县抚养邵十洲两子,教其读书,并参劾卢杞,被削职为民亦无所畏惧。作者用钦佩、赞赏的态度刻画了这几位清正官吏的形象,意在褒扬忠正、针砭奸恶。
        作者把宰相卢杞作为黑暗统治的代表人物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状况; 但作者将卢杞的罪恶归咎于其个人品格的卑劣,则明显表现出作者的传统政治观念。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观念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主张“内圣外王”,遂有“修齐治平”之论;但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则是这种传统政治观念的重大缺陷。卢杞道德品质低劣确是其行凶作恶的原因之一,但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为卢杞式的人物提供了政治舞台,使其人性中的邪恶部分得以恶性膨胀。正是后一种因素使书生卢杞成为奸相卢杞,使品德高尚的邵卞嘉亦难以避免不幸的遭遇。因此,对历史进程及历史人物,不应仅仅作道德评价。作者对皇帝的昏庸有所触及,但作者并未直接抨击皇帝的罪恶,这主要不是作者为避免政治迫害而采用的曲笔,而是基于作者的基本政治立场; 皇帝是好皇帝,只是被奸臣所蒙蔽。这一点,在小说的结尾表现得最为清晰。揭示作者的思想局限,并非欲苛求古人,因为历史的局限毕竟难以超越;指出这一局限的目的,意在提醒读者这种政治观念在古代小说中十分普遍,以忠奸相争为题材的小说尤其突出; 因为这种政治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曾长期影响着民众的思想,且深入人心。
        作者表现黑暗的社会现实状况时的心态是复杂和微妙的,需仔细甄别。作者将邵卞嘉一家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宿命,并塑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神机妙算的麻姑山相士李的形象。李预知邵家将骨肉分离之祸,遂惠赐锦囊数个,令邵氏一家依绵囊妙计行事。于是,每到关键时刻,邵家父子拆阅锦囊之计便可度过难关; 邵家父子遇险时,李又往往蓦然出现,助邵家父子化险为夷; 甚至最后邵十洲率官军抗倭,也需这位神异相士鼎力相助,方能取胜。这种描写,把普通人的悲惨遭遇变成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力量使然,使作品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大为减色,并令读者因作品中的这种怪异色彩而迷惑。但是从作者的这种精心设计的情节中,又可透视其隐秘的心态: 作者对遭受不幸的普通人虽深切同情,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对社会中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搏斗缺乏信心,甚至不无失望之情。的确,在封建王朝尚未衰败之际,罪恶的力量相对强大,正义的力量相对弱小,普通民众的反抗亦收效甚微。因此,作者借助神秘力量为蒙冤者伸张正义,为反抗者壮大声色,给遭受迫害而无力反抗者以安慰,给无恶不做者以警示。作者亦深知乞求神秘力量的护佑毕竟是虚幻的,这种描写只能表达一种强烈的、善良的愿望,因之对李的形象塑造也是有分寸的: 李虽神机妙算,但只能指导邵氏父子如何躲避迫害,而不能使邵氏父子免遭骨肉分离之苦难; 李虽有法术,却不敢与奸相卢杞正面冲突,只是在危险关头救助邵氏父子。作者的这种颇有分寸的描写,无疑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
        《玉楼春》的主要情节是邵十洲与玉娘、翠楼、春晖的恋情和婚姻生活。邵十洲易名改扮女装避难,与玉娘、翠楼一见钟情,私结情好,是当时青年男女相恋情形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封建社会中,玉娘式的少女被传统伦理道德禁闭在深闺之内,她们极少接触异性,“一见钟情”遂成为少男少女的普遍恋爱方式,这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屡有演叙。玉娘、翠楼与邵十洲私自结合,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背叛行为,而在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和幸福而向传统伦理道德挑战时,青年女子所要承担的压力更加沉重。玉娘和翠楼的形象又与其他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不同,她们不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且敢于为此付出代价、经受生活的磨折。邵十洲与霍公共赴家难,玉娘和翠楼各生一子,这使她们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玉娘和翠楼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几经周折,玉娘和翠楼之子被高知县收养,二女方免悲剧结局。玉娘和翠楼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在当时又是极为少有的,这实在也是作者的同情之笔。
        邵十洲与玉娘、翠楼的结合具有某种浪漫色彩,但十洲与春晖的结合则是在患难之中、危急之时,所有的是更多的伤感与沉重的责任。春晖与十洲亦属一见钟情,但霍家的灭顶之灾却成全了这对有情人。春晖的婚姻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由其父作主,虽然她与十洲成为患难夫妻,但没有遭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压力。春晖虽遭家难,但有邵十洲的强力支撑和感情抚慰,她仍然是幸福的。相比之下,玉娘和翠楼则面对强大的封建礼教,独自默默地抗争,她们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果敢与坚韧,也就更加令人钦佩。
        作者是把邵十洲作为风流才子的形象塑造的。作者将邵十洲与玉、楼、春的恋情和婚姻视为奇异姻缘,而把邵十洲在青莲庵与众尼僧淫荡九年之事,视为风流韵事。小说第十六回用全部篇幅描写邵十洲与尼僧的淫情,其间颇有秽笔。作者称邵十洲有九年花魂债要偿还,邵十洲的狂荡行为是为了教训众淫尼。这显系作者为掩饰其鄙俗的审美趣味而设的托辞。作者将爱情与淫情混为一谈,使邵十洲成为一个沾花惹草、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的形象,并认为这就是风流才子的品性。这种描写,既使得玉、楼、春三位女子的形象遭到亵渎,又使得小说前半部塑造的多才痴情的书生形象遭到破坏,因而最终否定了这几位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与幸福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者对邵十洲形象的塑造是失败的,这与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庸俗情趣有着直接关联。
        《玉楼春》属“才子佳人”类小说,但其中又类杂有忠奸相争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神仙怪异色彩。小说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风土人情有所表现,具有某种认识价值。本书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叙事写人也较生动; 但小说在艺术上缺乏创意,未脱“才子佳人”小说格套,虽显系《金瓶梅》之仿作,但不仅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平难望其项背,而且与同类小说如《雪月梅》等书相比,亦大为逊色。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