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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不题撰人。小说传奇合刻本。有顺治丁亥 (1674)来凤馆主人序。上栏刻小说,下栏刻传奇。原写四集,残。从目录得知第三集上栏选录《虬髯客》、《大内盗》、《焦土夫人》 等二十一篇。残存通俗小说四篇半,为 《郑元和》(前缺)、《王魁》、《女翰林》、《贵贱交情》、《玉堂春》 (残)。《郑元和》 ( 《李亚仙》)、《王魁》、《女翰林》、《贵贱交情》收于路工、谭天合编《古本平话小说集》(198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名 《明刻话本四种》,认为是明万历末年 (约1610) 小说传奇刻本。
(一) 郑元和
《郑元和》篇,首二页残佚,路工本标为 “李亚仙”,提出 “此篇疑即 《宝文堂书目》所载《李亚仙记》,和《燕居笔记》中的《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不同,可能是宋元之间的话本” 的看法。
故事情节与唐白行简传奇《李娃传》同。前缺部分白行简本为唐天宝中常州刺史之子郑元和应试赴京,居布政里,因访友途经平康里,偶遇名妓李娃,见之徘徊不能去,假装坠鞭于地以稽留片刻,归后不能忘怀,访知李娃情况,他日专程再往求见。残篇从侍儿“见生疾忙奔入,大叫道: ‘前日坠鞭郎君至矣’”开始,写郑元和在李家与李娃情爱甚密,不到一年,资妆罄尽。老鸨以去竹林院拜佛求子为由,骗郑元和至所谓“姨家”暂息,又差人谎报老鸨有急病,让李娃仓促先行。等郑元和再至李家时,李家之人已不知去向;再回“姨家”时,方知并无“姨家”。郑元和回布政里原客店,贫病气愤,头眩发狂,生命垂危,店主忧惧,夜半将郑元和弃于凶肆。凶肆中众歌郎哀怜之,照顾多日,使康复,郑元和遂亦为歌郎,替丧事人家唱哀歌以糊口。时长安有东、西两肆。为争胜,以五万钱打赌,举行歌郎赛歌胜会。郑元和是东肆歌郎,因资质聪慧,无人能与比并,因而扬名露面。适郑父至京,闻知郑元和情况,大怒,用马鞭鞭之至气绝,弃之于野。又被众歌郎救活,郑元和遂沦为乞丐。一日大雪,沿街乞食,偶至李娃迁居之所,饥冻之声凄惨之极,为李娃所闻。李娃奔出,拥之痛哭,以为“令子一旦及此,我之罪也。”自己出资赎身,悉心照料郑生,使得康复,再令苦读三年,名登甲科,授成都府尹。李娃告郑生: “妾今始不负君矣”,嘱郑生另婚大族,自己则辞去。郑生固不从,李娃只允送至剑门即回。正值郑父任成都府尹,知其事,甚感李娃之德,遣媒妁,备六礼迎李娃至任所,与郑生成亲,李娃后封 国夫人,事翁姑至孝,四子显贵。
这是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此《郑元和》较白行简之《李娃传》,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一、名妓李娃的形象塑造更为完美,主要表现在:
1. 去竹林院求子以甩掉郑元和的诡计,是最无情最狠毒的手段,是使郑元和精神陷于溃崩和生活从此无着的转折点。白行简原作是这样写的:“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到荐酹求之,可乎?’”诡计似由李娃提出,显然有损李娃形象,且与上句 ‘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的意思矛盾。话本则改为毒计由鸨母提出: “一日,鸨儿向生道: ‘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郎君与吾女伉俪已久,并无子嗣,此去西北有竹林院,求嗣甚灵,明日可办香烛素供,同吾女去祈求,倘生得一男半女,也不枉吾女终身之托,使我老朽亦有所依矣。’”明确毒计出之鸨母,且完全是老妪的口吻。这样写,无损李娃形象,且与上面一句 “鸨妈之意已怠,亚仙之情愈笃”相一致。
2.李娃与郑元和分开之后如何?白行简原作未作交代,只写了郑元和一线。话本写李娃对郑元和一往情深:“只因当初用计撇了他,后因亚仙时尝思想,啼啼哭哭,几次寻死觅活不能接客,鸨妈无可奈何,故此车马寂然,门庭冷落。”
3. 李娃于风雪中认郑元和,并决心赎身救护时,白行简原作只有“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一语交代。话本则丰富多了: “那鸨儿被亚仙一席话说得顿口无言,心里暗道: ‘这丫头说的话也不差,果是我当初用计太狠,撇他太毒。况他又一向不接客,逼他也没用,他既肯把千金赎身,也只得随他便了……’”这里不仅写明了 “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之意,更交代了鸨儿自认“我当初用计太狠,撇他太毒”,明确毒计之施,责在鸨儿; 再交代李娃“一向不接客”,与上文呼应,净化了李娃形象,与后面李娃赎身救助郑元和,使郑元和重新振作起来获得新生,形成李娃钟情、善良、义侠的完美性格。
二、民间色彩更鲜明。
除使妓女李娃的形象更美好外,对凶肆及众歌郎的情谊也写得更具体更详尽。歌郎赛歌会上,郑元和赢得第一,东肆亦因此得了五万钱。因此事郑父方知郑元和之沦落,大怒之下鞭之死。歌郎们闻知此事时的反映,白行简原作为“其师(郑元和的教歌师)命相狎日匿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斋苇席瘗焉。”只是“共加伤叹”,使二人埋葬而已。话本就情义深重多了:“郑元和的教歌师放心不下,远远在那里打听,闻说死了,疾忙跑回对东肆长道:‘郑元和今日之死,都是我们害他的,如今尸首暴露在野外,须是埋葬他,也见得一场相处’。东肆长道: ‘说那里话,我们今日若无郑郎,不但输五万钱与西肆,连主顾被他们抢了去。郑郎是我东肆恩人,我拼着二三万钱买办衣衾棺椁盛殓了,埋葬他才是。’”教歌师说:“都是我们害他的”,并非事实,但见情谊;东肆长着眼点固然是钱,但以 “郑郎是我东肆之恩人”,“拼着二三万钱”来葬他,较之白行简原作更具体,更动情。可以看出,作为话本的《郑元和》,具有更明显的民间色彩,对市井中人的妓女、歌郎评价更高,对他们身上的侠义、善良、同情心都加强点染。让 “下层” 的歌郎两次救活濒于死地的郑元和。让“卑贱”的妓女李娃,于郑元和落魄之时救护了他,拯救了他;当郑元和获得了新生,科举及第,显贵在望时,又提出离开他。而郑元和的亲生父亲荥阳公,却因家世,门楣之利,将落魄之郑元和致于死地; 而当郑元和科举及第,行将显贵时再来认亲。荥阳公的人情义理,且不及歌郎、妓女市井中地位卑贱之人。
此外,话本还对原作中个别地方作了补正。如骗局中 “姨家”的问题,郑元和寻李娃家不得,返回 “姨家”进行询问时,白行简原作为“开门者”答:“此崔尚书宅”,使人发生疑问,尚书之宅岂能无家眷仆从居住?怎能让妓家之人借“税此宅”一日,以待客行骗?此宅必须是空宅无人居住,方可被人借用一日。在话本中,处理较妥,改为 “这里是崔尚书别业”,问题就解决了,“别业”可以暂无人居住,遂有临时租借一日之可能,写得针线更为细密。
三、话本语言,更有利于表现市井人物的风貌。
白行简原作有文言的简洁,而话本则用口语,使人物口吻逼肖,如李娃与郑元和至所谓的“姨家”时,白本为:“俄有一妪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 娃下车,妪迎访之曰: ‘何久疏绝?’”话本写: “只听得里边一妇人带着笑声,一路说将出来道: ‘李家大姐,自从招赘姐夫,恩爱情密,姨母至亲,许久不来一看,今日甚风吹得来也?’ 既出,与生相见,生视之,年可四十余,笑问生曰: ‘才说吾甥在外,为何不见?’ 言未绝,亚仙已至。相见间,妇人笑道: ‘何久疏绝耶?’”
李娃、郑元和故事或源于唐代流传的 “一枝花”说话。元石君宝《曲江池》,明薛近兖 (一说徐霖) 《绣襦记》等戏曲均取材于此。话本《郑元和》承唐代著名传奇小说《李娃传》而来,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完整,话本在传奇基础上又有新发展。
(二) 王魁
徐渭 《南词叙录》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知宋光宗时已有王魁戏曲,故事已经定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 “官本杂剧段数”也有《王魁三乡题》的剧目。王魁负桂英传说在宋人笔记中亦多次提到,然长久不见话本或戏曲的原文。这里保留的王魁故事,文字古朴简洁,民间色彩浓重,当是宋话本。也许是《醉翁谈录》甲集《小说存目》中的 《王魁负心》,明人或有加工修改。
故事写宋山东济宁秀才王魁,字俊民,落第归来,至莱阳,因友人相邀至妓家,与妓女敫桂英相恋,居一年,再入京赴试。临行,二人同至海神庙焚香发誓,各不负心。王魁中状元,授徐州佥判,嫌桂英出身低贱,另聘崔相国之女,将桂英送信来之家人逐出。桂英悲愤之极,自刎而死。桂英鬼魂怒斥王魁,王魁父母请马道士逐鬼驱邪。马道士神游至海神庙,见王魁与桂英结发而立,桂英正千负心,万负心地骂詈。马道士向海神为王魁求情,海神不允,将马道士推入水中。马道士醒来将神游之事与众人陈说,王魁亦即身亡。
王魁是一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典型。是一始为贫寒之士,而后地位改变,为追求富贵荣华而丧尽天良,人性泯灭的典型。王魁初识桂英,是下第归来,于落魄中结识桂英于风尘。对桂英的“姿容艳丽”,眷恋不已;对桂英一年来的衣食供养,深情厚惠,“感激”不尽。故有在海神庙的山誓海盟: “魁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而一旦中了状元,地位急剧改变,王魁立即热衷于富贵功名,先是对桂英“竟不在念”,桂英连次寄书,“竟生厌恶之心”。他在这新的情况下考虑一个问题:“我今身既富贵,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倘亲友闻知,岂不玷辱。我今只绝他便了。”至此,王魁唯有攀求富贵的利益在念,已经丧失良知。顺着他的这条思路,他必然另攀高门,故“聘崔相国之女”,以便“衣锦还乡”。
王魁完全沉醉于自己的青云得志富贵梦中,他对一切都估计得过于乐观,他打出桂英差来送信的家人后,一度桂英处杳无消息,他以为这是自己“喝令左右,即时逐出”的结果,使桂英不敢来“缠”了,自以为得计。当王魁再听说桂英自刎已死时,不但毫无内疚之心,毫无怜恤之意,而是“暗喜”,这是进一步写王魁已丧尽天良,并具体交代此时王魁的内心活动: “这妇人倒也识时务,恐我去摆布他,故先自尽了。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钉了。”这里让王魁自己道出了他的狠毒处: 他本是要“去摆布他”的。也就是说,假如桂英自己不死,为扫除他再婚于崔相国家的障碍,他将主动去除掉这“眼中钉”的。他之所以“暗喜”,是不费吹灰之力,棘手的问题已自行解决了――桂英自己死了。他认为桂英之死是 “识时务”,他以为桂英已先知自己将被杀被除,不如自己先死。这是王魁的思路,王魁的逻辑。王魁不会也不可能理解桂英之死是愤于真情的被亵渎,真情的被毁灭,他不会有这种体验。这种内心描写,正反映了他的歹毒。在心理描写并不发达的中国传统小说中,对王魁内心独白的这一笔,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敫桂英这一形象,除聪慧美丽之外,作品写她有情,从始至终,一往情深;写她有义,识王魁于落第之时,倾心相爱; 写她对王魁有恩,王魁落魄时,一年衣食所需,悉赖桂英措办,这是王魁得以安心读书的条件,临行还为王魁置办一切资妆行李。因此王魁负她,不仅是负情,更兼忘恩负义,情理难容。敫桂英又是一不屈的女性。自刎后变成鬼魂,仍来痛斥王魁,不论王魁此时如何许以“斋僧礼忏,多化纸钱超度”,也决不宽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构成了敫桂英形象的正义性,并使这一悲剧形象闪烁着战斗的、胜利的光辉。
作品谴责王魁负心的主题是非常强烈的。马道士为王魁向海神求饶时,有这样的话: “……也须看,他是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判官听到这里,“呼呼的笑道: ‘咳! 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 (道家法师),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 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 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这段极好的伸张正义之词,不仅在定王魁的罪,而且揭示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作品的结尾写王魁父母为请马道士来本是为王魁驱鬼做醮事的,最后却成了为王魁做 “入殓功德”道场。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最后,小说写道:“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也” 口吻也充满了讥诮。
《王魁》在艺术上有完整的情节,严谨的结构,语言通俗,并有心理描写及精彩的细节描写。写桂英的鬼魂出现,在冯梦龙 《情史》 中的 《王魁》条是很简单的: “魁自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英也。魁曰: ‘汝固无恙乎?’……”。而《王魁》 话本则生动得多: “只听得壁间如猫捕鼠的一响,王魁回眸一看,烛光之下早已站着一个桂英在面前。”
《王魁》后附 《严武》一则,写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年时居京师,与军使邻居。军使女美,严武诱而窃之以逃。军使告官,严武惧罪,至巩县解琵琶索缢死此女,沉于河。明日,追捕官搜之不得,严武逃脱。三十年后,严武病,有道士来谒,言严武所缢之女冤魂欲见。令洒扫堂中斋戒以待,女披发颈弦而出,严武悔谢求免,女不允。明晚严武遂卒。此则主题比较单纯: 冤死者索命报仇。但与 《王魁》 同为女子向负心男子进行报复。行文简洁。
(三) 女翰林
写宋神宗时,苏洵之女、苏轼之妹苏小妹,能诗善文,才学常在须眉之上。她读王安石之子王雯之文,批其才多命短,后果中其言。小妹以文选夫婿,选中秦观,秦观假扮道人,窥视小妹烧香,亦相中小妹,因而求聘。适礼部大试,秦观一举成名,两人完婚。洞房之夜,小妹三试新郎,秦观得苏轼暗示,才得解题,夫妻和美。苏轼、秦观、小妹常试文为戏,生活颇多雅趣。一次,佛印为苏轼作长歌谜,苏轼不能解,小妹为之解。秦观宦游浙中,与小妹互寄叠字诗,传递思念之情。后秦观、苏轼同为京官,小妹诗亦盛传于京师,且传入宫中,小妹先秦观而卒,秦观亦不再娶。
这是一篇赞扬女子才学的作品。开场诗中有“若许裙钗应科举,状元榜眼属佳人”。但又认为 “这都是山川秀气,偶然不中于男子,而钟于女人”所致。
写苏小妹,不炫耀其“貌”,而着重夸耀其 “才”。写她从小有奇才,十岁续咏绣球花诗,即使苏洵叹服不已。成年后,将她与苏轼、秦观比,苏、秦难解之题,小妹能解,以突出她的才华。又让她批阅王雯之文,以突出她识人的眼力。这些都是从多方面表现她是一个突出的女才子。作品还交代了她的家庭教育:“恣其诵读博学,不复以女红督之”。虽然常常将她放在宋代大文豪苏轼、著名诗人秦观之上,未免有些溢美和过誉之处,但作品着意突出女子才华,突破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是十分可取的。
这也是一篇对婚姻观提出某种新要求的作品。写苏小妹与秦观的婚姻,是以双方都有才学为基础的婚姻。苏小妹首先以文才选中了秦观。而秦观选苏小妹时,“闻他容貌不扬,额颅凸出,两眼凹进,不知是何等鬼脸”,故必欲亲见一番。当他假扮道人在庙中看见苏小妹时,觉得 “虽不十分妖娆艳丽,却也清雅幽闲,风姿飘逸,全无半点俗韵”,即虽非美貌,却气质很好。而且 “对答如流,其才自不必言”,从而决定求亲。可见秦观对容貌要求不高,只要 “不丑”,而对才学、气质看得更重。这里的婚姻,已不是传统的以 “郎才女貌” 为理想的婚姻,而是郎才女 “才”,得以 “两相唱和”的恩爱夫妻。也就是提出了男女双方更重精神上相契合,在婚姻观上有了新的发展。此文的缺点是过多地解文字题,有的近于文字游戏,使作品显得冗杂。
(四)贵贱交情
记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春秋时俞瑞,字伯牙,楚郢人,任晋国上大夫。出使楚,归途至汉阳江口,正值中秋之夜,泊舟抚琴,曲未终而弦断。惊疑间,见有樵夫听琴。樵夫乃集贤村钟子期。伯牙邀子期上船论琴,二人甚相契,结为兄弟。约来年中秋再会。至期,伯牙至,不见子期,抚琴,觉哀怨之音生。次日,寻往集贤村,路遇子期之父,言子期已死,死前嘱葬江边,以践伯牙之约。伯牙大恸,至坟上哭祭,弹琴一曲,悲极而摔碎所弹之琴,以谢知音。并拟回朝上表,告归林泉,那时迎取子期父母归养。
这本是一个叙述真挚友谊的古老故事,这种友谊以双方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为基础,以志同道合为前提,具有高尚的情操,纯正的心灵,笃厚的情意,就象所奏琴曲的含义那样:“高山流水”般的崇高、纯洁和久长,这当是这古老的故事的本义。但一到民间的话本之中,它的重点就有所转移。题目命名为“贵贱交情”,即从单纯写高尚的友谊,转向贵贱地位不等者之间的高尚友谊,突出了这种友谊双方地位的落差。
作品一开头就提出: “常言道: ‘一富一贫,乃见交情;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可见作品的用意在 “贵”与 “贱”之交。伯牙是晋国上大夫,受晋王之命出使楚国;楚王又 “十分相敬”,临行 “赠以黄金彩缎,高车驷马”,“命水师拨大号舡二只,一正一副,正舡单坐晋国来使,副舡安顿仆从行李,一派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边”。俞伯牙舟行江面,好不气派,他显然是 “贵”者。钟子期却是个 “头戴箬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足着芒鞋”的村野樵夫,一个布衣,论地位,自然是个 “贱”者。作品写他们两人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是对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习俗的冲击,有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具有理想性。
作品写伯牙与子期之交,亦即 “贵”与 “贱”之交,并非写成 “贵”者向“贱”者俯就式的结交,不是写成 “贵”者宽宏大量式的、“不耻下问”式的谦逊或恩赐; 而是 “贱”者使 “贵”者折服。而后,“贵”者不以等级地位为念,而以才德为念,与 “贱”者结交。作品详写了两人 “相交”的过程。
最初,伯牙从弦断觉察有人“盗听吾琴”,由于在荒野之处,对听者的估计是: “想是仇家差来刺客”,或是 “盗贼”欲来劫财。后见听琴人是樵夫: “大笑道: ‘山中打柴之人晓得什么听琴’”,“左右,叫他去罢”。对樵夫,显然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由于钟子期 “出语不俗”,对答如流,伯牙才 “回嗔作喜”,叫这樵夫上船来。子期行礼,伯牙由于生平不交布衣,“下来还礼,恐失去了官体”,“没奈何,微微举手道: ‘免礼罢’。”接着 “童子取杌子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努道: ‘你且坐了’。”作者至此也议论: “你、我之称,怠慢可知”。樵夫公然坐下,“伯牙见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这些都表现了“贵”者伯牙,开始时是居尊傲下的,根本还谈不上友谊。
谈话间,钟子期渊博的知识,侃侃而谈,虽尚未使伯牙完全折服,但不再称 “你”,已改称 “足下”了。而伯牙弹琴,意之所到,钟必心知,并道出伯牙的心思。这时,“伯牙大惊,推琴而起”,明白已遇到知音。重施宾主之礼,连呼 “失敬,失敬”。推子期坐于客位,点茶酌酒,拜问高姓大名,伯牙已是钦佩之至,一心要结交子期了。
伯牙认为子期有如此的学问才识,应当求取功名,“立身廊庙,垂名于竹帛”,不该埋没于山野。但子期不慕功名富贵,以“父母在,不远游”为由辞却,是个“宠辱无惊”的人物,使伯牙“愈加爱重”,再为子期高尚的人品所折服,尊之为 “高贤”,主动提出结拜为兄弟。此时到是子期提出 “大人乃上国名仕,钟微乃贫乡贱子”,贵贱有别。伯牙呢,则推心置腹地说: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以高贤相契,实乃生平之万幸。”并表示 “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至此,又显示了伯牙高尚的胸襟。
总之,伯牙与子期相交,伯牙对子期有一认识过程。从才学、人品、相知三方面逐步发现子期的可贵处,从而以结识子期为 “生平之万幸”。
钟子期虽然是一樵夫,实是一不愿出仕的隐者形象,博学多才,人品高尚。他以听琴知音而结识伯牙,并非因伯牙高官而趋附之。伯牙开始不了解他,他不卑不亢。入见时,他脱去打柴之斗笠、蓑衣,去掉芒鞋中的泥水,放下尖担、斧头,不慌不忙,入见有礼,对方少礼时,他颇有傲气。伯牙侍从叫他进去要“叩头”、“小心答应”,“他 “长揖”不跪,更不叩头,而且不告而坐。对方有礼时,他却更加谦逊。他为人至孝,重然诺,虽死亦嘱葬江边以践约。他终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品和对伯牙的充分理解,与伯牙结为生死之交。作品中他是“贱”者一方,他形象高大,在两人相交中,实际上是处于轴心部位。
此文收于冯梦龙的“三言”之中,文中有缺字,“三言”补之。两文情节相同,文字上也无大修改。
(五)玉堂春(残本)
大体上当与《情史》所收情节类同。 （编辑：moyuzhai）
(一) 郑元和
《郑元和》篇,首二页残佚,路工本标为 “李亚仙”,提出 “此篇疑即 《宝文堂书目》所载《李亚仙记》,和《燕居笔记》中的《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不同,可能是宋元之间的话本” 的看法。
故事情节与唐白行简传奇《李娃传》同。前缺部分白行简本为唐天宝中常州刺史之子郑元和应试赴京,居布政里,因访友途经平康里,偶遇名妓李娃,见之徘徊不能去,假装坠鞭于地以稽留片刻,归后不能忘怀,访知李娃情况,他日专程再往求见。残篇从侍儿“见生疾忙奔入,大叫道: ‘前日坠鞭郎君至矣’”开始,写郑元和在李家与李娃情爱甚密,不到一年,资妆罄尽。老鸨以去竹林院拜佛求子为由,骗郑元和至所谓“姨家”暂息,又差人谎报老鸨有急病,让李娃仓促先行。等郑元和再至李家时,李家之人已不知去向;再回“姨家”时,方知并无“姨家”。郑元和回布政里原客店,贫病气愤,头眩发狂,生命垂危,店主忧惧,夜半将郑元和弃于凶肆。凶肆中众歌郎哀怜之,照顾多日,使康复,郑元和遂亦为歌郎,替丧事人家唱哀歌以糊口。时长安有东、西两肆。为争胜,以五万钱打赌,举行歌郎赛歌胜会。郑元和是东肆歌郎,因资质聪慧,无人能与比并,因而扬名露面。适郑父至京,闻知郑元和情况,大怒,用马鞭鞭之至气绝,弃之于野。又被众歌郎救活,郑元和遂沦为乞丐。一日大雪,沿街乞食,偶至李娃迁居之所,饥冻之声凄惨之极,为李娃所闻。李娃奔出,拥之痛哭,以为“令子一旦及此,我之罪也。”自己出资赎身,悉心照料郑生,使得康复,再令苦读三年,名登甲科,授成都府尹。李娃告郑生: “妾今始不负君矣”,嘱郑生另婚大族,自己则辞去。郑生固不从,李娃只允送至剑门即回。正值郑父任成都府尹,知其事,甚感李娃之德,遣媒妁,备六礼迎李娃至任所,与郑生成亲,李娃后封 国夫人,事翁姑至孝,四子显贵。
这是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此《郑元和》较白行简之《李娃传》,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一、名妓李娃的形象塑造更为完美,主要表现在:
1. 去竹林院求子以甩掉郑元和的诡计,是最无情最狠毒的手段,是使郑元和精神陷于溃崩和生活从此无着的转折点。白行简原作是这样写的:“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到荐酹求之,可乎?’”诡计似由李娃提出,显然有损李娃形象,且与上句 ‘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的意思矛盾。话本则改为毒计由鸨母提出: “一日,鸨儿向生道: ‘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郎君与吾女伉俪已久,并无子嗣,此去西北有竹林院,求嗣甚灵,明日可办香烛素供,同吾女去祈求,倘生得一男半女,也不枉吾女终身之托,使我老朽亦有所依矣。’”明确毒计出之鸨母,且完全是老妪的口吻。这样写,无损李娃形象,且与上面一句 “鸨妈之意已怠,亚仙之情愈笃”相一致。
2.李娃与郑元和分开之后如何?白行简原作未作交代,只写了郑元和一线。话本写李娃对郑元和一往情深:“只因当初用计撇了他,后因亚仙时尝思想,啼啼哭哭,几次寻死觅活不能接客,鸨妈无可奈何,故此车马寂然,门庭冷落。”
3. 李娃于风雪中认郑元和,并决心赎身救护时,白行简原作只有“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一语交代。话本则丰富多了: “那鸨儿被亚仙一席话说得顿口无言,心里暗道: ‘这丫头说的话也不差,果是我当初用计太狠,撇他太毒。况他又一向不接客,逼他也没用,他既肯把千金赎身,也只得随他便了……’”这里不仅写明了 “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之意,更交代了鸨儿自认“我当初用计太狠,撇他太毒”,明确毒计之施,责在鸨儿; 再交代李娃“一向不接客”,与上文呼应,净化了李娃形象,与后面李娃赎身救助郑元和,使郑元和重新振作起来获得新生,形成李娃钟情、善良、义侠的完美性格。
二、民间色彩更鲜明。
除使妓女李娃的形象更美好外,对凶肆及众歌郎的情谊也写得更具体更详尽。歌郎赛歌会上,郑元和赢得第一,东肆亦因此得了五万钱。因此事郑父方知郑元和之沦落,大怒之下鞭之死。歌郎们闻知此事时的反映,白行简原作为“其师(郑元和的教歌师)命相狎日匿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斋苇席瘗焉。”只是“共加伤叹”,使二人埋葬而已。话本就情义深重多了:“郑元和的教歌师放心不下,远远在那里打听,闻说死了,疾忙跑回对东肆长道:‘郑元和今日之死,都是我们害他的,如今尸首暴露在野外,须是埋葬他,也见得一场相处’。东肆长道: ‘说那里话,我们今日若无郑郎,不但输五万钱与西肆,连主顾被他们抢了去。郑郎是我东肆恩人,我拼着二三万钱买办衣衾棺椁盛殓了,埋葬他才是。’”教歌师说:“都是我们害他的”,并非事实,但见情谊;东肆长着眼点固然是钱,但以 “郑郎是我东肆之恩人”,“拼着二三万钱”来葬他,较之白行简原作更具体,更动情。可以看出,作为话本的《郑元和》,具有更明显的民间色彩,对市井中人的妓女、歌郎评价更高,对他们身上的侠义、善良、同情心都加强点染。让 “下层” 的歌郎两次救活濒于死地的郑元和。让“卑贱”的妓女李娃,于郑元和落魄之时救护了他,拯救了他;当郑元和获得了新生,科举及第,显贵在望时,又提出离开他。而郑元和的亲生父亲荥阳公,却因家世,门楣之利,将落魄之郑元和致于死地; 而当郑元和科举及第,行将显贵时再来认亲。荥阳公的人情义理,且不及歌郎、妓女市井中地位卑贱之人。
此外,话本还对原作中个别地方作了补正。如骗局中 “姨家”的问题,郑元和寻李娃家不得,返回 “姨家”进行询问时,白行简原作为“开门者”答:“此崔尚书宅”,使人发生疑问,尚书之宅岂能无家眷仆从居住?怎能让妓家之人借“税此宅”一日,以待客行骗?此宅必须是空宅无人居住,方可被人借用一日。在话本中,处理较妥,改为 “这里是崔尚书别业”,问题就解决了,“别业”可以暂无人居住,遂有临时租借一日之可能,写得针线更为细密。
三、话本语言,更有利于表现市井人物的风貌。
白行简原作有文言的简洁,而话本则用口语,使人物口吻逼肖,如李娃与郑元和至所谓的“姨家”时,白本为:“俄有一妪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 娃下车,妪迎访之曰: ‘何久疏绝?’”话本写: “只听得里边一妇人带着笑声,一路说将出来道: ‘李家大姐,自从招赘姐夫,恩爱情密,姨母至亲,许久不来一看,今日甚风吹得来也?’ 既出,与生相见,生视之,年可四十余,笑问生曰: ‘才说吾甥在外,为何不见?’ 言未绝,亚仙已至。相见间,妇人笑道: ‘何久疏绝耶?’”
李娃、郑元和故事或源于唐代流传的 “一枝花”说话。元石君宝《曲江池》,明薛近兖 (一说徐霖) 《绣襦记》等戏曲均取材于此。话本《郑元和》承唐代著名传奇小说《李娃传》而来,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完整,话本在传奇基础上又有新发展。
(二) 王魁
徐渭 《南词叙录》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知宋光宗时已有王魁戏曲,故事已经定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 “官本杂剧段数”也有《王魁三乡题》的剧目。王魁负桂英传说在宋人笔记中亦多次提到,然长久不见话本或戏曲的原文。这里保留的王魁故事,文字古朴简洁,民间色彩浓重,当是宋话本。也许是《醉翁谈录》甲集《小说存目》中的 《王魁负心》,明人或有加工修改。
故事写宋山东济宁秀才王魁,字俊民,落第归来,至莱阳,因友人相邀至妓家,与妓女敫桂英相恋,居一年,再入京赴试。临行,二人同至海神庙焚香发誓,各不负心。王魁中状元,授徐州佥判,嫌桂英出身低贱,另聘崔相国之女,将桂英送信来之家人逐出。桂英悲愤之极,自刎而死。桂英鬼魂怒斥王魁,王魁父母请马道士逐鬼驱邪。马道士神游至海神庙,见王魁与桂英结发而立,桂英正千负心,万负心地骂詈。马道士向海神为王魁求情,海神不允,将马道士推入水中。马道士醒来将神游之事与众人陈说,王魁亦即身亡。
王魁是一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典型。是一始为贫寒之士,而后地位改变,为追求富贵荣华而丧尽天良,人性泯灭的典型。王魁初识桂英,是下第归来,于落魄中结识桂英于风尘。对桂英的“姿容艳丽”,眷恋不已;对桂英一年来的衣食供养,深情厚惠,“感激”不尽。故有在海神庙的山誓海盟: “魁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而一旦中了状元,地位急剧改变,王魁立即热衷于富贵功名,先是对桂英“竟不在念”,桂英连次寄书,“竟生厌恶之心”。他在这新的情况下考虑一个问题:“我今身既富贵,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倘亲友闻知,岂不玷辱。我今只绝他便了。”至此,王魁唯有攀求富贵的利益在念,已经丧失良知。顺着他的这条思路,他必然另攀高门,故“聘崔相国之女”,以便“衣锦还乡”。
王魁完全沉醉于自己的青云得志富贵梦中,他对一切都估计得过于乐观,他打出桂英差来送信的家人后,一度桂英处杳无消息,他以为这是自己“喝令左右,即时逐出”的结果,使桂英不敢来“缠”了,自以为得计。当王魁再听说桂英自刎已死时,不但毫无内疚之心,毫无怜恤之意,而是“暗喜”,这是进一步写王魁已丧尽天良,并具体交代此时王魁的内心活动: “这妇人倒也识时务,恐我去摆布他,故先自尽了。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钉了。”这里让王魁自己道出了他的狠毒处: 他本是要“去摆布他”的。也就是说,假如桂英自己不死,为扫除他再婚于崔相国家的障碍,他将主动去除掉这“眼中钉”的。他之所以“暗喜”,是不费吹灰之力,棘手的问题已自行解决了――桂英自己死了。他认为桂英之死是 “识时务”,他以为桂英已先知自己将被杀被除,不如自己先死。这是王魁的思路,王魁的逻辑。王魁不会也不可能理解桂英之死是愤于真情的被亵渎,真情的被毁灭,他不会有这种体验。这种内心描写,正反映了他的歹毒。在心理描写并不发达的中国传统小说中,对王魁内心独白的这一笔,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敫桂英这一形象,除聪慧美丽之外,作品写她有情,从始至终,一往情深;写她有义,识王魁于落第之时,倾心相爱; 写她对王魁有恩,王魁落魄时,一年衣食所需,悉赖桂英措办,这是王魁得以安心读书的条件,临行还为王魁置办一切资妆行李。因此王魁负她,不仅是负情,更兼忘恩负义,情理难容。敫桂英又是一不屈的女性。自刎后变成鬼魂,仍来痛斥王魁,不论王魁此时如何许以“斋僧礼忏,多化纸钱超度”,也决不宽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构成了敫桂英形象的正义性,并使这一悲剧形象闪烁着战斗的、胜利的光辉。
作品谴责王魁负心的主题是非常强烈的。马道士为王魁向海神求饶时,有这样的话: “……也须看,他是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判官听到这里,“呼呼的笑道: ‘咳! 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 (道家法师),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 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 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这段极好的伸张正义之词,不仅在定王魁的罪,而且揭示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作品的结尾写王魁父母为请马道士来本是为王魁驱鬼做醮事的,最后却成了为王魁做 “入殓功德”道场。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最后,小说写道:“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也” 口吻也充满了讥诮。
《王魁》在艺术上有完整的情节,严谨的结构,语言通俗,并有心理描写及精彩的细节描写。写桂英的鬼魂出现,在冯梦龙 《情史》 中的 《王魁》条是很简单的: “魁自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英也。魁曰: ‘汝固无恙乎?’……”。而《王魁》 话本则生动得多: “只听得壁间如猫捕鼠的一响,王魁回眸一看,烛光之下早已站着一个桂英在面前。”
《王魁》后附 《严武》一则,写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年时居京师,与军使邻居。军使女美,严武诱而窃之以逃。军使告官,严武惧罪,至巩县解琵琶索缢死此女,沉于河。明日,追捕官搜之不得,严武逃脱。三十年后,严武病,有道士来谒,言严武所缢之女冤魂欲见。令洒扫堂中斋戒以待,女披发颈弦而出,严武悔谢求免,女不允。明晚严武遂卒。此则主题比较单纯: 冤死者索命报仇。但与 《王魁》 同为女子向负心男子进行报复。行文简洁。
(三) 女翰林
写宋神宗时,苏洵之女、苏轼之妹苏小妹,能诗善文,才学常在须眉之上。她读王安石之子王雯之文,批其才多命短,后果中其言。小妹以文选夫婿,选中秦观,秦观假扮道人,窥视小妹烧香,亦相中小妹,因而求聘。适礼部大试,秦观一举成名,两人完婚。洞房之夜,小妹三试新郎,秦观得苏轼暗示,才得解题,夫妻和美。苏轼、秦观、小妹常试文为戏,生活颇多雅趣。一次,佛印为苏轼作长歌谜,苏轼不能解,小妹为之解。秦观宦游浙中,与小妹互寄叠字诗,传递思念之情。后秦观、苏轼同为京官,小妹诗亦盛传于京师,且传入宫中,小妹先秦观而卒,秦观亦不再娶。
这是一篇赞扬女子才学的作品。开场诗中有“若许裙钗应科举,状元榜眼属佳人”。但又认为 “这都是山川秀气,偶然不中于男子,而钟于女人”所致。
写苏小妹,不炫耀其“貌”,而着重夸耀其 “才”。写她从小有奇才,十岁续咏绣球花诗,即使苏洵叹服不已。成年后,将她与苏轼、秦观比,苏、秦难解之题,小妹能解,以突出她的才华。又让她批阅王雯之文,以突出她识人的眼力。这些都是从多方面表现她是一个突出的女才子。作品还交代了她的家庭教育:“恣其诵读博学,不复以女红督之”。虽然常常将她放在宋代大文豪苏轼、著名诗人秦观之上,未免有些溢美和过誉之处,但作品着意突出女子才华,突破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是十分可取的。
这也是一篇对婚姻观提出某种新要求的作品。写苏小妹与秦观的婚姻,是以双方都有才学为基础的婚姻。苏小妹首先以文才选中了秦观。而秦观选苏小妹时,“闻他容貌不扬,额颅凸出,两眼凹进,不知是何等鬼脸”,故必欲亲见一番。当他假扮道人在庙中看见苏小妹时,觉得 “虽不十分妖娆艳丽,却也清雅幽闲,风姿飘逸,全无半点俗韵”,即虽非美貌,却气质很好。而且 “对答如流,其才自不必言”,从而决定求亲。可见秦观对容貌要求不高,只要 “不丑”,而对才学、气质看得更重。这里的婚姻,已不是传统的以 “郎才女貌” 为理想的婚姻,而是郎才女 “才”,得以 “两相唱和”的恩爱夫妻。也就是提出了男女双方更重精神上相契合,在婚姻观上有了新的发展。此文的缺点是过多地解文字题,有的近于文字游戏,使作品显得冗杂。
(四)贵贱交情
记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春秋时俞瑞,字伯牙,楚郢人,任晋国上大夫。出使楚,归途至汉阳江口,正值中秋之夜,泊舟抚琴,曲未终而弦断。惊疑间,见有樵夫听琴。樵夫乃集贤村钟子期。伯牙邀子期上船论琴,二人甚相契,结为兄弟。约来年中秋再会。至期,伯牙至,不见子期,抚琴,觉哀怨之音生。次日,寻往集贤村,路遇子期之父,言子期已死,死前嘱葬江边,以践伯牙之约。伯牙大恸,至坟上哭祭,弹琴一曲,悲极而摔碎所弹之琴,以谢知音。并拟回朝上表,告归林泉,那时迎取子期父母归养。
这本是一个叙述真挚友谊的古老故事,这种友谊以双方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为基础,以志同道合为前提,具有高尚的情操,纯正的心灵,笃厚的情意,就象所奏琴曲的含义那样:“高山流水”般的崇高、纯洁和久长,这当是这古老的故事的本义。但一到民间的话本之中,它的重点就有所转移。题目命名为“贵贱交情”,即从单纯写高尚的友谊,转向贵贱地位不等者之间的高尚友谊,突出了这种友谊双方地位的落差。
作品一开头就提出: “常言道: ‘一富一贫,乃见交情;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可见作品的用意在 “贵”与 “贱”之交。伯牙是晋国上大夫,受晋王之命出使楚国;楚王又 “十分相敬”,临行 “赠以黄金彩缎,高车驷马”,“命水师拨大号舡二只,一正一副,正舡单坐晋国来使,副舡安顿仆从行李,一派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边”。俞伯牙舟行江面,好不气派,他显然是 “贵”者。钟子期却是个 “头戴箬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足着芒鞋”的村野樵夫,一个布衣,论地位,自然是个 “贱”者。作品写他们两人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是对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习俗的冲击,有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具有理想性。
作品写伯牙与子期之交,亦即 “贵”与 “贱”之交,并非写成 “贵”者向“贱”者俯就式的结交,不是写成 “贵”者宽宏大量式的、“不耻下问”式的谦逊或恩赐; 而是 “贱”者使 “贵”者折服。而后,“贵”者不以等级地位为念,而以才德为念,与 “贱”者结交。作品详写了两人 “相交”的过程。
最初,伯牙从弦断觉察有人“盗听吾琴”,由于在荒野之处,对听者的估计是: “想是仇家差来刺客”,或是 “盗贼”欲来劫财。后见听琴人是樵夫: “大笑道: ‘山中打柴之人晓得什么听琴’”,“左右,叫他去罢”。对樵夫,显然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由于钟子期 “出语不俗”,对答如流,伯牙才 “回嗔作喜”,叫这樵夫上船来。子期行礼,伯牙由于生平不交布衣,“下来还礼,恐失去了官体”,“没奈何,微微举手道: ‘免礼罢’。”接着 “童子取杌子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努道: ‘你且坐了’。”作者至此也议论: “你、我之称,怠慢可知”。樵夫公然坐下,“伯牙见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这些都表现了“贵”者伯牙,开始时是居尊傲下的,根本还谈不上友谊。
谈话间,钟子期渊博的知识,侃侃而谈,虽尚未使伯牙完全折服,但不再称 “你”,已改称 “足下”了。而伯牙弹琴,意之所到,钟必心知,并道出伯牙的心思。这时,“伯牙大惊,推琴而起”,明白已遇到知音。重施宾主之礼,连呼 “失敬,失敬”。推子期坐于客位,点茶酌酒,拜问高姓大名,伯牙已是钦佩之至,一心要结交子期了。
伯牙认为子期有如此的学问才识,应当求取功名,“立身廊庙,垂名于竹帛”,不该埋没于山野。但子期不慕功名富贵,以“父母在,不远游”为由辞却,是个“宠辱无惊”的人物,使伯牙“愈加爱重”,再为子期高尚的人品所折服,尊之为 “高贤”,主动提出结拜为兄弟。此时到是子期提出 “大人乃上国名仕,钟微乃贫乡贱子”,贵贱有别。伯牙呢,则推心置腹地说: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以高贤相契,实乃生平之万幸。”并表示 “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至此,又显示了伯牙高尚的胸襟。
总之,伯牙与子期相交,伯牙对子期有一认识过程。从才学、人品、相知三方面逐步发现子期的可贵处,从而以结识子期为 “生平之万幸”。
钟子期虽然是一樵夫,实是一不愿出仕的隐者形象,博学多才,人品高尚。他以听琴知音而结识伯牙,并非因伯牙高官而趋附之。伯牙开始不了解他,他不卑不亢。入见时,他脱去打柴之斗笠、蓑衣,去掉芒鞋中的泥水,放下尖担、斧头,不慌不忙,入见有礼,对方少礼时,他颇有傲气。伯牙侍从叫他进去要“叩头”、“小心答应”,“他 “长揖”不跪,更不叩头,而且不告而坐。对方有礼时,他却更加谦逊。他为人至孝,重然诺,虽死亦嘱葬江边以践约。他终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品和对伯牙的充分理解,与伯牙结为生死之交。作品中他是“贱”者一方,他形象高大,在两人相交中,实际上是处于轴心部位。
此文收于冯梦龙的“三言”之中,文中有缺字,“三言”补之。两文情节相同,文字上也无大修改。
(五)玉堂春(残本)
大体上当与《情史》所收情节类同。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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