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鸿勋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又名 《盛世弘勋》、《新史奇观》、《顺治过江》、《定鼎奇闻》等。题“蓬蒿子编次”。蓬蒿约生活于明末清初,姓字里居不详。凡二十二回。书成于顺治乙酉二年(1645)到辛卯八年(1651) 间。今存庆云楼本、载道堂本等。
小说的一、二回,写阎罗王冥司勘狱,见沉狱久滞,不得轮回之判,因上奏玉皇大帝。帝乃驾临中界,纠察人间善恶,返回天庭后,令九天清狱曹并法勘司处置,判自宋秦桧以来三朝囚魂几及万万,在刀兵劫内勾销。更遣月孛、天狗好杀诸神降生人世,搅乱乾坤。故明自万历后期起,天灾人祸频仍,民处水深火热之中。
这是全书的一个“楔子”,相当于《水浒传》卷首的 “误走妖魔”,明显地露出了作者模仿《水浒传》的痕迹。这个楔子,给全书笼罩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一方面,它是作者对李自成起事,明王朝覆亡所作的一种“天命”的解释;一方面,在作者这种天命宣示的同时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天灾连年,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
用“天命观”和轮回果报,来解释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变故,这是古代通俗小说惯常使用的一种方法。《说岳全传》写岳飞本为佛祖头上的金翅大鹏,因为啄死了也在听经的“女土蝠”,土蝠转生为王氏,做了秦桧的妻子,而大鹏也被谪下凡尘,了此一段姻缘,并保宋室江山。在下凡的途中,大鹏又啄瞎了 “铁背虬龙”一只眼,啄死了一只团鱼精。“铁背虬龙”为报一啄之仇,在岳飞降生后的第三日,兴起滔滔洪水,要害岳飞,却枉害了一村人性命,于剐龙台上吃了一刀, 转生为秦桧;团鱼精则转生为万俟。 这才有秦桧夫妇与万俟设谋,锻炼冤狱,风波亭中害死岳飞的事件发生。《 杌闲评》中写魏忠贤一伙,前生本一窝大小赤练蛇,因为朱工部治水,将它们烧死,一灵不泯,转生人生,后来锻炼冤狱,害死东林党人。皆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因一果,报应不爽。但作书者是否都真的相信这一种天命果报,却也很难遽定。至少,蓬蒿子是不完全相信“天命”决定一切的。所以,他在叙述玉帝判万万罪囚于刀兵劫内勾销而天垂异相对又说,只要能“谨身修德,庶可化灾为福,转祸成祥”,又说“若使人人肯替天行道,天岂肯降祸于人?”人还有可能对“天命”作一番转化,天之降祸于人,实因 “人”不行 “道”。这就无异于在说,明王朝的覆亡,虽说是天命使然,大半还是人自己造成。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对明末世风日下,吏治窳败,阉官擅权的社会现实,作了高度概括性的描述:
不想世上的人嚣薄日生,比前更甚,即如市井做卖买的人,便怀许多奸诈,少公道心; 乡里耕田种地的人,便要拖欠钱粮,瞒昧官府;衙门里做公人的,便要弄法侮文,侵渔官帑:就是那无名县里一个吏,唤做赵甲,大尹委他监收库藏,那赵甲便干没了一二万金钱。纵使上官极善 剔,那里当得那厮百般巧计,弥缝得水屑不漏,竟不知这都是百姓的脂膏,朝廷的正供,上下皆不得享其实用,只落得这厮镇日里迷花醉月,夏赏春游,吃珍馐,穿锦绣,娇妻妾,美田园,虽有廉明的官府来稽察盘算,都被他笼络得干干净净,稍有风头不顺,便腔他打一顿棍棒,坐几日监牢,那时钻个分上儿说了,依然风过无波,安如磐石,仍在外边摇摆作乐。又如水旱的年时,坏了田稻,只是其中高低不等,荒熟不同,那官府着落该图里总,察勘造册,报名奏免。原是一段爱民的好心,却被这些黠民猾吏、图霸乡奸彼此夤缘,通同作弊,便将荒熟颠倒转来,使那被灾的张三却卖男鬻女,有屈无伸,那成熟的李四,反蠲免输,盈余受用,使那上官一片爱民的实心,丢却东洋大海。因是这等,这些包揽积棍,那一个不是家资巨万,富比陶朱。这样弊端,果难清察,就是包龙图再生,也无可奈何……还有放债的财主九当十放出去,五分钱进来,那管你卖妻卖子! ……熹宗即位,又遭内监魏忠贤弄权,矫旨屠戮忠良,假命嘉纳谄佞,因是这等,满朝的官员,忠佞各成一党,弄得朝纲紊乱,国势倾危。……外边历岁刀兵,内地连年荒歉,朝廷费用,既称浩繁,民庶脂膏,又云竭尽,不几年间,流离满眼,饿莩盈途,便做了个凶荒的世界。
诚然,蓬蒿子并未真正认识造成世乱的本质原因在于明王朝最高统治者自身的荒淫腐败,或者他是在有意为尊者讳,甚至于他还把造成世乱的部分罪责归咎于市井商民、农村田户,但他却明明白白地为我们留下一幅明末现实社会的历史画卷,也为后文的展开作了辅垫。
从第二回的末尾至第十四回叙李自成出生、成长、从军、倡乱到攻陷北京。陕西米脂县李十戈夫妇,年五十余,生一子,因分娩时梦一骑突入,取名闯。李闯不善习文,但弄枪棒,气质狠恶,气死父母,荡尽家产,东漂西荡。值南番交趾兴兵犯境,京城遭困,兵部传檄,各地勤王,李闯投至柳长春部下,做了队长。行军途中,军粮不接,李闯暗中倡乱,被拥为首领,结连九十八寨,雄踞太行,称闯王。张献忠本为闯部,与闯不合,假降龙总督,后又反入湖广,戮人无算。开封府杞县李岩,散粮赈饥,为知县囚禁,饥民聚众救岩出,共投李闯; 河南宋献策时亦来归,闯封为军师,又得牛金星等。岩劝闯尊贤礼士,禁暴恤民,闯从之,军威更甚。上命汤同汤征剿,同汤一面增征军饷,至驱民向贼,一面调四川兵护卫,致献忠尽得四川,闯则攻入河南,杀福王。同汤糜费百万,结果却被张献忠杀得大败,襄王也被献忠部所杀,遂惧罪自杀身亡。全楚皆归献忠。李闯又攻下开封,河南一境皆为闯所有。帝又命蒋专阃督兵征剿,复为李闯大败。闯军乃破潼关,陷西安,建号大顺。甲申岁,闯兵攻山西,一路破竹,唯宁武关总兵周遇吉,尚领兵据守,也以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城破死节; 榆林地方巡抚冯师孔与“贼”将刘崇文恶战,不敌被擒。闯兵入据居庸关,唐通就擒,太监杜秩亨投降。其时,宫内变异之象屡现,崇祯下罪已诏,又召张真人禳妖护国,然终不保。李闯兵围北京,城破,帝杀袁妃,伤长公主,自缢于煤山,周皇后也自缢死。李自成入京后昏迷荒淫,部下则奸杀虏掠。这可以看作是小说的第二部分。
写李自成起事的通俗小说有五部:最早的是《剿闯通俗小说》,书成于南明弘光元年,其次是这部《新世鸿勋》,后来又有 《樵史通俗演义》、《铁冠图》、《末明忠烈传》。关于李自成起事的原因,则各有各的叙述。《樵史通俗演义》说是李自成的妻子韩氏与人通奸,李自成杀了淫妇,却走了奸夫,一位“做官明白,不贪也不廉,不肯拗曲作直,一府都感激他”的艾同知将他拿进监中,又派人来“悄悄打话,要他 ‘烧炷香’,方可从宽结案。”李自成“把房子、田地尽数不留”,卖了几百两银子,给了艾同知二百两,仍被问了个徒罪,于是愤怒之下杀了艾同知,亡命江湖。《樵史》评曰: “此回摹仿《水浒传》潘金莲、潘巧云两段。然李自成杀君之寇,其出身双泉堡,得罪艾同知,举是事实,非好弄笔人漫无考据,如 ‘剿闯’ 两小说之凭空捏造也”。这里所说的“剿闯”两小说,指的便是《剿闯通俗小说》和《新世鸿勋》。且不谈三书对于李自成起事原因的叙述何者更近吏实,评中指出的两者的区别却是不假。《新世鸿勋》直承《剿闯小说》,虽也写李自成娶了个艳妻,但“成亲之后,真是鱼水夫妻,恩爱过日”,只因为“大江以北,自连年荒旱,寸草不生,米粒如珠,柴薪似桂”,“弄得个江北地方,赤地千里”,所投靠的结义兄弟周清家,也“出气多,进气少,向来挣下这点防身之物,渐渐萧索起来”; 这才“要更改行业”,投军“关些粮饷活嘴”,却不料从征途中也“行粮就不接济”,而且士兵稍出怨言,领兵官不加抚慰, 反“一味硬开弓”, “只顾催进程, 动不动轻则捆打严刑,重则斩头沥血”。这才又鼓动军士逃散,终为逃兵拥为首领,走上造反的道路。蓬蒿子有两句诗: “兵戈只为灾荒起,离叛皆因征税烦”,正是李自成造反原因的很好的说明,这里虽无《水浒传》“乱由上作”那样的思想深度和高远境界,却也多多少少体现了一个 “逼”字。与 《樵史》的先因杀却与人通奸的妻子,又忿于官府的得钱而不卖放,因而杀官亡命,最后由军粮问题又杀参将投高迎祥有别,与《铁冠图》的先因故被官府缉拿入狱,然后反监杀阎知县,掳阎小姐,据米脂县造反更不同。
无庸讳言,蓬蒿子对于明末的造反者,是怀着颇深的偏见的。他写李自成刚生下来,便“深目嵌眼,却似鸠 鬼子; 红眉赤发,犹如水怪山魈。遍身疙瘩块青胖,满面瘤堆; 戮手刺啼声同竹,马笑驴悲。开像类众生,人头狗脸”。丑劣得连生父李十戈见了都心中烦恼。到十五六岁,更“渐渐气质狠恶,打爹骂娘”。“父母勉强他”读书,“反成仇怨,时常里施刀弄剑,狠作狠为,声言要弑父母,杀亲邻”,致使父母忧成病患,双双亡故,的是个不孝的逆子形象。就是写他被环境逼迫,一步步走上造反道路,也总不忘谴责他的 “不安天命,不畏王法”。对于张献忠,更是用尽笔墨,极形其奸恶狠毒。可怪的是,对于另一个造反的秀才李岩,蓬蒿子却十分推崇,赞扬备至。第五回 “李公子发粟赈饥”,第六回“李公子附闯图王”作者以对李岩无比崇敬的心情,详尽、细腻地写出了他被迫参加造反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仗义疏财,仁爱乡民的举人形象。李岩形象的塑造是在与知县性格的强烈对比中完成的。
“因为连年荒旱,米贵如珠,县官不知抚恤穷民,一味比较钱粮,镇日里把这些粮户打得血肉淋漓,啼号嗟怨,单作成讨卯的书手,能仗的皂隶,吃得肥头胖耳,积得产厚家饶。那李公子看不过,就动个条呈到县里来,第一款,求他暂停征比,第二款,要他设法赈饥。知县见了公呈,心里想道: ‘我不过做自己的官,那百姓欠钱粮,没得吃,干我甚事。’”不仅不依,反以 “除非本地官家,自舍己财,搭救乡梓”来暗讥、暗胁李岩。李岩“把自家仓 里的稻谷打算一回,除了日用的饭米,其余尽数把来给散本图百姓”,引得贫民要本图的富室效法,那些大室巨户怨李岩“市恩沽誉,启衅开端”,要知县出示禁戢。知县果然出示,禁民“借名求赈”,激起公愤,没本事处置,反怨李岩: “宅上既有许多稻谷,何不输在官仓?”李岩为其设谋,平息了公愤,又做了首劝勉赈济的歌,劝富户捐粟赈饥。知县不仅不感恩,反又 “心上好生不悦”,“羞变成怒”,诬李岩“心怀叵测,私散家财,买结众心,图聚千人,倡言抢掠,打差辱官,把持公府,使征比不前,梗挠政令”,将李岩下狱。这里极写出了知县的昏庸无能、一毛不拔、狭隘狠毒的性格,揭示了明末官吏为保乌纱帽,不管民死活的本质特征,从而反衬出李岩对穷民的仁德慈爱。
饥民劫狱救出了李岩,李岩跟了李自成。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李岩也是造反,除了 《铁冠图》 以外,《剿闯通俗小说》、《新世鸿勋》、《樵史演义》、《末明忠烈传》对李岩则全是褒美,对李自成、张献忠则多加丑化,颇为奇怪。看来单用一个作者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农民起义的简单理论模式,怕是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的。这里似乎反映了当时平民的某种审美观点和情趣,也反映出人民的某种心愿。这从李岩与李自成、张献忠的行事方式的对比描述中可以看出。撇开前面所说李岩自己开仓赈饥,又劝知县暂停征比,设法赈饥,因而得罪知县和一县大户,被下狱中,这才在饥民的援救,拥戴下举起义旗的经历与李自成举义的经历大有区别不谈,李岩附闯之后,首先就劝李闯“尊贤礼士,禁暴恤民”,又劝他推行“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 在任好官,仍前管事; 曾经酷虐人民者,勘实即行斩首; 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等于民有益的政策,便与书中所写张献忠的滥杀以树威不同,又与书中所写李自成部攻宣府,宣府百姓降顺,仍然“恣意掳掠奸淫”迥异。李自成攻下了北京,一干文臣武将,也包括李自成自己,俱沉湎于胜利后的淫乐之中,“把北京城里城外的官绅士庶,男女老幼,戮辱已极”,只有李岩仍然清醒,上疏谏呈四事,特别提出,“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劝李自成“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对向文官追赃一事李岩也指出“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 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 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而且提出“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李岩确实比李自成等有识见,而他提出的约束军兵,“爱及天下”,追赃严清、贪之别,封明太子等,既可救遭淫辱的平民,合乎平民的心愿,又正是普通儒士甚至是大多数明旧臣希望的体现,李岩受民众的爱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李岩形象的塑造,客观上也反映了作者对造反者的有条件的选择,和对“一时激上梁山泊,纵使仁人也乱为”的被迫造反“仁人”的肯定与支持。看来,蓬蒿子们并非一概反对造反,反到是希望有象李岩那样的“仁人” 来收拾明末的残局。
从十五回起至末了,是小说的第三部分,叙李自成的败亡和清王朝的建立。先叙崇祯、周后,本牛、女二星,因思做人世夫妻,又与蟠桃会上唐突了西王母,被贬下凡尘,如今位正天庭。而月孛等辈,杀害太重,虐及无故,玉帝仍令“三界伏魔”、“黑虎赵玄坛”、“灌口二郎神”、“哪吒太子”等点天兵大张挞伐,收摄其魄,李自成梦中但见许多异物,自己的军马又遭金甲神人掩杀,从此便精神颠倒。然后写辽东总兵吴三桂请得清兵、杀入山海关。李自成令其父吴襄手书往招。三桂不听,乃令唐通往剿,又为三桂及清军大败。闯乃席卷京师所有退位陕西。德州贺胜、贝玉练乡勇杀“贼”,各上任官也多被义勇擒获斩杀。三桂追闯至陕,闯兵大溃,闯亦负重伤不起,部属又争权内讧,牛金星杀李岩、李牟兄弟,于是士无斗志,反缚闯及刘崇文、牛金星、宋献策等三十六人献功请罪。闯等皆被戮。清帝入主中原,为崇祯发丧。龙虎山张天师诣阙朝贺,帝命作四十九日法事,虔通天庭,玉皇大帝谓明朝国祚将终,向有妖星降世,今已完劫。而福王称帝于南京,任马士英,专权乱政,大失民心军民。乙酉五月十日,清兵渡江,福王臣服,马士英伏诛,江南平定,江山一统。
叙玉帝命天兵天将夺李自成之魄,一是与开头照应,以使文章针线绵密,无缝无隙; 二是再一次说明,一切的变故,冥冥中都有个上天在安排。李自成的作乱既然是上天使然,客观上当然说明这次作乱有合理、合法的一面,其可诅咒的,便只余下他和他的部下的“纵欲耽淫,恣肆无忌”、“嗜杀弥深”,表现了作者对李自成之乱的有保留的肯定。但这样一来,也使人物成了任凭天命驱遣的躯壳,从而削弱了小说对社会本质揭露、对黑暗现实鞭笞的力量。
任何一部作品,总不免多多少少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剿闯通俗小说》作于弘光元年,那书的结尾,对明王朝的中兴,还留着一抹希望的晕光,这希望在弘光皇帝身上,也在那吴三桂甚至是清人的身上――书中对吴三桂借兵清廷的描写,很能使人想起楚人的秦廷乞师;弘光的“款虏”,也充分体现了这希望之所寄。希望归希望,但“虏”“贼”同时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尽管西吴懒道人把“剿贼”放在首位,对关外来的“救星”,仍脱不了蔑视,总忘不了在行文时加上个“虏”或“奴酋”,也并不无视虏患的存在,时常提到虏或奴酋的 “掳掠”深入。在《新世鸿勋》 中,这希望固然破灭了,那些不敬之词也悄然绝迹,甚至东北的 “奴酋”兴兵,也变成了 “南番交趾” 兴兵,篇终,更多谀清廷之词。而为了剿贼,竟对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持褒美态度,则两书完全一致。现在看来,我们固不必操狭隘的民族观点,但清兵的入关,却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良后果,它使得我国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夭折,从而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说,作者对吴三桂的褒美实在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表现。到了 《铁冠图》成书,吴三桂因叛清失败,松排山人对他也就再不客气。他的清廷乞师,再也不是报君父之仇,而是因了如夫人陈圆圆的被掳,正如吴梅村《圆圆曲》诗中所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了。
《新世鸿勋》是以《剿闯通俗小说》为蓝本创作的,但其小说家言的味道却比后者浓,谋篇安章也比后者好。然而认真说起来,《新世鸿勋》在小说方面的价值,还远不如其在历史方面的史料价值大。若拿它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对照起来读,则这种史料价值就愈益彰著。它和 《剿闯通俗小说》一样受到郭沫若、谢国桢等历史学家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作为小说的 《新世鸿勋》,其所记之事,自是疑信参半,且容或有“市人说虎”的成份,这是需要史学家取资时有所鉴别的,也是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 （编辑：moyuzhai）
小说的一、二回,写阎罗王冥司勘狱,见沉狱久滞,不得轮回之判,因上奏玉皇大帝。帝乃驾临中界,纠察人间善恶,返回天庭后,令九天清狱曹并法勘司处置,判自宋秦桧以来三朝囚魂几及万万,在刀兵劫内勾销。更遣月孛、天狗好杀诸神降生人世,搅乱乾坤。故明自万历后期起,天灾人祸频仍,民处水深火热之中。
这是全书的一个“楔子”,相当于《水浒传》卷首的 “误走妖魔”,明显地露出了作者模仿《水浒传》的痕迹。这个楔子,给全书笼罩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一方面,它是作者对李自成起事,明王朝覆亡所作的一种“天命”的解释;一方面,在作者这种天命宣示的同时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天灾连年,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
用“天命观”和轮回果报,来解释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变故,这是古代通俗小说惯常使用的一种方法。《说岳全传》写岳飞本为佛祖头上的金翅大鹏,因为啄死了也在听经的“女土蝠”,土蝠转生为王氏,做了秦桧的妻子,而大鹏也被谪下凡尘,了此一段姻缘,并保宋室江山。在下凡的途中,大鹏又啄瞎了 “铁背虬龙”一只眼,啄死了一只团鱼精。“铁背虬龙”为报一啄之仇,在岳飞降生后的第三日,兴起滔滔洪水,要害岳飞,却枉害了一村人性命,于剐龙台上吃了一刀, 转生为秦桧;团鱼精则转生为万俟。 这才有秦桧夫妇与万俟设谋,锻炼冤狱,风波亭中害死岳飞的事件发生。《 杌闲评》中写魏忠贤一伙,前生本一窝大小赤练蛇,因为朱工部治水,将它们烧死,一灵不泯,转生人生,后来锻炼冤狱,害死东林党人。皆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因一果,报应不爽。但作书者是否都真的相信这一种天命果报,却也很难遽定。至少,蓬蒿子是不完全相信“天命”决定一切的。所以,他在叙述玉帝判万万罪囚于刀兵劫内勾销而天垂异相对又说,只要能“谨身修德,庶可化灾为福,转祸成祥”,又说“若使人人肯替天行道,天岂肯降祸于人?”人还有可能对“天命”作一番转化,天之降祸于人,实因 “人”不行 “道”。这就无异于在说,明王朝的覆亡,虽说是天命使然,大半还是人自己造成。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对明末世风日下,吏治窳败,阉官擅权的社会现实,作了高度概括性的描述:
不想世上的人嚣薄日生,比前更甚,即如市井做卖买的人,便怀许多奸诈,少公道心; 乡里耕田种地的人,便要拖欠钱粮,瞒昧官府;衙门里做公人的,便要弄法侮文,侵渔官帑:就是那无名县里一个吏,唤做赵甲,大尹委他监收库藏,那赵甲便干没了一二万金钱。纵使上官极善 剔,那里当得那厮百般巧计,弥缝得水屑不漏,竟不知这都是百姓的脂膏,朝廷的正供,上下皆不得享其实用,只落得这厮镇日里迷花醉月,夏赏春游,吃珍馐,穿锦绣,娇妻妾,美田园,虽有廉明的官府来稽察盘算,都被他笼络得干干净净,稍有风头不顺,便腔他打一顿棍棒,坐几日监牢,那时钻个分上儿说了,依然风过无波,安如磐石,仍在外边摇摆作乐。又如水旱的年时,坏了田稻,只是其中高低不等,荒熟不同,那官府着落该图里总,察勘造册,报名奏免。原是一段爱民的好心,却被这些黠民猾吏、图霸乡奸彼此夤缘,通同作弊,便将荒熟颠倒转来,使那被灾的张三却卖男鬻女,有屈无伸,那成熟的李四,反蠲免输,盈余受用,使那上官一片爱民的实心,丢却东洋大海。因是这等,这些包揽积棍,那一个不是家资巨万,富比陶朱。这样弊端,果难清察,就是包龙图再生,也无可奈何……还有放债的财主九当十放出去,五分钱进来,那管你卖妻卖子! ……熹宗即位,又遭内监魏忠贤弄权,矫旨屠戮忠良,假命嘉纳谄佞,因是这等,满朝的官员,忠佞各成一党,弄得朝纲紊乱,国势倾危。……外边历岁刀兵,内地连年荒歉,朝廷费用,既称浩繁,民庶脂膏,又云竭尽,不几年间,流离满眼,饿莩盈途,便做了个凶荒的世界。
诚然,蓬蒿子并未真正认识造成世乱的本质原因在于明王朝最高统治者自身的荒淫腐败,或者他是在有意为尊者讳,甚至于他还把造成世乱的部分罪责归咎于市井商民、农村田户,但他却明明白白地为我们留下一幅明末现实社会的历史画卷,也为后文的展开作了辅垫。
从第二回的末尾至第十四回叙李自成出生、成长、从军、倡乱到攻陷北京。陕西米脂县李十戈夫妇,年五十余,生一子,因分娩时梦一骑突入,取名闯。李闯不善习文,但弄枪棒,气质狠恶,气死父母,荡尽家产,东漂西荡。值南番交趾兴兵犯境,京城遭困,兵部传檄,各地勤王,李闯投至柳长春部下,做了队长。行军途中,军粮不接,李闯暗中倡乱,被拥为首领,结连九十八寨,雄踞太行,称闯王。张献忠本为闯部,与闯不合,假降龙总督,后又反入湖广,戮人无算。开封府杞县李岩,散粮赈饥,为知县囚禁,饥民聚众救岩出,共投李闯; 河南宋献策时亦来归,闯封为军师,又得牛金星等。岩劝闯尊贤礼士,禁暴恤民,闯从之,军威更甚。上命汤同汤征剿,同汤一面增征军饷,至驱民向贼,一面调四川兵护卫,致献忠尽得四川,闯则攻入河南,杀福王。同汤糜费百万,结果却被张献忠杀得大败,襄王也被献忠部所杀,遂惧罪自杀身亡。全楚皆归献忠。李闯又攻下开封,河南一境皆为闯所有。帝又命蒋专阃督兵征剿,复为李闯大败。闯军乃破潼关,陷西安,建号大顺。甲申岁,闯兵攻山西,一路破竹,唯宁武关总兵周遇吉,尚领兵据守,也以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城破死节; 榆林地方巡抚冯师孔与“贼”将刘崇文恶战,不敌被擒。闯兵入据居庸关,唐通就擒,太监杜秩亨投降。其时,宫内变异之象屡现,崇祯下罪已诏,又召张真人禳妖护国,然终不保。李闯兵围北京,城破,帝杀袁妃,伤长公主,自缢于煤山,周皇后也自缢死。李自成入京后昏迷荒淫,部下则奸杀虏掠。这可以看作是小说的第二部分。
写李自成起事的通俗小说有五部:最早的是《剿闯通俗小说》,书成于南明弘光元年,其次是这部《新世鸿勋》,后来又有 《樵史通俗演义》、《铁冠图》、《末明忠烈传》。关于李自成起事的原因,则各有各的叙述。《樵史通俗演义》说是李自成的妻子韩氏与人通奸,李自成杀了淫妇,却走了奸夫,一位“做官明白,不贪也不廉,不肯拗曲作直,一府都感激他”的艾同知将他拿进监中,又派人来“悄悄打话,要他 ‘烧炷香’,方可从宽结案。”李自成“把房子、田地尽数不留”,卖了几百两银子,给了艾同知二百两,仍被问了个徒罪,于是愤怒之下杀了艾同知,亡命江湖。《樵史》评曰: “此回摹仿《水浒传》潘金莲、潘巧云两段。然李自成杀君之寇,其出身双泉堡,得罪艾同知,举是事实,非好弄笔人漫无考据,如 ‘剿闯’ 两小说之凭空捏造也”。这里所说的“剿闯”两小说,指的便是《剿闯通俗小说》和《新世鸿勋》。且不谈三书对于李自成起事原因的叙述何者更近吏实,评中指出的两者的区别却是不假。《新世鸿勋》直承《剿闯小说》,虽也写李自成娶了个艳妻,但“成亲之后,真是鱼水夫妻,恩爱过日”,只因为“大江以北,自连年荒旱,寸草不生,米粒如珠,柴薪似桂”,“弄得个江北地方,赤地千里”,所投靠的结义兄弟周清家,也“出气多,进气少,向来挣下这点防身之物,渐渐萧索起来”; 这才“要更改行业”,投军“关些粮饷活嘴”,却不料从征途中也“行粮就不接济”,而且士兵稍出怨言,领兵官不加抚慰, 反“一味硬开弓”, “只顾催进程, 动不动轻则捆打严刑,重则斩头沥血”。这才又鼓动军士逃散,终为逃兵拥为首领,走上造反的道路。蓬蒿子有两句诗: “兵戈只为灾荒起,离叛皆因征税烦”,正是李自成造反原因的很好的说明,这里虽无《水浒传》“乱由上作”那样的思想深度和高远境界,却也多多少少体现了一个 “逼”字。与 《樵史》的先因杀却与人通奸的妻子,又忿于官府的得钱而不卖放,因而杀官亡命,最后由军粮问题又杀参将投高迎祥有别,与《铁冠图》的先因故被官府缉拿入狱,然后反监杀阎知县,掳阎小姐,据米脂县造反更不同。
无庸讳言,蓬蒿子对于明末的造反者,是怀着颇深的偏见的。他写李自成刚生下来,便“深目嵌眼,却似鸠 鬼子; 红眉赤发,犹如水怪山魈。遍身疙瘩块青胖,满面瘤堆; 戮手刺啼声同竹,马笑驴悲。开像类众生,人头狗脸”。丑劣得连生父李十戈见了都心中烦恼。到十五六岁,更“渐渐气质狠恶,打爹骂娘”。“父母勉强他”读书,“反成仇怨,时常里施刀弄剑,狠作狠为,声言要弑父母,杀亲邻”,致使父母忧成病患,双双亡故,的是个不孝的逆子形象。就是写他被环境逼迫,一步步走上造反道路,也总不忘谴责他的 “不安天命,不畏王法”。对于张献忠,更是用尽笔墨,极形其奸恶狠毒。可怪的是,对于另一个造反的秀才李岩,蓬蒿子却十分推崇,赞扬备至。第五回 “李公子发粟赈饥”,第六回“李公子附闯图王”作者以对李岩无比崇敬的心情,详尽、细腻地写出了他被迫参加造反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仗义疏财,仁爱乡民的举人形象。李岩形象的塑造是在与知县性格的强烈对比中完成的。
“因为连年荒旱,米贵如珠,县官不知抚恤穷民,一味比较钱粮,镇日里把这些粮户打得血肉淋漓,啼号嗟怨,单作成讨卯的书手,能仗的皂隶,吃得肥头胖耳,积得产厚家饶。那李公子看不过,就动个条呈到县里来,第一款,求他暂停征比,第二款,要他设法赈饥。知县见了公呈,心里想道: ‘我不过做自己的官,那百姓欠钱粮,没得吃,干我甚事。’”不仅不依,反以 “除非本地官家,自舍己财,搭救乡梓”来暗讥、暗胁李岩。李岩“把自家仓 里的稻谷打算一回,除了日用的饭米,其余尽数把来给散本图百姓”,引得贫民要本图的富室效法,那些大室巨户怨李岩“市恩沽誉,启衅开端”,要知县出示禁戢。知县果然出示,禁民“借名求赈”,激起公愤,没本事处置,反怨李岩: “宅上既有许多稻谷,何不输在官仓?”李岩为其设谋,平息了公愤,又做了首劝勉赈济的歌,劝富户捐粟赈饥。知县不仅不感恩,反又 “心上好生不悦”,“羞变成怒”,诬李岩“心怀叵测,私散家财,买结众心,图聚千人,倡言抢掠,打差辱官,把持公府,使征比不前,梗挠政令”,将李岩下狱。这里极写出了知县的昏庸无能、一毛不拔、狭隘狠毒的性格,揭示了明末官吏为保乌纱帽,不管民死活的本质特征,从而反衬出李岩对穷民的仁德慈爱。
饥民劫狱救出了李岩,李岩跟了李自成。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李岩也是造反,除了 《铁冠图》 以外,《剿闯通俗小说》、《新世鸿勋》、《樵史演义》、《末明忠烈传》对李岩则全是褒美,对李自成、张献忠则多加丑化,颇为奇怪。看来单用一个作者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农民起义的简单理论模式,怕是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的。这里似乎反映了当时平民的某种审美观点和情趣,也反映出人民的某种心愿。这从李岩与李自成、张献忠的行事方式的对比描述中可以看出。撇开前面所说李岩自己开仓赈饥,又劝知县暂停征比,设法赈饥,因而得罪知县和一县大户,被下狱中,这才在饥民的援救,拥戴下举起义旗的经历与李自成举义的经历大有区别不谈,李岩附闯之后,首先就劝李闯“尊贤礼士,禁暴恤民”,又劝他推行“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 在任好官,仍前管事; 曾经酷虐人民者,勘实即行斩首; 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等于民有益的政策,便与书中所写张献忠的滥杀以树威不同,又与书中所写李自成部攻宣府,宣府百姓降顺,仍然“恣意掳掠奸淫”迥异。李自成攻下了北京,一干文臣武将,也包括李自成自己,俱沉湎于胜利后的淫乐之中,“把北京城里城外的官绅士庶,男女老幼,戮辱已极”,只有李岩仍然清醒,上疏谏呈四事,特别提出,“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劝李自成“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对向文官追赃一事李岩也指出“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 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 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而且提出“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李岩确实比李自成等有识见,而他提出的约束军兵,“爱及天下”,追赃严清、贪之别,封明太子等,既可救遭淫辱的平民,合乎平民的心愿,又正是普通儒士甚至是大多数明旧臣希望的体现,李岩受民众的爱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李岩形象的塑造,客观上也反映了作者对造反者的有条件的选择,和对“一时激上梁山泊,纵使仁人也乱为”的被迫造反“仁人”的肯定与支持。看来,蓬蒿子们并非一概反对造反,反到是希望有象李岩那样的“仁人” 来收拾明末的残局。
从十五回起至末了,是小说的第三部分,叙李自成的败亡和清王朝的建立。先叙崇祯、周后,本牛、女二星,因思做人世夫妻,又与蟠桃会上唐突了西王母,被贬下凡尘,如今位正天庭。而月孛等辈,杀害太重,虐及无故,玉帝仍令“三界伏魔”、“黑虎赵玄坛”、“灌口二郎神”、“哪吒太子”等点天兵大张挞伐,收摄其魄,李自成梦中但见许多异物,自己的军马又遭金甲神人掩杀,从此便精神颠倒。然后写辽东总兵吴三桂请得清兵、杀入山海关。李自成令其父吴襄手书往招。三桂不听,乃令唐通往剿,又为三桂及清军大败。闯乃席卷京师所有退位陕西。德州贺胜、贝玉练乡勇杀“贼”,各上任官也多被义勇擒获斩杀。三桂追闯至陕,闯兵大溃,闯亦负重伤不起,部属又争权内讧,牛金星杀李岩、李牟兄弟,于是士无斗志,反缚闯及刘崇文、牛金星、宋献策等三十六人献功请罪。闯等皆被戮。清帝入主中原,为崇祯发丧。龙虎山张天师诣阙朝贺,帝命作四十九日法事,虔通天庭,玉皇大帝谓明朝国祚将终,向有妖星降世,今已完劫。而福王称帝于南京,任马士英,专权乱政,大失民心军民。乙酉五月十日,清兵渡江,福王臣服,马士英伏诛,江南平定,江山一统。
叙玉帝命天兵天将夺李自成之魄,一是与开头照应,以使文章针线绵密,无缝无隙; 二是再一次说明,一切的变故,冥冥中都有个上天在安排。李自成的作乱既然是上天使然,客观上当然说明这次作乱有合理、合法的一面,其可诅咒的,便只余下他和他的部下的“纵欲耽淫,恣肆无忌”、“嗜杀弥深”,表现了作者对李自成之乱的有保留的肯定。但这样一来,也使人物成了任凭天命驱遣的躯壳,从而削弱了小说对社会本质揭露、对黑暗现实鞭笞的力量。
任何一部作品,总不免多多少少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剿闯通俗小说》作于弘光元年,那书的结尾,对明王朝的中兴,还留着一抹希望的晕光,这希望在弘光皇帝身上,也在那吴三桂甚至是清人的身上――书中对吴三桂借兵清廷的描写,很能使人想起楚人的秦廷乞师;弘光的“款虏”,也充分体现了这希望之所寄。希望归希望,但“虏”“贼”同时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尽管西吴懒道人把“剿贼”放在首位,对关外来的“救星”,仍脱不了蔑视,总忘不了在行文时加上个“虏”或“奴酋”,也并不无视虏患的存在,时常提到虏或奴酋的 “掳掠”深入。在《新世鸿勋》 中,这希望固然破灭了,那些不敬之词也悄然绝迹,甚至东北的 “奴酋”兴兵,也变成了 “南番交趾” 兴兵,篇终,更多谀清廷之词。而为了剿贼,竟对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持褒美态度,则两书完全一致。现在看来,我们固不必操狭隘的民族观点,但清兵的入关,却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良后果,它使得我国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夭折,从而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说,作者对吴三桂的褒美实在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表现。到了 《铁冠图》成书,吴三桂因叛清失败,松排山人对他也就再不客气。他的清廷乞师,再也不是报君父之仇,而是因了如夫人陈圆圆的被掳,正如吴梅村《圆圆曲》诗中所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了。
《新世鸿勋》是以《剿闯通俗小说》为蓝本创作的,但其小说家言的味道却比后者浓,谋篇安章也比后者好。然而认真说起来,《新世鸿勋》在小说方面的价值,还远不如其在历史方面的史料价值大。若拿它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对照起来读,则这种史料价值就愈益彰著。它和 《剿闯通俗小说》一样受到郭沫若、谢国桢等历史学家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作为小说的 《新世鸿勋》,其所记之事,自是疑信参半,且容或有“市人说虎”的成份,这是需要史学家取资时有所鉴别的,也是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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