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史通俗演义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樵史通俗演义》,作者署“江左樵子”,真实姓名与生平不详,仅知其曾亲身经历过明清鼎革之变。书凡八卷四十回。约成于清顺治年间,因遭禁毁,传世极少。有清初写刻本,曾于1937年排印出版,后因“七七事变”发生,未及发行。1988年,中国书店据北京大学1937年版影印发行。
书叙明天启朝时,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把持朝政,一些无耻的官员如崔呈秀、魏广微、阮大铖等纷纷投靠,结成魏党。朝中不少官员 (特别是东林党人) 不仅不愿依附魏忠贤,杨琏、左光斗等人还屡上奏章弹劾他。可是明熹宗对魏忠贤却极为信任,朝政均交与他处理。为了扫除异己,阮大铖等人将不愿归顺的官员的名单编成“点将录”等名册,并按着名册或逼他们退隐,或将他们罢官。魏党还制造冤狱,将杨琏、左光斗等人一一逮捕,折磨至死。
天启七年,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登基后,逐步削去魏党权势,最后下令将魏忠贤押至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自杀于途中。接着,思宗一面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一面对魏党诸人分别处以立斩或革职等处罚。这些措施颇得朝野拥护,但未能解决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危机。
崇祯二年,后金兵大举攻明,并迅速占领遵化等要地,直逼北京城。正巡抚河南的范景文闻讯起兵勤王,大军行至金县时,把总李自成因军粮与王参将发生争执,并把他杀了,随后即投奔闯王高如岳。不久,高闯王战死,李自成继任闯王。经过几年转战,李自成的军队已发展到几十万人,湖广一带的张献忠也拥兵十万,屡败官军。此时,河南连年荒旱,举人李岩不忍百姓流离饿死,就将自家的粮食散与本甲饥民。各处的饥民要求本地富户也发粟济贫,杞县知县却以收买民心,谋图不轨的罪名将李岩投入大狱。被激怒的饥民杀了知县,救出李岩,并在他带领下投奔闯王。李岩还向李自成引荐了牛金星等人,并建议实施广泛争取民心的措施,闯王军队的声势从此更为浩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攻占北京,思宗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发兵山海关,被吴三桂部及清军所败。李自成退回北京,听牛金星谮言杀了李岩,不久又率部西撤,最后在罗公山为侄子李过所杀。
思宗自缢后,南京的百官拥福王即位,年号弘光。福王登基后,忙的是选淑女、绣女,弄得江南人心惶惶。此时马士英因拥立有功,掌管朝政,并起用了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阮大铖得势后,便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与复社人士。握有重兵的左良玉闻讯后,从湖广一带起兵东下。马士英不顾清军压境,竟将军队调去抵御左军。清军长驱直入,史可法在扬州坚守了四天后殉难。清军又渡江占领南京,弘光帝、马士英等弃城出逃,弘光小朝廷就此灭亡了。
《樵史通俗演义》按时间顺序铺叙了明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二十五年间的朝野大事,其中又以客魏阉党与东林、复社间残酷而激烈的党争、满清政权的崛起与南侵、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为三项主要内容。在明末清初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环境中,曾出现了一批描写正在发生或刚结束不久的军国大事的时事小说,它们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品的内容与时代基本平行,而《樵史通俗演义》 则是清初时事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小说作者“樵子”的生平不详,但通过对书中内容以及他所发议论的分析,却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倾向。作者在第二回中写道:“千秋话到兴亡处,掩卷无言 自唏”;在第七回中又说:“可怜一点忧时泪,洒向千秋论世人。”这些诗句颇能反映出他著书时的心情,即对明王朝的灭亡十分感慨与痛惜。在具体描述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三大事件时,作者首先是极为痛恨魏党的篡权乱政,同情与支持东林党人的抗争,所谓 “谱到奸回和泪写”,确为这位“樵子”的心声。当写到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时,作者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与污蔑,憎恨之情溢于言词。至于对明清鼎革这一大事件,作者一方面是惋惜于边战失利,书中又间或称明为“国朝”,表现出追怀故国的感情。但在另一方面,又不敢对清军入关南侵置一贬词,就连提到 “四夷馆” 时也小心翼翼地改称为 “四方馆”,显然是生怕触犯满清统治者。这立场不同于那些奋起抗争的明遗民,但作者只是不愿得罪新朝,并没有象另一部描写同一内容的时事小说《新世鸿勋》那样,去称颂“大清开国皇仁布,喜和风甘露”。总之,作者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社会大动荡。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却似胆小怕事,而且身经战乱之后,又显得较为消沉,《自序》 中所言“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正是这一心情的写照。
正如“樵子” 自己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补正史而垂千秋”,在开卷第一回中,他又自负地写道: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宗旨既然如此,作者在铺叙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大事时便力求实录。他一方面辑入了不少当时的诏书、章奏、檄文、函牍等文献,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写。如写到魏党迫害东林人士时,作者就注明是“昔在京师曾目睹,非关传说赘闲词”;而所述范景文起兵勤王一节,则是“范质公每向友人述之,非劈空描画,以资谈柄也。” 由于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且又作于《明史》等史书修撰之前,也由于满清统治者后来又篡改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因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樵史通俗演义》并非全是实录,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李自成义军的描写上。在全书上,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较有故事情节,但也最不可靠,作者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敷演,有的则纯属编造。如李自成因妻子不贞,将其杀害一节,就是作者模仿《水浒传》中潘金莲与潘巧云的故事而写成的。这明显地有悖于作者原先“为正史作津筏”的宗旨,后来有的史家未能细察,将这部分内容也录入了史书,结果反而混淆了史实。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樵史通俗演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的致命缺陷是体例混杂。作者并没有掌握小说创作的基本章法,既想写成小说的模样,同时又刻意追求史传笔法。为了追求实录,作品中嵌入了相当多的诏旨、奏章等文件,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如第二十四回总共只有四千余字,而引录的诏旨、奏章就占了三千余字,令人不堪卒读。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只是按着时间顺序记时事、述轶闻而已,因此作品中也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甚至没有可称为主人公的人物。书中前前后后写到了百余人,但他们都是随着对事件发展的描述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形象也都模糊苍白,更不必说有什么典型人物的塑造了。
在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一部分讲史演义的作者尊奉“羽翼信史而不违” 的信条,但随着对小说功用认识的深化以及创作经验的逐步积累,许多作家在实际上已渐渐地放弃了这一违反小说创作规律的原则。到了明末清初时,通俗小说的创作开始在总体上向独创过渡,许多作家已懂得了应对生活素材作概括提炼,合理的虚构、捏合等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若从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力求照生活原样实录的主张是创作方法上的倒退。然而,《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之所以会出现并能成为当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明清鼎革之际激烈的社会大动荡迫使广大群众去关心朝野大事,时事小说正是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应读者的要求而出现的。时事小说反映的是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们对此还来不及作认真充分的咀嚼与反思,再加上他们又不具备以小说形式统摄历史内容的功力,于是写出的作品就显得粗糙拙涩,结构、情节等也都芜杂支离。这些缺陷本是时事小说的通病,而在《樵史通俗演义》里,它们又表现得更为典型。 （编辑：moyuzhai）
书叙明天启朝时,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把持朝政,一些无耻的官员如崔呈秀、魏广微、阮大铖等纷纷投靠,结成魏党。朝中不少官员 (特别是东林党人) 不仅不愿依附魏忠贤,杨琏、左光斗等人还屡上奏章弹劾他。可是明熹宗对魏忠贤却极为信任,朝政均交与他处理。为了扫除异己,阮大铖等人将不愿归顺的官员的名单编成“点将录”等名册,并按着名册或逼他们退隐,或将他们罢官。魏党还制造冤狱,将杨琏、左光斗等人一一逮捕,折磨至死。
天启七年,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登基后,逐步削去魏党权势,最后下令将魏忠贤押至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自杀于途中。接着,思宗一面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一面对魏党诸人分别处以立斩或革职等处罚。这些措施颇得朝野拥护,但未能解决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危机。
崇祯二年,后金兵大举攻明,并迅速占领遵化等要地,直逼北京城。正巡抚河南的范景文闻讯起兵勤王,大军行至金县时,把总李自成因军粮与王参将发生争执,并把他杀了,随后即投奔闯王高如岳。不久,高闯王战死,李自成继任闯王。经过几年转战,李自成的军队已发展到几十万人,湖广一带的张献忠也拥兵十万,屡败官军。此时,河南连年荒旱,举人李岩不忍百姓流离饿死,就将自家的粮食散与本甲饥民。各处的饥民要求本地富户也发粟济贫,杞县知县却以收买民心,谋图不轨的罪名将李岩投入大狱。被激怒的饥民杀了知县,救出李岩,并在他带领下投奔闯王。李岩还向李自成引荐了牛金星等人,并建议实施广泛争取民心的措施,闯王军队的声势从此更为浩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攻占北京,思宗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发兵山海关,被吴三桂部及清军所败。李自成退回北京,听牛金星谮言杀了李岩,不久又率部西撤,最后在罗公山为侄子李过所杀。
思宗自缢后,南京的百官拥福王即位,年号弘光。福王登基后,忙的是选淑女、绣女,弄得江南人心惶惶。此时马士英因拥立有功,掌管朝政,并起用了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阮大铖得势后,便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与复社人士。握有重兵的左良玉闻讯后,从湖广一带起兵东下。马士英不顾清军压境,竟将军队调去抵御左军。清军长驱直入,史可法在扬州坚守了四天后殉难。清军又渡江占领南京,弘光帝、马士英等弃城出逃,弘光小朝廷就此灭亡了。
《樵史通俗演义》按时间顺序铺叙了明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二十五年间的朝野大事,其中又以客魏阉党与东林、复社间残酷而激烈的党争、满清政权的崛起与南侵、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为三项主要内容。在明末清初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环境中,曾出现了一批描写正在发生或刚结束不久的军国大事的时事小说,它们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品的内容与时代基本平行,而《樵史通俗演义》 则是清初时事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小说作者“樵子”的生平不详,但通过对书中内容以及他所发议论的分析,却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倾向。作者在第二回中写道:“千秋话到兴亡处,掩卷无言 自唏”;在第七回中又说:“可怜一点忧时泪,洒向千秋论世人。”这些诗句颇能反映出他著书时的心情,即对明王朝的灭亡十分感慨与痛惜。在具体描述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三大事件时,作者首先是极为痛恨魏党的篡权乱政,同情与支持东林党人的抗争,所谓 “谱到奸回和泪写”,确为这位“樵子”的心声。当写到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时,作者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与污蔑,憎恨之情溢于言词。至于对明清鼎革这一大事件,作者一方面是惋惜于边战失利,书中又间或称明为“国朝”,表现出追怀故国的感情。但在另一方面,又不敢对清军入关南侵置一贬词,就连提到 “四夷馆” 时也小心翼翼地改称为 “四方馆”,显然是生怕触犯满清统治者。这立场不同于那些奋起抗争的明遗民,但作者只是不愿得罪新朝,并没有象另一部描写同一内容的时事小说《新世鸿勋》那样,去称颂“大清开国皇仁布,喜和风甘露”。总之,作者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社会大动荡。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却似胆小怕事,而且身经战乱之后,又显得较为消沉,《自序》 中所言“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正是这一心情的写照。
正如“樵子” 自己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补正史而垂千秋”,在开卷第一回中,他又自负地写道: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宗旨既然如此,作者在铺叙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大事时便力求实录。他一方面辑入了不少当时的诏书、章奏、檄文、函牍等文献,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写。如写到魏党迫害东林人士时,作者就注明是“昔在京师曾目睹,非关传说赘闲词”;而所述范景文起兵勤王一节,则是“范质公每向友人述之,非劈空描画,以资谈柄也。” 由于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且又作于《明史》等史书修撰之前,也由于满清统治者后来又篡改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因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樵史通俗演义》并非全是实录,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李自成义军的描写上。在全书上,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较有故事情节,但也最不可靠,作者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敷演,有的则纯属编造。如李自成因妻子不贞,将其杀害一节,就是作者模仿《水浒传》中潘金莲与潘巧云的故事而写成的。这明显地有悖于作者原先“为正史作津筏”的宗旨,后来有的史家未能细察,将这部分内容也录入了史书,结果反而混淆了史实。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樵史通俗演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的致命缺陷是体例混杂。作者并没有掌握小说创作的基本章法,既想写成小说的模样,同时又刻意追求史传笔法。为了追求实录,作品中嵌入了相当多的诏旨、奏章等文件,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如第二十四回总共只有四千余字,而引录的诏旨、奏章就占了三千余字,令人不堪卒读。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只是按着时间顺序记时事、述轶闻而已,因此作品中也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甚至没有可称为主人公的人物。书中前前后后写到了百余人,但他们都是随着对事件发展的描述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形象也都模糊苍白,更不必说有什么典型人物的塑造了。
在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一部分讲史演义的作者尊奉“羽翼信史而不违” 的信条,但随着对小说功用认识的深化以及创作经验的逐步积累,许多作家在实际上已渐渐地放弃了这一违反小说创作规律的原则。到了明末清初时,通俗小说的创作开始在总体上向独创过渡,许多作家已懂得了应对生活素材作概括提炼,合理的虚构、捏合等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若从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力求照生活原样实录的主张是创作方法上的倒退。然而,《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之所以会出现并能成为当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明清鼎革之际激烈的社会大动荡迫使广大群众去关心朝野大事,时事小说正是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应读者的要求而出现的。时事小说反映的是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们对此还来不及作认真充分的咀嚼与反思,再加上他们又不具备以小说形式统摄历史内容的功力,于是写出的作品就显得粗糙拙涩,结构、情节等也都芜杂支离。这些缺陷本是时事小说的通病,而在《樵史通俗演义》里,它们又表现得更为典型。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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