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题“墨憨斋新编”,墨憨斋系冯梦龙的号。上中下三卷,存日本庆应纪元乙丑(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弘毅馆刊本,从书中避朱由校、朱由检名讳看,原刊本当出于明代末年。
这部小说演述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一生言行。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明代绍兴府余姚人。全书大抵按其《年谱》敷衍,重要情节力避 “小说家传言之妄”、“当以年谱为据” (见该书中卷)。小说从王守仁的家世和父亲王华写起,直到“积劳成疾,上疏乞休”,病逝为止。但有详有略,侧重叙描王守仁少年时的谐谑豪放,青年时的砺志苦学,入仕后受阉党迫害,以及办书院讲学授徒镇抚闽赣边界的饥荒流民和少数民族暴动,平定南昌宗藩宸濠的叛乱,其他则一概从略。
小说开头写其父王华(字德辉,别号龙山公)幼年时轶事,如拾金不昧、好学不倦等,表现王守仁的家世“不凡”;写王华读书仕进、高中状元,反衬王守仁 “不肯专心诵读”经书,对兵法战阵等 “日用之学”兴趣浓厚。王华凭“章句”之学登上仕途,而王守仁则十四岁时就 “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从小,“权术不测”,机敏过人。十五岁从父辈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王守仁无心“章句之学”,立志成为文武兼备的“通儒”,这就引起了激烈的父子冲突,乃至多次遭其父亲的责打,被父亲骂为 “病狂”、“妄言取死”的不肖子。
王守仁青年时期对功名淡薄,两次会试下第,不以为意。28岁中会试第二名,以工部观政进士受命督造威宁伯坟,用兵法布置工役,初次显露他的 “日用”之学。明年授官刑部主事,后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民称不冤,又游九华山等地。当时京中名士都以古文相尚,纷纷成立诗社、文社,王守仁以为这是“无益之事”,即告病归余姚,筑室四明山之阳明洞,思欲“脱离尘网”;又因难违父命,以 “孝悌” 为念,转而有用世之志,寓居钱塘西湖,潜心于格物致知。后来主持山东乡试,在京任兵部主事,首创讲学,从学者甚众。此时正德皇帝宠信阉竖刘瑾等八人,号为“八党”。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上疏称“不宜轻斥大臣、任用阉寺”,受刘瑾迫害。王守仁激于忠愤,抗疏营救戴铣等人,于是触怒刘瑾,下讼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赴龙场时路经杭州,收纳妹夫徐爱等为门生。刘瑾密遣两个心腹官校挟持王守仁,并欲加以暗害。幸得杭人沈玉、殷计以酒灌醉二校,王守仁伪装投钱塘江自杀,逃离杭州,访名山,晤知交,又往南京省觐父亲,再往贵州龙场。在贵州,他与少数民族交往,授以生产技术,并潜心著述《五经臆说》,创“良知”学说。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赴贵阳书院讲学,大畅 “良知”之说。正德五年刘瑾败死,王守仁自此宦海浮沉,讲学不辍,从游者日众,广收门徒。小说叙描王守仁讲学情景、师生问答,并通俗铨释 “良知” 学说。
本书中卷,集中叙描王守仁镇抚福建、江西、广东边界饥荒流民和少数族暴动。由于兵部尚书王琼推荐,王守仁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汀漳、南赣等处。当时饥荒流民迫于饥寒,揭竿而起。王守仁到任,将其 “切于实用”的学说付诸实际,又施展以前所学兵法韬略,实现“经略四方之志”。他镇抚暴动的主要手段,一是 “攻心”,口头答应赈济,声称“求通民情,愿闻己过”,招抚流民,分化互解暴动各方的团结; 二是严厉镇压,不惜诱杀投降者,并严行“十家牌法”,十家连坐。作者从这两方面极力描写王守仁“权术不测”,阳明理学是“日用常行”的经世致用之学,攻击“伪儒”、“腐儒”的 “章句之学” 无用。王守仁仅用两月,即平定汀漳各地“巨寇”。接着又用计攻破南赣桶冈、横水、 头等僭号称王的“贼巢”,斩杀暴动首领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兄弟等。王守仁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用计不动声色,平了积年反贼”,于是专意于讲学,大修濂溪书院,刻 《传习录》,生徒众多。
下卷重点叙描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的叛乱。南昌宗藩宸濠心怀异志,蓄谋已久,乘六月十三日诞辰、诸司入贺之机,假传太后密旨谋反,攻陷九江、南唐二府,围攻安庆。王守仁自赣州至南昌向宁王拜寿,因故迟到,于途中得悉宸濠反信,率先“上疏告宁府之变”,又伪造兵部咨文,命各地发兵平定叛乱。他举兵攻南昌,使宸濠不敢远出攻取南、北两京,并诱使宸濠叛军至鄱阳湖上,叛军溺死无算,宸濠并世子大哥、重要党羽均被擒获。其时兵部尚书王琼怂恿“好顽耍”的正德皇御驾亲征,顺便游览南方景致。许泰、江彬等北军行至临清,闻王守仁已擒获宸濠,就命王守仁将其放回湖中,由皇帝率北军亲捉。王守仁虽持异议,但交出宸濠,使许泰、江彬等“献俘以为己功”。他见北军南来,劫掠民财,感叹“东南民力已竭,岂堪骚扰!”即上疏乞休,养病西湖净慈寺,又入九华山,再至赣州兼江西巡抚。泰州王银前来求教,王守仁改其名为 “艮”,仍讲学不辍。嘉靖皇帝即位,论江西功,王守仁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但朝中御史、给事中相率论劾王守仁,并斥为 “伪学”,聚讼不休。
本书旨在宣扬王阳明 “良知”学说,但又鲜明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市民阶层的思想。一方面,作者宣扬王守仁的文治武功,竭力证明他的学说能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书中写道:“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 ‘良知’ 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还有诗赞道: “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用无。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上卷开篇的这些评赞,也正是全书的大旨。另一方面,作者对当时朝政的腐败,地方官的贪酷,宦官的专横拔扈,皇帝的昏庸荒淫,都有深刻的揭露。为了强调王守仁的学说切于“实用”,作者把“京中名士俱以古文相尚,主为诗文之社” 斥为 “无益于事”。至于权宦奸臣妒贤忌能,王守仁屡被排挤、诬陷,则表现了 “忠臣孝子” 与 “叛臣逆子” 的对立。如写朝纲紊乱,吏治腐败,朝廷对官员铨选不公,则公然说: “秉铨谁是怜才者,不及当年盗贼公。”认为朝廷官员还不如 “盗贼”。又如明王朝对宸濠叛乱束手无策,文臣武将把军国重事视同儿戏,竟在王守仁活捉宸濠,一鼓平定叛乱之后,要据为己功,并鼓动 “好玩耍” 的正德皇帝御驾亲征,乘机南行取乐,作者的笔锋直指当代皇帝。关于闽赣边界农民暴动的描写,揭露了官逼民反的事实。那些灾荒流民“求官府赈济不得”、“迫于饥寒”,地方官又贪酷无比,才使他们铤而走险; 头地区暴动首领池仲容、池仲宁兄弟,“因被仇家告害,官府不明”,终于 “落草”; 少数族据险作乱,也是朝廷派去的 “流官”肆意压榨所造成的。总之,作者指斥“溺于词章”的“伪儒”,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不满,颂扬王守仁的文才武略及其经国安民的学问,呼唤文武兼备、不离日用常行的 “通儒” 出现,希望有王守仁这样的 “真儒”重整朝纲,经略四方,这显然是明代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不断、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的反映,也是代表市民阶层观点的时代进步思潮。
在冯梦龙的笔下,王守仁是一个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当然,这不是一个纯正的传统“大儒”形象,而是按作者的政治理想塑造的。小说一再突出王守仁学说 “不离日用常行”,又善用 “权术”,精于用兵韬略,入仕后与“京中名士”格格不入,表示深恶痛绝。他甚至对他父亲的“状元”出身表示蔑视,声称状元不足贵,“岂是人间第一流”。他指斥朝廷显官为伪儒、庸儒时说:“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 临时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他为官清正廉明,有谋略,有决断,敢于直言,与当时炙手可热宦官的刘瑾等 “八党”作坚决斗争,受到残酷迫害而不甘屈服。他晚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竟用自嘲的口吻说: “昨日蟒至,人谓至荣。晚来解衣就寝,依旧一身穷骨头。”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标榜“阳明才是仲尼徒”,而实际上颇似明末东林党和周顺昌一流的人物。
作者始终注意刻画独具的人物性格。如写王守仁少年时代“谐谑豪放”,不肯读“叨窃富贵”的经书,喜学兵法,屡遭其父王华的责罚和毒打,但他性格倔强,我行我素,引发激烈的父子冲突:
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帜,付群儿持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怒曰: “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 龙山公曰: “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 先生曰: “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 龙山公曰: “止吾一世耳! 汝若要中状元,还去勤读。” 先生笑曰: “只一代,虽状元不为希罕!”父益怒,扑责之。……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中,包含有反对明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在“情”与“理”的斗争中,主张文学作品要表现“情”。他曾在天启年间参与东林党及周顺昌等人反对阉党魏忠贤的斗争; 他既有同情人民疾苦的一面,也有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维护封建统治而敌视农民起义的一面。这一切,在他所塑造的王守仁这个人物形象上都有所体现。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颇有特点。以通俗宣传王守仁的经历和思想为宗旨,为“讲史”类小说增添了传记小说这一新品种,这确实是别创一格的。作者虽然是按《年谱》演述的,但并没有通篇平铺直叙、摘录排比史实的“讲史之病”。全书点、面结合,既全面叙述王守仁的生平经历,又浓墨重彩地描写其办书院讲学授徒、镇抚流民暴动、平定宸濠叛乱等重大事件,剪裁得当,情节安排有张有弛。特别是能在“实录”的前提下,踵事增华,注意细节描写。如写王守仁十三岁时,生母郑氏亡故,遭父妾虐待,他竟假装生母显灵,谴责、恐吓父妾,使之不再无礼:
父有所宠小夫人,待先生不以礼。先生游于街市,见有缚 鸟一只求售者,先生出钱买之。复怀银五钱,赠一巫妪,授以口语: 见庶母,如此恁般。先生归,将 鸟潜匿于庶母床被中。母发被, 冲出绕屋而飞,口作怪声。小夫人大惧,开窗逐之,良久方去。俗忌野鸟入室,况 乃恶声之鸟,见者以为不祥; 又伏于被中,曲房深户,重帷锦衾,何自而入,岂不是大怪极异之事? 先生闻房中惊异之声,佯为不知,入问其故。小夫人述言有此怪异,先生曰:“何不召巫者询之?”小夫人使人召巫妪。巫妪入门,便言家有怪气; 既见小夫人,又言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害至矣。小夫人告以发被得 鸟之异,巫妪曰:“老妇当问诸家神。” 即具香烛,命小夫人下拜,索钱楮焚讫,妪即谬托郑夫人附体,言曰: “汝待我儿无礼,吾诉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小夫人信以为真,跪拜无数,伏罪悔过,言此后再不敢。良久,媪苏曰: “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 幸夫人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 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礼……
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一细节,表现王守仁自小聪明、机智、谐谑,而且“权术不测”。冯梦龙是明代著名小说家,很懂得小说的特点,善于通过具体情节,特别是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全书虽然是表现王守仁的一生经历和思想,但作者能围绕主旨取舍材料,着重叙描几个能突出人物思想和性格的事件,其余一笔带过或略而不写,这是很高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安排的其他人物,如其父王华、门生(也是妹夫)徐爱、流民暴动首领、京中名士等等,一无例外地都是作为王守仁的陪衬而存在的,对王守仁这个人物形象起对比、烘托和渲染的作用。如王华这个人物,写他状元及第、高官厚禄,并教育王守仁苦读经书“叨窃富贵”,来反衬王守仁鄙视“章句之儒”,致力于“切于实用”的学问,表现父子之间的冲突。写“京中名士”,则是以王守仁“不离日用常行”的“通儒”来攻击这些“溺于词章”的“伪儒”,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写门生徐爱的言行,显然是对王守仁的形象起了渲染烘托的作用。作者通过其他人物,从各个侧面加以对比、烘托、渲染,从而使王守仁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富于立体感。
冯梦龙为明代“讲史”类小说增添了传记小说这一新品种,并为传记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编辑：moyuzhai）
这部小说演述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一生言行。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明代绍兴府余姚人。全书大抵按其《年谱》敷衍,重要情节力避 “小说家传言之妄”、“当以年谱为据” (见该书中卷)。小说从王守仁的家世和父亲王华写起,直到“积劳成疾,上疏乞休”,病逝为止。但有详有略,侧重叙描王守仁少年时的谐谑豪放,青年时的砺志苦学,入仕后受阉党迫害,以及办书院讲学授徒镇抚闽赣边界的饥荒流民和少数民族暴动,平定南昌宗藩宸濠的叛乱,其他则一概从略。
小说开头写其父王华(字德辉,别号龙山公)幼年时轶事,如拾金不昧、好学不倦等,表现王守仁的家世“不凡”;写王华读书仕进、高中状元,反衬王守仁 “不肯专心诵读”经书,对兵法战阵等 “日用之学”兴趣浓厚。王华凭“章句”之学登上仕途,而王守仁则十四岁时就 “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从小,“权术不测”,机敏过人。十五岁从父辈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王守仁无心“章句之学”,立志成为文武兼备的“通儒”,这就引起了激烈的父子冲突,乃至多次遭其父亲的责打,被父亲骂为 “病狂”、“妄言取死”的不肖子。
王守仁青年时期对功名淡薄,两次会试下第,不以为意。28岁中会试第二名,以工部观政进士受命督造威宁伯坟,用兵法布置工役,初次显露他的 “日用”之学。明年授官刑部主事,后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民称不冤,又游九华山等地。当时京中名士都以古文相尚,纷纷成立诗社、文社,王守仁以为这是“无益之事”,即告病归余姚,筑室四明山之阳明洞,思欲“脱离尘网”;又因难违父命,以 “孝悌” 为念,转而有用世之志,寓居钱塘西湖,潜心于格物致知。后来主持山东乡试,在京任兵部主事,首创讲学,从学者甚众。此时正德皇帝宠信阉竖刘瑾等八人,号为“八党”。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上疏称“不宜轻斥大臣、任用阉寺”,受刘瑾迫害。王守仁激于忠愤,抗疏营救戴铣等人,于是触怒刘瑾,下讼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赴龙场时路经杭州,收纳妹夫徐爱等为门生。刘瑾密遣两个心腹官校挟持王守仁,并欲加以暗害。幸得杭人沈玉、殷计以酒灌醉二校,王守仁伪装投钱塘江自杀,逃离杭州,访名山,晤知交,又往南京省觐父亲,再往贵州龙场。在贵州,他与少数民族交往,授以生产技术,并潜心著述《五经臆说》,创“良知”学说。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赴贵阳书院讲学,大畅 “良知”之说。正德五年刘瑾败死,王守仁自此宦海浮沉,讲学不辍,从游者日众,广收门徒。小说叙描王守仁讲学情景、师生问答,并通俗铨释 “良知” 学说。
本书中卷,集中叙描王守仁镇抚福建、江西、广东边界饥荒流民和少数族暴动。由于兵部尚书王琼推荐,王守仁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汀漳、南赣等处。当时饥荒流民迫于饥寒,揭竿而起。王守仁到任,将其 “切于实用”的学说付诸实际,又施展以前所学兵法韬略,实现“经略四方之志”。他镇抚暴动的主要手段,一是 “攻心”,口头答应赈济,声称“求通民情,愿闻己过”,招抚流民,分化互解暴动各方的团结; 二是严厉镇压,不惜诱杀投降者,并严行“十家牌法”,十家连坐。作者从这两方面极力描写王守仁“权术不测”,阳明理学是“日用常行”的经世致用之学,攻击“伪儒”、“腐儒”的 “章句之学” 无用。王守仁仅用两月,即平定汀漳各地“巨寇”。接着又用计攻破南赣桶冈、横水、 头等僭号称王的“贼巢”,斩杀暴动首领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兄弟等。王守仁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用计不动声色,平了积年反贼”,于是专意于讲学,大修濂溪书院,刻 《传习录》,生徒众多。
下卷重点叙描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的叛乱。南昌宗藩宸濠心怀异志,蓄谋已久,乘六月十三日诞辰、诸司入贺之机,假传太后密旨谋反,攻陷九江、南唐二府,围攻安庆。王守仁自赣州至南昌向宁王拜寿,因故迟到,于途中得悉宸濠反信,率先“上疏告宁府之变”,又伪造兵部咨文,命各地发兵平定叛乱。他举兵攻南昌,使宸濠不敢远出攻取南、北两京,并诱使宸濠叛军至鄱阳湖上,叛军溺死无算,宸濠并世子大哥、重要党羽均被擒获。其时兵部尚书王琼怂恿“好顽耍”的正德皇御驾亲征,顺便游览南方景致。许泰、江彬等北军行至临清,闻王守仁已擒获宸濠,就命王守仁将其放回湖中,由皇帝率北军亲捉。王守仁虽持异议,但交出宸濠,使许泰、江彬等“献俘以为己功”。他见北军南来,劫掠民财,感叹“东南民力已竭,岂堪骚扰!”即上疏乞休,养病西湖净慈寺,又入九华山,再至赣州兼江西巡抚。泰州王银前来求教,王守仁改其名为 “艮”,仍讲学不辍。嘉靖皇帝即位,论江西功,王守仁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但朝中御史、给事中相率论劾王守仁,并斥为 “伪学”,聚讼不休。
本书旨在宣扬王阳明 “良知”学说,但又鲜明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市民阶层的思想。一方面,作者宣扬王守仁的文治武功,竭力证明他的学说能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书中写道:“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 ‘良知’ 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还有诗赞道: “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用无。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上卷开篇的这些评赞,也正是全书的大旨。另一方面,作者对当时朝政的腐败,地方官的贪酷,宦官的专横拔扈,皇帝的昏庸荒淫,都有深刻的揭露。为了强调王守仁的学说切于“实用”,作者把“京中名士俱以古文相尚,主为诗文之社” 斥为 “无益于事”。至于权宦奸臣妒贤忌能,王守仁屡被排挤、诬陷,则表现了 “忠臣孝子” 与 “叛臣逆子” 的对立。如写朝纲紊乱,吏治腐败,朝廷对官员铨选不公,则公然说: “秉铨谁是怜才者,不及当年盗贼公。”认为朝廷官员还不如 “盗贼”。又如明王朝对宸濠叛乱束手无策,文臣武将把军国重事视同儿戏,竟在王守仁活捉宸濠,一鼓平定叛乱之后,要据为己功,并鼓动 “好玩耍” 的正德皇帝御驾亲征,乘机南行取乐,作者的笔锋直指当代皇帝。关于闽赣边界农民暴动的描写,揭露了官逼民反的事实。那些灾荒流民“求官府赈济不得”、“迫于饥寒”,地方官又贪酷无比,才使他们铤而走险; 头地区暴动首领池仲容、池仲宁兄弟,“因被仇家告害,官府不明”,终于 “落草”; 少数族据险作乱,也是朝廷派去的 “流官”肆意压榨所造成的。总之,作者指斥“溺于词章”的“伪儒”,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不满,颂扬王守仁的文才武略及其经国安民的学问,呼唤文武兼备、不离日用常行的 “通儒” 出现,希望有王守仁这样的 “真儒”重整朝纲,经略四方,这显然是明代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不断、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的反映,也是代表市民阶层观点的时代进步思潮。
在冯梦龙的笔下,王守仁是一个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当然,这不是一个纯正的传统“大儒”形象,而是按作者的政治理想塑造的。小说一再突出王守仁学说 “不离日用常行”,又善用 “权术”,精于用兵韬略,入仕后与“京中名士”格格不入,表示深恶痛绝。他甚至对他父亲的“状元”出身表示蔑视,声称状元不足贵,“岂是人间第一流”。他指斥朝廷显官为伪儒、庸儒时说:“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 临时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他为官清正廉明,有谋略,有决断,敢于直言,与当时炙手可热宦官的刘瑾等 “八党”作坚决斗争,受到残酷迫害而不甘屈服。他晚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竟用自嘲的口吻说: “昨日蟒至,人谓至荣。晚来解衣就寝,依旧一身穷骨头。”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标榜“阳明才是仲尼徒”,而实际上颇似明末东林党和周顺昌一流的人物。
作者始终注意刻画独具的人物性格。如写王守仁少年时代“谐谑豪放”,不肯读“叨窃富贵”的经书,喜学兵法,屡遭其父王华的责罚和毒打,但他性格倔强,我行我素,引发激烈的父子冲突:
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帜,付群儿持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怒曰: “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 龙山公曰: “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 先生曰: “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 龙山公曰: “止吾一世耳! 汝若要中状元,还去勤读。” 先生笑曰: “只一代,虽状元不为希罕!”父益怒,扑责之。……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中,包含有反对明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在“情”与“理”的斗争中,主张文学作品要表现“情”。他曾在天启年间参与东林党及周顺昌等人反对阉党魏忠贤的斗争; 他既有同情人民疾苦的一面,也有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维护封建统治而敌视农民起义的一面。这一切,在他所塑造的王守仁这个人物形象上都有所体现。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颇有特点。以通俗宣传王守仁的经历和思想为宗旨,为“讲史”类小说增添了传记小说这一新品种,这确实是别创一格的。作者虽然是按《年谱》演述的,但并没有通篇平铺直叙、摘录排比史实的“讲史之病”。全书点、面结合,既全面叙述王守仁的生平经历,又浓墨重彩地描写其办书院讲学授徒、镇抚流民暴动、平定宸濠叛乱等重大事件,剪裁得当,情节安排有张有弛。特别是能在“实录”的前提下,踵事增华,注意细节描写。如写王守仁十三岁时,生母郑氏亡故,遭父妾虐待,他竟假装生母显灵,谴责、恐吓父妾,使之不再无礼:
父有所宠小夫人,待先生不以礼。先生游于街市,见有缚 鸟一只求售者,先生出钱买之。复怀银五钱,赠一巫妪,授以口语: 见庶母,如此恁般。先生归,将 鸟潜匿于庶母床被中。母发被, 冲出绕屋而飞,口作怪声。小夫人大惧,开窗逐之,良久方去。俗忌野鸟入室,况 乃恶声之鸟,见者以为不祥; 又伏于被中,曲房深户,重帷锦衾,何自而入,岂不是大怪极异之事? 先生闻房中惊异之声,佯为不知,入问其故。小夫人述言有此怪异,先生曰:“何不召巫者询之?”小夫人使人召巫妪。巫妪入门,便言家有怪气; 既见小夫人,又言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害至矣。小夫人告以发被得 鸟之异,巫妪曰:“老妇当问诸家神。” 即具香烛,命小夫人下拜,索钱楮焚讫,妪即谬托郑夫人附体,言曰: “汝待我儿无礼,吾诉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小夫人信以为真,跪拜无数,伏罪悔过,言此后再不敢。良久,媪苏曰: “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 幸夫人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 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礼……
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一细节,表现王守仁自小聪明、机智、谐谑,而且“权术不测”。冯梦龙是明代著名小说家,很懂得小说的特点,善于通过具体情节,特别是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全书虽然是表现王守仁的一生经历和思想,但作者能围绕主旨取舍材料,着重叙描几个能突出人物思想和性格的事件,其余一笔带过或略而不写,这是很高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安排的其他人物,如其父王华、门生(也是妹夫)徐爱、流民暴动首领、京中名士等等,一无例外地都是作为王守仁的陪衬而存在的,对王守仁这个人物形象起对比、烘托和渲染的作用。如王华这个人物,写他状元及第、高官厚禄,并教育王守仁苦读经书“叨窃富贵”,来反衬王守仁鄙视“章句之儒”,致力于“切于实用”的学问,表现父子之间的冲突。写“京中名士”,则是以王守仁“不离日用常行”的“通儒”来攻击这些“溺于词章”的“伪儒”,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写门生徐爱的言行,显然是对王守仁的形象起了渲染烘托的作用。作者通过其他人物,从各个侧面加以对比、烘托、渲染,从而使王守仁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富于立体感。
冯梦龙为明代“讲史”类小说增添了传记小说这一新品种,并为传记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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