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不题撰人。首天启丁卯 (1627) 陇西可一居士序,序称 “此 《醒世恒言》 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书封面题《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可见,“三言”是一整体,编撰者同为冯梦龙。凌 初、笑花主人的序也证明了这一点。冯梦龙,详《古今小说》介绍。书凡四十卷。有明金间叶敬池刊本,明金阊叶敬溪刊本,另有衍庆堂翻刻本,一足本,四十卷,一删去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而将卷二十 《张廷秀逃生救父》析为两卷,凑成四十之数。翻刻本作品文字也有所变异。
《醒世恒言》是“三言”最后一部,因出书最晚,其中“宋元旧种”也相对最少。四十篇中,见录于 《醉翁谈录》和 《宝文堂书目》的仅四篇,《清平山堂话本》中一篇没有。即使不论真伪,《京本通俗小说》中也仅见二篇,其中 《错斩崔宁》还已见 《宝文堂书目》。书中明代拟话本则多些,据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达三十三篇之多,而且许多篇都注明 “疑为冯梦龙所作”。确实,其中应有不少作品是冯梦龙创作的,惜虽经一些学者考证,终受材料限制而难以确指。从 《醒世恒言》 总体上看,较前“二言”篇幅更长,描写更细腻,所收作品经冯梦龙作了较多加工改编甚至再创造则是可以肯定的。如 《陈多寿生死夫妻》,源于明代许浩 《复斋日记》卷上 《陈寿》,但冯梦龙把一则不足二百字的简略记载,编写成洋洋近万言的小说,其中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纠葛,层见迭出的矛盾冲突,有人物心理、情态的生动刻画,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作。《话本小说概论》即云: “赵景深疑为冯梦龙所作。”至于象 《灌园叟晚逢仙女》、《张廷秀逃生救父》这样一两万言的长篇幅,却至今不见任何与之有关的资料,当然更应视为冯梦龙创作的。从话本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论,如果说 《古今小说》改变了 《清平山堂话本》的单纯搜集、保存原貌而能进行加工改编甚至再创造的话,那末,《醒世恒言》则是从加工改编到凌 初完全个人创作的过渡。
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当代现实题材,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都是 《醒世恒言》中的重要内容。《隋炀帝逸游召谴》、《金海陵纵欲亡身》揭露了帝王的极端荒淫无耻。所谓 “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公开宣扬富有天下的帝王还有荒淫享乐的特权,实在是 “天下之大害”的自供状。《卢太尉诗酒傲王侯》刻画了一个 “破家县令”的残忍形象,“破家县令”四字真是一语道破了封建官吏的罪恶本质。卢楠还是富户望族,仅为饮酒赏菊小事得罪了汪县令,便被害得家破人亡,那在 “破家县令”之流的统治下,小民们将如何求生?《醒世恒言》也确实展现了这一面,他们被冤杀、遭抢劫、受残害。《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一个并不复杂的碰巧牵连,因 “问官糊涂,只图了事”,就不听辩解,不作调查,随便杀害了两条人命。《李玉英狱中讼冤》中的问官也是 “听了一面之词,不论曲直,便动刑具”,致使一个无辜的弱女遭冤受苦,被判死刑。《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更为惊人,为了小小一文钱之争,由于官府的昏庸,恶霸地主的贪婪和凶残,致令十三人丧生。《灌园叟晚逢仙女》中的“花痴”秋先,与世无争,只想以勤苦的劳动美化生活,却受到恶霸张委的抢劫殴打,在迫害后,张委又勾通官府,诬陷秋先,把他当作 “反贼”捕入牢狱,不是浪漫主义地写花神救助,老秋翁如何逃生?《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巡捕杨洪得到贿赂银子,便随意让被捕强盗诬指张权为窝主,苦打成招,被判斩罪。他的两个儿子欲上告,又被杨洪捆绑投入江中,真是 “只因强盗设捕人,谁知捕人赛强盗。”可以说从上到下,织成了一张虐害人民的大网,《醒世通言》充分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
《醒世恒言》中以商人为主角的作品很引人注目,这正是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到,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不再是处于四民之末,受人轻鄙,也不再是被人斥为见利忘义、贪鄙可恶的形象了。在 《古今小说》和 《警世通言》 中,本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反映,但由于 《醒世恒言》 中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作品更多,因而这方面的内容相对集中些。《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写一位尚书生有五子,“虽教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贾,各执一艺”。有人劝说他应让五子都 “习儒”,他却认为读书并非唯一出路,读书不成还会“事事不如人”,而从事 “农工商贾” 只要 “不辞倦”,就会 “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把商贾列入与读书士子平等的地位,反映出社会风气的变化。《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 “祖上原是有根基”的刘君荐就是 “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找到了新的出路,并不肯老死场屋。这都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高,不再受人轻鄙了,正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小商贩秦重所说的:“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显得多么理直气壮。在商人开始受到尊重的时代背景下,以反映市民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 《醒世恒言》,当然主要刻画的是正面的商人形象。《卖油郎独占花魁》 中的秦重就是一个。唐宋传奇中几乎没有商人小贩的位置,元杂剧中的商人,则是被抨击的对象,经常是士子和妓女爱情关系的破坏者,是金钱势力的代表,最后受到惩罚。只有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后的明代社会,才真正出现正面商人的形象,反映出他们在爱情方面的胜利。在秦重身上,不仅抹去了唯利是图、以钱害人的所谓商人色彩,表现了他的勤劳俭朴、忠厚善良,而且突出了他感情的丰富深挚,表现了他尊重人、严肃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作品所细腻真切描绘的他对莘瑶琴的关怀照顾实在令人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尽管爱恋莘瑶琴,但当她提出要嫁给他时,他却因怕她过不了 “荆钗井臼” 的清苦生活而推拒了,绝代美色也影响不了他的慎重选择,因为他是在寻找要与之生活一辈子的妻子,只有在听到 “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坚定誓言后才高兴同意。这就既显出了秦重坚韧的性格力量,也显出他人格、心灵的光彩。小说通过 “市井之辈”与 “衣冠子弟”美与丑、善与恶、尊重人和蹂躏人的鲜明对比,独具风貌地刻画出一个纯真可爱的小商贩形象。《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当他拾到六两多银子时,“心中欢喜”,仔细盘算如何利用生息,而且算出十年翻利千金。这真是典型小商人的精明算盘,睁着眼做发财梦,表现出金钱欲。但他忽然又想到失银者的“烦恼”,想到这可能是那人的“养命之根”,甚至想到他会因此败家亡身,于是便拿不稳这银子,耐心等着交还失主,这又显出他是多么心地纯厚。思想感情变化的细腻生动描写活画出一个既渴望发财更心地善良的小商人形象。还有 《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酒店主刘德,也是 “极肯周济人的缓急”的善良商人,他收养抚大的孤儿刘方、刘奇,也是两个患难相共志诚纯朴的小商人。《醒世恒言》中的商人也经商求利,发财致富,但作者在表现他们时,常常写他们在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写出他们是好心致富,勤劳致富。如施润泽是拾金不昧,好心得好报致富;刘德是多做“阴德美事”而致 “家业渐渐兴隆”;刘奇、刘方是 “物价公平,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老大家业”;秦重是“做生意甚是忠厚”,薄利多销,因而主顾很多,生意兴旺而盈利日增;《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是长途贩卖营运,吃尽辛苦,受尽颠簸而致富的,所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其实,阿寄的长途贩卖营运中既有着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就是在施润泽的所谓好心得好报致富中,也可以看到竞争、吞并与剥削。几倍的利息增长,织机的连连添加,对 “蚕桑失利”的邻家的并吞,“讨几房家人小厮”的雇工剥削,这一切都本来充满经商活动的竞争气氛和剥削味道,却被作者以“好心致富”掩盖了。总之,《醒世恒言》在表现商人经商致富时,没有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中表现对“利” 的追逐,而把 “利” 与 “义”联系在一起,以既求“利”,又守 “义” 为赞美对象,表现商人的致富多从具体劳动中逐渐发展,较少暴发户的特点。这种描写,既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以正面形象登上文艺舞台,表现出美好的品德,纯朴的感情。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市民阶层还不够壮大。他们对“利”的追求不仅受到 “义” 的限制,不能公开追求商业资本的发展,不明白竞争吞并、增加雇工、扩大再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小生产中分化成长的必然过程,虽然带有血腥气,却反映出历史的进步。而且,书里如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粮食富商高赞,《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开玉器铺的王员外,都要招读书人做女婿,为的是日后能经科考而由 “富” 至“贵”。这就反映出从封建社会母体中萌生的市民阶层,还摆不脱对封建势力的依附,摆不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关于爱情婚姻的作品,在 《醒世恒言》中也占有突出地位。而且许多作品都洋溢着喜剧的气氛,表现出新兴市民开放向上、乐观自信的激情,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如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波澜迭起的意外 “错占”之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快刀斩乱麻的 “乱点”之趣,《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私藏大饭量情人的小闹剧,《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小道士相亲、夜考新郎的雅谑等,都令人忍俊不禁,笑颜常开,在欢笑中去领悟作品的思想意义。高占公开招婿不论 “聘礼厚薄”,不求 “豪门富室”,只看人品才学,是市民对 “门当户对”婚姻观念的挑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男方要 “冲喜”,女方便以子扮女代嫁,结果孙家女伴假嫂眠,成就了一对良缘,这正是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嘲讽。乔太守的乱点鸳鸯正符合市民阶层自由婚姻的浪漫愿望,因而这个封建官吏也被美化为 “风流太守”。苏小妹的自择佳婿、秦少游的扮装相亲,都富有自由恋爱的味道,而 “三难新郎” 的新婚夜考则更显现出妇女不依附男人的自主自立意识。吴彦的邻舟赴约固然因食量太大闹了笑话,但他既有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贺秀娥也敢于公开以 “天遣成配”辩解,有 “倘爹爹有别念,儿即自尽”的坚决态度,终于赢得了美满婚姻。《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喜剧更写得精采深刻,其中精致的细节描写,细腻的心理刻画达到很高水平,对莘瑶琴感情态度的变化也写得极合情合理而富有思想深度。以形象而言,杜十娘可说比莘瑶琴更机警精明,但莘瑶琴终于在现实的教育下,顺应时代潮流,把眼光从“王孙公子,贵客豪门”那里移向市井小民,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避免了杜十娘的悲剧。莘瑶琴只比杜十娘多走了一步,但这一步却跨过了从霍小玉到杜十娘上千年没有跨过的门槛,打破了对贵族子弟们的幻想,在具有平等意识的市民阶层身上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即使是在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中,也出现了妙趣横生的喜剧场面:周胜仙对范二郎一见钟情,不肯“当面错过”,便借故与卖水人“吵架”,而将自己的家庭住址、姓名年龄介绍一番,最后还强调“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范二郎也对周胜仙有情,听出这些话“分明是说与我听”的,便如法泡制,介绍自己,也强调“我不曾娶浑家”。这充满喜剧气氛的机巧“自媒”,实在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叛,是在以独特手法争取婚姻自主权。周胜仙为爱情而“两遍死去”,实在是一出非但生离且成死别的真正的爱情悲剧,但小说却运用喜剧手法表现。
《醒世恒言》对宗教的揭露和批判也值得注意。《汪大尹火烧宝莲寺》描写了在一个神圣庄严、香火旺盛的佛寺里发生的罪恶勾当,僧人们精心设计了一场以金身罗汉送子为名,行奸骗良家妇之实的大骗局,其手段之卑鄙,用心之险恶,较卜伽丘笔下的修道士们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揭露了尼庵公开宣淫、害死人命的极为污秽可耻的事。这些高声礼佛、信奉五戒的和尚尼姑,实在都是一群“色中饿鬼”,在所谓宗教禁欲的信仰背后实际上是极度的纵欲. 这真是对宗教禁欲主义虚伪性的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探究,又会发现这一切根源于宗教禁欲主义的不人道、非人性。《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入话中的至慧和尚说得明白:“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 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难道和尚不是人身?”这简直是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控诉,对禁欲主义不人道的抗议。宝莲寺和尚的罪恶是令人发指的,但他们也曾是宗教禁欲主义的受害者。而非空庵中的女尼们,固然害死了赫大卿,但并非其本意。她们也是人,也有人的正常的生理要求,青春和性爱的觉醒是任何宗教戒律也扼杀不了的。她们固然有纵欲的无耻,但无疑是无人性的宗教禁欲主义所造成的变态心理行为,与其要责骂她们,不如说更应该批判宗教禁欲主义的无人性。《佛印师四调琴娘》中“心冷如冰”的佛印和尚尚且有情欲的冲动,带酒之后听女乐情歌,竟然感叹 “只闻檀板与歌讴,不见如花似玉眸”。既见其人,又感叹 “眼耳姻缘都已是,姻缘别有知何处”,显露出 “调戏琴娘之意”。酒醒后虽因 “佛力无边大”而控制住,但酒后之言却是压抑不住的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可见人情人欲的天性难灭。《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后宫韩夫人,到二郎神庙还愿,目睹神像竟“目眩心摇”,以至“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平生之愿”。虽然受到假扮二郎神的妖道的骗,但在她却表现出对合理人性人欲的追求。特别是作为皇宫夫人,竟不要荣华富贵,表示了对皇宫生活的彻底厌倦,更显示了人欲对天理 (礼敬皇帝,望帝恩眷) 的胜利。
《醒世恒言》中的许多作品,在结构的严密完整、情节的曲折变幻、形象的鲜明生动、描写的细腻精确、语言的流畅纯熟等方面都显出艺术上的提高,因而在““三言”中流传最广。但是其中作品同样存在思想艺术水平不一的问题。一般说来,写古代故事,神怪故事比较刻板单调,缺乏生活情趣,思想艺术水平较差。而写现实生活,特别是明代现实生活,便精采灵动,富于生活情趣,人物也鲜明生动,思想艺术水平高得多。从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的市民阶层,既有新兴的思想意识,愿望追求,也带着母体的胎记。作为表现市民意识较明显的《醒世恒言》,也与《古今小说》、《警世通言》一样,在表现对封建思想观念破突的同时,仍显出复杂性,流露出一些封建意识: 既歌颂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又有对封建贞节观念的肯定; 既批判了宗教愚昧,又宣扬迷信、命定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应正视的。 （编辑：moyuzhai）
《醒世恒言》是“三言”最后一部,因出书最晚,其中“宋元旧种”也相对最少。四十篇中,见录于 《醉翁谈录》和 《宝文堂书目》的仅四篇,《清平山堂话本》中一篇没有。即使不论真伪,《京本通俗小说》中也仅见二篇,其中 《错斩崔宁》还已见 《宝文堂书目》。书中明代拟话本则多些,据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达三十三篇之多,而且许多篇都注明 “疑为冯梦龙所作”。确实,其中应有不少作品是冯梦龙创作的,惜虽经一些学者考证,终受材料限制而难以确指。从 《醒世恒言》 总体上看,较前“二言”篇幅更长,描写更细腻,所收作品经冯梦龙作了较多加工改编甚至再创造则是可以肯定的。如 《陈多寿生死夫妻》,源于明代许浩 《复斋日记》卷上 《陈寿》,但冯梦龙把一则不足二百字的简略记载,编写成洋洋近万言的小说,其中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纠葛,层见迭出的矛盾冲突,有人物心理、情态的生动刻画,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作。《话本小说概论》即云: “赵景深疑为冯梦龙所作。”至于象 《灌园叟晚逢仙女》、《张廷秀逃生救父》这样一两万言的长篇幅,却至今不见任何与之有关的资料,当然更应视为冯梦龙创作的。从话本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论,如果说 《古今小说》改变了 《清平山堂话本》的单纯搜集、保存原貌而能进行加工改编甚至再创造的话,那末,《醒世恒言》则是从加工改编到凌 初完全个人创作的过渡。
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当代现实题材,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都是 《醒世恒言》中的重要内容。《隋炀帝逸游召谴》、《金海陵纵欲亡身》揭露了帝王的极端荒淫无耻。所谓 “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公开宣扬富有天下的帝王还有荒淫享乐的特权,实在是 “天下之大害”的自供状。《卢太尉诗酒傲王侯》刻画了一个 “破家县令”的残忍形象,“破家县令”四字真是一语道破了封建官吏的罪恶本质。卢楠还是富户望族,仅为饮酒赏菊小事得罪了汪县令,便被害得家破人亡,那在 “破家县令”之流的统治下,小民们将如何求生?《醒世恒言》也确实展现了这一面,他们被冤杀、遭抢劫、受残害。《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一个并不复杂的碰巧牵连,因 “问官糊涂,只图了事”,就不听辩解,不作调查,随便杀害了两条人命。《李玉英狱中讼冤》中的问官也是 “听了一面之词,不论曲直,便动刑具”,致使一个无辜的弱女遭冤受苦,被判死刑。《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更为惊人,为了小小一文钱之争,由于官府的昏庸,恶霸地主的贪婪和凶残,致令十三人丧生。《灌园叟晚逢仙女》中的“花痴”秋先,与世无争,只想以勤苦的劳动美化生活,却受到恶霸张委的抢劫殴打,在迫害后,张委又勾通官府,诬陷秋先,把他当作 “反贼”捕入牢狱,不是浪漫主义地写花神救助,老秋翁如何逃生?《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巡捕杨洪得到贿赂银子,便随意让被捕强盗诬指张权为窝主,苦打成招,被判斩罪。他的两个儿子欲上告,又被杨洪捆绑投入江中,真是 “只因强盗设捕人,谁知捕人赛强盗。”可以说从上到下,织成了一张虐害人民的大网,《醒世通言》充分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
《醒世恒言》中以商人为主角的作品很引人注目,这正是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到,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不再是处于四民之末,受人轻鄙,也不再是被人斥为见利忘义、贪鄙可恶的形象了。在 《古今小说》和 《警世通言》 中,本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反映,但由于 《醒世恒言》 中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作品更多,因而这方面的内容相对集中些。《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写一位尚书生有五子,“虽教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贾,各执一艺”。有人劝说他应让五子都 “习儒”,他却认为读书并非唯一出路,读书不成还会“事事不如人”,而从事 “农工商贾” 只要 “不辞倦”,就会 “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把商贾列入与读书士子平等的地位,反映出社会风气的变化。《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 “祖上原是有根基”的刘君荐就是 “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找到了新的出路,并不肯老死场屋。这都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高,不再受人轻鄙了,正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小商贩秦重所说的:“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显得多么理直气壮。在商人开始受到尊重的时代背景下,以反映市民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 《醒世恒言》,当然主要刻画的是正面的商人形象。《卖油郎独占花魁》 中的秦重就是一个。唐宋传奇中几乎没有商人小贩的位置,元杂剧中的商人,则是被抨击的对象,经常是士子和妓女爱情关系的破坏者,是金钱势力的代表,最后受到惩罚。只有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后的明代社会,才真正出现正面商人的形象,反映出他们在爱情方面的胜利。在秦重身上,不仅抹去了唯利是图、以钱害人的所谓商人色彩,表现了他的勤劳俭朴、忠厚善良,而且突出了他感情的丰富深挚,表现了他尊重人、严肃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作品所细腻真切描绘的他对莘瑶琴的关怀照顾实在令人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尽管爱恋莘瑶琴,但当她提出要嫁给他时,他却因怕她过不了 “荆钗井臼” 的清苦生活而推拒了,绝代美色也影响不了他的慎重选择,因为他是在寻找要与之生活一辈子的妻子,只有在听到 “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坚定誓言后才高兴同意。这就既显出了秦重坚韧的性格力量,也显出他人格、心灵的光彩。小说通过 “市井之辈”与 “衣冠子弟”美与丑、善与恶、尊重人和蹂躏人的鲜明对比,独具风貌地刻画出一个纯真可爱的小商贩形象。《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当他拾到六两多银子时,“心中欢喜”,仔细盘算如何利用生息,而且算出十年翻利千金。这真是典型小商人的精明算盘,睁着眼做发财梦,表现出金钱欲。但他忽然又想到失银者的“烦恼”,想到这可能是那人的“养命之根”,甚至想到他会因此败家亡身,于是便拿不稳这银子,耐心等着交还失主,这又显出他是多么心地纯厚。思想感情变化的细腻生动描写活画出一个既渴望发财更心地善良的小商人形象。还有 《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酒店主刘德,也是 “极肯周济人的缓急”的善良商人,他收养抚大的孤儿刘方、刘奇,也是两个患难相共志诚纯朴的小商人。《醒世恒言》中的商人也经商求利,发财致富,但作者在表现他们时,常常写他们在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写出他们是好心致富,勤劳致富。如施润泽是拾金不昧,好心得好报致富;刘德是多做“阴德美事”而致 “家业渐渐兴隆”;刘奇、刘方是 “物价公平,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老大家业”;秦重是“做生意甚是忠厚”,薄利多销,因而主顾很多,生意兴旺而盈利日增;《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是长途贩卖营运,吃尽辛苦,受尽颠簸而致富的,所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其实,阿寄的长途贩卖营运中既有着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就是在施润泽的所谓好心得好报致富中,也可以看到竞争、吞并与剥削。几倍的利息增长,织机的连连添加,对 “蚕桑失利”的邻家的并吞,“讨几房家人小厮”的雇工剥削,这一切都本来充满经商活动的竞争气氛和剥削味道,却被作者以“好心致富”掩盖了。总之,《醒世恒言》在表现商人经商致富时,没有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中表现对“利” 的追逐,而把 “利” 与 “义”联系在一起,以既求“利”,又守 “义” 为赞美对象,表现商人的致富多从具体劳动中逐渐发展,较少暴发户的特点。这种描写,既反映出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以正面形象登上文艺舞台,表现出美好的品德,纯朴的感情。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市民阶层还不够壮大。他们对“利”的追求不仅受到 “义” 的限制,不能公开追求商业资本的发展,不明白竞争吞并、增加雇工、扩大再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小生产中分化成长的必然过程,虽然带有血腥气,却反映出历史的进步。而且,书里如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粮食富商高赞,《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开玉器铺的王员外,都要招读书人做女婿,为的是日后能经科考而由 “富” 至“贵”。这就反映出从封建社会母体中萌生的市民阶层,还摆不脱对封建势力的依附,摆不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关于爱情婚姻的作品,在 《醒世恒言》中也占有突出地位。而且许多作品都洋溢着喜剧的气氛,表现出新兴市民开放向上、乐观自信的激情,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如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波澜迭起的意外 “错占”之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快刀斩乱麻的 “乱点”之趣,《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私藏大饭量情人的小闹剧,《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小道士相亲、夜考新郎的雅谑等,都令人忍俊不禁,笑颜常开,在欢笑中去领悟作品的思想意义。高占公开招婿不论 “聘礼厚薄”,不求 “豪门富室”,只看人品才学,是市民对 “门当户对”婚姻观念的挑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男方要 “冲喜”,女方便以子扮女代嫁,结果孙家女伴假嫂眠,成就了一对良缘,这正是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嘲讽。乔太守的乱点鸳鸯正符合市民阶层自由婚姻的浪漫愿望,因而这个封建官吏也被美化为 “风流太守”。苏小妹的自择佳婿、秦少游的扮装相亲,都富有自由恋爱的味道,而 “三难新郎” 的新婚夜考则更显现出妇女不依附男人的自主自立意识。吴彦的邻舟赴约固然因食量太大闹了笑话,但他既有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贺秀娥也敢于公开以 “天遣成配”辩解,有 “倘爹爹有别念,儿即自尽”的坚决态度,终于赢得了美满婚姻。《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喜剧更写得精采深刻,其中精致的细节描写,细腻的心理刻画达到很高水平,对莘瑶琴感情态度的变化也写得极合情合理而富有思想深度。以形象而言,杜十娘可说比莘瑶琴更机警精明,但莘瑶琴终于在现实的教育下,顺应时代潮流,把眼光从“王孙公子,贵客豪门”那里移向市井小民,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避免了杜十娘的悲剧。莘瑶琴只比杜十娘多走了一步,但这一步却跨过了从霍小玉到杜十娘上千年没有跨过的门槛,打破了对贵族子弟们的幻想,在具有平等意识的市民阶层身上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即使是在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中,也出现了妙趣横生的喜剧场面:周胜仙对范二郎一见钟情,不肯“当面错过”,便借故与卖水人“吵架”,而将自己的家庭住址、姓名年龄介绍一番,最后还强调“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范二郎也对周胜仙有情,听出这些话“分明是说与我听”的,便如法泡制,介绍自己,也强调“我不曾娶浑家”。这充满喜剧气氛的机巧“自媒”,实在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叛,是在以独特手法争取婚姻自主权。周胜仙为爱情而“两遍死去”,实在是一出非但生离且成死别的真正的爱情悲剧,但小说却运用喜剧手法表现。
《醒世恒言》对宗教的揭露和批判也值得注意。《汪大尹火烧宝莲寺》描写了在一个神圣庄严、香火旺盛的佛寺里发生的罪恶勾当,僧人们精心设计了一场以金身罗汉送子为名,行奸骗良家妇之实的大骗局,其手段之卑鄙,用心之险恶,较卜伽丘笔下的修道士们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揭露了尼庵公开宣淫、害死人命的极为污秽可耻的事。这些高声礼佛、信奉五戒的和尚尼姑,实在都是一群“色中饿鬼”,在所谓宗教禁欲的信仰背后实际上是极度的纵欲. 这真是对宗教禁欲主义虚伪性的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探究,又会发现这一切根源于宗教禁欲主义的不人道、非人性。《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入话中的至慧和尚说得明白:“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 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难道和尚不是人身?”这简直是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控诉,对禁欲主义不人道的抗议。宝莲寺和尚的罪恶是令人发指的,但他们也曾是宗教禁欲主义的受害者。而非空庵中的女尼们,固然害死了赫大卿,但并非其本意。她们也是人,也有人的正常的生理要求,青春和性爱的觉醒是任何宗教戒律也扼杀不了的。她们固然有纵欲的无耻,但无疑是无人性的宗教禁欲主义所造成的变态心理行为,与其要责骂她们,不如说更应该批判宗教禁欲主义的无人性。《佛印师四调琴娘》中“心冷如冰”的佛印和尚尚且有情欲的冲动,带酒之后听女乐情歌,竟然感叹 “只闻檀板与歌讴,不见如花似玉眸”。既见其人,又感叹 “眼耳姻缘都已是,姻缘别有知何处”,显露出 “调戏琴娘之意”。酒醒后虽因 “佛力无边大”而控制住,但酒后之言却是压抑不住的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可见人情人欲的天性难灭。《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后宫韩夫人,到二郎神庙还愿,目睹神像竟“目眩心摇”,以至“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平生之愿”。虽然受到假扮二郎神的妖道的骗,但在她却表现出对合理人性人欲的追求。特别是作为皇宫夫人,竟不要荣华富贵,表示了对皇宫生活的彻底厌倦,更显示了人欲对天理 (礼敬皇帝,望帝恩眷) 的胜利。
《醒世恒言》中的许多作品,在结构的严密完整、情节的曲折变幻、形象的鲜明生动、描写的细腻精确、语言的流畅纯熟等方面都显出艺术上的提高,因而在““三言”中流传最广。但是其中作品同样存在思想艺术水平不一的问题。一般说来,写古代故事,神怪故事比较刻板单调,缺乏生活情趣,思想艺术水平较差。而写现实生活,特别是明代现实生活,便精采灵动,富于生活情趣,人物也鲜明生动,思想艺术水平高得多。从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的市民阶层,既有新兴的思想意识,愿望追求,也带着母体的胎记。作为表现市民意识较明显的《醒世恒言》,也与《古今小说》、《警世通言》一样,在表现对封建思想观念破突的同时,仍显出复杂性,流露出一些封建意识: 既歌颂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又有对封建贞节观念的肯定; 既批判了宗教愚昧,又宣扬迷信、命定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应正视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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