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少保萃忠全传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又名 《旌功萃忠录》,作者孙高亮,字怀石,浙江钱塘 (今杭州)人。共十传四十回,存明万历间刊本。清道光十五年十二世孙于士俊刊本。
小说叙于谦的一生。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乃文天祥转世。幼年聪颖过人,善于作诗对联,出语不凡,十岁中秀才,乡里闻名。于谦游学到姑苏,与徐 、唐段民为同学。后来他到山东为岳丈搬丧,结识了石亨和石彪叔侄,并为萧韶出奇计,灭了唐赛儿。永乐十八年于谦二十二岁中举,次年中进士,被授为在京监察御史,差往广东招抚瑶僮。他明察秋毫体恤百姓。宣德帝即位,汉王谋逆,于谦扈驾征汉王,大胜而归。帝贬汉王为庶人,汉王不服,于谦大叱其罪,汉王心胆皆颤,理屈乃服。山西、河南两省灾荒,帝命于谦巡察,谦以都察院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出示劝偷,使富豪良善纷纷捐资粟赈饥民,并督导黎民治理黄河,为百姓公断沉冤,兴利除害。二省民众感恩戴德为他建祠祭祀以报之。正统即位,王振专权,于谦当众斥王振之过。王振矫旨降于谦之职,仍令巡抚二省。瓦剌入寇,王振挟帝亲征,振等五十万将士死于土木,正统帝被俘,朝廷大乱。于谦镇定自若,平息廷乱,奉太后旨请 王登极,为景泰帝,尊正统为上皇,于谦为兵部尚书。敌军乘胜入侵京都,于谦荐石亨为总兵,石闭门不敢出战,于谦身先士卒,杀退也先,受封少保。也先假送驾为名,再次入侵,掠索金帛。京师一片慌乱,徐 力主南迁,于谦力阻南迁,稳定民心,打退也先进攻。被俘宦官喜宁,多次为也先出谋,以送帝为名抢掳金帛。高磐冒死来京送旨,命除喜宁。于谦受命后亲临边境查看地脉,部署抗敌,并与边将定计捉拿喜宁。于谦回京后,以“兄弟之情,君臣之义”上奏景泰帝,遣使迎正统帝回国,居南城宫殿。景泰立太子见济,废原太子沂王,不久,见济薨。于谦因过度辛劳致病,帝亲采竹沥为药。石亨召童先为幕宾。景泰帝病危,于谦请复沂王为太子,未定。石亨、徐有贞 (徐 后改名)、曹钦等密谋复上皇。旨封有贞为翰林院大学士,于谦下狱,以迎立外藩罪处斩。石亨由此专权,童先为谋士。皇太后得知于谦死信而下泪。帝因而贬有贞去云南,后有贞死于京城。石亨、曹钦又谋叛被赐死。于冕上疏为父申冤,成化帝为于谦昭雪,封于冕为应天府尹。弘治帝谥于谦为“肃愍”,为其建旌功祠。万历帝改“肃愍”为“忠肃”。
小说以浓笔重墨成功地塑造了于谦这个刚正廉洁的清官形象。于谦早在少年时代即以智慧出众得到布政司范公、巡按张公以及师长、亲朋的赏识和器重。他为官能体恤黎民的疾苦,想方设法为百姓消灾弭难。在巡抚河南、山东二省期间,于谦见饥荒严重,贫民流散,十分痛心。为济万民活命,他把钦赐赈济银两、各府州县无碍钱粮及预备仓粮,悉行赈散。又带头捐献俸资二千五百两,并发动各有司捐献俸资五百金,为蓄粟麦之本。同时发榜劝喻贤良富家巨室自愿捐献或低价粜粮,为此赏旌嘉奖,树碑立传,从死亡线上救出众多灾民。于谦还深入卑田院了解鳏寡孤独的生活状况,举凡他们所需要的米粟、布匹、医药等都样样想得周到,事事落到实处,并开设社学,教育孤寒子弟。数年“全活万万,教育万万”,致使百姓额手称庆,纷纷编歌谣以颂扬他的功绩。于谦重视预防黄河水患,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组织百姓筑堤、种树、开堑、挖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巡抚江西、广东时,他尽心尽力为民伸冤,将那些邀功妄杀和贪赃枉法之辈严加惩处。对僮、瑶同胞则格外尊重、体谅,为安定边远地区、和睦兄弟民族作出可贵的贡献。
于谦不仅以清廉、爱民著称,而且还是一位保国安民、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京都危在旦夕,徐 等人倡议南迁,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义正词严,据理驳斥了南迁的主张。随即部署兵马,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共赴国难。与此同时,他又辅佐 王登极,安定民心。在国家民族系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严守京城九门,再次激励将士,为国尽忠,与敌人决一死战。他 “威令必行,朝野有法”,对孙子兵法运用自如,巧设计谋,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进攻,保卫了京城,稳住了局面。他日理万机,夜宿朝房,然而个人生活却十分清苦,以至积劳成疾。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诣边防要塞,实地察看工事堡垒,慰劳将士,并出谋策划擒拿叛贼喜宁,为迎接正统帝回国创造了条件。小说把他与文天祥、岳飞并提,有意把他写成文天祥转世,不仅外貌酷似,而且气质和精神也与文天祥的遗风相同。
于谦的英雄气质同刚直不阿的独特个性是分不开的。作者以其深入底蕴的眼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点,透过一定事件的考验把对象潜藏的美,生动巧妙地揭示出来,特别是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中,通过与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之辈的鲜明对比,以丑衬美,愈显得于谦正气凛然。他既不向当朝显要王振之流乃至皇帝阿谀谄媚,随声附和; 也从不接受他人的逢迎讨好和金钱贿赂。他一向秉公办事,从不考虑个人的官爵利禄,权势失得,他那浩然正气,使迷惑总兵石亨多年的桂花精都不敢正面相觑,以至在夹壁中尴尬地现出原形。这个细节描写虽然纯属虚构,但对于渲染和反衬于谦的高洁品格,却是神来之笔。悲剧,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人生和艺术的最深刻的足迹。历史上的各种悲剧艺术,反映了各个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冲突。特别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趋于激化的时候,正直、耿介之士,民族英雄,往往惨遭不测,岳飞、文天祥如此,于谦也不例外。然而正是在美的毁灭的丧钟声中,悲剧性才获得了崇高的审美意义。
作为这部小说的反面人物,象王振、喜宁、石亨、徐 等,大都有史可查。这里只是择取与于谦有关的事件加以描写。审美对象也包括丑在内。作品的成就同样表现在作者以丑为美的反衬时,也就创造了对丑的反映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突出地表现在美丑的成分、关系、形态的多样性上。作为于谦的对立面和美的反衬,这些反面人物也都各有不同的品貌。如石亨、徐 绝非单纯从脸谱加以丑化的人物可比。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写成天生的坏人。然而他们灵魂中含有的杂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错误,一场灾难的基础和物质力量。特别是在个人权势日益膨胀的腐蚀下,他们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就会变得越发狠毒、奸诈。徐 曾是于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介名士。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治水,在治理张湫水患中立了奇功。但他有一套笼络人的办法,且又善于为个人谋划。国难当头,他贪生怕死,为了保命保乌纱帽,他不顾社稷安危,民族存亡,力主南迁,妄图把明代的一统江山变成南宋那种偏安局面。后因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和当面驳斥,从而恼羞成怒,结下了深仇大恨。一旦身居要津,他就变得心狠手辣,不顾信义,不念旧情,直到置于谦于死地而后快。
石亨仪表堂堂,“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且有 “诛干骑”,“破万难” 之勇威。他屡建战功,在巡边大将中的地位仅次于杨洪。当瓦刺族首领也先侵犯京都时,他受到于谦的重用,并以德胜门优兵诱击之功,一跃而为“大将军”。后值景泰帝病笃,石亨主谋迎立英宗复位,以首功爵进忠国公。但是,他却醉心于结党营私,沉缅于花天酒地。以至排斥异己,冒功受贿,诬陷忠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从骄横跋扈、势焰熏灼,一直发展到野心勃勃、谋篡帝位。为了扫除篡权的最大障碍,他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谦。小说对石亨的臧否与历史记载基本一致,作者的爱憎倾向十分鲜明,象石亨、徐 之辈在明代官僚中并不罕见。深入这些人物的神髓,通过艺术手段对丑的本质从人物自身美丑矛盾的结构和发展轨迹上作了真实的刻画和深入的揭示: 人物品质的不纯往往导致美的削弱乃至消亡和否定。化美为丑对人物自身来讲,同样是一场悲剧。由于丑战胜和取代了美,意味着人性的堕落,因此这类悲剧更具有警策的意义。
王振、喜宁等阉宦、内奸则属于善于弄鬼的丑类。他们或恃宠专权,或投敌叛国,从来是不齿于人类的耻辱的象征。作为明朝第一代窃权误国的宦官,这些丑类从巧言佞色,博取皇帝欢心,进而内控皇权,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无恶不作。明代阉宦猖獗始于王振。据记载:“太监王振盗去禁内臣碑。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碑高三尺,上铸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宣德时尚存,至振,去也。”又说: “太监王振矫旨以徐 为兵部尚书。时振权日重, 以谄见擢”。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俱攫金进见。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由是竟趋苞苴,乃被容接……”。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正德年间王振弄权给社稷、民族造成的危害和不幸,最后连他自己的生命也葬送在土木之战中。书中所刻画的各色人等,以其多样性、多面性和多变性,显示了灵魂的美与丑: 丑掩盖美削弱美,又衬托美,强化美。美丑的对比和对人物的褒贬使这部小说迄今仍葆有相当的认识、启迪和审美的意义。
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中大都将《于少保萃忠全传》列入历史演义小说。其实它是一部典型的传记体长篇小说,与 《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西晋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有明显的区别。历史演义小说总是从宏观的意义上概括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全貌,艺术地表现这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矛盾和斗争。举凡这一时代的主要人物及其事迹,尽管一一作了形象的描绘,仍是以帝王或帝位的更迭为中轴,从某一历史时代的酝酿为开端,迄于该时代的终结,并以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为情节发展线索。《于少保萃忠全传》则不然。这部小说以主人公于谦的一生为主要线索,着重描述个人的品德、事迹、交往,旁及其它。尽管小说涉及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前后七代六帝的历史演变,但是它的整体构思毕竟是围绕于谦的命运和遭遇来展开描写的。作品从他的降生开篇,次及幼年、青年,直到功败垂成,含冤而死,当然也包括死后的昭雪和历代皇帝对他的封谥。就作品的内容、结构和叙述方式而言,将这部小说视为传记文学是更加符合实际的。
然而它又不同于我国自古有之的传记文学。我国历代的传记文学篇幅较短,往往运用质朴、洗炼的文字,记叙人物的生平、品德和事迹。传记文学重在历史实录,很少虚构、夸张和渲染,细节描写也不多。而 《于少保萃忠全传》则不然。它的主要情节均有历史的依据,但作品对于谦的为人及其业绩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有些关节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渲染,并伴以一定的虚构、想象和夸张。就篇幅而言,则远远超过了古代一般的传记文学。因此,理应将它列为长篇传记文学。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摄取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的某些写法。例如 “于公断冬青树叶案”和 “三两银子案”,均与明代流传的公案小说类似。又如 “储衍家产案”在同时代的几部公案小说中大都拥有同样的案例,所不同的只是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姓名加以更改而已。这些当然无所谓历史记载,而是为了显示于公的清正廉明,有意从其它公案小说中移植过来的。此外,象徐有贞张湫治水、徐武功被勘作法、桂树精现形等故事,乌全真、老和尚等人物,在艺术描写上都带有浓厚的神奇色彩。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此书将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和传记文学的特点融于一炉,从而出脱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即传记体长篇小说。它在促进明代小说的多样化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为同时代人宣传、写同时代人的事迹肇始于 《英烈传》,《于少保萃忠全传》则紧步其后尘。《英烈传》接近传记体长篇,但实为历史演义; 《于少保萃忠全传》则是典型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就当代人写当代人物的传记来说亦属首创。
作者的感情真挚而鲜明,对于主人公于谦的一言一行,人格、品德,充满了爱慕和敬仰。许多场面和片段都写得真切郁折,感人肺腑。象于公含冤而死的情景,肃穆壮烈,催人泪下,令人扼腕,嗣后人民悄悄进行悼念,祭祀的描写,亦复哀思绵邈,沉郁顿挫,感人至深。又如范广侍妓的忠贞、侠义,同样令人难忘。 （编辑：moyuzhai）
小说叙于谦的一生。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乃文天祥转世。幼年聪颖过人,善于作诗对联,出语不凡,十岁中秀才,乡里闻名。于谦游学到姑苏,与徐 、唐段民为同学。后来他到山东为岳丈搬丧,结识了石亨和石彪叔侄,并为萧韶出奇计,灭了唐赛儿。永乐十八年于谦二十二岁中举,次年中进士,被授为在京监察御史,差往广东招抚瑶僮。他明察秋毫体恤百姓。宣德帝即位,汉王谋逆,于谦扈驾征汉王,大胜而归。帝贬汉王为庶人,汉王不服,于谦大叱其罪,汉王心胆皆颤,理屈乃服。山西、河南两省灾荒,帝命于谦巡察,谦以都察院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出示劝偷,使富豪良善纷纷捐资粟赈饥民,并督导黎民治理黄河,为百姓公断沉冤,兴利除害。二省民众感恩戴德为他建祠祭祀以报之。正统即位,王振专权,于谦当众斥王振之过。王振矫旨降于谦之职,仍令巡抚二省。瓦剌入寇,王振挟帝亲征,振等五十万将士死于土木,正统帝被俘,朝廷大乱。于谦镇定自若,平息廷乱,奉太后旨请 王登极,为景泰帝,尊正统为上皇,于谦为兵部尚书。敌军乘胜入侵京都,于谦荐石亨为总兵,石闭门不敢出战,于谦身先士卒,杀退也先,受封少保。也先假送驾为名,再次入侵,掠索金帛。京师一片慌乱,徐 力主南迁,于谦力阻南迁,稳定民心,打退也先进攻。被俘宦官喜宁,多次为也先出谋,以送帝为名抢掳金帛。高磐冒死来京送旨,命除喜宁。于谦受命后亲临边境查看地脉,部署抗敌,并与边将定计捉拿喜宁。于谦回京后,以“兄弟之情,君臣之义”上奏景泰帝,遣使迎正统帝回国,居南城宫殿。景泰立太子见济,废原太子沂王,不久,见济薨。于谦因过度辛劳致病,帝亲采竹沥为药。石亨召童先为幕宾。景泰帝病危,于谦请复沂王为太子,未定。石亨、徐有贞 (徐 后改名)、曹钦等密谋复上皇。旨封有贞为翰林院大学士,于谦下狱,以迎立外藩罪处斩。石亨由此专权,童先为谋士。皇太后得知于谦死信而下泪。帝因而贬有贞去云南,后有贞死于京城。石亨、曹钦又谋叛被赐死。于冕上疏为父申冤,成化帝为于谦昭雪,封于冕为应天府尹。弘治帝谥于谦为“肃愍”,为其建旌功祠。万历帝改“肃愍”为“忠肃”。
小说以浓笔重墨成功地塑造了于谦这个刚正廉洁的清官形象。于谦早在少年时代即以智慧出众得到布政司范公、巡按张公以及师长、亲朋的赏识和器重。他为官能体恤黎民的疾苦,想方设法为百姓消灾弭难。在巡抚河南、山东二省期间,于谦见饥荒严重,贫民流散,十分痛心。为济万民活命,他把钦赐赈济银两、各府州县无碍钱粮及预备仓粮,悉行赈散。又带头捐献俸资二千五百两,并发动各有司捐献俸资五百金,为蓄粟麦之本。同时发榜劝喻贤良富家巨室自愿捐献或低价粜粮,为此赏旌嘉奖,树碑立传,从死亡线上救出众多灾民。于谦还深入卑田院了解鳏寡孤独的生活状况,举凡他们所需要的米粟、布匹、医药等都样样想得周到,事事落到实处,并开设社学,教育孤寒子弟。数年“全活万万,教育万万”,致使百姓额手称庆,纷纷编歌谣以颂扬他的功绩。于谦重视预防黄河水患,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组织百姓筑堤、种树、开堑、挖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巡抚江西、广东时,他尽心尽力为民伸冤,将那些邀功妄杀和贪赃枉法之辈严加惩处。对僮、瑶同胞则格外尊重、体谅,为安定边远地区、和睦兄弟民族作出可贵的贡献。
于谦不仅以清廉、爱民著称,而且还是一位保国安民、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京都危在旦夕,徐 等人倡议南迁,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义正词严,据理驳斥了南迁的主张。随即部署兵马,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共赴国难。与此同时,他又辅佐 王登极,安定民心。在国家民族系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严守京城九门,再次激励将士,为国尽忠,与敌人决一死战。他 “威令必行,朝野有法”,对孙子兵法运用自如,巧设计谋,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进攻,保卫了京城,稳住了局面。他日理万机,夜宿朝房,然而个人生活却十分清苦,以至积劳成疾。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诣边防要塞,实地察看工事堡垒,慰劳将士,并出谋策划擒拿叛贼喜宁,为迎接正统帝回国创造了条件。小说把他与文天祥、岳飞并提,有意把他写成文天祥转世,不仅外貌酷似,而且气质和精神也与文天祥的遗风相同。
于谦的英雄气质同刚直不阿的独特个性是分不开的。作者以其深入底蕴的眼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点,透过一定事件的考验把对象潜藏的美,生动巧妙地揭示出来,特别是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中,通过与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之辈的鲜明对比,以丑衬美,愈显得于谦正气凛然。他既不向当朝显要王振之流乃至皇帝阿谀谄媚,随声附和; 也从不接受他人的逢迎讨好和金钱贿赂。他一向秉公办事,从不考虑个人的官爵利禄,权势失得,他那浩然正气,使迷惑总兵石亨多年的桂花精都不敢正面相觑,以至在夹壁中尴尬地现出原形。这个细节描写虽然纯属虚构,但对于渲染和反衬于谦的高洁品格,却是神来之笔。悲剧,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人生和艺术的最深刻的足迹。历史上的各种悲剧艺术,反映了各个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冲突。特别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趋于激化的时候,正直、耿介之士,民族英雄,往往惨遭不测,岳飞、文天祥如此,于谦也不例外。然而正是在美的毁灭的丧钟声中,悲剧性才获得了崇高的审美意义。
作为这部小说的反面人物,象王振、喜宁、石亨、徐 等,大都有史可查。这里只是择取与于谦有关的事件加以描写。审美对象也包括丑在内。作品的成就同样表现在作者以丑为美的反衬时,也就创造了对丑的反映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突出地表现在美丑的成分、关系、形态的多样性上。作为于谦的对立面和美的反衬,这些反面人物也都各有不同的品貌。如石亨、徐 绝非单纯从脸谱加以丑化的人物可比。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写成天生的坏人。然而他们灵魂中含有的杂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错误,一场灾难的基础和物质力量。特别是在个人权势日益膨胀的腐蚀下,他们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就会变得越发狠毒、奸诈。徐 曾是于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介名士。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治水,在治理张湫水患中立了奇功。但他有一套笼络人的办法,且又善于为个人谋划。国难当头,他贪生怕死,为了保命保乌纱帽,他不顾社稷安危,民族存亡,力主南迁,妄图把明代的一统江山变成南宋那种偏安局面。后因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和当面驳斥,从而恼羞成怒,结下了深仇大恨。一旦身居要津,他就变得心狠手辣,不顾信义,不念旧情,直到置于谦于死地而后快。
石亨仪表堂堂,“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且有 “诛干骑”,“破万难” 之勇威。他屡建战功,在巡边大将中的地位仅次于杨洪。当瓦刺族首领也先侵犯京都时,他受到于谦的重用,并以德胜门优兵诱击之功,一跃而为“大将军”。后值景泰帝病笃,石亨主谋迎立英宗复位,以首功爵进忠国公。但是,他却醉心于结党营私,沉缅于花天酒地。以至排斥异己,冒功受贿,诬陷忠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从骄横跋扈、势焰熏灼,一直发展到野心勃勃、谋篡帝位。为了扫除篡权的最大障碍,他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谦。小说对石亨的臧否与历史记载基本一致,作者的爱憎倾向十分鲜明,象石亨、徐 之辈在明代官僚中并不罕见。深入这些人物的神髓,通过艺术手段对丑的本质从人物自身美丑矛盾的结构和发展轨迹上作了真实的刻画和深入的揭示: 人物品质的不纯往往导致美的削弱乃至消亡和否定。化美为丑对人物自身来讲,同样是一场悲剧。由于丑战胜和取代了美,意味着人性的堕落,因此这类悲剧更具有警策的意义。
王振、喜宁等阉宦、内奸则属于善于弄鬼的丑类。他们或恃宠专权,或投敌叛国,从来是不齿于人类的耻辱的象征。作为明朝第一代窃权误国的宦官,这些丑类从巧言佞色,博取皇帝欢心,进而内控皇权,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无恶不作。明代阉宦猖獗始于王振。据记载:“太监王振盗去禁内臣碑。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碑高三尺,上铸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宣德时尚存,至振,去也。”又说: “太监王振矫旨以徐 为兵部尚书。时振权日重, 以谄见擢”。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俱攫金进见。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由是竟趋苞苴,乃被容接……”。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正德年间王振弄权给社稷、民族造成的危害和不幸,最后连他自己的生命也葬送在土木之战中。书中所刻画的各色人等,以其多样性、多面性和多变性,显示了灵魂的美与丑: 丑掩盖美削弱美,又衬托美,强化美。美丑的对比和对人物的褒贬使这部小说迄今仍葆有相当的认识、启迪和审美的意义。
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中大都将《于少保萃忠全传》列入历史演义小说。其实它是一部典型的传记体长篇小说,与 《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西晋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有明显的区别。历史演义小说总是从宏观的意义上概括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全貌,艺术地表现这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矛盾和斗争。举凡这一时代的主要人物及其事迹,尽管一一作了形象的描绘,仍是以帝王或帝位的更迭为中轴,从某一历史时代的酝酿为开端,迄于该时代的终结,并以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为情节发展线索。《于少保萃忠全传》则不然。这部小说以主人公于谦的一生为主要线索,着重描述个人的品德、事迹、交往,旁及其它。尽管小说涉及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前后七代六帝的历史演变,但是它的整体构思毕竟是围绕于谦的命运和遭遇来展开描写的。作品从他的降生开篇,次及幼年、青年,直到功败垂成,含冤而死,当然也包括死后的昭雪和历代皇帝对他的封谥。就作品的内容、结构和叙述方式而言,将这部小说视为传记文学是更加符合实际的。
然而它又不同于我国自古有之的传记文学。我国历代的传记文学篇幅较短,往往运用质朴、洗炼的文字,记叙人物的生平、品德和事迹。传记文学重在历史实录,很少虚构、夸张和渲染,细节描写也不多。而 《于少保萃忠全传》则不然。它的主要情节均有历史的依据,但作品对于谦的为人及其业绩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有些关节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渲染,并伴以一定的虚构、想象和夸张。就篇幅而言,则远远超过了古代一般的传记文学。因此,理应将它列为长篇传记文学。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摄取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的某些写法。例如 “于公断冬青树叶案”和 “三两银子案”,均与明代流传的公案小说类似。又如 “储衍家产案”在同时代的几部公案小说中大都拥有同样的案例,所不同的只是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姓名加以更改而已。这些当然无所谓历史记载,而是为了显示于公的清正廉明,有意从其它公案小说中移植过来的。此外,象徐有贞张湫治水、徐武功被勘作法、桂树精现形等故事,乌全真、老和尚等人物,在艺术描写上都带有浓厚的神奇色彩。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此书将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和传记文学的特点融于一炉,从而出脱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即传记体长篇小说。它在促进明代小说的多样化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为同时代人宣传、写同时代人的事迹肇始于 《英烈传》,《于少保萃忠全传》则紧步其后尘。《英烈传》接近传记体长篇,但实为历史演义; 《于少保萃忠全传》则是典型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就当代人写当代人物的传记来说亦属首创。
作者的感情真挚而鲜明,对于主人公于谦的一言一行,人格、品德,充满了爱慕和敬仰。许多场面和片段都写得真切郁折,感人肺腑。象于公含冤而死的情景,肃穆壮烈,催人泪下,令人扼腕,嗣后人民悄悄进行悼念,祭祀的描写,亦复哀思绵邈,沉郁顿挫,感人至深。又如范广侍妓的忠贞、侠义,同样令人难忘。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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