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文世界自2009年开始译介这位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品《荒野侦探》时，这位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作家在西方世界已经赢得了一片声誉，其中包括在英国文学杂志《瓦萨非瑞》(Wasafiri)的“25年来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和美国书评人协会(NBCC)小说奖。这一状况的罕见是因为书评人协会小说奖在1997年之前只授予英语写作的作品，就是在1997年之后这也是第一次授予给一位已故作家且是一部翻译的作品，可以想象在西方世界波拉尼奥尤其是他的《2666》早已是一位宠儿。而更让这部作品显得神秘又不可捉摸的是，它是作家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因为波的肝病，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对这部巨书进行修缮，这曲天鹅之歌也因此给书评人和读者更多的联想与猜测。

　　尽管学术界或者批评界有些不理性地将20世纪后的小说贴上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标签，但是不可回避的是20世纪大量的进入经典殿堂的小说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仅仅从语言上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福克纳就放弃了19世纪流行的现实主义的准确描摹，而二战后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更是不断地在挑战探索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张力。尽管波拉尼奥年轻时以地下诗人的身份活动，不热衷于进入任何主流的文学圈，也曾谈论过大部分作家的平庸和写作的无能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666》整部作品打上了后现代小说明显的印记。波继承了20世纪现代小说的语言技巧，《2666》皈依的语言宗教是崇拜修辞、多义，强调含混和隐喻的。波并不追求整合严密的叙事逻辑，大多数时候都是将人物的心理时间作为叙事的推力，多次出现的梦境描写都成为小说人物现实生活的注脚和潜意识的说明;而小说中提到的关于诗人、作家、音乐家等等的掌故都使得小说文本的内涵不断扩大。无可避免地，读者想到了博尔赫斯，想到了卡夫卡，看到了波“超文本”特质，不论波多么不屑于跻身后现代小说的点将台上，但他的小说美学早已开口说话了。

　　曾经有一位读者问及一位作家说：您的小说到底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这位作家说：如果我想说的就那么简单的话，我又何必写那么多呢?所以如果试图以片语概括这部长书似不可行，也有武断嫌疑，而全书提及的近百人，十几个国家和各行各业的人都不是一时一地能描绘清晰的。尽管大多数时候波是冷峻而又嘲讽的冷眼旁观者，但是他不时地会控制不住地点评，比如在第一部分当他写到让-克劳德、莫里尼和曼努埃尔一起殴打出租车司机时，波忍不住地说：“就像他们三个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合床同睡”，这一段落带给读者的快感就像看到一个严肃认真且演技高超的话剧演员在戏剧的僵持阶段突然笑场一样，这种乐趣远远超过被演员演技征服的乐趣。而就是他凝视了如此之久的几个人物的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即在于寻找一个几乎没有生活迹象的作者，而他们的生活的最大意义都搭建在了这个高高在上的不可捉摸的玄虚之物上。波创造了这些看似活灵活现血肉丰腴的人，但是却可以瞬间将其毁灭，这就是波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