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启元《刺绣》：书海漫卷中的传统文化与精神守望
小说以“物”的流传变迁为纵贯的主线,以“人”的爱恨情仇为横生的枝蔓,于纵横交合之中为读者呈现苏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侧影,更展现出作者尚启元在日渐加速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试图打捞文化传统与捡拾历史记忆的不懈努力。
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首,是吴地文化的代表之一。正如作者借吴先生之口所说,“从春秋期肇始,苏州的刺绣由于得天独厚、天时地利的因素,在历史行程中日益发展、推进。到了明代,苏绣浸润在‘吴趣’的文化氛围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明正德年间,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在他主编的《姑苏志》卷十四中写道:‘精、细、雅、洁,称苏州绣。’这四个字是苏州人优美、柔和、文静、高雅的体现。”小说正是在对刺绣工艺的娓娓道来中带出绣娘的生命轨迹和苏州城的历史。这里的女子如苏绣一般美丽温和,但这美并非软弱淡薄的美,而是富有韧性与生命力的美,它支撑着沈灵慧和沈雪馨两代女子为振兴“玉春坊”而苦心经营,在面对外来侵略时以柔克刚,始终保持着高昂气节。苏州城的侧影则在对人与物的刻画中显现出来,其温柔高雅的气质如同女子温婉的脸庞,其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如同女子手中不曾停歇的细密针脚。这种刚柔并济的美与力的结合,使得苏州城能够在穿越历史迷雾与战争暴力之后仍旧保留着柔和娴静的文化根基。
苏绣的发展传承是作者着力叙述的重心,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小说中提到喜月坊从德国买来机器设备刺绣,这对坚持手工刺绣的玉春坊造成了影响,但是沈雪馨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对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其在这场人工与机器的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在机器化与现代化背景下,传统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压榨甚至濒临湮没,却能凭借其于历史沉淀之中积攒的踏实自足来抵抗机器化生产的强大冲击,重获生机。这无意中显露出作者所具备的某种文明危机意识与“向后看”的历史书写姿态。
《刺绣》虽以苏绣这一技艺作为主要线索,但其驳杂充盈且枝节漫溢的书写无疑体现了作者编织苏州文化风貌图的雄心。小说中对苏州的文化传统与民俗风情多有涉及,从苏州刺绣到吴门画派,从评弹到昆剧,从各式苏州小吃到名茶碧螺春,从水乡古镇到古典园林,作者将文本置于苏州城的文化场域之内,将现实生活的绵密纠缠呈现于平实的文字之中,展现出历史涌动之流下不曾改变的坚实存在。
《刺绣》以两代绣娘为主人公,其中以沈雪馨为主要书写对象。小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沈雪馨的情感历程,呈现出“三男一女”的爱情模式。机缘巧合之下,沈雪馨先是意外卷入当地两家最大的绣坊——闺阁坊和秋彩坊的商战之中,并与两家绣坊的少东主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少东张铭辉和陶清珂两人分别对沈雪馨展开了爱情的“攻击”,张铭辉不时为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陶清珂分配技术工给沈雪馨。然而,沈雪馨并未选择两人,最终只是将其作为事业上的伙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沈雪馨选择与早年认识的美术家高晓涛一同参加革命工作,两人通过开展革命运动,感情日益升温,互相萌生爱慕之情。沈雪馨最终选择了革命者高晓涛,这不仅是基于爱情的抉择,更是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沈雪馨从封闭的绣房踏入风起云涌的革命领域,反“客”为“主”,积极参与革命救亡,将刺绣技艺变为斗争利器,并使之与家国责任相融合。
抗战胜利后,沈雪馨与入狱后归来的革命英雄高晓涛重逢,爱情得以圆满,一家人得以团聚。不难发现,爱情叙述在这里并不是纯粹的爱情本身,而是被纳入社会/政治的意义象征系统。革命政治成为私人情感的支持者和解放者,政治被自然化,革命本身就成为了爱情。因而沈雪馨并非选择爱情,而是选择了像恋爱一样革命,选择了一种踏出绣房走向社会的人生方式,选择了以柔弱之躯分担历史的重负。
随着社会的加速运转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栖居的城市似乎变成了一个个转瞬即逝的魅影,或许是因为对城市的印象总是与当下芜杂的现实生活经验掺和在一起,我们似乎从来不会去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因而,作家尚启元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刺绣》便显得尤为可贵,它借绣娘的一生去勾勒苏绣的发展历程,又以苏绣的传承描画出苏州城的文化底蕴与历史轨迹,它本身就是一幅用“匠心”织就的苏绣作品,在这个急速前进的城市一角独自散发着温暖柔和的光泽。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