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时代的人文关怀
小说以大流行病、全球化的超级流脑病毒作为制造悬念的核心，这不禁令人想起当下仍未结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和令人闻之色变的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当然，更重要的是人类应对诸种重大疫情、饥荒和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20世纪以来，生物技术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疫苗、抗生素以及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为人类解除了已知的大部分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宣告了人类在面对自然选择时对掌控自身命运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恰恰与近现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关。随着对神学权威或天子圣训的祛魅，人类的生存体验成为构建和确认人生意义的本源，如果将人类的现代性体验视为人类对自身力量以及自我内心系统多样性、复杂性和纵深性的认同与反省，那么或许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指，人类的生存体验不仅为个人生活赋予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然而，也恰似赫拉利发出的警告，一旦技术伦理失范，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与算法就会沦为人类自己为了某种残忍的目的而刻意制造流行病的工具。21世纪，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在自己创造的“技术”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从女主人公夏楠寻找丢失的“记忆芯片”而牵扯出的女性创伤，从全球超级流脑疫情到以“智商跃进计划”为名的人口清除阴谋的暴露，包括男主人公陈辰对自我意识自主性的怀疑等都可以看出，《脑控》是一部从技术反思角度切入的对“后人类”时代“人的境况”加以密切关注的人文主义之作。
如果将“疗愈”视作对无法选择的“先天的”“自然的”人类残缺的修补，那么《脑控》中的“科学怪人”针对智商100以下人群的“清除计划”实质上则意味着对具有某种遗传特征或潜能的人类的“后天”选择。在生物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21世纪，如何像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警惕的那样，在“治疗”和“改进”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红线，从而指引技术向前者发展，同时对有可能被各种改头换面的“优生学”所包裹的意识形态选择做出严格限制。否则，原本受社会经济影响的阶层系统将转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化、绝对性的阶级隔离。换言之，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所经历的压抑、孤独、疾病和战争，都是人类这一物种存在的大部分历程中所共同承担的，也恰恰是经由这些苦难才进化生成了人类的全部情感并界定了人类根本的价值观，使人类保有基本的、共享的人性，从而使所有人类族群更紧密地联结起来。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脑控》对技术伦理的反思指向了从启蒙时代诞生的“进步”“发展”等话语，对启蒙价值观及其权力话语重新进行审视的严肃意指，也将原本通俗化、大众化的网络小说文本，从满足一般读者猎奇消遣、情感代偿和欲望满足的层面，推向了对“后人类”时代“人的境况”的深刻探问。主人公陈辰虽然制止了威尔的人口清除计划，却仍旧不能阻止资本对大脑意识控制技术的垄断，甚至连对自我意识的自主性也产生了怀疑，这样的结局收束确然预示着人类面临的新的危机：一旦生物“优选”技术与资本或某种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由生物性的鸿沟造成的阶级壁垒将牢不可破。甚至可以想象，一旦以某种潜能作为人类族群生物链条的自然法，那么每当处于底端的族群被清洗之后，下一轮被清洗的必然是曾经处于非底端的“幸存者”；如此往复，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人类必将卷入更为残酷的竞争，使技术不再服务于人之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反而迎来一个等级森严、单一的“后人类”未来。
总之，《脑控》的技术焦虑投射了当下时代的某些生存焦虑和精神焦虑。不论是科学狂人的技术控制，还是制药公司的资本垄断，实质上都是权力控制的不同形式。从启蒙时代起，人就成为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对象，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论断恰恰道出在毛细血管般的权力管控中人的无奈和人对自身主体性的不确定，而这种表现为对身体以及总体性的人口技术性的控制，最终在网络小说《脑控》中得以具象呈现。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小说关于人性、人类总体性及其未来命运的严肃思考和认真书写，已经在某个向度上映射出网络文学写作者自觉的精英化追求和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而作者将人的主体性意识与自我察觉能力视作纠正技术伦理失范的重要途径，也昭示出网络文学作家通过写作重振人文关怀的意图。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