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柳叶：此心安处是吾乡

　　腊八后，婆婆开始做腊鱼、腊肉、香肠，欢欢喜喜盼着公公从老家过来，与我们过年团聚。

　　一月十几号的时候，与相熟的几个朋友小聚，大家约好年后自驾游，带着孩子们放松一下。

　　这一切，在1月20日这一天骤然改变。

　　新冠肺炎人传人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我们一家人就在武汉。

　　一开始我还有些迟疑，毕竟在这天之前，虽然早就听说过疫情的事，可走在街上，走进超市，一切都那么正常，何况我住的区离疫情发生的区相距颇远。就这样抱着一丝侥幸等到了第二日，看新闻、刷微博、看群聊，我意识到了严重性。

　　思虑再三，我对婆婆说把爸爸的票退掉吧，不要来武汉了。婆婆是个明理的人，在我说清楚缘由后，很快表示了赞成。但我能感受到老人家的失望，这失望源于每一个普通人对过年时亲人团聚的渴望。

　　过年，本就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而在这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无比庆幸当时的这个决定。

　　我买了口罩、易储存的食物，并叮嘱婆婆不要再去菜市场，孩子们不要再出门玩耍。尽管如此，对于这场疫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还是没有深刻的意识。那时的我很乐观，盲目的乐观。

　　那几日，每天的信息量巨大，过一天像是过了很久很久。远在天津的亲朋好友陆续劝我带着孩子们回来过年。

　　我在天津出生，天津长大，年少的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在那里读了四年书。老公是我的大学同学，家乡在湖南。我们毕业后定居武汉，轮流在三地过年。这个时候，无论是回天津还是去湖南，似乎都有选择的余地。

　　我与老公商量许久，最终还是决定留在武汉。离开这里确实能轻松些，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疫病有潜伏期，选择留下更妥当。

　　再后来，武汉封城了。

　　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确诊的人数激增，蔬菜需要守着手机抢订，越来越多从朋友口中听到认识的人感染的消息，到现在，我所住的小区也出现了确诊者，甚至我所住的这栋楼都有了两例疑似。

　　从没有一刻觉得，离危险这么近。

　　抛开网络作者的身份，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妈妈，说不惶恐是假的。我开始整夜整夜失眠，最担心的是一旦大人感染隔离，身在异乡的我们没有亲人可以托付孩子。

　　每天一睁眼就是看新增人数，看各种新闻。情况似乎变好了，情况似乎又糟了……随着这些信息，情绪跟着起起伏伏。

　　我想这是每个普通人遇到这种极端情况时难免产生的焦虑、惶恐。但要说崩溃，并没有;后悔没在封城前逃离，也没有。

　　书房的窗外就能看到远远一片青山，平时宅在家里码字的我时常会站在窗边眺望。封城后的街上空荡荡的，但能看到清洁工、外卖小哥，以及在这个特殊时期必须走上街头的人。

　　有个朋友的老公是交警，大年初一那天一直没有回家，他要24小时待命，机动车限行增加了护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任务。雷神山就在我所住的区，老公所在单位派出工程机械队伍前去支援，那时是大年初一的晚上。还有早出晚归的社区人员，对我说为了家人的安全她回到家中就不再出房门一步，由家人把一次性的碗筷放在门外。

　　这样的事见到太多，听到太多。

　　我们是普通人，他们也是普通人。我们躲在家中刷微博、看新闻，忧心忡忡时，他们心中的担忧不一定比我们少。但职责所在，他们还是走出了家门，甚至彻夜不归。

　　看到这样的他们，留在家中的我便觉得有一个支撑在那里。

　　疫情暴发的这些日子，也听到个别质疑武汉人的偏激言论，但我想说，坚守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是战士，封城前离开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是逃兵。

　　今天是元宵节了，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佳节。吃晚饭时孩子闹着吃汤圆，我说家里没有。孩子很认真地说元宵节本来就该吃汤圆啊。婆婆忍不住吼他：“这么大了还不懂事，现在买不到汤圆，吃什么汤圆!”孩子听了委屈，我听了也不好受。以前何曾想过，元宵节吃汤圆这么微不足道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孩子呢。

　　之后忙了一会儿工作，婆婆喊我吃夜宵。饭桌上已经摆好一碗碗用米酒煮出的汤圆。我纳闷问：“家里不是没有汤圆吗?”婆婆很平静地说：“我用面粉做的。”那一瞬间，我控制不住鼻子一酸。不是难过目前的处境，而是感动婆婆这样一位很平凡甚至没有多少文化的老人，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绞尽脑汁满足孙儿想吃汤圆的小小心愿。

　　这个元宵夜，我们一家人还是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汤圆，我甚至觉得用面粉做出的汤圆味道很不错。

　　写下这些时，我依然会忧心、会焦虑，但对这座城市会好起来始终保持着乐观。就如我刚刚吃到的用面粉做的汤圆，正验证了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武汉是我居住了十多年的城市，从没有一刻像此时让我深刻意识到：我的家在这里，一家人在一起，心才会真正安定。

　　春天到了，东湖的樱花快要开了，我相信那些担忧、焦虑终归会烟消云散。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