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想做个小说艺术家
继《西决》《东霓》之后,笛安的龙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南音》终于面世,本报率先对笛安进行了独家专访。
在新作《南音》中,笛安加入了两个新的人物,一个是三叔家里新的闯入者昭昭,另一个是和原有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暧昧复杂的局外人陈医生。主角南音用年轻女孩纯真透明的眼睛,见证和记录了所有的煎熬纠葛。随着一个令人无言的结局,南音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崩塌了,而所有的浩劫才刚刚开始……
不仅仅是主角南音在书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大事件,笛安说自己也和南音一起经历了价值观的崩溃和重建。也许正是这些蜕变,才让笛安更成熟更冷静,也让笛安笔下的故事更有层次。
然而,成熟和睿智的笛安却有一把明媚的声音,在电话中,她用略带港台腔的语气,用节奏很快的语速,与你说起她的书、她的杂志、她的生活……
《南音》是一个从摧毁到重建的过程
在笛安的新作《南音》里面,南音已经成长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笛安说,二十几岁是一个女孩子变化最大的年龄,她们将面临着价值观摧毁重建的过程。而对于作者笛安来说也是这样,她的笔触不再局限于从前的那个小圈子,而将思维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一部系列丛书的成长,也是一个女人的成长。
山西晚报:有多久没回太原了?
笛安:如果是工作原因的话,很久没回去了。如果是私人原因的话,那回去得就比较多了,毕竟我还有很多亲人朋友在这个城市,过年过节会回来看一看。
山西晚报:对现在的太原还熟悉吗?
笛安:任何时候都很熟悉,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记忆都很深。
山西晚报:所以你给自己的三部曲命名为“龙城”吗?
笛安:是的。
山西晚报:在三部曲中,你说《西决》写完之后感觉意犹未尽,《东霓》则笔触奔放,这本《南音》给你什么感觉?
笛安:《南音》给我的感觉很沉重,它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试图在里面探讨一些更为现实和深层的东西,而不是仅仅记录南音的生活。
山西晚报:对,《西决》和《东霓》给我的感觉是在说一个故事,而《南音》则是一段真实的记录,对这个时代更清晰更深入的记录。
笛安:是的,在《南音》的后半部分里面,出现了刑事案件这类比较沉重的桥段,这在我以前的作品里面,没有详细的描写。除此之外,医生和患者的矛盾、网民们对于网络的探讨,都在我的书中有所体现。总之,涉及公众话题的东西比较多,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描写一个小圈子。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主人公的价值观从摧毁到重建的过程。而南音这个主人公,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从一个单纯的小女孩,走向成熟。
山西晚报:《西决》和《东霓》,是两个成年人的故事,而南音我们最初看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在这本书里,为什么不完整地讲她的故事而从二十几岁开始说起?
笛安:不会从南音小时候开始讲了,因为以前的故事在之前的两本书里面已然记录完整。在《南音》里面,主人公一出场就是二十几岁的大女孩,我想用它来记录一个女孩或者女人成长的跨度。女孩子二十几岁时,她的思维变化会特别大,可能会变成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人。
山西晚报:哪一个瞬间让南音一家四口走进你的脑子里来?是因为想念家庭生活,所以想写一家人吗?
笛安:2008年,在法国吧。其实那个时候想家的劲儿早过了,因为已经出去几年了嘛,就是想记录几个年轻人不同的命运,最初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因为那时候毕竟还小,脑子里没有更深的思维,就是想写。那种冲动和现在理性的创作是完全不同的。
自我和非自我,会有清晰的界定
作为郭敬明手下的爱将,笛安和郭敬明有着共同的清醒和冷静。她不愿意被世俗的名词定义,而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作品;她能够非常清楚地界定工作中的非自我和写作中的自我;她对前辈的照顾心存感激,然而同时也肯定自己的作品。也许现在的文坛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人,露得了小脸,静得下心肠,分得清内外,耍得起理想。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永远没错。
山西晚报:你的书在书店里的分类书架上,往往被分到青春文学一类。青春文学向来忧郁一些,你的作品却让人感觉并不灰色。它们是不是介于青春小说和严肃小说中间?
笛安:我并不太在意自己写的东西是青春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大家说它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写得好,看了的人说好,那就OK。其实在这几年,我经历了一个和南音一样蜕变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处在二十几岁这样一个年纪嘛!想的事情更多了,以前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包括对小说的理解,都在动摇,也经历了一个摧毁重建的过程。现在的我,觉得没必要非要用一个词语定义一件事情,也没必要用什么什么文学来定义我的文字。
山西晚报:从签到郭敬明旗下开始,你仿佛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者,而需要不断地露面,不断地宣传自己,你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艺人化身份?
笛安:有吗,我没觉得。我见过一些真正的艺人,真正的艺人不是我这样。我只能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作者更时尚,更愿意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其实配合出书露面宣传什么的,这都是职业要求。我一向认为,职业的东西不必想那么多,它不代表真正的你,它就是一件事,做成这件事,就成功了。但是我觉得写小说属于私生活,它代表真正的自我,我会比较严格地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白天去做一些外围的事情,晚上夜深人静时沉浸在自己的写作世界。
山西晚报:你的《西决》出版时,是苏童写序,《东霓》则是刘恒写序,你初出道就受到了很多大腕的力挺,真是很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些来自长辈的帮助,你会不会像今天一样成功?
笛安:说真的,我很感激这些前辈对我的照拂。但是实际上一本书有没有人买与它腰封上写着什么话,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除了作品得经得起考验之外,出版方、签约公司,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些力挺对于我是另一种肯定,我非常感激他们。
山西晚报:我同事正在看最近一期的文艺风尚,一边看一边感叹太浪费了、太奢侈了,大面积的留白和插画,甚至比文字要占得尺寸多,你做这本杂志的理念是什么?
笛安:我想做一个异于从前的杂志,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以文学作为核心,对华语电影产生支持,对一些好的社团进行记录。其实就是以文学做中心,做一些人文项目。《文艺风赏》将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志,我希望这本杂志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一个人的作品上了文艺风赏,那就说明他的文字获得了绝对肯定。
和父母的看法不在一条道儿上
尽管只是谈起和父母对写作的看法,笛安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作家这个词的看法。她不愿意再做一个传统的文人,而是把自己定义为“小说艺术家”,这样一个感性的名称。她弱化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无聊,只是做了一些绚烂的事而已。
山西晚报:你家里一家三口都是作家(父亲李锐,母亲蒋韵,都是著名作家),你们在一起说话是不是特书面,并且不时蹦出一些可以流传文坛的经典对白?
笛安:哪会啊,我们都像平常的亲人一样。最经典的对白就是:女儿,这两天天冷你多穿点;或者:爸爸,少吃点油腻的东西,多吃蔬菜之类的。这是每一个家庭的经典对白。
山西晚报:你的小说一直在记录家庭伦理,你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笛安:除去文学,我们和任何一个简单的家庭一样。说到文学,我和他俩的看法基本不在一条道儿上,没得谈。作家这个职业对于两代人的意义不一样,我爸他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身上有很多属于文人的责任感以及社会担当,认为小说要有什么什么意义,而我称自己为小说艺术家,我创造美,创造阅读的愉悦,仅此而已。
山西晚报:在你的家庭里,一对优秀的作家父母和一个优秀的作家女儿,你觉得你的鸭梨大,还是你父母的鸭梨大?
笛安:全场无压力。作家这个工作我们选择了,于是我们就要做,就这么简单,哪来那么多鸭梨。
山西晚报:你在很多访问中说留学生活对你的改变比较大,你在留学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笛安:比较傻,和满大街十八岁傻丫头没什么两样,根本不懂创作,就是作文写得好点常被老师表扬,没人看得出我居然是个作家苗子。
山西晚报:其实你自己的经历就很特别,你的书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笛安: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意思。
山西晚报:你的人生没意思?为啥这么说?
笛安:是没意思。宏观地看好像和别人不同,其实我每天的工作也很枯燥。重复地在电脑前码字,重复和同伴讨论一本杂志该怎么出版,任何看起来有意思的人生都是由一个个无聊的片段组成的,可能就是做出来的事情看起来绚烂一些。
山西晚报:你能感觉到自己拥有超乎常人的成熟吗?
笛安:我没有觉得。在写作方面,我必须在一直成长,可能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面,而生活中的我,之简单,之幼稚,和你平时所见的文艺女青年没什么两样。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