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詹宏志谈侦探小说
台湾作家詹宏志是一位侦探小说爱好者和研究者，也因为喜欢，他为上百部侦探推理小说写了评论，这些文章部分收集在他刚刚在大陆出版的《詹宏志私房谋杀》和《侦探研究》中。现在的詹宏志还在持续阅读侦探推理小说，好的坏的，新的旧的，每年都会阅读七八十本。对于侦探推理小说，他对那些超级畅销的作家看不上眼，比如东野圭吾和丹·布朗，他是不屑去评论的，他喜爱的那些侦探推理小说，看重的是推理包装之外的生活细节和社会氛围——这和其他小说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您现在还看很多侦探小说吗？一年看多少本？
詹宏志：看，这是我的生活消遣之一。看多少本说不上来，七八十本肯定有。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以前看过的侦探小说再拿回来看。看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有个特别的地方在于，第一次看，你关心的是案情，第二次看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所以就有机会看与案情无关的东西，你就会发现那些意想不到的乐趣，看那些不要紧的地方。我最近在重看弗莱明007系列，原因是，最近美国作家杰佛瑞·迪佛得到弗莱明遗产委员会授权，写了一本新007。这不是007第一次重写，但这次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杰佛瑞·迪佛写了二十一世纪的007，“9·11”后的007。他要写的这个007，跟我们以前所读到的007有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又要放到当代社会里，所以这个007所有生活器用都已经不同，这就刺激我回头去比较，去看看以前读007的时候，有没有漏掉什么。
我所认识的那群侦探推理小说迷，对007的评价都不高，而且因为电影系列的成功，往往把小说和这个系列电影画了等号。
詹宏志：007电影跟小说几乎是两回事情，就算早期007电影跟小说也有很大差别。在弗莱明的007小说中，作者最厉害的地方是对社会细节的描述，这在电影里完全没有。你在电影里看不到007真正坐下来吃一顿饭，我们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但在弗莱明的小说里，作者花了很多力气去塑造这些细节。在小说里，007每一次点菜点酒都有一定的细节，这在电影里没有。电影里，我甚至不知道007有家，但在小说里，007每天要从他的公寓出门，连他的交通路线都写清楚。现在迪佛的007出门跟1950年代的路线是一样的，但到达办公室的时间不同，因为交通工具变了。老007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出现的时候，英国在世界权力中逐渐不再重要，这个英国人的出现对战后英国人很有安慰。
佛瑞·迪佛重写007，去年英国作家安东尼·赫洛维兹得到柯南·道尔遗产委员会授权创作出版了《丝之屋》，这部续作您看了吗？
杰
詹宏志：新福尔摩斯我也看了，但没有看新007那样兴奋。因为安东尼·赫洛维兹没有创造一个福尔摩斯，而是复制了一个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多一个这样的故事干嘛?那个福尔摩斯还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角色塑造和社会氛围描写也跟柯南·道尔写的差不多，那就很没意思。而杰佛瑞·迪佛创造了一个新007,比如007的衣服哪里来?弗莱明的007衣服都是定制的，但现在这样的师傅都找不到了，他更可能是买名牌，那么这个007喜欢什么样的牌子呢?这是有意思的地方。迪佛007和弗莱明007有什么真的不同?从前的007看起来是自由的，现在的007是不自由的，因为有手机和互联网。过去的007一出去，总部是找不到他的，他得自己想办法找地方联络总部，他一走出去就是一个流浪者。现在的007时刻能被总部找到，他可能也用iPhone，但是Q做给他的，那么Q也不会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门，可能有很多印度人。这都是有趣的设计。
从爱伦·坡开始有了真正的侦探推理小说，这个类型文学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这个类型在冷战结束、后“9·11”时代呈现什么特点？
詹宏志：现在整个出版市场每年生产多少侦探推理小说，我还没有统计过，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类型依然很兴盛。从西方出版市场来看，1980年代以后，英式小品式的侦探小说开始萎缩，而美国式的那种系列杀人狂、国际阴谋，这种好莱坞大片式的侦探惊悚小说开始兴盛。但最近几年，情况又发生倒转，大案件式的侦探惊悚小说有些疲倦，你能把世界炸毁几次呢?这些年，我看到了更多小案子的侦探小说，有时候连案子都说不上，他们把小说放到世界不同地方去，甚至非洲没有高度都市社会的城市中，在这样的部落型社会中每个人相互之间都认识，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去办案?这种氛围下，不可能有很厉害的案子，但氛围还是侦探小说的。这些作家在角色的塑造上，花的力气比营造案子本身更大，比如连书商都进入了侦探小说。
劳伦斯·布洛克就写了这样的侦探小说，比如他的“雅贼”系列。
詹宏志：是的，但我更关注欧洲侦探小说。它们不在英语文学中，从北欧到德国、葡萄牙、西班牙，他们这些非英语的侦探小说现在一部部被引进到英语世界来。这是最近一个很大的特色。这带给推理小说很多新的民族色彩。
在您看来，这个类型文学至今兴盛不衰的原因在哪里？
詹宏志：前半段侦探推理小说的历史，用福尔摩斯做例子，柯南·道尔创造的这个福尔摩斯很像古典音乐里的协奏曲，协奏曲用一个单音乐器和一个交响乐团对抗，作为一个音乐戏剧性发展的方法。推理小说很像这样，柯南·道尔创造了一个个人，他要和所有谜团对抗，这个谜团包括那个作案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包庇架构。
二战以后的侦探推理小说，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工业形态。读推理小说的人，不是说有好的推理小说我就去读，而是我有那么多的剂量要去用。我有时候也会读到不好的推理小说，可是我还是需要它。这种依赖关系产生了那么大的生产系统。是有这个空间，才刺激了那么多有才气的作家投身到推理小说的生产之中。推理小说尽管一直很蓬勃，但是大部分作品都很不好，很多好的推理小说藏在这个生产体制的角落里面，并没有得到书市的青睐。尤其是美国上排行榜的小说，写得好的并不多，但就是这样的空间，跑出了劳伦斯·布洛克这样的人，他的作品是上不了《纽约时报》的排行榜的，但总是有一批忠诚的读者。
比如唐诺。
詹宏志：对。有时候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之后，这个市场就是有这么大一个需求量，有那么多人愿意投身其中，总会出现好作品。但这也不是百分百的，在有些世代没产生好作家和作品，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大西洋两岸的生产机制又很不相同。比如美国会产生非常商业化的创作者，他们像工厂一样生产侦探小说。
比如詹姆斯·帕特森、约翰·格列汉姆，他们的作品遍布全世界的机场书店。
詹宏志：对，他们的作品就是不断复制重复。而欧洲市场因为语言比较分散，各个语言市场也比较小，用工厂式的生产所能产生的利益并不会很大，所以经常会看到很多比较特别的作者在创作，反而有机会出现更多有趣的东西。所以我看欧洲的侦探推理小说更多一点。
美国的生产机制中，工业生产机制很强，作者就变得太小了，有趣的作品就少了。比如《达·芬奇密码》这本书有些新意，但很快就会公式化复制这个类型。日本市场没有美国那么大，工业化也没有美国厉害，但这几年日本市场倒一直有厉害的作家出来，但卖得最好的作者不一定是最好的作者，比如东野圭吾现在那么红，但他的作品没有乙一、伊坂幸太郎、京极夏彦好，我觉得他们三者都比东野要好，东野的创造性没有那么高。
丹·布朗的“罗伯特·兰登”系列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侦探推理小说吗？
詹宏志：可以。侦探小说需要的元素很简单，有案子，有人在侦探，侦探在破案。侦探的身份不重要，他是个符号学家，书商都可以，他在用他的某种知识去解这个谜团，而这个谜团包含某种近似犯罪的东西，并由他来破案就可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罗伯特·兰登”，它符合这个条件，只是这个探案过程，跑步比动脑重要，因为丹·布朗或者说这个生产机制需要这个东西，需要符合好莱坞的生产机制所需要的节奏。
我们都说兰登博士用大量历史、宗教、符号学知识来破案，这在本质上跟福尔摩斯年代用当时的新技术破案有区别吗?
詹宏志：我觉得不能把丹·布朗跟柯南·道尔来比较，柯南·道尔非常费力气在他的角色塑造和社会氛围塑造上，但我在丹·布朗身上看不到这种感性的东西。柯南·道尔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这是毫无异议的，福尔摩斯你看完一遍甚至几遍之后还可以再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丹·布朗的小说，你只要知道了结果，再看肯定看不下去，你看不到其他乐趣。
对于一部侦探推理小说，这种伪知识的重要性在哪里？
詹宏志：这种写法叫伪百科全书，你可以说始祖是博尔赫斯，他做过这个事情，意大利学者艾柯也做过这个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骆以军、朱天文也做这个事情。其实伪百科、伪知识架构，从《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就是所有小说家的能力之一。在推理小说里，作家有这种能力不奇怪。小说家的身份就是去复制一个语言上的可行性，甚至可以由作家来创造一个视觉上的城市，所以也就不难创造一个知识的殿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技能，这个技能现在已经普及到了通俗小说家那里。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而因为互联网，拥有这个能力的小说家越来越多。
推理小说之所以有趣，其实跟推理这个类型没有太大关系，还是因为它有趣的角色和有趣的故事，这个要求跟所有小说都一样。美国推理小说最黄金的时期也就是冷硬派的那个写作传统，作家对街头氛围的描述，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伪知识架构没有关系。美国冷硬派推理小说的传统完全没有掉书袋，它似乎用真正的残酷大街语言来讲述故事。推理小说其他的外装都是知识噱头。推理小说有两个条件，首先是一个规则，读者与作者之间要有一个契约，读者期待作者带来的故事里要有侦探和破案故事，除此之外就要回到小说本质，也就是有没有写出一个让读者有感触的角色，说出一个读完之后比文字表面多的故事。现在重读弗莱明，也一点都没问题，光是那个角色的设计就已经很精彩了。这个角色非常迷人，有很多有意思的缺点，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务，是有缺点的特务，他有许多特质，比如他的执著和忠诚，他有近乎受虐狂的忍耐力，这个角色设计显然有心理学理解。
勒卡雷、钱德勒的小说也有这样的特质，他们作品中的冷战气氛结束之后，那个小说还是成立的，罗伯特·陆德伦的《谍影重重》系列就要差些。
詹宏志：在气氛凝重的设计上，《谍影重重》的电影超过小说，但没有小说设计的这个前提，电影怎么发挥?特工寻找身份的过程，夹在那么多权力斗争中，这都是小说提供的。
可是很多忠实的推理迷，尤其是那些基本教义派，在他们眼中，只有本格推理才有资格称之为推理小说，您怎么看？
詹宏志：按照这个标准，我不是侦探小说迷，我只是一个小说迷。我只是在这个类型里头找到有才气的作者和有趣的小说。我没有基本教义派的激情，但他们是最稳定的读者。在推理小说发展初期，自然而然都是本格派，比如福尔摩斯。当代的日本本格小说，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因为这些作家机关布景超过了人情世故，这让我觉得，数学题超过了人生写照。它能带给我两个小时的阅读乐趣，但不太可能给我持续的阅读欲望。我对离开人生的本格不太有兴趣。能让我融入，能让我与日常生活作对话，我对这样的小说更认同。
所以，像丹·布朗、东野圭吾这样的超级畅销作家，他们的读者，绝大部分都不是推理迷。
詹宏志：那些超级畅销侦探推理小说，当它们进入市场的时候不是以推理的标签进入的，他们畅销的原因仅仅在于，其他人也都在读。这几年，推理小说迷是一个很显著的读者群，但量不大。因为这个读者群很稳定，所以能支撑一个看起来很蓬勃的推理出版市场。
在华语地区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侦探推理小说读者群，但在这个地区却没有很好的侦探推理原创作者和作品，这是为什么？
詹宏志：确实还没有。首先是写作历史我们没有那么长，但更重要的是，台湾虽然已经是一个法治地区，但也还很新。推理小说的前提是法治社会，必须用智慧去赢得案子的胜利。在台湾，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警察要这么费力地去找证据，放在以前，抓起来打一顿不就好了吗?明明那个人是坏人，你还要用这么大力气去找证据，这种情况在非法治社会是不需要的。一个社会的法治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推理小说的那个气氛是很怪的，如果你要让我相信家乡那个警察脑筋很厉害，我是不太相信的，写得再合理我也不太信，因为他们不是这么办案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在英国社会，这是可能的，福尔摩斯那样子在他那个社会是合理的，并不是什么怪人。而在亚洲社会，日本勉强有这样的侦探氛围，中国台湾可能过一阵子可以，大陆这里似乎还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有侦探推理小说就有点矫情。
可是汉语中有公案小说，它跟西方的侦探推理有何区别？
詹宏志：公案小说有推理小说的形式，但没有推理小说的精神。公案小说里正义会实现，但不以推理为要件，你最后会办成那个案子，真相会大白，但那个办案不需要逻辑，没有真正的智力对抗，更没有法治程序。(石剑峰)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