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园中的卡夫卡——规则怪谈与控制社会
2021年11月30日，一个诞生于小众二次元论坛“A岛”的帖子震动了社交平台。这个名为《动物园规则怪谈》（作者为phKeaLx，以下简称《动物园》）的帖子发布在论坛的怪谈类版面上。“怪谈（かいだん）”来自日文，特指鬼怪故事。而规则怪谈，则是一种特殊体裁，它没什么故事，完全由一条条规则组成，但阅读规则，又可以脑补出整个世界的恐怖图景，产生“细思恐极”（越是细想越是觉得恐怖到了极点）的效果。《动物园》发表后，获得了大量人气，也令“规则怪谈”迅速火爆，成了一个类型，在A岛、知乎、B站、番茄等平台均有创作。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切比雪夫糖果厂规则怪谈》《封校规则怪谈》《规则怪谈：我即怪谈》等，但相比《动物园》，无论是谋篇布局、恐怖程度，还是主旨升华，都差了很多。至今为止，《动物园》仍然是这个类型的巅峰，颇有些“孤篇压怪谈”的架势。
《动物园》开头如下：
亲爱的游客，欢迎你们来到本市最大的动物园。……在观光游览时，请各位游客务必遵守以下规则，以确保你们的安全，否则后果自负。
1.本园安全措施保障绝对没有问题，动物没有出逃的可能性，尤其是小型草食动物大多被关押在不可触摸的封闭性环境里。因此，如果您看见路边有逃跑的兔子，请立刻带着您的孩子远离并报告工作人员，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尤其是兔子发现并且开始高速靠近你的时候。
2.猿类的园区只有一条街道，且只展示猿类动物。如果您发现了两条街道，且展示动物包括兔子，请选择左边那条，并尽可能快速地结束对该园区的参观。
3.大象是一种体型巨大、有着扇子一般的耳朵、鼻子很长、腿粗得像柱子的生物，而且不是白色的。请确保你在大象园区看见的是且只有大象。
4.动物园的饮料店不提供“兔子血”，如果您在货架上看见了，请不要购买。
5.不要独自停留在兔子园区的树荫下。
6.本园没有海洋馆。如果有工作人员向您贩卖海洋馆的票，拒绝他们。
7.如果您已经看见了海洋馆，立刻离开，并打通地图上标记的电话进行告知。
读者刚开始可能一头雾水，但读着读着，大约就会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明明是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兔子，却要躲开它；明明每个人都知道大象的模样，却要强调它的外形；明明上一条还说“没有海洋馆”，下一条就在讲“如果已经看到海洋馆……”。这里有太多矛盾和不合常理的地方，令人不得不警觉起来：我会在这个动物园里遭遇什么？或者说，这里到底有什么？
整篇怪谈分为九个部分，除了游客守则，还有动物园员工守则、海洋馆员工守则、游客捡到的纸条、海洋馆内部告示、海洋馆员工守则、保安留下的便签、园长桌上的文件和客房遗留的纸张。它们就像一套相互关联的谜题（puzzle），或一套地图，共同邀请读者来探索这里的真相。乍看上去，这是推理小说的老玩法了，提供线索、设置悬念、诱导读者进入错误的方向，再给他们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答案……除非——掌控了文本权力的“作者”，拒绝了传统推理的套路：给出明确的答案，即可认识的真相。
《动物园》的神奇之处在于，一旦开启推理，就会被迫一直推理；而每一次推理，都不会带来任何真相，只会把人带向下一个深渊。换句话说，人越是想要弄明白这座诡异的园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越是毛骨悚然。在“游客捡到的字条”中，先是有些乱涂乱画的字迹“乱了乱了，全乱了”，然后歪歪扭扭地写着：“前四头白狮子是猿猴，第五头白狮子是山羊，兔子是大象，蓝色是黑色……你是大象（这句话字迹极其潦草），我是山羊（这句话字迹异常工整）……”
这位游客的恐惧，正是所有读者的恐惧。而恐惧的闸门打开了，就再也无法合上。越是不安，就越是依赖规则；越依赖规则，就会卷得越深，越发不安……构成了恶性循环。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个恶性循环跨越了现代、科层制与后现代的问题意识，以游戏和隐喻的方式，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摆在人们面前。而这一切，与一百多年前的卡夫卡在精神上遥相呼应。
一、安全区与精神空间
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中认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无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总是被迫陷入“无知”的境地。为此，吉登斯举了个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很多人都会开车，可他们都知道“车”是怎么回事儿吗？怎么组装？怎么发动？哪个零件卡壳了会爆炸？……人们表面上是在开车，实际上是在进行一项危险的活动。而为了降低车毁人亡的概率，就需要汽专家来进行“风险管理”。普通人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专业人士、信任他们，然后冒着生命危险使用现代设备。沿着吉登斯的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安全驾驶守则”就是外置的“汽车专家”。
现代生活中，每一条规则都是一条危险边缘的高压线，它下达各种禁止的命令，反向生产出一片安全区域，保障人的肉体安全。安全区内，做什么都可以；安全区外，没有人会为你的死亡负责。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要进入一个稍微有点风险的空间，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规则。哪怕只是乘坐电梯，也不应该违反使用电梯的安全须知。关于规则最常见的说法之一便是：每一条规则背后，都有至少一条血淋淋的人命。
这不是一句虚假的恐吓，规则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汉娜·阿伦特在讨论20世纪中叶的技术条件时，曾用“海森堡人”这个隐喻来讲述人“不得不”屈居于技术环境之内的境况。对于测不准原理，阿伦特描述道：
……测不准原理断言，“有一些成对出现的性质，例如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对其中一个测量的精确度提升了，另一个的精确度就要打折扣”。海森堡从这个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哪一面要被测量出来，哪一面要被遮蔽”。
换句话说，测量永远会出现选择和偏差，无法完全还原客观情况。但与此同时，技术还是架屋叠床般地完成了此前人类无法实现的梦想——比如登上太空。但技术力越高、速度越快，被遗漏和丢弃的部分也就越多。于是这里就埋藏了巨大的风险。好比说“载人航天”是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中诞生的顶级技术，可宇航员在太空中哪怕面临一点儿“真实环境”，都会死亡。现代生活中，类似的风险也遍布其间：生产车间、实验室、汽车、飞机、地铁……
正是这样的意识，开启了“规则”的叙事能力。当人们看到“禁止在电梯上蹦跳”就联想到各种电梯跌落的恐怖场景时，规则就已经变成了一类可以生产许多叙事的“元叙事”。通俗地说，它就是恫吓与脑补的双重运作（“自己吓自己”）：在一条规则背后，总是存在不止一种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条规则的解释；而每个人读到规则后，联想的场景也不尽相同。因此，安全区不是一个客观区域，而是想象区域，它与规则的边界不完全重合，在每一个人的理解中都可能发生位移和变形。这些脑补的场景，不见得是建立规则的事故原因，却有可能变成新的事故。这非常符合常识：即使面对同样的规则，人们也能根据个人理解，做出完全不同的操作。但万幸的是，合理的规则设计总会留出足够大的安全区，让现代人在里面生存、喘息，保证人的想象与真实的安全范围尽可能重合。
而《动物园》就是在利用这一点，并反其道而行之：它建构规则之间的矛盾、破坏所有的安全区。比如，我们可以在《员工守则》中看到这样的描述：
6.本园没有海洋馆，如果你的同事对你提起海洋馆并肯定它存在，马上停止对话。这个同事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人了。
7.如果你看见了海洋馆，不要进入，告诉自己它是不存在的，马上离开。
…………
10.如果有游客向你求助，声称在违背游客守则前提下与朋友走散，立刻携带该游客前往狮子园区，交给狮子园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知道怎么做。在此期间你可能会遇见穿黑色工作服的同事试图参与你的工作，拒绝并无视他们，他们不是你的同事。
…………
15.……如果你被正常状态下的白狮子袭击，但没有当场死去，第6、7条作废，不要急着去医院，你不会死。离开狮子园区之后，前往海洋馆，你会很快发现它，你将穿上黑色的工作服。
在第6、7条规则中，海洋馆还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地方，当它出现在对话或目光中时，需要停止对话、主动无视并尽快离开。第10条中的黑衣员工也是如此。可到了第15条，进入海洋馆、换上黑色工作服却变成需要遵守的规则。这正如一位网友评论：
……不同的规则指向的安全区域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会前后矛盾，在此之前的规则怪谈中给人以安全感的，就是只要遵守规则就会安全，可是这个规则怪谈没有，前后矛盾的规则导致大家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仅有的这么一点安全感也就消失了。
他讲得非常准确，一旦安全区彻底崩塌，任何遵照规则的行动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一块可靠的落脚之地时，人们便会陷入恐惧。
弗洛伊德在著名的《论“令人害怕的东西”》（“Das Unheimliche”）一文中提出，害怕的感觉来源于“被压抑的熟悉的东西”，比如逝去的亲人以幽灵的形态回来，玩偶突然崩开了线、变得面容可怖。这里，与恐惧相对的是“亲切”“熟悉”“在家”（“heimlich”有“关于家庭、住宅”之意），恐惧则表现为矛盾和异样。
关于规则的恐惧往往指向一个“自动”的技术环境，这个环境本质上是失控的。如果从弗洛伊德的分析出发，那么“自动”的机器本身就足够可怕——本来应该静止的东西以不可理解的方式运动，好像活过来一般——就像一个人初入工厂、面对庞大流水线可能会产生震惊与战栗。但接下来，他唯有适应它，对这种“自动”的恐惧产生麻木，甚至漠不关心，才有可能投入生产与生活。换句话说，现代人已经经历了“适应恐惧”（把“非家”的东西重新“在家化”）的二阶辩证过程，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在现代社会。因而关于规则的恐惧总是朝向具体的操作，“非家”（unheimlich）则更像是一层底色。
此时，规则的作用就是在麻木的基础上再次唤醒恐惧。规则告诉人们，违反规则的严重后果是受伤乃至死亡，它的酷烈程度不亚于古代的酷刑。于是，它造成了一种低于存在论的、赤裸的、关乎生死的恐惧：失去保护的恐惧（比如失去安全帽、口罩、隐私），被环境杀死的恐惧——这个环境甚至不用转变形态，以不熟悉的方式归来，它只要按照人们习惯的方式正常运转，就足够将人杀死了——就像流水线削去手指。只是，不同于酷刑，这种肉体刑罚再也没有崇高的指向——它背后没有什么法律、王权或上帝的意志，只能怪这个人头脑混沌、咎由自取。这是现代的危机本质，也是工业生产的可怖侧面。
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关于规则的恐惧视为“技术恐惧”（techno-fear），用来形容一种源自操作后果不可知的害怕，以区别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非家”的恐惧。“非家”的恐惧关乎存在方式，而“技术”的恐惧指向生命安全。现代人不可能弄清每一条规则的后果，只能把问题“外包”，交给专业的人或组织：希望自己活在对危险“漠不关心”的安全状态，只需要足够明显的高压线在自己可能犯迷糊的时候提示一下。于是，安全问题就转变为一个流程控制问题：如何保证人的正常活动、而不使他们过度焦虑？如何在适当的时机提醒？
正是在流程的各个环节之上，《动物园》展开了它的诡计：它通过不断引导和示警，把人从眼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更安全”的空间。但每一次引导，都整体地将人推向了“更危险”的处境。直到破碎的安全空间无法拼凑出一块完整的立足之地，人们才意识到文本的图穷匕见：这一切的根源是认知已经不可信赖了。
于是，事情变得可怕起来。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游戏，名字叫“不要想象一只棕色的熊”，游戏开始后，一旦脑子里出现棕色的熊，就宣告失败。这个游戏让人们注意到，人的意识最初只能接受肯定性的内容，无法接受否定性的内容。这正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观点：“否定性”是后天的、次级的，人们意识底层，只散落着一些杂乱的、肯定性的意义碎片。因此，越是极力否定某事，就越是在精神世界强化了它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物理空间使用否定性规则反向划定安全区域；但却不能在精神世界复制这一做法：它只会起到反效果——只要在意识中种下危险的种子，危险便永远不会消失。它永远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随时会被记起。
如果说“规则”作用于身体，“怪谈”作用于精神，那么规则怪谈就仿佛在用规训身体的方式规训精神，试图让它“不要去这儿”“不要去那儿”。但精神却只会在这个句式中认识到：“这儿”和“那儿”是存在的，并在意识到“不要”的命令之前，就已然抵达了那些空间。于是我们的问题变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交错？
二、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交叉点
1990年，德勒兹写下了著名的《控制社会后记》一文。文中，他预言了一个万事万物都被“一个以数字（numerical，不一定是二进制）为语言的可变系统”控制的社会。在控制社会，万事万物都像电流一样，在不同的空间流入流出，而系统通过“开门/关门”来决定事物的流向。比如，人拿着门禁卡就能在规定的时间穿越一些区域；否则就会被拒绝在外。而最为关键的是，这个社会形态中的最小单位不再是“个人”，而是“信息”。于是，人不再是规训出来的、内核空空的原子人，而是依附于信息的、在各种机器的“开门”“关门”之间穿梭的精神流，这个精神之流不受肉体边界限制——用德勒兹的话说，这也对应着人从不可分的个体（individual）变成了分体（dividual）。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大致想象为一种人在信息环境（比如今天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中的存在方式。
不过，在整个社会真的迈入这幅“控制社会”的图景之前，人们仍然面对着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即通过对人进行约束、规范、训练，批量地制造出适应资本主义规则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如果说控制社会把人视为一种“流量”，那么规训社会就还是把人看作“原子”。“原子”从家庭、宗族、地方等集体中脱离出来，接受现代社会的规训，变成一个无归无属的自由“原子人”，然后才能嵌入现代生产。
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德勒兹注意到了卡夫卡的作品，他将《审判》看作“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交叉点，认为在这个点上“司法展现了其最为恐怖的形态”。众所周知，卡夫卡的作品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集中体现，里面有孤独的“原子人”、荒诞的官僚、绝望的存在者……进一步可以说，他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科层制”，预言了法西斯主义，也破坏了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意识形态呈现出高度集中、无微不至的模样；另一方面，它却在科层制中被“去中心”了。正如长篇小说《审判》中的那篇著名的短文《在法的门前》所暗示的：每一位看守，都能假借“上层”的名义“卡住”要通过这道门的人，将任何一道门（场所）变成司法空间，这些“审判”没有任何总体性、毫不崇高、随心所欲，只为了眼前的可怜虫准备——但它合法。换句话说，科层制提升了社会效率，同时也内置了“去中心化”的潜能——只是这种“去中心”，完全靠每一位执行者意图的暴力性来实现，毫无崇高可言。于是，面对这一切的人掉出了主体的外部。于是，“司法展现了其最为恐怖的形态”。
而在这种重压之下，德勒兹观察到，卡夫卡用不断退行的方式逃避这一切：从人退化为乡巴佬、驼背侏儒、孩子、动物以至于甲虫——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些框架中寻找缝隙、艰难逃生。于是，他从一只“独居于穴”的鼹鼠，变成了一只开凿洞穴、狡兔三窟的鼹鼠，把地下世界挖得四通八达。而这些隧道、为控制社会的“流动的蛇”的形态留下了先兆。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德勒兹对于卡夫卡的分析带有某种“后见之明”。他大概率会同意，建立在“科层制”之上的社会就已经是某种形态的“控制社会”了。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人们还在用“规训社会”的方法维持着原本的惯性——人们还在假定“科层”与“意义”是一体的，它最终会把意义从顶层带到底层。可是，敏锐的作家嗅到，科层与意义彼此分离，各行其是。在科层里找意义，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卡夫卡从这种矛盾性中诞生了。这也正如本雅明在评价卡夫卡时所说的：“我想到的是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对于那些执行器官来说也在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
如果补充一些技术上的背景，就更容易体会二者的共鸣。大卫·格雷伯在其考察“科层制”的人类学著作《规则的乌托邦》中谈到，“科层”不是一开始就惹人生厌的东西，一百多年前，人类能设想的最发达的社会形态，就建立在最丝滑的科层制度上。而其中的代表，就是热火朝天的邮政系统。18—19世纪，邮政系统从军工走向民用，提供通讯服务。它秩序明晰、人员众多、办事高效，完全是一个精密、便捷的沟通体系。与此同时，这个系统采用的技术手段也非常先进高效。人们在城市中建立气压管道，利用蒸汽传播信件，一封信件从城市的一端丢进去，就能从另一端冒出来。科层系统与资本主义相互成就，进入了高度繁荣的状态。而当时的美国，已经被视为邮政系统高度发达的乌托邦。注重技术的社会主义者们（如列宁）也重视它。因此，在格雷伯看来，繁荣科层制正类似于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高效控制一切的网络，而互联网正是实现控制社会的技术条件。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动物园》是控制社会的怪谈，它用规训话语挑战信息的可信度。如前所述，控制社会中流淌着信息，信息之于人的精神，先有“意识到”或“意识不到”，再有“肯定它”或“否定它”。可是在规则怪谈中，“意识到”就已经意味着身陷泥泞。因为整场游戏，就是建立在认知失败的前提下。这基本上在宣告：即使所有规则都在教你如何活下来，但一直往下阅读的你，仍然会因为对危险的意识，变得在劫难逃。本应保护人身安全的规则，却一点一点地碾碎了理性，只剩下一个不可名状的“它”：
4.“它”被阻止会哭，“它”成功了会笑。不要管“它”是什么，只要发现了“它”就要远离。他们还不知道。（《动物园规则怪谈》“保安室里的便签条”）
4.每三天检查一次狮子园区的白狮子数量，并把白狮子数量变化频率记录下来，存放到电脑文件夹“它”的表格里。不要追究“它”指的是什么。不要给文件重命名。不要和别人谈论这个文件夹，包括家人。（《动物园规则怪谈》“动物园园长办公室文件”）
13.时刻提醒自己人类有两只眼睛，且只有两只眼睛。（《动物园规则怪谈》“动物园园长办公室文件”）
“它”是一个拒绝被认知的东西。当规则拒绝通向一个完整的实体，或一个神话般的空位（比如“精神”“上帝”“人性”）时，“它”（It）就出现了，带来一种边缘感和异质感。它从语言表意失败的地方前来，是外部（outside），是通信的噪声，是非-意义，非-能指，但又处处结构着可言说的边界。此时，世界反而从“它”活动的踪迹中生成了，但随即又在自相矛盾中破碎了。
因此，如果说卡夫卡嗅到了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之间的龃龉，那么《动物园》也是。只不过，卡夫卡身处规训社会，隐隐看到规训通向了控制；而《动物园》则身处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控制社会，却反过来一头撞上了规训的条条框框。换句话说，最发达的科层制力量，把完整的世界拆得支离破碎；而最发达的控制力量，则让每条规训都变成一个新的认知边界，生成彼此矛盾的空间，源源不断地撼动着表象。二者都极早地嗅到了底层逻辑的晃动：当规训社会为了提升效率、借助科层制的力量控制一切，最后却在层层嵌套中取消了意义，生成“无根的主体”，因为对每一个微小的环节来说，“暴力”永远有“上面”的权力做背书，“上面”却没有具体的根源。而当控制社会反过来撞上规训，结果却是“无地基的世界”。因为控制只有流程，人的肉身与精神在流程中进进出出，感知到的环境也随着流程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仅以算法相连，有时甚至无法拼凑出完整一致的空间（诸如在利用手机号码定位对象的物理坐标时，容易出现误判，因为二者基于不同的流程），于是主体必须承受这种不一致带来的认知分裂。这种分裂敦促主体在流程的不同阶段遵循不同的逻辑，而不是通过“在手/上手”的秩序建造一个世界。本雅明认为卡夫卡“将社会结构视为命运”，而规则怪谈将理性本身视为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园》正是一桩极好的寓言。
二者都展示了某种绝境，也努力寻求希望，向外的希望。卡夫卡在与友人聊天时说：“我们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他倒楣的一天而已。”友人问：“这么说，除了世界这个表现形式之外，还是有希望的？”卡夫卡说：“噢，有充分的希望，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罢了。”而在《动物园》的末尾，一个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留下字条：“团结，勇气，和绝不动摇的忠诚，是人类最大的优点”“时刻记住自己是人类，不是动物”。他们发出了相似的声音：绝望在这里（这个世界、动物园），希望在别处（别的世界、其他人），但不是完全没有。
三、动物园中的卡夫卡
如果歌颂崇高人性为规则怪谈画上了希望的句号，那么在这场疯狂的人与动物的游戏中，仍然有什么东西被漏掉了——孩子。回到第一部分的《游客守则》，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12.可以给12岁及以下的孩子购买任何动物周边玩具，包括兔子；13—17岁的孩子购买兔子玩偶后，请在一个月内丢弃；18岁及以上的人群不可以购买兔子玩具。
“兔子”是怪谈中的危险的象征物之一，但孩子却可以拥有兔子玩具。作者解释道，这是因为小孩子的认知不够健全。而正是这个简单的设定，在规则中撬开了一道“例外”。正如卡夫卡的“退行”通向了科层制中的逃生之路，孩子的“不健全”也享受了一定程度上的“豁免”。只是可惜的是，在这场恐怖与崇高都“声量过大”的游戏中，这个“例外”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不具有主场的地位。作者轻轻带过了这条规则，让故事走向恐怖而非童话。至于孩子抱着兔子玩偶可能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大概只有孩子和“它”知道了。
在前两节，我们对《动物园》进行了很多形式上的分析，它的结构、技法、控制社会与规训社会的隐喻……而在文章的最后，我们不妨关注一下这篇充满隐喻的文本不得不漏掉、才得以成立的关键：孩子——一个关于动物、人与孩子的隐喻。
一般情况下，孩子与大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不可还原的秩序性。大人不应当重新变成孩子，正如人不可以重新变成动物。而“孩子”似乎正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具有向着动物的可能。孩子可以像动物一样运用自己的肢体（比如趴在地上吃饭、用嘴叼东西），随时随地释放情绪，毫无忌讳地使用语言……他客观地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有可能性）。它像一个不明朗的黑箱，只能像动物一样反复训练、形成反馈。在很多文化中，孩子可以是“it”，一个用物的代词指代的、尚且不足以成人的“小东西”。而当人们称赞某些动物的智力时，也常常说“智商相当于X岁的孩子”。换句话说，人类的童年期，正指向这样一个混沌地带。而所谓的成长，就是离开混沌、步入理性的“进步”过程。
但《动物园》却避开了这个混沌地带，同时“扭转”了不可还原的秩序。在动物园中，人与动物不存在必然的“分野”。人不知道怎么地就变成了“动物”，从“人”变成“兔子”“大象”“山羊”“水母”。甚至在变化之前，在他奔波于动物园、水族馆、警卫室、园长办公室之间时，他就已经失去了“人”性，沦为一只分类学上为“人”的、惊慌失措的动物。此时，“人”这个名字显示出极致的怪异性。他明明应该依靠理性，却只能在无知、茫然和混乱中打转，握着从地图上裁下来的边角瑟瑟发抖，堕入暗夜。此时，他还没有占据做帮凶的兔子、混淆视听的猴子、拯救被污染者的狮子、牺牲的大象或水母的名字，他只是一个“人”，而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自己的物种边界。而当物种边界需要靠“认知”来保护时，“不要靠近兔子”的规则（rule）与“要时刻相信自己是人类”的律令（LAW）就失去了区别，同样地承担起安全功能。
拉康认为，“人的固有性、人的起源、人性的起源是法律，是与法律（大写的法律）的关系”，它可以理解为精神分析上的超我，或美学上的崇高。而另一边，物种意义上的人却需要规则（rules）来保卫生命。人只有认出规则、接受规则，才能在一块安全区中被当作“人”来保护，否则就是一摊随时会因意外而飞溅的血肉（比如汽车的安全气囊就不适用于动物和体型不够标准的人类、也不适用不系安全带的人类）。因此，当规则宣称自己在保卫生命时，人无法直接接受或反对规则，只能接受或反对规则的“运用”；当为保卫人性与保卫生命画上等号、把人性设定为生存的基本前提时，动物性与人性便发生了短路，产生了巨大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园》非常敏锐地洞见到：在这种暴力性中，无论以何种名义，人就是动物本身。
而更要命的是，这个人—动物必须为自己的恐惧负责。因为规则从一开始就植入了“免责”的险恶用心：“明明提醒了”“明明每一条规则都是那个情境中的最好选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让你保持人类（理性）的状态”“但你还是一点一点掉进去了，而且出不来了”。这些指控令人窘迫，因为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失误会被视为一种愚蠢，可失误又是必然发生的。猎物掉进陷阱，作者露出獠牙：“好的，这一切就是故意的，这里没有理性，自始至终都只有‘它’”。
此时，只有安抚这个受惊的人类，令他坚信“它”可以重新被人关起来，才能成就一个圆满的、安抚人心的“好故事”。可是为了一个“好故事”，《动物园》也在此一分为二，“当我们遇见动物的名字，像兔子、猴子、白狮子、水母、大象，我们从屏幕前惊起，意识到这已远离人的大陆，通向对世界本质的无尽深思”；但另一边，崇高与伟大又必须在结尾接管这个故事，“一切为了人类”是一道律令（LAW），同时也是一条新的“规则（rule）”，二者边界的模糊让人对自身的肉体生命产生了新的崇高感。尽管这不过是恐怖绝境中对人性的“劝百讽一”——作为希望，足够真诚；作为救赎，远远不够。
于是在这时候，我们又想起被漏掉的孩子。如前所述，没有什么比孩子更能介于“人与动物”“他与它”“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孩子在场，或者这个规则怪谈就以孩子的视角来写，它将立即变成一段冒险、一篇童话。在很多读者看来，孩子与“它”高度相似，它们都会直白地袒露情绪：“成功了会笑，失败了会哭”，而“它”似乎也有着“稚嫩的笔记”（《保安室留下的字条》）。如果理性不能与“它”沟通，那孩子或许可以；如果成年人在理智的围墙中瑟瑟发抖，那孩子或许可以让他闭起眼睛，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出绝境。
一个有着过度解读的风险，但不得不提，且非常有趣的巧合是，在精神分析中，它（It）正对应着弗洛伊德的常常被翻译为“本我”的那个概念：Es。“Es”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概念，但有研究认为，“Es”就应当干脆利落地译为“它”。在德语中，它是一个日常使用的词汇，也能指不分性别的儿童，代表了某种童年期。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Es”代表了“不被意识到的心灵内容”。此外，Es也不以“我”为边界，而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流淌、相互感染，接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换句话说，它不光可以是“我”的童年期，更可以是所有人类的童年期。这里暗藏着一些启示：人类用理性压抑了童年，但在理性失效的环境中，人未尝不可能打开从小孩到大人的“不可还原的秩序”中的更多岔路。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被压抑的“它”可能会重新归来，可“它”也需要被重新关起来。然而，矛盾中也孕育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就像无穷多的别的世界一样，这里也有无穷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唯有在即将结尾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回到标题：“动物园中的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位在现代世界中被损害、被侮辱的，随时会退行到光怪陆离的动物世界的“孩子”，也由此洞穿了现代世界的不同形态。现代世界是恐怖的，但孩子的眼睛能看到别的东西。所以，当孩子穿行于动物园，“它”指出了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并不非此即彼的地带，在这里，个体不拒绝向人性的升华，亦不忧心向动物性的退行，而是勇于释放无知与好奇，并因此获得一些无畏。而这份不够理性的勇气本身，有可能将人们带离恐怖，带向规训与控制的逃生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