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华修古籍》： 守藏百代，与时舒卷
卷轴铺陈，落笔云烟，墨迹氤氲，尨眉皓发的老学究整日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不问世事，专心学问，这可能是普通人对古籍出版与修复工作的第一印象。古籍工作似乎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在时间的绵延之下显得尤为高深莫测，却对于中华历史与文脉的赓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连载于七猫中文网的《我为中华修古籍》从一个并没有深厚专业知识与学问背景的普通“打工人”左佑佑的视角出发，叙写她误打误撞进入古籍行业之后，在种种意外坎坷与机遇挑战中磨练自己，不断追寻史学研究的真谛，最终促成中国流失文物回归的故事，表达出“以一灯传诸灯，终至天下皆明”的精神追求。作者黑白狐狸在描绘古籍工作之余，用“段子”式的故事串联起生活、工作中的辛酸与苦难，以风趣、松弛甚至点缀着谬妄色彩的语言风格，托举起了沉重艰涩的史学典籍研究。如作者所言，《我为中华修古籍》用“轻盈到近乎荒诞的方式”解构掉了“沉重的、尖锐的、粗粝的、无可奈何的古籍工作”。
古籍文化只有“火”起来才能“活”起来
纵览全文，网感十足、活泼外向的左佑佑游离在华夏书林古籍中心矜持自傲的一众知识分子之外，不像是一个能够从事古籍工作的专业研究者：她没有出彩的学历与广博的人脉，更没有足够深厚的史学底蕴，也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源于误拿简历的乌龙事件。在工作中，她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艰深晦涩的史料典籍与重复困难的整理工作，更是古籍修复与出版工作与时代、与社会脱节的无奈现状。
书籍滞销、经费不足、薪资微薄、原件损耗、材料散逸、项目经手多人却毫无进展……这些已经是古籍工作中再常见不过的问题。见微知著，见端知末，古籍工作遇到的种种困难实际上都指向其背后真正潜藏着的危机——屈指可数的古籍读者。如果古籍在未来的某一天除了研究者之外再无读者，生命力必将逐渐衰微，而其中深藏的精神气质与义理辞章更无从传承。
面对繁难的挑战，左佑佑并没有沉溺于自卑和彷徨：“人生不应该被狭隘地量化……我来这个世界上一遭，人生百年，我总想做点什么，我希望我死去的时候，回顾一生，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发自内心。如果能留下点什么，就更好了。”在对古籍工作的一腔热情之外，左佑佑凭借自己出色的文案策划能力与坚持不懈的韧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将鲜活的时代气息与博大精深的古籍相融合：她将滞销的古籍释义书籍重新包装设计，使之华丽“变身”为中小学生的课外文言文读本；她协调各方，策划直播活动，邀请学界大咖分享经验、答疑解惑，推广古籍；她精心设计宣传语，拍摄短视频，运营科普账号，真正让古籍文化走入年轻人的话语体系中……
古代典籍是中华文化之根脉，是历史智慧的结晶，但古籍更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文化背景，在无形之中塑造着我们的精神品格。《我为中华修古籍》展示的是最为“接地气”的文化观念——以古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只有“火”起来才能“活”起来。
史学就是人学
柳诒徴先生有言：“史学之大用，从普适的角度说，乃在帮助人类认识自身”。《我为中华修古籍》的故事也生发在这样的立场上。作品以古籍中心追讨海外流失文物信陵缶的过程为主线，从史料的幽微之处溯回百年前祸乱交兴时局下的历史真实，阐释着作者“史学就是人学”的基本立场：历史不仅由人创造，更由人解读。作品设计了左佑佑和历史研究学者卡勒布博士的几次探讨，呈现出相异观点的交锋对峙，也抛掷出一个史料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研究者的立场究竟能否摆脱时代、民族、政治观念的束缚，走向超越限制的客观和公正？
对此，作者借主角左佑佑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民族的历史由亿亿万万的人民大众的选择构成，因此，不能脱离民族情感来孤立看待”，“是人就有偏爱”。在抱持着民族视角的同时，如何避免自己滑落至偏见的桎梏，怎样在民族情感和史实阐释的拉锯中确证自己的立场才是研究者们需要关注的课题。
“史学就是人学”，历史从来都不是温柔的，史料沉默无言，字里行间却掩映着千百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亿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冷峻而又真切。在历史的变动不居与无情混乱之中，唯有人性恒常不变，支撑起千年的光阴，而不论“人”之好坏、尊卑、优劣。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将视点回落到百年之前的民国，揭开了信陵缶流落海外的真相，将革命前辈誓死阻拦军火入国门、最终人船俱亡的故事娓娓道来，并与百年后中方在法庭中追讨文物时的步步紧逼相映照，抒写着中华人民从未改变的刚直与正义。
《我为中华修古籍》中，以左佑佑、柏辛树为代表的古籍工作者们用“杂役”般谦卑的姿态守护、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中华典籍，努力让中华典籍从无人问津的“馆舍一隅”走向大众，走向无垠的大千世界。拂去历史的封尘，他们自觉肩负起“守夜人”的职责，守候如同长夜旷野般浩瀚无边的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