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的融合怪：关于网络时代“分众”的隐喻
今天，人们用“分众”来指代当下文化消费的主力。“分众”即“受众细分”，本来是一种商家精细地划分消费者、投放特定的商品的市场行为。不过在符号消费+大数据的时代，“分众”不光意味着实体商品的精细化投放，更意味着信息与信息环境的精细化投放：一桩掀起几百万人阅读、讨论的“热门”事件，换一个平台、哪怕只是相同平台上切换账号，也可能“查无此案”。所以，这里的分众不光是欲求特定产品的小众消费者，更是字面意义上“被分割的大众”：人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信息环境中、不共享认知、事件或常识。在此前提下，文化现象只具有“破圈度”，而不具有“大众性”。
破圈，意味着先有“圈”；没有大众性，意味着没有“圈”以外的力量能聚集众人。这涉及到讨论“众”的基本问题：人们是如何被分类的？为了适应这些分类，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个体？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绕个远路，先来观察一部网络文学中的世界设定：
这是一个流行着奇怪的传染病的世界：负面心理状态（贪婪、悲伤、绝望等）具有传染性、四处播散。感染者有一定几率变为精神怪物。当感染者数量增多、无法控制，便会爆发疫情。疫情中，感染者们沉浸在集体情绪中，丧失了独立的身体边界，与其他人交融在一起。于是，一个庞大的精神怪物，以成千上万的人类肢体、器官为原料的精神怪物诞生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它暴力、无序、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这幅画面出自起点中文网的人气作品《从红月开始》（黑山老鬼，2020— ）。小说描述了人类精神问题传染病化、精神传染病又具象化为怪物的恐怖景象。于是，文本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精神污染”、奇怪的感染链、个体心理问题堕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这些设定带有强烈的“后疫情”色彩，突出当下人类社会——一个病毒肆虐、随时进入“例外状态”，但又被经济的全球化与互联网技术“网”在一起的人类社会——的失据与不安。
我认为，器官融合的精神怪物，正为思考上述的“分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隐喻形象。要解读这个形象，就要关注下述问题：“分众”是如何被“分”出来的呢？它为何是心理性的？又怎样表现为器官融合的、非理性的怪物？
我们来借助一个商业上使用泛滥的词“用户画像”切入这个问题。“用户画像”又叫“用户角色”，是一种勾画目标用户、联系用户诉求与设计方向的工具。这一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编程语言Visual Basic的开发者Alan Cooper。他在《精神病人管理精神病院：为什么高科技产品令我们疯狂以及如何恢复理智》（1999）中首次提出“用户角色（personas）”的概念。这里的“角色”，不是通过市场调研勾勒出的用户形象，而是完完全全出自产品设计师的虚构。如果要设计一款精准定位受众的旅行箱，人们就虚构一位“Francine”，她是一位空乘，在飞机上分发饮料，每天飞3趟，面容精致……然后设计师为这个虚拟角色设计产品。
在市场表现上，虚拟角色可以比调研结果更优秀。因为虚拟角色不受“无意识”的干扰：人在面对调查问卷时可能出现隐藏、误会、答非所问，但虚构角色不会；人们可能说不清自己想要什么，但虚构角色的欲求极其明确。换句话说，设计师在运用小说家般的想象力，寻找着潜在的、尚未被大众市场满足的欲求。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描绘“用户画像”不再依赖设计师的想象力，因为无意识被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显化”了。大数据不但可以记录一个人明确的性别、身份、爱好，还可以记录“无意识”的偏好、情绪：在某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反复观看某个短视频、不经意间提及的事物……人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各种痕迹直接成为原始数据。算法统统收下、分门别类、需要时贴上标签。产品经理们则对算法的结论进行某种“解读”，比如重组标签，划分出不同的“颗粒度”等等。
这暗示着经济活动可以绕开“人”，直接瞄准（捕获、分类、再生产）欲求。如果大数据有眼睛，那么它看到的一定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大团一大团流动的标签云——这是分众的直接形象。如果说大众社会中为人群分类的方式，如性别、年龄、地域、民族、收入等等，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比如民族、地缘、经济生活等），力图将个体在更大的共同体（比如地域、国家）中加以定位，这个定位为个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感），分众则完全不是这种东西——将人群按照爱好、欲求、感情倾向的划分无关任何更高的共同体，只关乎个体的感受、欲望和心理。但这些东西却难以提炼出固定的标准，正如真实用户说不清自己的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不是理性的机器，它只是在快速积累人的“样本”，然后“经验”性地为他们分类。这一定会带来流动的、善变的分类。
而分众需要的，正是能适应“划分”的任意性与偶然性的人。但这里的“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不如说是“人”在网络空间中显现的、屈从于非理性的、情绪化的的大量切片。这些切片被算法捕获，转化为标签。这是分裂的人。每个切片都是真实的。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虚拟身份（ID），它们像演出服一样，提供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自我”有能力操演复数的角色，存在于复数的空间中。此时，每个个体都要面对“真实的我在哪里”的终极之问。要么“我”统合了不同的化身（avatar），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要么“我” 本来就是多面的，只是在不同情景中表现出不同面向，于是空间分裂了。无论是哪种想象，个体都从“individual”（不可分的），变成了“dividual”（可分的）。
“ID”令人们“意识到”这种可分，但大数据隐藏了这种可分——它让人们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茧房中。这里的“自我中心”不导向自恋，因为自恋是在与他人比较的想象中发生的，而是导向绝对的孤独，即一个无他人的、只有自我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通过“点赞”“弹幕”等情绪性的、即时性的表达确证他人的存在。于是，人们更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联合体，但理性并不是这个联合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借助法国思想家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器官”概念深入这个问题。根据他们的说法，“器官”与“身体”相对，是被组织化的部件；而“身体”则时刻试图摆脱束缚、仅仅指对抗行为中的强度。这有点难以理解，但设想一下，人们玩手机时常常要用到大拇指滑屏，大拇指不得不如此工作，它变得更习惯滑屏，有时甚至发炎，这就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化”的器官。类似地，适应生产而变得过于灵活、肥大、或劳损的肢体，也是器官。而身体则不受这些组织化束缚。正如市场不需要真人、只需要“需求”，资本主义也不需要身体，它只需要特定的、肥大的器官。
从这个角度讲，在大数据时代可分的“dividual”们无法再被确证为主体，只能作为一堆欲望的器官存在。因为性欲、喜好、致瘾因素等都可以纳入生产消费的环节，进入整个系统的运转。此时便不难推测，个体对算法无足轻重，而具有重量的，是不断在欲求、不断进入符号消费的、小于个体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个体的聚集，“分众”更是器官的融合。“众”向来被认为是无理智的、肉体性的存在，缺少形状、难以定义，零零散散的“众”是“乌合”、暴力无序的“众”是“利维坦”。在经典的比喻中，人们把大众比作无头的利维坦，意识形态为它安了个头。沿着这个思路，分众不单没有头，而且也没有什么能为它安一个头。它就是小说中描述的肢体胡乱拼凑、肉身鬼鬼森森的融合怪，变化莫测、没有固定的形象——因为它本来就是由感受、欲求等非理性的因素构成的。
可以说，这部网文寓言性地写出了分众的“分”，比喻着当下分类的任意性与无据性。当人们被特定欲望捕获、以“标签”为依据，被无意识地划分在一起，观看同一段短视频、欣赏同一段音乐、被推荐类似的商品……又在手指滑动的一瞬间被打散、被组织进不同的欲望空间时，“众”就失去了边界和限度。“分众”就像大众的分尸：你做胳膊，我做腿，他做指甲，甚至会变成一堆边界模糊的细胞……这些尸块无法重新拼回“大众”，因为不再有头的位置。如果强行拼合，只能彼此融合为可怕的、带来毁灭的怪物。而如何应对这种现状，就是一件考验人类想象力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