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风味的女性意识与性别书写

关键词：《刺绣》； 女性意识； 性别重构

网络文学在为阅读人群提供世界想象的同时，更为创作者带来新的言说姿态。网络文学的创作，其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大多一脉相承，近年来脱颖而出的网络小说中，历史题材比重逐渐增多，并一改早期历史文学中片面的女性形象，而是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性别使命与诉求。恰如王岳川在《中国镜像》一书中，把“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同作为“边缘话语”而归在了一起，而重写、重读文学史也着重强调对于女性角色的审阅和挖掘，足以说明女性主义与网络文学之间挥之不去的隐秘联系。

在“男尊女卑”传统社会风俗下，早期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成为边缘，甚至成为附庸，直到近代社会，女性主义及相关理论才随着“五四”运动流入、发展。女性主义从早期主张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到关注两性关系，消解男权社会的观念和体制。在《女性主义》中，李银河划分了女性主义的几种类型，并对新女性主义特征进行概括，这与新时代网络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建构和塑造不谋而合，因此新网络文学对于女性的书写是同男性书写区分开的，青年作家尚启元在其网络文学作品《刺绣》中站在女性立场，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以沈灵慧、沈雪馨为代表的苏州绣娘的传奇，为新网络文学与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先锋示范。

一、新女性意识的形象重塑

自古至今，受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层面饰演着重要角色。相夫教子、举案齐眉成为衡量女性道德水平的标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深受这些思想的浸染，各类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传统女性形象并未有太多嬗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年来各类外国文学思潮进入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思想意识也时移俗易。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模式催生出各类新鲜事物，新女性意识也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网络文学中的新女性对应着过去，应具备现代性人格、思考和特性，是对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更新与突破。

与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相比，网络文学中的新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元化特质。受女性主义影响，她们对于独立意识的觉醒、个性精神的完善、自我命运的掌握都有前所未有的表现；其次，她们更是摆脱家庭的羁绊，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最后，面对传统女性只能深居闺房的礼数观念，新女性更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这些文学形象在众多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成为意象化的文学符号，充实、丰富了文学色彩。

“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每发生一次历史性的态度变化，女性角色都要进行一次自我的重塑，女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中心感应区。”[1]网络文学偏爱女性作为诉求载体，除了考虑受众外，还与女性精神气质反映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新网络文学时代，创作者也都喜欢选择女性形象来创作、充实自己的文本，在此情形下，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命运成为受众的首选。

文学作品女性形象按所处环境主要分为家庭形象和社会形象。在家庭环境中，女性形象起决定性作用，不论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姊妹或者女眷，她们为家庭生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贤妻良母”成为衡量标准。在网络文学《刺绣》中，作家尚启元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具有内在的审美。故事的空间集中在苏州这座江南古城的玉春坊刺绣坊，以沈灵慧、沈雪馨为代表的两代绣娘如何兼顾好家庭和事业的。在小说中对于沈氏两代人的家庭形象并未提及太多，身边朴实、善良并照顾沈雪馨的翠妈，温柔体贴、亲如姐妹的高芳芳、悦儿等成为传统家庭形象的符号，他们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沈氏两代人的成长和重振玉春坊的过程。

同样，“五四”之后，女性主义传播到中国，女性主义提倡的自由平等开始唤醒中国女性，他们冲破家庭束缚，融入社会，寻求自身价值。沈雪馨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她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废与奋发的矛盾。沈雪馨成人后，凭着天赋，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绣娘。因时代现状，她决定重振玉春坊昔日的辉煌，在此过程中，她冲破旧观念，在不同绣房之间切磋学习，努力打破各种制度中的不平等，并与闺阁坊、秋彩坊等弱势方共同工作，取得人工与机器的斗争的胜利。

二、平权意识下的性别重构

对比西方和近代我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可知，我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并非单纯为了争取她们自身利益，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的，更像是“由男性主导，建立在两性共谋而不是性别对抗基础上，把女性解放纳入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2]这使得两性之间的关系有了共谋。但是，在付出责任获取权利的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开始寻求男女平权，这导致两性关系由共谋转向冲突。

纵观全球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三次浪潮，女性追逐平等自由的权利逐步扩大，更加关注身份认同，并解构两性二元论，认为两性关系应重构，更为多元化。然而在各国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因地域、习俗和环境的影响，进度还是大相径庭的。但涉及两性权利关系的时候，仍然可以判定为性别平权。

在网络发展的大潮中，网络文学也或多或少带有主体性、实体性和即时性的特征，在要求话语平权的影响下，网络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他们笔下女性形象的平权意识进行了重构，摒弃二元对立，男女形象都有了明显改变。将中国传统文学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绣娘》中的女性形象相对比，能发现在尚启元笔下，不论沈氏母女还是他们身边的翠妈、悦儿还是高芳芳、陈兰芳，她们都是更有时代性的女性，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觉醒和明晰的自我权利定位。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温柔的、隐忍的、无声的，她们的命运被提前安排，由男性决定着她们的未来。有个别女性为自由或者权利而努力争取的时候，周遭的阻力就接踵而至，最终迎来的结局只能是以死明志，因为这样才能使得女性更“完美”。而在《刺绣》中的沈雪馨一连打破上述的诅咒，自我认同方面，她不甘心母亲留下的玉春坊一蹶不振，怀着满腔热血，肩负责任，最终在刺绣行业中闯出一份新天地；在认命方面，从小温室中长大的她，同时接受东西方教育，并未被书本桎梏囚禁，也没成为大家眼中的花瓶，在充满荆棘的路上识破日本人的阴谋、赢得人机大战的胜利、投身革命事业，追求自我，对抗命运。另外，沈雪馨既没有因为追求自己而受到惩处，也没有付出任何惨重的代价，爱情事业上收获了大团圆结局，虽然故事发生的内部时代比较遥远，但仍然和如今现实时代形成的复调，映射女性主义的平权意识。

女性主义的平权意识同时也会影响男性形象的塑造。传统文学中刻板的男性形象多被批评为“阉割”过的，他们具有不可置否的权威、地位和话语权，这些反面形象被女性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是在平权意识下，新网络文学极力地改变着这样的男性形象。《刺绣》中的高晓涛、张铭辉、陶清珂三位主要男性形象虽然因为共同追求沈雪馨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三人更是摆脱了传统文学中“被阉割”的刻板男性形象。尤其高晓涛，欲扬先抑式的过程更凸显他是一个温润的、绅士的、派克式的英雄。这样的高晓涛也突破了固有的两性关系一方缺失的模式，尚启元旗帜鲜明地点出平权模式下两性成长过程中的互助与协作，最终成就了高晓涛与沈雪馨的爱情。

三、爱情婚姻观的突破转变

黑格尔曾说：“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且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秀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爱情和婚姻是众多文学作品中绕不开的话题，也很好地反映了对应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及对美好愿景的向往。网络热潮的今天，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仍旧很多，女性意识的进步使得传统思想得到解放，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固有的心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会一改曾经的荏弱，试图摆脱寄托男性主动的形象，摆脱世俗眼光，变被动为主动，选择和追求爱情，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变得现实和严格。

虽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女人的命运。”[3]然而在不能避免婚姻制度的情况下，爱情和婚姻成为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话题。新网络文学中，创作者们更加关注女性形象在爱情婚姻中的主动，价值取向的转变使他们的爱情观念有了新的追求。沈雪馨作为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她面对张铭辉和陶清两人的爱情攻势，并没有盲目抉择，虽然翠妈和陈兰芳一再提醒，但是她对于爱情的希冀更多地是建立在平等、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相同的经历在沈灵慧和陈兰芳身上也得到一定体现，沈灵慧为了女儿拒绝各类求婚，只得孤身终老；陈兰芳更是无意考虑婚姻大事，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结婚不再成为他们的必经之路，独身生活也是他们追逐自由的体现。与独身状态下的女性相比，文中这些未婚妈妈、未婚姑姑，更是颠覆和嘲讽了传统婚姻观念。

“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各自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5]所以这就更凸显了理性的意义，即使在情感的抉择上，有时候会让人更加矛盾，理性更能保持客观性。沈雪馨虽有选择张铭辉或者陶清珂之心，但是对两人的好感和感情止于她对苏州绣坊势力的理性分析，于是她舍爱与高晓涛走近。受新思想熏陶，她开始认清婚姻和恋爱的关系，婚姻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她敢于冲破教条主义，追求独立和自由，宁愿独身也不会为短暂的好感而冲动，虽然感情成为维系婚姻的因素之一，但是更要用长远眼光去考虑未来婚姻的质量，这种自我支配意识使得沈雪馨的形象挖掘更具有现代性。

同样，从古至今，两性关系中的主角一直是男性，女性要遵守严格的三从四德，提倡对男性的忠贞。新网络文学却对于女性贞操观有了全新的书写。新建构的女性在家庭地位中有了地位，并完全滞留在家务和日常生活中，她们更多的是照顾好子女、主导家庭的前景。《刺绣》中悦儿在跟刘子良结婚之后，照顾着一家老小，当受到日本人蹂躏之后，更是以死明志。其实，《刺绣》中的贞操不仅是个人的，还是上升到国家情怀的贞洁。陈兰芳、高晓涛的革命人身份，沈雪馨对于刺绣技艺的传承保护都是一种贞操的自我选择和恪守。

在现代传播媒介不断更新的当下，新网络文学重新诠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选择和增强，试图站在女性立场表达她们的处境，“迄今为止，女性话语需要说明也能够说明的东西，也许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贯主宰的历史，她应该说出来并正在说出来和说下去。”[5]《刺绣》通过气势磅礴的文字和恢弘大气的历史担当，表达家国情怀的同时，还不断地寻找两性关系并按新网络时代的特征去重建，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文学创作理想，还为后续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受众提供了示范性参照。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

注释：

[1]徐颖涛、杨金戈．浅析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文化符号的运用及品牌建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7）．

[2]张文灿．两性的共谋与冲突——社会性别视角下20世纪初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化阐释［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

[3][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主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199．

[4][英]B·罗素．宗教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3．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