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 的未来是诗
科幻小说初期以奇幻旅程和乌托邦故事的形式出现，如果忽略列子的“偃师造人”或古希腊青铜巨人泰勒斯的传说，那么它迄今已经存在了超过两个世纪。从被视为严肃文学的次要分支到如今成为尤瓦尔·赫拉利口中“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充分说明科幻小说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阿尔特姆·A.祖波夫（Artem A.Zubov）认为，科幻小说如同变色龙一样，变化自身以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它已从外星入侵和遥远星球的故事，转变为探讨技术进步的伦理含义、探索人类身份和社会复杂性的成熟叙事。
随着科幻小说的发展，它开始将自己编织进社会和技术话语中，反映了我们对未来最深层的焦虑和愿望。它成了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挑战技术进步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它将审美与认知相结合，创造出一个虚拟的语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读者能在虚构的安全边界内探索种种不可能。这种空间与读者形成了一种互惠关系，不仅能够娱乐大众，也能激发对人类存在、社会结构和宇宙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我眼中，诗歌中同样能够发现类似的美学与认知品质，甚至比起小说来，科幻与诗歌在接受美学的光谱上的距离更为亲昵。
认知性与陌生化的统一
如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所定义，科幻是“认知陌生化的文学”。这一定义强调了该体裁通过创造替代性世界使我们远离经验现实的能力，同时又与我们的认知反思能力进行互动。认知陌生化是科幻类型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从而允许读者从新的视角观察自己的现实。
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设想一下，如果只有认知，那结果就是纪录片般的“自然主义”小说，能在认知上阐释虚构，但却没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如果只有陌生化而没有认知性，那结果就将是玄幻小说，看上去非常疏离玄妙，但却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把握。正是在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这种辩证互动的关系中，让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断挑战、破坏与重塑认知与审美边界的思想探险。
例如，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Solaris）邀请读者通过探索一个有情感的海洋行星来思考人类本质，其中的外星海洋成为人类心灵的镜子，挑战我们对身份、意识和他者的观念。这种叙事策略将推测性小说变成哲学探索的画布，莱姆的叙事使智能的概念变得陌生，促使读者思考：“我们不需要其他世界。我们需要镜子。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其他世界。”而“我们真的能理解那些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东西吗？”在这里，科幻小说超越了它的传统界限，对人类认知的极限和真正理解外星他者的未知性探索，是对意识本质和科学努力的极限而深刻的哲学探询。
同样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瑞·马丁松的长篇科幻叙事诗《阿尼阿拉号》(Aniara)中，以古希腊预言家卡桑德拉式的睿智，讲述了一个人类因战争和环境遭到破坏而被迫远离地球、在虚无的太空中飘泊的末世预言。尽管这部作品出版于人类尚未登上月球的1956年，但诗中提到的环境和战争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并将人类存在主义的哲思带向未来。
这验证了阿尔特姆·A.祖波夫对科幻文学中“代际星船”主题的分析。他认为用于创造星船虚构空间的诗学技术的演变，形成了新的“阅读范式”，不仅反映了文学技术的变化，也强调了该体裁如何服务于构建和传达并预测未来世界，引发认知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同时邀请读者以一种挑战其关于现实、社会和未来的看法和信念的方式参与文本。
诗学隐喻的本体化
在朱瑞瑛（Seo-young Chu）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的科幻小说。
如何理解这种定义呢？她将我们的眼光引向古希腊诗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是对现实的模仿（nemesis）和再现（represent），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许多伴随技术日新月异而产生的现实图景已经过于复杂与抽象，超越了日常经验的限度，难以经由传统文学手法进行模仿与再现，让读者能够直观的认知与理解，比如全球化、网络空间，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隐喻来再现这些概念，比如说，地球是一个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但在科幻小说里，我们所要再现的本体和喻体可以是统一的。比如“网络空间”，在“赛博朋克”小说《头号玩家》里，它就是“绿洲”，一个承担起叙事功能的真实的存在，既是对互联网的隐喻，又是字面上所呈现的那样，一个主角可以在其中来去自如，冒险穿梭的虚拟世界。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隐喻——既不完全是人类也不完全是机器的人机共生体。这个隐喻挑战了二元存在的概念，批评了西方传统将人文与科学分离的倾向，主张人类与他们创造出来的工具和技艺不可分离。赛博格概念强调了这种内在连接，表明我们的人性确实是由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决定的，无论是语言、数学还是法律结构。这些都是在物理宇宙中表现出来的认知模式的表征。
再比如厄休拉·K.勒古恩的长篇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 )也提供了这种本体化喻体的典型例子，以此对比两个截然不同的星球社会制度的双重叙事结构。勒古恩的作品不仅通过其复杂的世界构建和叙事复杂性提供了丰富的美学体验，还邀请读者通过主角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旅程来深刻思考乌托邦、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的本质。“你不能购买革命。你不能制造革命。你只能成为革命。它存在于你的精神中，或者根本不存在。”小说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探索，使读者深入哲学和美学，思考社会组织和人类状况，将人类集体的焦虑、希望和伦理困境投射到个体的叙事经验中，在个体的认知过程与集体文化叙事之间进行调解。
语言，或想象力的工程学
科幻与诗歌的核心力量在于其认知与情感上的共鸣，也许这两者在某处是互通的，即康德式的崇高美学，通过在语言层面上创造新的概念、隐喻、意象，来挑战并激活集体意识中最深层的价值观与情感模式。
这种共性突显了一个共同的显现过程——对诗人来说，是通过感觉，对科幻作家来说，是通过想象——展示了该体裁为以前无法描述之物“赋形”的独特能力。但这两者都需要通过语言，或想象力的工程学来实现。
工程学的核心涉及应用已知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方法与科幻作家设想未来技术的任务相平行，这些技术位于当前科学理解的约束之内。然而，科幻作家经常借助想象力和语言来超越这些界限，想象出挑战当代科学限制的技术。例如，阿瑟·C.克拉克在小说中提出的地球同步卫星通信概念早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将工程预见性与想象性推测相结合。刘慈欣的《三体》是另一个完美例子，它将复杂的科学理论编织进一个跨越文明的叙事中。小说采用既易于接近又富有描述力的“近似透明的”语言，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与魔法无异的充满“水滴”“二向箔”“黑暗森林”“降维攻击”的世界。这些语言上的工艺处理像诗一样，反映出一种将难以言喻之物具象化的努力，创造出既激发认知又触动情感的故事。
菲利普·K.迪克在《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le)中提出“控制现实的基本工具是控制词语”。科幻小说通过想象力的工程学创造新的诗学隐喻，将抽象的技术进步与宏观尺度的时空结构投射到个体所熟悉的价值观与体验光谱中。
然而，隐喻经过无数次重复会变成陈词滥调，它们的魔力减退，对施法者——无论是通过操纵词语来唤起新奇情感的诗人，还是通过铸造新奇概念刺激认知的科幻作家，都不断地提出挑战。迫使他们不断追逐新鲜的感受与表达，在语言限制内进行发明，使用超出日常经验的微观/宏观细节和基于隐喻的符码契约来描绘无法想象之物，而不是依赖二手词汇和故事，来传递真正超越时空局限性，具有普适性价值与人性深度的复杂理念。
雷·布拉德伯里被称为“科幻作家中的诗人”，他的《华氏451》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使用丰富、生动的意象来探索一个禁止书籍的反乌托邦未来，他的隐喻性语言将纸张焚烧的燃点转化为西方对文化审查和智力压抑的有力批判。
语言，或想象力的工程学
我必须纠正一个长时间存在的偏见。本质上，科幻小说的思想深度不在于它的推测性技术或外星景观，而在于它以认知对话的形式与读者互动的能力——这种对话挑战我们脑中的刻板印象与陈词滥调，以批判性的方式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对彼此的责任。当我们沉迷于科幻小说的冒险时，并不仅仅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深入探索人类集体心灵的深处，探索时空、语言与想象的边界，并最终获得对“我是谁？我从哪来？要到哪去”的更广阔理解。
科幻文学所构建的世界不仅仅是高科技冒险的背景板，它还是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复杂模拟，拥有自己的法律、规范和社会结构。作为模拟沙盒，作者和读者都可以在这些虚构社会中探索社会和技术变化的无数种可能性。通过创作与阅读，我们参与到一种认知和情感的双重角色扮演中，沉浸在这些社会里，与它们的居民共情，并在此过程中，对自己的世界获得新的洞察。
这种沉浸式体验不是被动的。读者被要求以新的挑战性的方式运用认知能力，探索不熟悉的社会结构，处理由未知技术产生的道德困境，并面对由替代性意识形态提出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陌生化审美刺激了我们的认知灵活性，促使我们以超出经验性环境的视角思考，并质疑支撑当下社会现实的种种假设。
而以上种种，早已在诗歌与诗学中存在了上千年。因此，科幻与诗歌的交汇不是单向街道：它是一场对话，是一种双向的思想和技术交流，是解构和重新想象世界的两股势力会合，激荡出更强有力的合流，而语言，便是两种媒介交换数据的协议接口。
科幻可以是诗的，诗也可以是科幻的，是推测与工程，也是人性与审美，是恐惧与焦虑，也是希望与梦想。我期盼着那样的未来早日被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