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敞开的姿态建构 文学理论体系
随着科幻热的持续升温，中国科幻理论资源的来源更为广阔。一方面，跨文化、跨学科理论进入到科幻核心设定的阐释话语中，文化理论、科学理论、哲学理论走向交互融通；另一方面，既有的科幻理论研究范式进入更加具体和多元的文本层面，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反过来再完善理论的阐释和美学的建构。
从1818年玛丽·雪莱笔下那个工业革命时代人与机器的“缝合怪”诞生至今，在科幻文学200多年演变的历史中，一些围绕科幻核心设定和所谓的类型化“套路”至今依然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科幻读者所喜爱的，正是包含不同时代的社会景观与人的情感结构，并针对人与机器、与世界、与迥异于人的特殊时间空间的他者而进行的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新奇幻想。科幻理论因此有其特定的关注对象，比如科技发展的近未来图景和宇宙、太空及乌托邦的“远未来”想象，比如“制造物—他者”焦虑、人与非人化对象的关系等命题，无论凡尔纳式带着人的缜密机智征服星辰大海的乐观主义，还是威尔斯式反思科学主义的忧心忡忡，科幻文学将科技的推演与作为主体的人内心晦暗不明的欲望野心、恐惧敬畏以充满智性想象力的方式结合并以文学的方式表征。而科幻文学理论，正致力于对此的揭示和研究。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科·苏恩文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引入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对科幻小说进行阐释批评之前，科幻批评主要散见于科幻作家、批评家甚至科学家的作品、创作谈与文字短章之中。纵观二十世纪的科幻发展，与类型文学创作的旺盛相比，科幻直至世纪下半叶才形成初步的理论基点，远远谈不上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因为科幻既涉及类型文学的规约，也牵涉对科学技术及其原理的深度理解和阐释，还涉及人大脑与想象力的认知图式的运作，更包括作为文学作品所涉及到的语言技术、形式结构、思想主旨、美学风格等话题，它天生具有的“主体间性”提高了科幻理论研究的准入门槛，让独立和体系化的科幻理论阐释变得较为滞后和困难。
随着技术全面“入侵”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新现实”的到来，在科幻文学批评家、传统人文学者、文学理论研究者甚至科学家的参与和互动下，科幻理论日渐显示出其强大的理论穿透能力和阐释力。科幻理论不仅能够解读科幻文本的叙事风格、主题演变、文化内涵，描绘科幻文学范式的演变规律，更重要的是，当科幻某种意义上构成当代社会“最大的现实主义”，那么阐明科幻作为思想实验的内核，揭示科技与人文复杂耦合的当代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有关过去、当下与未来的重要议题，成为科幻理论最具有吸引力与号召力的使命。换言之，科幻理论既要阐释科幻文学门类的独特性，也有望借由独特的科幻文本承担在既有人文研究范式逐渐失效的背景下重新解释时代的历史使命。
在新技术时代，人类正在进行一场浩大的知识范式转型革命，人的身体、意识、精神、观念，如何理解新的技术变革，如何以文学艺术手段表征这种变革，不仅是科幻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深度思索的话题。对此，乐观者有之，他们积极拥抱新技术、新媒介，思考在后人类主义全面到来的时代，人如何与“非人”共处；担忧者有之，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全面入侵人的身心世界，人类文明是否因此消亡等话题进行反思。在这样的框架下，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文艺理论研究应当从既有的语言、认知、理论、审美的古老范式走向以数据库、人工智能、未来美学、虚拟现实为基础的深蓝之地，揭开文艺理论的新篇章。技术悲观主义者则秉持反思科学主义的精神，从科幻作品所绘制的未来图景中洞悉人类存在的不可取代的特殊意义，科幻作品成为在传统文学理论延长线上重申人文精神、人文立场的“另类”文本。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助推科幻文学理论第一次大发展
科幻文学理论的历史并不长，它基于早期的科幻编辑出版同仁之间的互动。加里·K·沃尔夫曾在《历史与批评》中提要钩玄地谈到，20世纪科幻批评来自于三种传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者、编辑、读者在杂志上发表的通信专栏；四五十年代专职作家对科幻的性质、技巧、科学技术等专业内容进行点评探讨；六七十年代，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院派研究者开始研究科幻文学，写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论著。这个分期大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早期科幻批评和理论发源的基本依据。
上世纪20年代，科幻杂志编辑雨果·根斯巴克发明了“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这个词，用以指代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和埃德加·爱伦·坡笔下“混合了科学事实和预言式愿景的浪漫传奇”。在他及同代人的科幻编辑出版实践中，已涉及后来的诸多科幻中心议题：科技对人类价值观的冲击、空间旅行的想象、对外星“他者”的描写、世界可能的未来、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等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系列科幻经典作品集中井喷式爆发，尤其以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出现，标志着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
与创作上的“黄金时代”相比稍微滞后，科幻文学理论的第一次大发展，是伴随着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的大热而诞生的，控制论理论对科幻创作的影响尤为重要。科幻“黄金时代”的创作者们以丰富的形象、独特的叙事和思想实验的高度探讨有机体与机械体的结合，这些实践为科幻理论的勃兴提供了大量文本案例，为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同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分析了控制论如何对人本主义进行消解，讲述“身体”在信息时代的命运，展现赛博人的文化观念建构，表明人机关系将不仅仅是伦理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学和哲学问题。
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科幻批评对科幻文学的文体界定、内容题材要求、写作范式要求等逐渐定型。比如当时的批评家认为，科幻小说要展示脱离传统边界的故事，以富有想象力和煽动性的方式讲述科幻想象和结论，不仅要有合理的设定、逼真的人物，还需要出色的叙事手段。除此以外，勒古恩的“思想实验”、苏恩文的“认知陌生化理论”、杰姆逊的“科幻乌托邦”等核心观念，为建构科幻理论提供了有效的基石，至今也依然具有重要的阐释效用。
科技迭代加速促成科幻研究的理论“星丛”
进入21世纪，在科技迭代加速、计算机仿真、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幻理论的版图变得更为多元和驳杂。近年来，不少学者都提及，事实上，国内外科幻研究界对科幻的本体定位仍然未形成清晰的理论脉络。不同的理论研究者从各自的理论进路和研究诉求出发，围绕科幻文本中的形象、思想、概念展开研究，形成科幻研究领域一簇一簇的理论“星丛”。整理分析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对科幻理论的使用和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后人类主义研究走向纵深。国内外科幻理论以探讨后人类语境下的未来为核心，借助不同的理论范式，研究人与智能机器的结合、人类与媒介延伸中的叙事、伦理、美学问题。比如中国科幻研究界已蔚为大观的赛博格研究，以科幻文学和影像中的“赛博人”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后人类状况下的身体想象和文化表达；后人类生态主义则从动物研究、生态批评的系统论及“他者”视角探究后人类世界的生态问题，从科幻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后人类复杂的“身体”装置出发，推动身体美学研究走向纵深；科幻的新媒介研究从跨媒介和媒介融合视角探讨“人”如何从自足的审美主体走向“媒介—身体联袂”的新主体。有学者从技术主义角度出发，借助科幻文本探讨技术的想象力问题；有学者从机器人叙事出发，检视机器人叙事中人的视角、位置与伦理情感；还有的学者从虚拟现实和现实相交织的“后地理”状况讨论科幻景观与新媒介技术的想象力问题，从中窥探后人类的生存问题，诸如此类。以后人类视角对科幻展开的研究，为未来的文学书写和研究展开了一系列新的图景：逐渐淡化以人为核心的传统人文观念，更为关注新兴技术对人身体的嵌入、模仿与脱离，书写技术加速时代人所面临的各类新状况。
科幻，依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思想实验”。美国科幻研究者托马斯·斯克提亚在《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中认为，科幻小说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实验的专业制造者，科幻作家关注如何回答“what if”的问题，要用想象推理来完成关于未来的实验。科幻作家勒古恩也高举“任何一部科幻作品都是一场思想实验”的旗帜，围绕这个核心进行了诸多科幻创作。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观也对中国科幻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刘慈欣、韩松、陈楸帆、郝景芳等多次提及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理念才是最为吸引他们创作的原因。尤其面对人工智能对人类世界的“进驻”，与国外科幻创作相比，中国科幻作家的视野更多地转向人类世界本身，想象技术发达时代，带着东方文明色彩的人类所可能面临的未来和遭遇的具体困境。
“思想实验”既是一种重要的创作理念，也是科幻理论重要的立足点。批评家刘大先在对刘慈欣的科幻作品研究中总结，刘慈欣之所以成为一个“孤峰独起”的存在，原因在于他有能力进行思想实验，让“各类观念集束式出现并繁衍生长”，这些思想实验关于和平、战争、生存的基本母题，进而延展为道德、契约、博弈、集体等普遍性话题，使科幻“点子”跃升为思想命题。学者陈舒劼在《知识普及、意义斗争与思想实验》一文中谈到，当代科普文学创作，也应当重新激活启蒙的勇气，通过“思想实验”将科学知识传播、认同观念探寻和思维方式有效地融为一体，激发科普的谨严与想象力的飞升之间新的可能性。近年来，王威廉、蒋一谈、陈崇正等越来越多的纯文学作家进行科幻创作，双翅目、慕明、昼温等科幻创作新力量也以思想实验进行各类题材的科幻创作，都凸显了科幻小说这一重要特质。因此，在当前科幻理论研究中，以思想实验为透视镜，研究科幻文学创作如何以“未来”的方式进入“当下”，将未来图景的预演与当下科技发展、社会文化、情感伦理状况充分结合，可以视为科幻研究的突破口。
赛博空间、虚拟现实空间建构技术时代的乌托邦。英国学者马丁·李斯特认为，新技术极大提升了人类的想象力，使得人类对未来的各种“乌托邦的愿景”能够在现代技术理性主义中复活。他谈道，“由于真正的地域和疆界的逐渐消失，新媒体所承诺的赛博空间和虚拟生活之地成为新的乌托邦”。将科幻视为承载“乌托邦”想象的容器，在科幻小说、影视作品中建构类“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抑或“恶托邦”的时空场域，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创作模式。王峰、陈丹在《科幻乌托邦批评的兴起》中对詹姆逊的“科幻乌托邦”观念进行总结阐发时认为，20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不断推进，对终极理想社会的政治寻求逐渐丧失活力，但乌托邦的精神并未消失，而是转换进入科幻文学的文本叙事中。科幻小说成为继历史小说之后表达乌托邦未来的重要阵地，它以“新异性”为特征，兼具认知功能和实验功能，提供后现代社会可能性的图景。就中国创作者而言，刘慈欣的“三体”世界、陈楸帆的《荒潮》、王晋康的《蚁生》，以及韩松的“地铁三部曲”等，包括郝景芳的科幻作品中，以想象的方式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反乌托邦时空体”甚至“乌托邦密林”，深受读者的喜爱，也受到大量研究者的关注。科幻乌托邦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深厚的潜力。
想象力研究与科幻的认知转向。“想象力研究”是近两年来中国科幻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范畴。吴岩、陈旭光、江玉琴、冯原等学者开始系统探讨科幻创作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吴岩在《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中梳理了中国科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想象模式，总结了词汇暴接、感官诉诸、时间错配、情境极化、跨界隐喻等中国科幻常见的想象模式。《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开设的“科幻文学想象力研究”研究小辑中，江玉琴探讨中国21世纪科幻三种时间想象：线性时间想象、拟真时间想象、时间场想象，并认为三种时间想象表达了科幻对科技发展的反思批判，对个体独立意识与生命意志的彰显，对身体与社会、宇宙共生关系的强调。冯原从认知哲学入手，探究想象力生成与思维、情感的运作关系，她认为未来的科幻文学将成为想象力最为复杂的呈现场域，而未来科幻理论的立足点，首先需要厘清想象力运作中感性与认知的关系，这需要深入哲学的问题域。鲍远福认为网络科幻在“新语”“新知”构建、文体范式变革以及“后人类形象”塑造等方面，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想象力话语系统。可以推测，肉眼可见的未来，科幻研究将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发生高度关联，科幻理论因认知科学理论的介入，将展开更深邃的图景。
科幻理论成为“新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时代所带来的新文化语境召唤着新诠释与新批评。当前，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者，针对“科幻热”的启示，从自身理论积淀、关注视角对科幻文学发展进行了分析阐释，其研究成果也逐渐清晰可见。
王德威曾用“史统散、科幻兴”的说法勾勒了晚清至当代以来中国科幻的发展趋势。论及当代科幻小说，他从历史政治语言的塑造、认识论和情动力的启动、后人类的想象等方面解读科幻的勃兴，认为“幽暗意识”是中国科幻作出的杰出贡献，这让读者能够想象在人性、国族、世界之外，庞大宇宙星空所展现出的能量，引导人进入更广大而深不可测的生命领域。宋明炜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中以历史诗学的方法对科幻文本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科幻在人性和宇宙的幽暗之处闪耀着夺目的能量，其先锋、叛逆和颠覆性是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延续。学者詹玲从传统文学研究转向科幻研究，其著作《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以扎实丰富的文本细读和科幻文学历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科幻小说历史上的三次转型，为科幻史研究和科幻理论研究作出了翔实的铺垫。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刘大先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著作中勾勒出的文学所高度依赖的社会语境发生位移，在他看来，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的发展路径中，科幻及科幻理论是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科幻作家、研究者王瑶在《未来的坐标》中从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中定位中国科幻小说，认为本土性、民族性乃至中国性都不应本质主义化，应当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融合中产生新的美学范式。青年学者李静在《作为“新显学”的中国科幻研究：认知媒介与想象力政治》《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等论文中，关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语境，在对社会思潮的考据、勾勒和阐发论述中，探讨“寂寞的伏兵”如何从世纪末的晦暗中孕育新生，走向新世纪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
总而言之，随着“科幻热”的持续升温，中国科幻理论资源的来源更为广阔。一方面，跨文化、跨学科的理论资源进入到科幻核心设定的阐释话语中，文化理论、科学理论、哲学理论走向交互融通；另一方面，既有的科幻理论研究范式进入更加多元和具体的文本层面，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反过来再完善理论的阐释和美学的建构。文学、哲学、科学史、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等领域的理论研究者从科幻文学中提取核心概念、意象和资源，理论与文本之间相互激发、相互阐释，以敞开和未完结的姿态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探索理论研究的范式边界。
未来，方兴未艾、任重道远的中国科幻理论将朝向何处？也许，如同学者吴岩在《科幻理论的未来版图》序言中所展望的，未来科幻理论将形成三个重要走向：结合经典哲学思维以此对科幻本质认识有所深化；在未来科技时代深入考虑学科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认知方法；随着科幻本身形成跨界多元的方法学。科幻理论也将是一种敞开状的理论星图，它混合多种异质、异源理论，持续不断建构自己的理论核心和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