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流浪的地球流浪的心灵
《流浪地球》在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中十分抢眼，首先它创意恢宏，大气磅礡。幻想太阳即将毁灭，人类不得不在地球上建造推进器，靠其动力使地球飞出太阳系，重新寻找适宜生存的家园。其次和一般科幻小说相比，《流浪地球》更注重对情感的挖掘，尤其对宇宙灾变过程中人类细致入微的心理进行深入刻画，在叙述氦闪这样的大浩劫面前，并未忘却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追问，使科幻始终未脱离文学的轨道，依然以文学的方式感染着读者。
“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小说开篇便让人陷入一种沉郁的氛围中，这种超越日常的沉郁在主流文学中不易见到，因为主流文学显然缺乏类似远离现实又无比严峻的故事前提，但《流浪地球》的科幻背景却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
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将失去世代栖居的家园。家园——这起始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字眼，与之相连的是丰富的粮食、可以抵御严寒的温暖，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把握。古代的人们在家园中过着平凡、平庸、一成不变的生活，当后世因为逃离氦闪再也无法重复这种平凡、平庸、一成不变，不得不面对颠沛流离时，才发现那种日常幸福的不可企及。当爷爷在酷热中冲出门去，被高温的大雨烫伤；当小学生们去观看日出，恐惧得手心出汗；当人们深入到幽暗的地下城中，面对岩浆的威胁，所有人都知道：梦幻终结，曾经熟悉的家园一去不复返了，地球变成了异己的存在。如同挚爱的母亲忽然狞笑着亮出手中的匕首挥向自己的孩子，所有的眷恋与不舍都不得不在地球发动机启动的那一刻终止。
人类孤独地上路了，没有领路者，没有后援，没有同伴，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帮助，就像小说中的人物“我”一个人站在漫无边际的冰原上。这种感觉如同漆黑的夜里，所能抱紧的只有自己的手臂。这是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它设置的情境使读者的思索变得深邃而悠远，霎时将人们的思绪带入某种不可捉摸的浩淼之中，从而超越了主流文学中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主题。宇宙规律的冷酷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人对自我的肯定与张扬。它仿佛时刻在告诉人们，宇宙是绝没有任何怜悯心与道德感的，但却有强大的足以摧毁一切的力量。
对于家园的描写，主流文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传统的“歌颂系列”，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孙犁的白洋淀，萧红的呼兰河。作者们对家园表示出思念、缅怀之情，歌颂故园山水，吟咏乡风乡俗和温暖的人情关爱，守望恋旧成为这种家园小说的主导情绪。另一种则是“批判系列”，如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托马斯·沃尔夫的北卡罗来纳州，他们对家园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然而批判本身也是一种热爱的表征，表达了爱与恨相交织的复杂情愫，如同黑夜与白天相互纠结在一起，不可只择其一。批判至少表明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如此重视。你把它揣在心口，可以轻易说出它的名字，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它是某个省份、某个城市或某个不起眼的乡村。而刘慈欣对家园的描写却完全不同，它既非歌颂，也非批判，而更多的是绝望。它不再是某个个体的家园，有着特定的区域及形态，不限于某个个体的记忆，而是整个人类的家园。曾经的地球——作为整个人类几百万年的栖息地已沉积到集体无意识深处，渗透到每个人的毛孔与血液之中。失去了曾经的地球，我们还能坚守什么？还能过怎样的生活？
失却家园虽然同样是主流文学爱用的题材，但却与刘慈欣的失却家园有着较大的差异。托马斯·沃尔夫在《你不能再回家》中说道：“离开你熟悉的土地，为了更伟大的发现；离开你已经拥有的生活，为了更有意义的生活；离开你深爱的朋友，为了更崇高的爱情；去寻找比家乡更友善、比大地更辽阔的世界……”这种“离乡——还乡”的复调成为许多家园小说共同的趋鹜，离别是为了归来，挥手意味着再见。而《流浪地球》中的离别却远非如此，最后一次转身便是百代的时光，便是永远的告别，这种无法丈量的悲凉使它的沉郁格调达到了顶点，几无语言可以表述。
19世纪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王独清的《我从cafe中出来》，用诗的语言描述了对家园的眷恋：
我从cafe中出来/身上添了/中酒的/疲乏/我不知道/向哪一处走去，才是我的/暂时的住家……
《我从cafe中出来》与《流浪地球》所描述的情境有某种相似性，找不到家、方向、未来，被巨大的失落和未可知的命运攫住了内心，在异域的黄昏无言的独走。然而，王独清所感叹的“失了故国”是地理性的，在异乡客居中无家可归的落寞，买醉不成的抑郁与迷惘，它是清浅的、飘乎的，甚至带有某种诗意的味道。而刘慈欣的丧失家园则是更深层次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无处安放，是力量源泉的永久丧失，是人类脊梁无可背负的沉重。哪里还有可供追忆的街衢？哪里还有可供凭吊的黄昏或者淋湿衣衫的细雨？地理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无比煎熬的人间地狱，精神家园亦随之坍塌殆尽。《流浪地球》中的“流浪”二字像两个无比硕大的字块矗立在人类面前，让人惶惑无依。双重家园的丧失使人类成为孤儿，从此开始了主动与被动的异化生活，这种深入骨髓的沉重是主流文学的日常题材难以做到的。
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有着更高的智慧与能力。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外界，还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及修改不足的可贵优点，因此地球上没有哪一种生命比人类更加强悍。然而，将如此智慧的人类放入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却成为不值一提的草芥。《流浪地球》中人类通过天文观测可以预知未来发生的氦闪，可以停止地球的自转，用发动机给地球插上翅膀，将其他作为一个庞大的航行工具驾驶至外太空，寻找新的栖息之地，还可以用反物质导弹清除运行轨道上小行星的阻挡，一路克服各种艰难飞奔向安全稳妥的未来。除却这些科技力量的运用之外，人们还懂得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控制自身，缩小族群数量，牺牲当下的利益而着眼于未来。但是，无论人类如何殚精竭虑、费尽心思，却敌不过自然界一个小小的喷嚏。地震、洪水、干旱、低温、酷热、氦闪，每一个波动都可能使人类的族群在瞬间湮灭。人，只能生存在宇宙留给它的狭窄罅隙中，而不具备与自然对话或讨价还价的资本。对自然的敬畏，成为《流浪地球》压倒一切的主题。这一点，正是科幻文学超越主流文学彰显自身特质的一个层面。
主流文学中，往往热衷于讴歌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对主观能动性战胜客观世界的能力予以无穷的放大。而《流浪地球》却重新回到科学和理性的角度，脱离“人类世界”这一狭小视域，将目光投向更为遥远宏阔的宇宙。它抛弃了人类的自恋意识，还公众以清醒的头脑，正视人在宇宙中的渺小与孤独。塑造出严苛自然中艰难生存的人类族群，而非单独刻画某一人物的命运，这成为《流浪地球》与主流文学明显的分野。将单个主人公的忧喜转化为整个人类的困境，勾勒出人在无边苍穹中的位置，视域之辽阔让人蓦然有一种恍惚之感。
或者也可以说，《流浪地球》是一部站在人类之外描写人类的小说，它剔除了人类的顾影自怜，开始重新认知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在科幻语境下描绘着冷冰冰的宇宙法则，而人则是这法则面前抖衣战栗的弱小生命。如果说主流小说与科幻小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便在于它们关注的焦点是相异的。主流文学（或称纯文学）关注的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无论荒诞派的卡夫卡，黑色幽默的约瑟夫·海勒，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或者意识流大师普鲁斯特，无论他们以哪种风格进入写作，均高度关注着“人”。“文学是人学”是19世纪关于文学的最大命题，似乎具备了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但科幻却不同，它更关注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甚至人与外星生命之间的关系，而并不重视人类自身的纠结缠绕。
这一点上，刘慈欣明确表现了他对“文学是人学”的激烈反对。在他的《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一文中，这样表述着科幻文学的本质：
“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了一句近乎于法律的准则，一篇没有人性的小说是不能被接受的。但科幻却倒向了后者，人性不再是这种新兴文学的灵魂……科幻文学的语境不是人文的，而是冰冷冷的理智和逻辑……在内向的、宅的文学存在的同时，能不能并存一个外向的、反映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文学？能不能用文学去接触一些比人性更宏大的东西？”
作者心目中的科幻不是去怎样彰显人性，而是借以反映人与自然或者宇宙关系的手段，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因此，《流浪地球》中并未对人性予以过多描述，相反，它着重描绘了特定科幻背景下人类的悲剧性及自我异化。因为身处流浪的地球，所以妈妈并不在乎爸爸的出轨，而出轨的爸爸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放荡了一段之后又百无聊赖地回归了家庭；因为身处流浪的地球，所以会有地球派与飞船派之争，会有观点不同而引起的械斗战争；因为流浪的地球，所以会有联合政府与叛乱者之者的冲突，血流成河尸骨遍地。地球的流浪，成为这一切矛盾产生的最终根源。而流浪本身则归结于人与宇宙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亘古不变，万世长存，相反它始终处于或大或小的变化之中，人类要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种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哀怨的叙述主人公，悲伤的情调与隐形而理性的隐含作者形成内在和外在于小说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从叙述主人公“我”这里，我们读到了人类的惶恐不安与挣扎绝望，但在隐含作者这里，我们却读到了以人类之力不可扭转的宿命。那是自然的意志、宇宙的意志，它超脱于人类而独立存在，不可捉摸又无法反抗。
《流浪地球》剔除了道德，甚至剔除了人类反复吟咏的爱，以最赤裸裸的真实描述了人类与宇宙的对峙，对生存的渴望。“活下去”成为所有人考量的第一要义，以及判断所有是非曲折的唯一标准。小说中，刘慈欣与主流文学通常极欲彰显的“爱”与“美”主题逆向而行，以无穷大的距离将镜头拉到极远，在这遥远的凝视中，地球缩小为一个不起眼的点，失去了人类无数次赞颂的伟岸。作者从远景的角度给人类以定位，描述在宇宙苍穹中，这些曾经的地球主宰者不再是万物的灵长，是和其他动物一样，不得不为生存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宇宙不会给它任何偏爱与青睐。它冷酷而威严地站在那里，一任无数生命流离失所，魂断他乡。这正是刘慈欣对人类悲剧性存在的思索，也是一种以科幻思维取代主流思维的表达。只有了解了这种思维，才能了解小说中那些与主流文学的反向而行的情节，了解人们的绝望与无奈。
作者曾多次表达他心目中的“科幻”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而非写作的手法，在许多场合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譬如对“爱”或“道德”的遥远审视。
“我只能承认：我在意生存，我信奉好死真不如赖活着，有爱的死不如没爱的生。这说法从个人角度看很低鄙，从文明整体看就是另一回事；在地球大气层中让人鄙视，但放到太空中也是另一回事。”——《东京圣战》和《冷酷的方程式》
在生存面前，所有的问题都是第二位的。这也许过于俗气，但却异常真实。它仿佛拉开了遥远的距离审视身处宇宙中的人类，而摒弃了坐在镜前的自我端详。从这一点来讲，《流浪地球》充满了带有科幻风格的哲思。
犹太人有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非常传神地道出人与自然对峙过程中人类所处的位置。无论人类的智慧如何增长，科技进步达到了何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浩淼的宇宙而言，我们依然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弱小生命。对于自然界的利用与改造，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清醒吧，曾经那些自大而又自恋的想法，认为万物为我而生，皆为我所用，当宇宙发生些微改变时，人类便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除了身处宇宙的渺小、无力之悲外，人自身的悲剧性亦是小说所关注的，生命有涯之悲是文本悲剧性的第二个层面。
“死亡”是人类不变的母题之一。无论文明发展到什么阶段，技术前进到何种程度，死亡是永远不能回避的存在。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人类用尽智慧，为地球插上翅膀，飞向杳不可知的太空。逃亡路上的艰辛，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成为每个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不长的篇幅中，多个生命远逝。死于岩浆喷发的妈妈，死于烫伤感染的爷爷，死于行星碎片撞击的父亲，因离开地下城到地面上去便再也没有回来的灵儿和阿东，死于叛乱的加代子。还有那个准备开枪自杀，以使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男人。也许海明威在自杀前说的话有道理，“今天死的明天就不用死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超过死亡可能带来的后果。
海德格尔说死亡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而又无可逾越的、确知但却不确定的可能性”。人生或许有许多生存的方式与选择，但所有的生命之旅只有一个终点，那便是死亡。小说中，“死亡”一词共出现了七次，并用一个谜语来表示这令人颤栗的感受。
“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突然迎面遇到一堵墙，这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
谜底无疑是死亡。面对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造访的死亡，人类的恐惧压倒了一切，人性的异化也成为必然。因为害怕死亡，人们放弃了宗教、艺术、哲学，而专心于更加实用的理工科。因为害怕死亡，“我”连地面也不敢去。因为害怕死亡，政府严格控制着人口数量。虽然“希望”一词在文本中也出现了七次，与“死亡”的出场率持平，似乎作者有意籍此淡化“死亡”主题的压抑与绝望，然而情节却悖逆了这一初衷。一直追求希望、主张希望、传播希望的父亲，不仅没能避开“死亡”的危胁，还早早去世，瞬间汽化，连尸骸都没有留下，这似乎是“死亡”送给人类的一个巨大嘲讽。
死亡是《流浪地球》的主题之一。它是宿命式的，不可抗拒，不可更改。无论氦闪之前的地球，还是未来某一天冲出氦闪威胁的地球，死亡会始终与人类相伴而行，在任何时候不期而至。对于死亡的恐惧使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孤独与自危之中。人多么渴望永生，并无数次拼命寻找那通向永生的秘径，但几千年来，除了留下荒诞的实验与笑柄之外，并未真正破解生命有限之谜。将生命无限延长的科幻情节多次出现在刘慈欣其他的小说中，如《三体》《2018年4月1日》和随笔《给女儿的一封信》），充分证明其对人生有涯这一悲剧性存在的关注。
在散文《技术奇点二题》中，刘慈欣表达了对死亡的认知：
“在过去的时代，平民可能走三四十年就遇到这堵墙，帝王和贵族可能走出七八十年才遇到，但他们之间相差一般不会超过五十年。如后面所述，这个差别微不足道。所有人在相差不到一个数量级的时间里遇到这堵墙，这是最大的平等，这堵墙就是上帝或大自然为人类社会设置的平等的底线。”
无论人类建立了怎样的丰功伟业，无论其在通往智慧的路上如何反复超越自我，但却无法改变横亘在未来某一个点上的死亡的等待，这也是《流浪地球》发出的沉重叹息。正因为有了死亡的威胁，才更使人类倍感生存的孤独。这个世界上，你只能一个人来，并一个人走，没有人可以在终极意义上相伴左右。因此，活着，便成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忧惧过程。小说中，企图自杀的男人在放弃自杀后，看到的依然是无尽的灰色天空和漫漫的逃亡之路，即使暂时性地抛开死亡，不去遥想未来如何，但同样会被刻骨的“孤独”折磨得无以复加。在孤独中，每个人不得不走完被命运捉弄的戏剧化的人生。“我”和加代子的结合并非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对孤独的恐惧。在一望无际的冰原上，“我”感受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那种巨大的恐怖。
“在无限的星空和无限的冰原组成的宇宙中，只有我一个人！雪崩般的孤独感压倒了我，我想哭。我拚命地赶路，名次已无关紧要，只是为了在这可怕的孤独感杀死我之前尽早地摆脱它，而那想象中的彼岸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人们为逃避孤独而相互依偎，又因需要这种依偎而结合，爱情变成了逃逸时代的奢侈品。如小说中提到的，“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当他们拥入更大的人群，暂时忘却孤独，那稀薄的情感便也不复存在了。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是出于对战争和孤独的恐惧，如果没有这种威胁，二人还是红尘中待价而沽的世俗男女。《流浪地球》中地球是宇宙的孤儿，无法得到任何救援，人类又是互相隔膜的孤儿，无法跨越彼此筑起的心理障壁。地球在宇宙中流浪，人则在地球上流浪，永无归程。
在有涯的生命中，人类不仅要面对自然界的种种挑衅与折磨，同时还要面对自身认知的局限，因为认知的局囿，不得不走过无数迂回曲折的弯路，每一个真理的发现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流浪地球》中以加代子为代表，在地球流浪三百多年后，对氦闪的预言表示出强烈的质疑。他们采集太阳影像，调出四个世纪前的影像，发现二者在光度、像素排列、像素概率、层次统计等参数方面都完全一样。对于亲眼所见的自信使他们对氦闪的说法感到愤怒。人们变得怀疑、残暴、失去理智。他们愤怒地反对那些氦闪预言家，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人们四处联合，动用武力反对政府。将科学精英们维护地球安全的种种努力视为阴暗的权力之争，接下来的你死我活、自相残杀，叛乱、战争、流血，无不成为这种悲剧性认知的昂贵殉葬品。人们像发疯的猛兽，固执地确信自己的观察与判断，并将这种认知不断扩散，成为压倒多数的存在，对精英们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愤怒。
“爆发预测的天体物理学家，那些设计和建造地球发动机的工程师，他们在一个世纪前就已作古，我现在真想把他们从坟墓中挖出来，让他们也死一万次。”
认知的局限激发出人性深处的恶，人们用最残忍的方式将那些为保护人类族群生存延续的精英处以极刑。“他们收走了被判死刑的每个人密封服上加热用的核能电池，然后把他们丢在大海的冰面上，让零下百度的严寒慢慢夺去他们的生命。”这些为保全地球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唯一生命的精英，甚至连为自己辩白和证实氦闪理论的机会都没有。在他们死亡的一霎那，氦闪突然爆发了。然而这些最具智慧的精英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幕，无法再保护这破碎的、已变成地狱的家园，地球丧失了赖以承重的脊梁和忠实的守望，这是怎样令人齿冷的悲剧。
因为认知的局囿，人类成为自己的掘墓者。如同鲁迅先生在《示众》里描写的那些充满人性之恶的看客，在处死自己的同类——联合政府官员时，地球流浪者们显得无比兴奋，他们在精英们最痛苦的时刻高唱凯歌，丧失了人性中最起码的同情与人道主义精神。古老的社会秩序与道德随着家园的失去烟消云散。流浪的地球在宇宙中叫不到救援，流浪的心灵在地球上同样没有任何安全的港湾。人被认知的局囿异化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丧失理性，怪诞而颠狂。
真理被漠视，英雄被处死，而这些，无不源于人类愚昧的认知。然而人非神祇，永远无法达到认知的无蔽与澄明状态，只能看到目力所及的近处，这也是难以更改的事实。自然的奥秘也许是人类永远不能完全参破的，其外在的表象与内里的本质往往大相径庭。人甚至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耳朵。丧失精英捍卫者的地球依然在流浪，懊悔中的人类却无法倒退一步，回到之前的时间，只能在错误的出发点上继续前行，不可重新来过。这便是人类为获得真理必须付出的代价。
科幻题材为《流浪地球》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叙述角度，使其超脱了琐碎的凡俗世事，而将目光投向更为浩渺的宇宙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它所带给人的思索与冥想绝非其他小说能够达到的。
徐彦利，女，河北徐水人，全国少儿科幻联盟成员，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学术委员，现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副教授。自1998年起发表作品，出版长篇科幻小说《奇幻森林历险记》，中篇科幻作品集《徐彦利少儿科幻获奖作品精选集》，文学研究著作《先锋叙事新探》《中国当代小说主潮》《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中国科幻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