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研究概述

　　新时期以来,在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研究中，明代文学研究颇受重视，而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明代小说研究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谓成绩斐然。为什么这些年来,明代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文等)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会呈现出一种颇为热闹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呢?我想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明代小说、明代文学本身确实具有值得进一步扩大、加深研究的价值;其二是处于新的历史环境之下，学者们学术思想进一步活跃开放，感受和呼应着时代的脉搏、现实的需要。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便促使明代小说、明代文学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重视，驱动学者们对之开拓课题、更新视点、加深研究，随之也取得了超越以前的成就。

　　时代的脉搏和现实的需要是科学研究最大的驱动力，有些课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于发展中的社会现实所作出的敏锐的感应。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本书作者前几年有关明代小说的一项研究，其结果就是《明代商贾与世风》一书的出版。该书以明代小说大量形象化的材料以及有关的明代史料为据，叙述研讨了明代商贾与世风这一历史现象和问题。我们知道，明代商贾的活动及其势力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而商贾们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道德观念，连同他们逐渐发展起来的势力，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历来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他们的成功和影响还促使社会上出现了弃农经商，乃至弃儒、弃官从商的现象。书中所描绘的既有明代商人遭受压制、挫折，艰难挣扎的痛苦，又有他们获得成功，发家致富的欢欣;既有他们万里行商的跋涉磨难，经济活动中的苦心经营，又有过去罕见的他们那种颇为特殊的生活遭遇和生活方式,包括他们那种游移无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复杂的婚姻关系;既有他们对封建纲常礼教和各种陈旧落后的规章制度、社会秩序、世俗观念的冲突和背离，又有他们舍命追逐财富、追求物欲所导致的见利忘义、狡猾奸诈、奢侈淫糜的腐败现象和消极影响等等。所以，我曾说这本有关明代商贾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命运的书，“夸张点说，不妨看作是中国古代商人的成长史”。(参见拙文《〈明代商贾与世风〉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版。〕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明代商贾与世风》之所以能够写成，其必要前提是明代社会生活有关的种种世相的客观存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时代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没有商业经济和商贾势力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中出现的新的变化，例如鄙视商贾的传统观念的改变，以及弃农经商、弃儒从商乃至弃官从商等现象在实际生活和小说创作中的出现。又假如我们今天无视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基本的活动，无视经济基础、经济力量对于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假如我们今天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摘市场经济，也没有市场经济直接间接引发的社会生活、意识观念乃至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变化，那么人们是否会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有关的历史的联想呢?学者们对明代小说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关注就会较为薄弱，研究的兴趣或许也不会如此浓厚吧。其实,从学术史上看，古代文化研究上成规模的突破性的研究动态的出现和研究成果的获得,一般地说往往是与一定的时代环境条件分不幵的，是-定的现实需要和-定的历史文化自身价值相结合的体现。学术研究上这种结合的体现和实现，关键当然是在于研究主体^"学者们研究观念的发展变化，而学者们研究观念的发展变化，又离不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现实需要的触发和驱动。当然，这种结合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所研究的对象~"某一历史文化自身确实蕴藏有足够丰富的矿藏，其固有的内容和价值足以引发后代学者对之进行发掘和探究;假若研究对象本身并无实在的客观内容，而学者仅凭自己主观随意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仅从自己个人主观愿望和兴趣出发，硬要去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例如近年有人从《红楼梦》里，又寻觅出耸人听闻的所谓隐藏于其中的“一部历史”,什么“历史”呢?说是发现了曹雪芹和他的恋人合谋用丹砂毒杀了雍正皇帝…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生拉硬扯地编造离奇故事，井非人们所说的以古鉴今，并非严肃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