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研究概述

　　梁启超曾从小说改良的角度评价古代小说：“吾中国人之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来自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之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此言虽失于偏颇，但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古代小说的传播之广、民间影像之深远。古代小说中的公公案因素在内容上十分丰富，既有高官重臣又有江湖盗贼，既写了市井生活又不乏巫妖鬼狐，它以曲折离奇的特点历来深受读者的喜爱，得到广泛的传播。研究这些公案因素道德源流、考察其文学文化价值、乃至探讨它们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借鉴作用，都是很有意义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尚不尽如人意。

　　公案因素虽然存在于各类小说之中，但其主要载体无疑是公认的一些“公案小说”。因此，以往的关于公案的研究也自然集中体现在关于“公案小说”的研究中。

　　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关注是随着晚清西方侦探小说的传入和小说界革命开始的。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等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政体改良，提倡引进西方的政治小说。在此风气下，大量西方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刊登了四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这是至今所知最早的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作。此后，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译介，1907年后达到高峰时译介的侦探小说高达400种以上。当时的不少研究者开始以西方侦探小说为参照，以新小说理论为指导，审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多指责为“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胡适、孙楷第等人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研究中，都对公案小说给予了进一步关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胡适的《<三侠五义>序》、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说公案”等对于古代公案小说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并由此引发了后辈学者对公案小说的重视。三四十年代，陆续有赵景深的《包公传说》《施公案考证》《关于石玉昆》、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阿英的《明刊<包公传>内容述略》、王虹的《龙图公案与三侠五义》、卫聚贤《包公案及其考证》等文发表，主要考证古诗源流和版本演变。

　　建国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和“文革”的到来，国内对古代公案小说的研究缺乏实质性的突破。虽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论文，但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集中于对《三侠五义》和《施公案》等晚清侠义公案小说的研究。如吴小如的《读三侠五义札记》、熊起谓的《三侠五义的思想何艺术》等。由于受到时代政治氛围的影响，多以社会学研究为主，侧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探讨作品的思想倾向、清官的人民性等。

　　海外在七十年代形成了一股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研究热潮，不少汉学家或从版本传统、或从艺术手法、或从故事源流的角度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马幼垣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包公传说》《龙图公案的主题和性格化》《明代公案小说的版本传统》等，不仅对《龙图公案》的版本情况作了细致的考证，而且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公案小说中的包公故事源流。此外，陈杰罗姆的《反叛时期的叛逆者：彭公案小说中的秘密社团》、小野四平的《中国近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裁判》：、庄司格一的关于《律条公案》、《关于明代公案小说中的僧尼故事》等一系列的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研究中的空白。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国内学术研究界对公案小说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拥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如胡上莹的《明清说公案》、周先慎的《三侠五义评析》、石昌渝的《三侠五义是一部思想平庸的书》、吴小如的《试谈公案小说的几个问题》、程毅中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与明代公案小说》等。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几部公案小说的研究专着相继问世，如张国风的《公案小说漫话》、黄岩柏的《中国公案小说史》、孟犁野的《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等。这些专着或梳理历代公案小说的发展，或概括其艺术创作的主要阶段性特征，标志着对我国公案小说的研究开始走向系统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