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内容概要

　　贵妇人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遇见风流倜傥的贵族青年伏伦斯基，激起了久久压抑在心底的爱的渴望。后来，她顶着上流社会流言蜚语的压力，公开追求自己认定的爱情，毅然与伏伦斯基同居。可是，安娜的身为高官的丈夫卡列宁拒绝与她离婚，再加上伏伦斯基对她的逐渐厌倦和变心，安娜终于忍受不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给她带来的种种痛苦的折磨，遂寻求最后的解脱———卧轨自杀。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赏析

　　1873年至1877年，托尔斯泰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即农奴制已经废除，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正在取代封建主义的过渡时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切都加强了托尔斯泰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力，加深了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与同情。因此，从这部作品开始，托尔斯泰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成分逐渐加强，同时，他阶级调和和宿命论的思想也有所增长，世界观中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形象地反映了“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在开始形成” 的时代的特点。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包括婚姻问题、家庭问题、道德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美学问题、哲学问题，以及宗教问题等等。

　　一般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线索，事实上作品存在着三条线索，写了三个家庭的生活。这从《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和作家所留下来的七份稿样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稿中只有一个家庭，即放浪自己生活的女主人公的家庭;第二稿也一样，只有一个家庭出现，女主人公的原名叫普希金娜，作家对她是持谴责态度的，而卡列宁是被肯定的、值得同情的人物;第三稿出现列文和吉娣的家庭;至第五稿又出现奥布朗斯基和杜丽的家庭;第六稿完成第一部;第七稿完成第二部。

　　从这个复杂的过程看，作品的社会内容不断扩展、丰富，情节结构也不断变化，人物频繁地更换，人物性格的侧重点也在变化，姓名也有所改变，最后形成三个家庭悲剧的构思。

　　卡列宁和安娜的家庭悲剧是托尔斯泰描写的中心，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故事是作品的主要情节，其中安娜又是最主要的人物。通过这个家庭的悲剧，作家表现出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塑造出极为动人的性格。

　　作家作为比照写出的第二个家庭是奥布朗斯基和杜丽的家庭。这是一个常见的平淡的家庭。这个家庭与任何社会理想都无缘，丈夫没有社会理想，是个地道的花花公子，一个浅薄的享乐主义者;妻子虽有一般的家庭观念，但无力实现它。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悲剧其实是一出不是悲剧的悲剧，虽没有发生悲惨的事件，但整个家庭都浸透着一种无名的悲哀。

　　第三个家庭即列文和吉娣的家庭，它在三个家庭中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的一个，但作家通过列文的精神探索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似乎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幸福的人，其实深陷精神危机，多次濒临自杀的边缘。从人物角度看，这部小说有两个中心人物：安娜和列文。

　　安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少女时代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生活，由抚养她的姑母作主，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彼得堡高官卡列宁。卡列宁冷酷、虚伪，只知道追求功名和荣誉，把妻子看作自己的附属品。安娜和他在一起，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爱情。她在一直压制自己对爱情的渴望的情况下，遇上了一个热烈追求自己，而且自己也爱他的伏伦斯基，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伏伦斯基同居。安娜的行为，受到上流社会的鄙视。安娜既受到上流社会的强大压力，又感到伏伦斯基对她的感情日渐冷淡，在极端痛苦和失望中，她走上绝路，卧轨自杀。

　　安娜的悲剧首先是一个社会性悲剧。从社会性矛盾冲突中去描绘安娜的形象，是托尔斯泰的基本思路。上流社会肮脏腐败，充满着虚伪，没有真诚和自由，没有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当安娜公开地以自己的行为向上流社会表明她有爱的权利时，她就不再是上流社会的宠儿而是它的异己了，她就成为整个上流社会诽谤、攻击甚至毁灭的对象了。卡列宁是一架“官僚机器”，使他最感痛苦的并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安娜不肯把这种不贞的行为掩饰起来，从而损害了他的名誉，影响了他的仕途。安娜追求爱情的自由是早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反映。卡列宁代表的是反动的官僚贵族，他维护的是封建道德和旧秩序，安娜与他的冲突不是一般夫妇之间的不和，而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与虚伪的封建道德的矛盾，是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悲剧对当时俄国的黑暗现实作了愤怒的抗议和严厉的批判。他指出黑暗的反动势力扼杀了安娜个性解放的要求，并残酷地逼着她走上卧轨自杀的道路。安娜临死前发出的 “这全是虚伪，全是谎言话，全是罪行”的控诉，是对整个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所下的判词。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家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为安娜的悲剧鸣不平，认为有罪的不是安娜，而是迫害安娜的旧制度。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又谴责安娜。他用旧的道德原则来解释安娜悲剧的主观原因。他认为在上流社会面前安娜是无罪的，但在“永恒”的道德面前是有罪的。他说安娜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为情欲所支配，违背了“爱的宗教”，她应受到上帝的惩罚。这就是作品中安娜痛苦和矛盾的另一个根源。这也明显地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

　　安娜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她把自己的幸福希望寄托在伏伦斯基这样一个人身上。伏伦斯基本质上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爱上安娜，并且还以为自己是诚心诚意地珍惜安娜的爱情，但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理解过安娜。他在感情、智能、品德、意志等方面都要远逊于安娜。他多半是像爱他的马那样来爱安娜，说穿了他主要是爱安娜的外貌美，而对安娜的精神世界并不理解。

　　小说中康斯丹丁•列文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作者的自传性质。列文的思想和对生活道路的探索，反映了托尔斯泰在农奴制改革后的精神危机和他对19世纪70年代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

　　列文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乡村的庄园里。在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地主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列文是作为一个宗法制的生活方式的坚决维护者而出现的。他不满意一切都市文明，对资产阶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企图在贵族庄园生活的条件下，寻求一种能使地主和农民都满意的相互关系，使他的经济能够巩固，同时又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他不但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而且拟制合理经营农业的计划，主张“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地主和农民都获得妥善的安排，就能够“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和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然而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列文的空想，因为除了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改变私有制以外，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根本调和的。列文竭力想在保存地主土地所有权和保存地主与农民间宗法制关系的基础上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决定了他在社会方面的探求必遭失败。农事改革的失败和其他一些生活变故，使列文陷入悲观绝望，甚至打算自杀的境地。最后，跟打谷人费多尔的谈话，在列文的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费多尔告诉他，“正直的老农民”弗克尼奇“为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听了这些话，列文“恍然大悟”，庄稼人的信仰成了列文全部生活探求的最后总结。他开始否定理智，走上了“道德自我修养”的道路。列文对于他生活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像这样尖锐地提出许多社会问题，而又不能指明解决途径的矛盾，正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局限。

　　作为一部巨型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艺术上是十分精致的。这种宏大的规模与异常精美的艺术表现有机结合的例子，在世界文学中实属罕见。

　　在情节结构上，作品采用一种开放式的结构方法。开头和结尾都十分匀称，对三个家庭轮番的描写中，有时以事件为中心，有时则以人物为中心。转换自如，天衣无缝。作品广泛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三个家庭的对比，各类人物的对比，对揭示主题、塑造性格都起着重要作用，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作品在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上都极为出色，这两方面在主人公安娜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关于安娜在舞会前前后后的描写，安娜临死前的心理的“意识流”，都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的篇章。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