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格拉斯《我的世纪》

　　【作品提要】

　　作者以史记形式讲述德国一个世纪的历史：

　　1900年，以一个士兵的口吻讲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事实。

　　1901年，以一个20世纪60年代在旧货商店找到三张旧明信片的人的口吻讲述乌珀塔尔悬空缆车通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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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以德国鲁尔矿工罢工运动期间几个矿工的议论讲述罢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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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以一个潜艇艇长的口气讲述德国第一艘潜艇在基尔下水。

　　1907年，以一个唱片销售商的口吻讲述唱片盛行始末和汉诺威唱片厂失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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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以一个铸炮工人妻子的口吻讲述克虏伯公司铸造第一门远程火炮的事实。

　　1911年，陈述德皇威廉二世在一封信里任命蒂尔皮茨为海军元帅的事实。

　　1914―1918年，瑞士某研究所的一个女工作人员邀请两位观点相反的作家，讲述他们眼中的一战。

　　1919年，一个柏林妇女讲述政府所谓的“背后一箭”导致德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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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一个对广播着迷的孩子讲述德国广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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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格拉斯讲述金色的20年代。

　　1928年，一个寡妇讲述三个政见不同的儿子的争吵与这个家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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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一个画廊老板以滑稽口吻讲述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1939年，二战战地记者讲述二战的爆发及德国入侵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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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一个清理柏林废墟的妇女讲述废墟中的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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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前大众汽车厂工人的妻子讲述第25万辆大众汽车出厂，但自己却买不起车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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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一个帮助东柏林人逃往西柏林的大学生讲述柏林墙。

　　1964年，一个年轻妇女讲述法兰克福的奥斯威辛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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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一个寡妇讲述德国在石油危机中的第一个无汽车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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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通过一个牧师对一个家庭的访问，讲述国家安全机构指使丈夫长期监视自己妻子的事实。

　　1997年，基因研究专家冯德布吕格教授讲述“克隆羊多利”的诞生以及对社会伦理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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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死而复生的母亲讲述家族的历史。

　　【作品选录】

一九○○年

　　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并不总是出现在最前排，因为经常都是战争，像我们这样的人喜欢撤到后方。但是当年去打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营在不来梅港列队受阅，我则站在中间方阵的最前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志愿的，施特劳宾只有我一个人报了名，尽管不久前我刚和莱茜，我的特蕾泽订了婚。

　　我们列队待命上船，背朝着北德船运公司的远洋大楼，面对着太阳。在我们前面的一座高台上，皇帝慷慨激昂地讲话，声音越过我们的头顶。新式的宽檐水手帽有助于遮阳防晒，又被叫作西南帽。我们一个个看上去可漂亮啦。皇帝戴的是一顶特制的蓝色头盔，上面有一只闪烁发亮的雄鹰。他讲到重大的任务和凶残的敌人。他的演说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说：“你们到了那里，要记住： 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接着他又讲到埃策尔国王和他的匈奴大军。他赞扬匈奴人，尽管据说他们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社民党人后来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对皇帝关于匈奴人的演讲竭尽诽谤中伤之能事。最后，他向我们发出进军中国的命令：“为文化彻底地打开一条道路!”我们三呼万岁。

　　对我这个来自下巴伐利亚的人来说，漫长的海上旅行真是糟透了。当我们终于到达天津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早就到了： 不列颠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几个小国的小部队。这里讲的不列颠人其实是印度人。最初，我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幸亏我们有克虏伯生产的五厘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国人则使用他们的马克西姆机关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魔鬼武器。这样很快就攻克了北京。当我们这个连开进城里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真是太遗憾了。然而还有几个拳师不肯罢休。这是他们的叫法，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又名“大刀会”，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用拳头格斗的人”。英国人最早开始谈论拳师起义，后来所有的人都谈论拳师起义。拳师们仇恨外国人，因为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卖给中国人，不列颠人尤其喜欢卖给他们鸦片。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达的命令那样： 不抓俘虏。

　　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就在那堵将紫禁城与北京的普通城区隔开的高墙脚下。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关于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里没有向我的未婚妻提过一个字，我写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国式的馒头。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拳师们宁愿被枪毙，因为他们害怕死后不得不用胳膊夹着脑袋在地狱里到处乱跑。除此之外，他们毫不畏惧。我看见过一个人，他在被枪毙之前还贪婪地吃着一块用糖浆浸泡过的米糕。

　　前门广场狂风呼啸，这股来自沙漠的风经常卷起一团团黄色的尘雾。一切都变成了黄色的，我们也是如此。这些我都写信告诉了我的未婚妻，并且还在信里给她装了一点沙土。义和团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我拿了一根辫子，寄回家作为纪念品。回到家乡以后，我在狂欢节时把它绑在头上为大伙开心取乐，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这件带回来的小礼物烧掉。“这种东西会给家里带来鬼魂。”莱茜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两天这么说。

　　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九一○年

　　这刻儿我想说说，那帮家伙为什么因为我叫贝尔塔，长得又胖，就把这么个绰号套在我的身上。我们当时住在职工宿舍。离厂子近，上班很方便。因此也饱受烟雾之苦。衣服晒干以后常常蒙上一层灰，孩子们也总是咳嗽，所以我经常骂骂咧咧的。我爹却总是说： 算啦，贝尔塔。在克虏伯干计件工的，都得要尽快赶去上工。

　　那些年里，一直到搬出来之前，即使住得很挤，我们也把朝后面兔子笼的那间房子租给两个单身汉，我们那儿叫他们是搭伙的，而我用扣扣缩缩攒下来的那点积蓄买的那台针织机，连个摆的地方都没啦。我的科比斯却总是对我说： 算啦，贝尔塔，重要的是，雨别下到屋里来。

　　他在铸造厂做事。铸造大炮的炮筒。全是和大炮有关的东西。那还是在打仗的前几年。总有事情做。他们铸造了一个玩意儿，所有的人都自豪得不得了，因为这么大的玩意儿，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住在我们职工宿舍的许多人都在铸造厂干活，包括住在我们家的那两个搭伙的，他们总是谈论这个玩意儿，这事儿据说当时还是保密的。一谈就没完没了。据说看上去就像一门迫击炮。是短炮筒的那种。准确的名字叫四十二厘米口径榴弹炮。有几次浇铸炮筒失败。还有其他原因拖延了时间。我爹却总是说： 要我说吧，在真正打起来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克虏伯就是要把这种玩意儿卖给俄罗斯的沙皇或者卖到其他什么地方去。

　　但是，几年以后真正开战的时候，他们没有卖掉这些玩意儿，而是用它们从很远的地方向巴黎咣咣地开火。到处都有人提到“胖贝尔塔”，即使在那些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这都要怪那些住在我们职工宿舍的铸造工人，是他们最先用我的名字称呼这玩意儿，因为我是我们那一片最胖的。我可不喜欢成为别人到处谈论的对象，即使我的科比斯好心好意地对我说： 他们没有恶意。我对大炮这玩意儿从来就没有任何兴趣，即使我们一直是依靠克虏伯的产品生活。要我说吧，生活也并不坏。在我们职工宿舍，甚至就连鸡啊鹅啊都可以到处乱跑。几乎每个人都圈养了一头猪。还有呢，到了春天，到处都是家兔……

　　但是，这些胖贝尔塔在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这些玩意儿咣咣地一再打歪，法国人笑破了肚皮。我的科比斯最后也被鲁登道夫编进了战时后备军，因此他如今也成了残废，我们也不准继续住在职工宿舍，只好靠我的那点积蓄租了一个棚屋，我的科比斯却总是对我说： 算啦，贝尔塔。就我来说，你尽管安安心心地再胖一点儿好了，重要的是，你一直身体健康……

一九一七年

　　早饭后，我们又立刻开始继续谈话。这一次的早餐没有那么丰盛，没有香槟酒，两位先生一致同意吃由我推荐的比尔歇牛奶浸麦片。在谈话过程中，他们俩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了毒气战，就好像我是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小女孩，不能把我吓着了似的，诸如施放氯气，有目的地使用蓝十字毒气、绿十字毒气和黄十字毒气，有一些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有一些是别人的体验。

　　雷马克提到我们谈话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并且认为在那里使用凝固汽油弹和橙色间谍植物毒气是犯罪行为，此后，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转弯抹角就谈到了化学武器。雷马克说：“谁要是投过了原子弹，他就再也不会有任何顾忌。”容格尔认为使用这些附着在表面的毒剂，系统地使树林掉光树叶，是当年使用毒气作战的必然继续，但是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和雷马克的意见完全一致，“美国人”尽管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仍然必将打输这场“肮脏的战争”，战争不再只是“军人的行动”。

　　“但是必须承认，一五年四月，我们在伊佩恩首先对法国人使用了氯气。”容格尔说。这时，雷马克大声喊道：“毒气进攻!毒气!毒气!”正在我们桌子旁边的一位服务员小姐被吓了一跳，先是停住了手脚，然后赶紧迅速跑开。容格尔用茶匙敲出丁零当啷的声音，模仿报警的钟声，可是突然又好像听到内心的命令，就事论事地说道：“我们立刻开始按照规定给枪管及每一个金属零件擦油。然后戴上防毒面具。后来在蒙齐，即夏季战役开始之前不久，我们看见许多中毒的病人，他们呻吟干呕，两眼流泪。氯气的作用主要是腐蚀和烧焦肺部。这种作用同时也可以在敌人的战壕里看见。不久，我们就收到了英国人送来的礼物――光气，它有一点甜甜的气味。”

　　这时雷马克接过话头：“经过几天的干呕，他们把烧焦的肺一块块地吐了出来。要是他们在同时进行的掩护炮火中没有从弹坑里跑出来，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毒气就像是一只扁平的水母，钻进地上的每一个洞穴。那些过早摘下防毒面具的人，是多么的不幸啊……特别糟糕的事总是让那些毫无经验的增援部队赶上……那些年轻的、手足无措、四处奔逃的小伙子……这一张张苍白的芜菁甘蓝似的脸……穿着过于肥大的军服……他们虽然活着，却露出死去了的孩子的那种可怕的呆滞表情……当我们冲到最前沿准备构筑工事时，我看见了一个挤满了这些可怜虫的地下掩体……发现他们的脑袋变成了蓝色，嘴唇乌黑……在一个弹坑里，他们过早地摘下了面具……他们干呕，吐血，直到死去……”

　　两位先生向我表示抱歉，这么一大早，也许说得太多了。况且，一个年轻的女人对这种由战争带来的残暴兽行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实在让人感到诧异。我让雷马克放心，他把自己视为是老派绅士，在这一方面，比容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让他们尽管不必为我考虑。我说： 比尔勒公司委托给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就是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真实，“你们一定知道在厄利孔生产出口的是哪些规格的武器吧?”接下来我继续询问有关细节。

　　雷马克先生沉默不语，把目光转向一边，凝视着通向利马河码头街的市政厅大桥，因此容格尔先生就开始向我解释防毒面具的发展过程以及作为战争武器的芥子气，他的神情给人一种镇静自若的印象，一七年六月，在包围伊佩恩的第三次战役期间，从德国一侧，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毒气，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味道、也看不见的气体烟雾，就像是一团贴在地面的雾气，它的作用是分解人体细胞，一般是在三四个小时之后开始发生作用。二氯二乙硫醚是一种油性的呈微粒水珠状的化合物，任何防毒面具对它都无济于事。

　　然后，容格尔先生还向我讲述了使用黄十字毒气如何使得敌人的战壕体系受到污染，因此未经战斗就只能被迫撤离。他说：“但是，一七年深秋，英国人在坎普莱缴获了一个相当大的芥子气炮弹仓库，并且立刻投入使用，射向了我们的战壕。许多人失明……雷马克，您说说，那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二等兵，是不是就是以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方式受了重伤?然后进了帕泽瓦克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也是在那里决定要当政治家……”

一九三三年

　　任命的消息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中午，我正和年轻的同事贝恩特在画廊里吃点心，有意无意地听着收音机。其实，我也并不感到意外，在施莱歇尔辞职以后，一切都指望着他，也只有他合适，即使是老态龙钟的总统也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权力欲。我试图开一个玩笑表示对此的反应：“现在这个曾经当过画家的油漆匠将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平时对政治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兴趣”的贝恩特，却认为他个人受到了威胁，大声喊道：“离开!我们必须离开!”

　　虽然我嘲笑他的过分敏感，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的预防措施是很正确的： 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把一部分绘画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去了，由于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他将夺取政权，这些绘画可能也会被认为名声特别不好： 基尔希纳的画，佩希施泰因的画，诺尔德的画，等等。只有出自大师之手的，还有几幅留在画廊，如后期的几幅色彩艳丽的花园风景。它们肯定不属于“堕落”这一类型。他唯一受到威胁的是，他是犹太人，他的夫人也是，尽管我试图说服我自己和贝恩特：“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不敢加害于他。充其量，他将不得不辞去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罢了。反正，要不了三四个月，这种鬼名堂也就结束了。”

　　然而，我的惶恐一直没有消失，甚至有增无减。我们关了画廊。在我终于把亲爱的贝恩特――他当然是泪流满面――安慰下来之后，在傍晚的时候，我动身上路。车很快就几乎开不动了。我真应该乘坐快速火车。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支支队伍。已经到了哈尔登贝格大街。他们六个人一排，向胜利大街行进，一支冲锋队紧跟着一支冲锋队，目标明确。似乎是有一种诱惑在给他们指引方向，把他们领向大星广场，那里显然是所有队伍的汇合地点。每当游行队伍被堵塞的时候，他们都在原地踏步，焦急难忍，毫无耐性，但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嗨，这些被钢盔护带勒着的年轻的脸上露出可怕的严肃神情。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挤来挤去，渐渐开始堵塞了人行道。这种音调一致的唱歌超越一切……

一九九九年

　　他没有强迫我，而是说服了我，这个小家伙。他总是能够达到目的，最后我也只好答应。这样一来我现在就还活着，一百多岁，身体健康，因为他希望这样。在这一方面，他从一开始起，甚至还只有三个圆形奶酪那么高的时候，就很在行。撒起谎来连草稿都不打，还会漫天许愿：“等我长大了，发了财，我们就去旅行，随便你想去哪儿，妈妈，甚至去那不勒斯。”但是接着就爆发了战争，然后我们遭到驱逐，先是到了苏联占领区，后来又逃到了西边，那些莱茵地区的农民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冰冷的饲料仓库里，而且还刁难我们：“你们倒是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啊!”他们也和我一样信奉天主教。

　　早在五二年就已经确诊我得的是癌症，那时我丈夫和我早已有了自己的住房。我又坚持了两年，直到我们的女儿结束了在办公室当秘书的学徒，她把自己所有的梦想统统抛在了脑后，可怜的丫头，在此期间，这小子在杜塞尔多夫上大学，学的是连面包也挣不来的艺术，真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我连五十八岁都没有活到。现在却要来庆贺我的一百零几岁的生日，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要把我，他的可怜的妈妈，错过的一切全给补上。

　　我甚至挺喜欢他偷偷想出来的主意。我总是很宽容，即使他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撒下了弥天大谎。这个可以望到湖水的老人院，甚至还是一家比较高级的，名字叫“奥古斯蒂努姆”，我现在就在这里接受照料，因为他希望这样，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有一间半房间，再加上浴室、小灶台和阳台。他还为我安装了彩色电视和一套专门播放那种银光闪闪的新式唱片的设备，就是那些上面有歌剧咏叹调和轻歌剧的，我一直喜欢听，刚刚还听了一段《沙皇之子》里的咏叹调：“有一个士兵站在伏尔加河边……”他还带我作了几次长途和短途的旅行，前不久去了哥本哈根，要是我身体健康，明年总算可以去南方了，一直到那不勒斯……

　　现在我应该来讲讲以前和以前的以前发生的事情。要我说吧，就是战争，经常是战争，其间也有一些停歇。我父亲在兵工厂当钳工，仗一打起来就在塔内恩贝格阵亡了。接着是两个兄弟在法国阵亡。一个画过画，另一个写的几首诗甚至上了报纸。我儿子肯定是从他们俩这里继承了这一切，我的第三个兄弟只是饭店的服务员，虽然躲得远远的，但还是在什么地方得病死了。一定是被传染的。据说是一种性病，我也说不清楚是哪一种。我母亲纯粹是由于伤心，在和平之前，就跟着她的几个儿子后面去了，把我和我的小妹妹贝蒂，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家伙，孤零零地留在了这个世界。是不错，我在“皇帝咖啡店”当了售货员，还学了一点儿怎么做账。这样，在我和威利结婚之后，我们也能够开了一家商店，专卖殖民地的商品，那会儿通货膨胀刚刚结束，在我们但泽发行了古尔登。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很好。二七年，我当时已经超过三十岁，生了这个男孩，三年以后又添了个小丫头……

　　我们除了商店只有两个房间，因此这个小男孩只好把他的那些书、颜料盒以及塑像用的代用黏土放在窗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他也觉得足够了。他把一切都想好了。现在他又强迫我重新再活一次，对我百依百顺，整天“妈妈长妈妈短”，带着他的孙子孙女来到老人院，他们肯定就应该是我的曾孙子曾孙女。个个都很可爱，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讨人嫌，因此，当这几个调皮鬼――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机灵的小家伙，喜欢多嘴多舌――在下面的公园林阴大道上穿着他们的那些玩意儿来回飞奔的时候，我也会感到高兴，可以舒上一口气，那些玩意儿就像不需要冰的滑冰鞋，它的叫法写起来就和斯卡特差不多，但是小伙子们都叫它“玩斯卡特的人”。我可以从阳台上看见，这一个总想比另一个滑得更快……

　　斯卡特!我一辈子都喜欢玩斯卡特。大多数是跟我丈夫和弗兰茨一起玩，他是我的卡舒布族的堂兄弟，在波兰邮局做事，因此当战争又打起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被打死了。很糟糕。不仅仅是对于我。但这也是时代造成的。威利入了党，我也参加了妇女组织，因为在那里可以免费锻炼身体，这个男孩也在少年团里穿上了时髦的制服……后来再玩斯卡特，只好让我的公公充当第三个人。他总是过于激动，这位木工师傅先生常常忘记垫牌，我立刻就给他加倍。我一直喜欢玩斯卡特，甚至现在不得不重新再活一回时，仍然喜欢玩，而且是和我的儿子，他常带着和我同名的女儿海伦娜来看望我。这个小女孩玩得相当精明，比她父亲好多了，虽然我在他十岁或者十一岁时就教会他玩斯卡特，可是他叫起牌来总像个初学者。他只要有一张单色10，就会独自打他最喜欢的红心……

　　我们玩呀玩呀，我儿子一直把牌叫得过高，这时在下面的“奥古斯蒂努姆”公园里，我的曾孙子曾孙女们正站在他们的“玩斯卡特的人”上面嗖嗖地奔来奔去，以至于别人都会感到担心。不过到处都有软垫。膝盖、肘关节，两只手都有，他们甚至还戴着真正的防护头盔，为了保证不出任何事情。真是价格昂贵的东西!我想起我的那几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或者以其他方式丧了命的兄弟，他们小的时候，那还是在皇帝的年代，从郎克福尔股份酿酒厂搞到一只用坏了的啤酒桶，把箍桶板拆下来，抹上肥皂，再把它们绑在系带子的鞋子上，然后在耶施肯山谷的森林里当了一回真正的滑雪者，他们经常在埃尔伯山滑上滑下。没花一分钱，但是完全可以用……

　　我只要想一想，置办那种用扳手旋紧固定的真正的滑雪鞋，对我这个开小店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是为两个孩子……在三十年代，商店经营情况只是一般而已……顾客赊账的太多，竞争也太大……接着又是古尔登贬值……虽然人们哼着小曲“五月使一切更新，一个古尔登变成了两个……”但是什么都变得短缺起来。我们在但泽用的货币是古尔登，因为我们当时是共和国，直到后来又爆发了一场战争，元首让他的那个姓福斯特的省党部主席，把我们“领回家，重归帝国”。从那时起，柜台上卖任何东西都只能用帝国马克。但是却越来越少。不得不在打烊之后把食品券分类贴在旧报纸上。有的时候，这个男孩也帮帮忙，直到他们也把他拉去穿上军装。在苏联人占了我们那儿之后，接着波兰人又把最后一块拿了过去，我们遭到驱逐，所有这些苦难接连不断，这时他才完好无缺地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在这期间满了十九岁，自以为已经长成大人了。我又经历了货币改革。每个人得到四十马克的新钱。对于我们这些从东部过来的难民，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我们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照相簿……还有他的集邮簿，我还算是救了出来……后来我就死了……

　　因为我儿子希望这样，现在又要我一起经历发行欧元。在此之前，他无论如何还要庆贺我的生日，准确地说是一百零三岁。嗨，他要这么做，我随便。这个小家伙现在也已经年过七十了，而且早就出了名。可是仍然不能停止写他的那些故事。有一些我也挺喜欢。有一些我差点儿就给他涂掉某几个段落。但是，家庭节日，既有争吵又有和解，我一直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卡舒布人搞庆祝活动总是有哭也有笑。起初，我女儿不愿意一块儿庆祝，她现在也快七十啦，因为她觉得他兄弟让我在他的故事里复活的这个主意有些太令人毛骨悚然。“算了吧，达道，”我对她说，“否则他还会想出其他更糟糕的事。”事情就是这样。他想出了这些最最不可能的东西。总是一定要夸张。如果人们读了，可能根本不会相信……

　　二月底，我的女儿也来了。我已经高兴地期待着我的所有那些曾孙子曾孙女，他们又会在下面的公园里站在他们的“玩斯卡特的人”上面来回飞奔，我就在阳台上朝下看。我也高兴地期待着二○○○年。看一看来到的会是什么……但愿不再只是战争……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蔡鸿君　译)

　　【赏析】

　　《我的世纪》成书于1999年，它以纪实形式记录了20世纪德国的百年大事。全书由100个故事组成，一年一个故事，共有100个故事，堪称“德国百年故事集”。

　　格拉斯说：“我想在我的作品中唤起对这个无望、沉沦的世界的回忆，把这种记忆从遗忘中解救出来，并将它保存下去。对此我有一种着迷和狂热。是的，是一种真正的着迷和狂热。”

　　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从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个故事，作者让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视角叙述100年来德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这一百个故事既独立成章，也互相牵连。全书穿越时空，现实与历史互相交织。

　　如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讲的是外交;1902年草帽的流行、1921年西米舞的流行、1978年朋克运动讲的是文化;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是关于科技方面的;1906年第一艘潜艇的下水、1910年第一门远程火炮的铸造成功是关于军事的;1932年经济危机导致的大失业、1973年石油危机等是关于经济的;1993年罗斯托克德居民焚烧越南难民区住房、1995年柏林“爱的游行”是关于社会的……

　　让各种人物，从不同视角来叙述事情是本书出彩的地方，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各人眼中的历史事件也是不尽相同的。

　　如1900年，用一个士兵调侃的口气去叙述威廉二世口中的“为文化彻底打开一条道路”的战争，一下子就剥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露出这场无耻的侵略战争的真正本质。

　　1910年，以一个文化层次不高的铸炮工人妻子的口气去写第一门远程火炮的诞生，也是讽刺性十足。原来这门大炮的名字来自这个胖女人的外号，而且这门大炮“命运多舛”，“咣咣的一再打歪，让法国人笑破了肚皮”。

　　1914―1918年通过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个作家针锋相对的谈话再现一战的残酷与无人道。

　　1933年，以一个犹太画廊老板的口气讲述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曾经当过画家的油漆匠(希特勒早年曾经学过美术)”的上台是不会带给他们幸福的，有的只会是灾难。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去讲述这件事情，真实可信。

　　1936年，一个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德国共产党中层干部讲述柏林奥运会，此人虽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开朗，他不时地对自己、对看管自己的纳粹党人进行调侃。他希望在奥运会期间能够结束他们这些“害人虫”(纳粹时期把关押在集中营的犯人称为“害人虫”)的非人生活，去看奥运会。他称党卫军为骷髅头部队(看守集中营的部队佩戴骷髅头徽章)。当时禁止犯人与看守一起观看奥运会，因为“我们不配对德国的胜利表示欢呼”，但是比赛期间不时出现犯人和看守短暂的亲近现象，结果收音机被收走了，错过了后面的比赛。这让人心酸之余也能会心一笑。

　　1997年的故事是基因研究专家冯德布吕格教授的一封信，信里充满了对“克隆”技术对社会伦理冲击的担忧。对可能出现的“没有父亲”的社会以及可能造成的恐慌的忧虑溢于言表。

　　1999年，本已逝世的作者母亲在作品中复活，以一个百年事件的亲历者身份讲述家族历史，还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口吻说：“我也高兴地期待着二○○○年。看一看来到的会是什么……但愿不再只是战争……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对语言的熟练驾驭也是本文的重要艺术特色。

　　文中出场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包括士兵、学生、底层劳动妇女、作家、出版商、画店老板、德皇、科学家等。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可谓包罗万象，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的语言特点，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格拉斯做到了，而且到了熟练驾驭的程度。比如选文中1900年侵略中国的德国士兵的话十分天真幼稚，表现了德国政府对人民的欺骗;1910年，铸炮工人妻子“贝尔塔”的话则浅显通俗，用底层口语来讲述重大历史事实，备显讽刺;关于一战的描述，则模仿两位作家的文风，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摆放在一起，表现了战争的血腥;讲述希特勒的登台，则通过一个店老板之口，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写出了法西斯的独裁专制与荒唐可笑。另外德皇的庄重而又不乏计谋的语言，基因研究专家冯德布吕格教授学术性的语言，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德国共产党的诙谐幽默、苦中作乐的语言等都很好地照应了叙述者的身份，并且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

　　作者在文中充满了对和平的期待，对战争的厌恶。这种情绪贯穿全篇。如1900年，通过士兵对侵华战争的叙述，表现了战争的欺骗性和恐怖;1914年至1918年，则通过对比，一一列举了战争对人类的伤害;1946年，通过一个清理废墟的妇女之口，强烈地控诉、谴责战争;作品最后，则是通过作者的母亲、一个经历德国一百多年的世纪老人之口，表达了对和平的期待：“但愿不再只是战争……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也是作品的重要主题。全书100个故事，大多出于底层平民之口。作者重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强烈谴责执政者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如1910年贝尔塔炮的铸造，工人妻子贝尔塔在乐观的叙述中透露出底层劳动人民的只能逆来顺受的心酸;1928年写的是社会政治对家庭伦理的破坏，使寡妇的三个儿子反目成仇;1958年，通过汽车厂工人妻子的一封信写出了底层劳动人民能生产汽车却买不起汽车的窘境。更让人惊讶的是1992年事件中，国家机构竟让丈夫监视自己的妻子达十年之久，令人发指。

　　正如格拉斯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霍拉斯・恩道尔先生所说：“您的风格――各种不同声音的重复、准确表达和重叠――劝告我们，不要对过去和未来操之过急。您也证明了，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们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住如此之久。”

　　(左宝林)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