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莫里森《最蓝的眼睛》

　　【作品提要】

　　俄亥俄州的小镇上，11岁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因为黑皮肤和长相难看受到老师、同学和家人的鄙视。她寂寞孤独，长时间坐在镜子前，试图找到造成她不幸的根源。最终，她把原因归咎为自己没有一双蓝眼睛。在年幼的佩科拉看来，蓝眼睛代表了美好的生活。如果自己有一双蓝眼睛，父亲就不会酗酒、不会殴打母亲，母亲不会嫌弃她，哥哥不会离家出走，老师和同学也不会鄙视她。于是，她每晚向上帝乞求，让自己长出一双蓝色的眼睛。然而，佩科拉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被父亲强奸，怀有了身孕。之后，婴儿早产夭折，而佩科拉陷入疯癫。最后，她在精神错乱中以为自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蓝眼睛。

　　【作品选录】

这就是那家人母亲父亲

迪克和珍妮他们住在绿

白色的房子里他们非常

　　布里德洛夫一家住在库房并不是因为工厂裁员造成暂时困难。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他们穷，他们是黑人。他们住在那里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十分丑陋。尽管他们长期贫困，并且变得迟钝，但他们的贫困生活并不独特。独特的是他们的丑陋。没人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并不是丑陋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父亲乔利――他的丑陋是行为的丑陋(是绝望、放荡、欺负弱小的结果)――其余的家庭成员(布里德洛夫太太、山姆・布里德洛夫、佩科拉・布里德洛夫)把丑陋当面具一样戴着，尽管丑陋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眼睛，小小的眼睛长在低低的额头下，两眼间距极窄。发际很低且又不齐，与两道几乎相连的笔直的眉毛相比，越发显得不齐。鼻梁虽高但却不直，鼻孔粗大。高颧骨，招风耳。很有线条的嘴不仅不让人赞美反倒让人更注意脸的其他部位。当你注视着他们时，你会纳闷他们为什么这么丑陋。你再仔细观察也找不出丑陋的根源。之后你意识到丑陋来自信念，他们对自身的信念。似乎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给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而他们不加疑问便接受下来。主子说：“你们都是丑陋的人。”他们四下里瞧瞧，找不到反驳此话的证据;相反，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目光都为此话提供了证据。“是这样，”他们对自己说，“这说的是实话。”他们把丑陋抓在手心里，穿戴在身上，去闯荡世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付它。布里德洛夫太太像演员对待道具那样对付丑陋，为的是塑造性格，为表现她为自己设计的角色――一个献身的烈女的角色。山姆把他的丑陋当做武器用于伤害他人。他以此为尺度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此为依据选择伙伴： 它使有的人惊叹，有的人恐慌。而佩科拉则躲藏、遮掩，甚至消失在她的丑陋之后，偶尔从面具后面探头张望，很快又将其重新戴上。

　　这家人，在一个十月的星期六早上，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所做的发家与复仇的梦境里苏醒过来，面对无声无息、居住库房的痛苦现实。

　　布里德洛夫太太悄悄地溜下床，在她的睡衣(原是一件外出穿的连衣裙)外面披上一件毛衣，朝厨房走去。她的那条好腿在地板上踩出实实在在的响声;而那条跛腿只发出了轻轻的响声。在厨房里，她把柜橱门、水龙头以及锅碗弄出很大的响声。声音虽沉闷，但含义却很清楚。佩科拉睁开眼睛，看着已熄灭的煤球炉。乔利嘟囔了几句，在床上翻了翻身，然后就不做声了。

　　即使从佩科拉躺着的地方也能闻到乔利的酒气。从厨房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也不沉闷了。布里德洛夫太太的举动带有针对性与目的性，与准备早饭毫不相干。对此佩科拉很清楚，因为这已是家常便饭了。因此她不禁收紧腹肌，不敢大声出气。

　　乔利昨晚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不幸的是，他醉得过头无法吵架，因此这场战争只能在今天早上爆发。因为没有即刻发生，争吵不会是自发的，而是经过精心策划与预谋，因此会是致命的。

　　布里德洛夫太太快步走进房间，站在乔利睡着的床前。

　　“屋子里没煤了。”

　　乔利没动弹。

　　“听见了吗?”布里德洛夫太太戳了戳乔利的脚。

　　乔利慢慢地睁开眼。双眼红得吓人。毫无疑问，乔利的眼睛是全镇最凶恶的眼睛。

　　“噢……女人!”

　　“我说屋里没煤了。这房子冷得像巫婆的奶头。你灌满了黄汤当然不感觉地狱之大，可是我能感觉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可不愿挨冻。”

　　“别惹我。”

　　“除非你给我拿点煤来。我做牛做马还没有取暖的权利，那我何必要卖命呢?你什么钱也挣不回来。要是都靠着你，我们早就死光了……”她的嗓音刺得人脑子疼，“……如果你以为我会顶着风雪到外面去搬煤，你就错了。”

　　“我才不管你怎么去拿呢!”嗓音里已透出凶气。

　　“你这个醉鬼到底起不起来给我拿煤?”

　　没反应。

　　“乔利!”

　　没反应。

　　“你今天早上别惹我。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把你撕成两半!”

　　没反应。

　　“行!行!如果我打一个喷嚏，只要打一个，你最好祈求上帝保佑!”

　　山姆这时早醒了，可是仍在装睡。佩科拉仍然收紧肚皮，不敢出大气。他们俩都知道布里德洛夫太太可以，也能自己到棚子里去搬煤，过去她也干过，或者叫山姆和佩科拉去搬也行。可是争吵未在昨晚发生，使大家预感到哀乐第一个音符会随时出现。只要是乔利喝醉了酒，尽管已司空见惯，事情总是以惯有的方式了结。布里德洛夫太太平淡无味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界定，来组合的。这些争吵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内涵，否则，生活暗淡无光，不留任何痕迹。争吵能消除贫困带来的烦恼，也使死气沉沉的屋子有些生气。打骂会暂时中断日常生活，而打骂本身也有了规律。她能在打骂中表现她认为自己原有的风格及想象力。不让她争吵就等于剥夺了她生活的激情与意义。乔利酗酒以及犯浑的恶习给他们俩提供了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感觉日子多少还能忍受。布里德洛夫太太自认为是位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受一个不中用的男人拖累，上帝让她对他加以惩罚(毫无疑问，乔利是无可救药了，是否能得到拯救并不重要――布里德洛夫太太感兴趣的并不是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官的基督)。经常能听见她与耶稣谈论乔利，请求主帮助她“把那个混蛋从自负的顶端打翻在地”。有一次，乔利喝醉了酒差点跌进燃烧的煤炉里，她叫道，“抓住他，耶稣!抓住他!”如果乔利戒了酒，她将永不饶恕耶稣。她迫切需要乔利的罪孽。他越堕落，越无信义，越无法无天，她以及她的使命越发崇高。而这一切都是以耶稣的名义。

　　同样，乔利也需要她。他痛恨她，但她是他可以触及因而可以伤害的为数不多的人。他把无法表达的仇恨以及无法实现的欲望全部发泄在她身上。对她的仇恨使他自己不受伤害。年轻时，当他初次认真地与一个乡村姑娘在草丛里寻欢作乐时，被两个白人吓坏了。那两个白人用手电照着他的臀部，他吓坏了，停了下来。他们大笑起来，并不挪开灯光。“接着干，”他们说，“接着来，黑鬼，痛快一回。”灯火仍未挪开。不知什么原因乔利并不记恨那两个白人，而他却记恨鄙视那个女孩儿。只要稍稍想起这档事，以及其他数次的侮辱、挫折，就会使他自暴自弃，甘居堕落。这一点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也只有他一人觉得吃惊。不知怎么的，他只会受惊，而不会让人吃惊。因此他也就放弃做令人吃惊的事了。

　　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动手打架和他们做爱一样遵守着一种黑暗而又野蛮的程式。他们达成默契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他打她犹如懦夫打壮汉――用脚、手掌以及牙齿。而她只用妇道加以还击――用铁锅、火棍，偶尔也把烙铁朝他的头上砍去。打架时两人谁也不说话，也不呻吟或辱骂。只听得见摔东西以及身体相撞的声音。

　　对这些争吵，两个孩子的反应不同。山姆总是先骂上一会儿或是出走或是加入战斗。据说，到他十四岁时他已离家出走不下二十七次。有一回，他都到了水牛城，在那儿待了三个月。不管是被遣送回来还是生活所迫，他每次都是败兴而归。而佩科拉，由于年幼，再加上是女孩儿，只能试着用各种办法忍受这一切。尽管方法不同，感受的痛楚是深刻与长久的。她常在两种愿望之间徘徊，或是父母其中一人被对方打死，或她自己死了算了。此刻她正低声地说道：“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千万别。”佩科拉和山姆、乔利一样，总是称呼她妈妈为布里德洛夫太太。

　　“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千万别。”

　　然而布里德洛夫太太还是打了一个。

　　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布里德洛夫太太才打的这个喷嚏，只打了一个。

　　她跑进卧室，端着一锅凉水，朝乔利的脸上泼去。他坐了起来，被水呛得又咳又吐，光着冻得灰白的身子，从床上跳起来，拿起一根绳子，抓住他老婆的腰，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乔利把她拎起来，又用手背把她打倒在地。她摔下来时是坐的姿势，后背顶着山姆的床头。她手里仍拿着铁锅，连连朝乔利的大腿和臀部打去。他一只脚踩着她胸口，她只得把锅扔了。他跪下来朝她的脸上连打数下。要不是她躲得快，他一拳打在床架上，她早就求饶了。布里德洛夫太太利用这短暂的间隙逃出了他的打击范围。一直在床边静静观战的山姆突然开始用双拳朝他父亲的头上打去，并连声骂道：“你这光屁股的混蛋!”布里德洛夫太太此时抄起锅盖，踮脚跑近正试图站起身的乔利，给了他两下，将他又打回了她挑衅之前的无知无觉的状态。她喘着气朝他身上扔了条被子，就让他那么躺着。

　　山姆连连叫道：“杀了他!杀了他!”

　　布里德洛夫太太惊讶地看着山姆，“别胡说，小毛孩。”她把锅盖放回原处，朝厨房走去。走到门口她停下来，对儿子说，“你还是起来吧，给我搬点煤。”

　　佩科拉用被子蒙上头，呼吸平缓了些。尽管她收紧腹肌，竭尽全力，仍止不住恶心的感觉。她禁不住要胸脯起伏，大口喘气，但她知道，和往常一样，她不能这么做。

　　“上帝啊，”她喃喃地对着手心说，“让我消失吧!”她紧闭双眼。身体的某些部位消失了。有时慢，有时快，此刻速度又慢了。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然后是她的前臂，一直到胳膊肘。轮到脚了。对，就这样。双腿一下子就冷了。大腿以上是最困难的了。她必须静止不动。她的肚子怎么也消失不了。可是终于也消失了。然后是前胸、脖子。脸也很难。几乎都变没了。只剩下紧闭的双眼。怎么也变不走。

　　她再怎么使劲也无法将眼睛变没了。那还有什么意义。眼睛就是一切。一切尽收眼底。所有的画面，所有的人脸。她早就决定不和山姆一样离家出走去看新的画面，新的人脸。他从不带她，从不预谋出走，因为他离家出走从来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即使计划好了也不会成功。只要她的模样不变，只要她继续丑陋，她只能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她属于他们。她常坐在镜子前长时间发愣，试图找出丑陋的秘密。因为丑，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都鄙视她。她是班上唯一单独使用双人课桌的人。她的姓氏第一个字母总让她坐在教室的前排。可是玛丽・阿波罗娜呢?玛丽的排名在她前面，可她却和路克・安琪利诺同桌。所有的老师都这样对待她。他们总是避免看她，只有当全班每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叫她。她还知道当学校里的女孩子想要污辱某个男孩儿，或想听他当时的反应时，她只需说“鲍布喜欢佩科拉!鲍布喜欢佩科拉!”就会引起四周听见此话的人的一连串的嬉笑声以及被嘲弄者的咒骂声。

　　有一段时间，佩科拉意识到如果她的眼睛――目睹那些画面和场景的眼睛――不同的话，就是说，她有双美丽的眼睛的话，她本人也会不同。她的牙长得不错，另外她的鼻子不像那些被认为很可爱的人那样，又大又扁。如果她长相不同，长得漂亮的话，也许乔利就会不同，布里德洛夫太太也会不同。也许他们会说：“看看佩科拉美丽的眼睛。在这双美丽的目光下我们不能做坏事。”

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

跑啊，吉卜，跑啊。吉卜在跑，爱莉斯在跑。爱莉斯有蓝眼睛。

捷瑞有蓝眼睛。捷瑞在跑。爱莉斯在跑。他们的蓝眼睛

也跟着跑。四只蓝眼睛。四只漂亮的

蓝眼睛。天蓝色的眼睛。和福瑞斯太太的

衬衫一样蓝。清晨般的蓝眼睛。

爱莉斯和捷瑞小人书里一般的蓝眼睛。

　　每到夜晚，她就乞求得到蓝眼睛，从不间断。她充满激情地祈祷了整整一年。尽管多少有些失望，她并未丧失信心。要想得到如此珍贵的东西需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

　　由于置身于这样一种禁锢的信念之中，只有奇迹才能将她解脱出来。她将永远无法了解自身的美丽。她只能目睹她能看见的东西： 别人的眼睛。

　　她沿着花园街走向一家卖糖果的小杂货店。她有三分钱――在袜子和鞋膛里来回滑动。每走一步，她都感到钱币挤压着脚丫子。那是一种甜蜜的、可以忍受、甚至让人珍惜的疼痛，充满了希望，带有一丝安全感。她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买什么。此刻，她走过的大街上充满了她所熟悉而又喜爱的景物： 电线杆底部的蒲公英。她奇怪为什么人们把蒲公英当做野草?她认为蒲公英很美丽。可大人们说：“杜宁小姐的院子收拾得很不错，一株蒲公英也没有。”头戴黑色头巾的匈牙利妇女挎着篮子到田里把蒲公英都拔了。可她们只要锯齿般的叶子，而不要黄色的花头。她们做蒲公英汤，蒲公英酒。谁都不喜欢蒲公英的花头。也许是因为它们遍地都是，太茂盛，生长太迅速。

　　便道上有一处水泥裂成了一个Y字形。还有一处水泥板翘起来，露出了泥土。她拖拉着脚步走到这里经常绊跤。在此滑旱冰会不错――便道虽然有年头了，但还算平整，轮子滑行平稳，发出轻微的摩擦声。而新铺的路段既不平整又不舒服，鞋轮在新便道上会发出刺耳的声响。

　　这一切她耳闻目睹，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她熟悉这一切。它们是世界的准绳和基石，能够改变和拥有一切。她拥有让她绊跤的裂缝;她拥有一簇簇的蒲公英。去年秋天，她吹走了蒲公英的白色绒毛;今年秋天，她掰开蒲公英黄色花蕊。拥有这些她感到她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她的一部分。

　　登上四级木台阶，她走到雅克鲍斯基开的新鲜菜蔬果品店门口。她推开门时门铃丁当地响了。站在柜台前，她看着各种各样的糖果。她认定这些都是玛丽・珍糖，一分钱买三块。硬糖块里面有花生酱夹心――咸味和糖浆混合在一起。想到这里她心里怪痒痒的。

　　她脱下鞋子取出三分钱。柜台的那边冒出了雅克鲍斯基的灰白头发。他迫使自己将目光朝她转去。蓝眼睛，但红而无神。慢慢地，他朝她望去，犹如夏季的尾声令人毫无察觉地转入秋季那样。在视网膜与物体之间，在视觉与景物之间，他的目光犹犹豫豫，徘徊不定。在时空的某一固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他的眼神。他并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见的东西。一个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小店老板，满嘴土豆、啤酒味，满脑圣母玛丽亚，怎么会看得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他的全部生活经历告诉他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是不值得，也是不必要的。

　　“怎么啦?”

　　她抬头朝他望去，可看到是一片空白，而原本应看到的是好奇的目光。不仅如此，没有一丝对人类的认同――目光呆滞，毫无察觉。她不知道是什么阻隔了他的目光。大概因为他是个成人，一个男人，而她是个小女孩。可是她在别的成年男人的目光里曾见过好奇、厌恶，甚至恼怒的表示。然而对这种空白她并不陌生。它带有利刃;在下眼帘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的是厌恶之感，在所有白人的眼神里她都曾见到过。他们的厌恶一定是针对她的，针对她的黑皮肤的。她的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而黑皮肤是一成不变的。正是这黑皮肤引起了白人眼神里带有厌恶之感的空白。

　　她用手指了指玛丽・珍糖――一根黑黑的小手指，指尖顶着玻璃柜，以黑孩子安静、不惹人厌的口气与一个成年白人说话。

　　“那个。”说话声比叹息声高不了多少。

　　“哪个?这个?这个?”嗓音里混杂着痰液与不耐烦的口气。

　　她摇了摇头，手指对着她认为放着玛丽・珍糖的地方。他无法从她的角度看――他的视角，她手指的部位，使他不解其意。他那只又红又厚的大手在玻璃柜里来回比划，如同一只没有身子躁动不停的鸡头。

　　“上帝，你有嘴吗?”

　　他手指碰到了玛丽・珍糖。

　　她点了点头。

　　“干吗不早说?一个?要多少?”

　　佩科拉伸开手，露出三分钱。他铲了三块玛丽・珍糖――每块里有三粒。她把钱递给他。他犹豫了一下，不愿碰她的手。她不知如何将右手的手指移开玻璃柜，或把硬币从左手里拿出来。最后，他伸过手来从她的手里拿走硬币。他的指甲刮到她湿漉漉的手心。

　　一走出店门，佩科拉感到那种不可言喻的羞耻感立即消失了。

　　蒲公英。她心底里升腾起对蒲公英的爱怜。然而蒲公英并不朝她看一眼，也不回报她的爱心。她想，“蒲公英真丑，蒲公英是杂草。”这么想着，她被便道上的裂缝绊了一跤。愤恨在她心中又苏醒过来，张开大嘴，像一只贪吃的小狗，吞食着她的羞耻感。

　　感觉恼怒比感觉羞耻要强。愤恨之中有生存的感觉，真实与存在的感觉，有价值的感觉。这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她又想起了雅克鲍斯基的眼神，以及他充满痰液的嗓音。愤恨未能持续;小狗一会儿就喂饱了。一旦满足，它就睡去。羞耻感又渐渐上升。汇成的泥泞之水渗入她的双眼。在眼泪流出来之前必须想个办法。她想起了玛丽・珍糖块。

　　每张浅黄色的糖纸上都印有一个头像，玛丽・珍的头像。糖块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张笑盈盈的白脸和飘逸的黄头发。一双蓝眼睛从一个清洁舒适的世界里向外看着他。看得出她有点小脾气，也很淘气。佩科拉认为那双眼睛实在是太漂亮了。她吃了一块糖，真甜。吃了糖块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珍，爱上了玛丽・珍，也变成了玛丽・珍。

　　三分钱使她有九次对玛丽・珍的热恋。可爱的玛丽・珍，糖果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陈苏东、胡允桓　译)

　　【赏析】

　　据莫里森自己说，《最蓝的眼睛》的创作源于她小时候跟一个朋友的谈话。她的朋友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原因是两年来她每晚祈求上帝给她一双蓝色的眼睛，可是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多年后，朋友的话带给莫里森的震撼仍在，她不断思考为什么朋友会有那样的愿望。

　　小说《最蓝的眼睛》通过描写黑人的自卑和想要改变种族类别的心理，反映了在白人主流文化影响下，黑人自我价值的迷失。莫里森曾说，“凭外表判断人的素质是西方世界最愚蠢、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观念之一，我们不应该跟它有任何关系。白人关于外表美的观念跟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任何关系。”

　　佩科拉生活在贫困家庭，父亲整日酗酒，母亲侍候白人。她的黑皮肤使她在白人社会里受到歧视、嘲笑，她不敢高声说话，遭人欺负时只会哭泣。屈辱渐渐使她产生了自我厌恶的情绪，认为自己之所以丑陋是因为没有一双蓝眼睛。佩科拉生活的社会里，白人居主宰地位，黑人被当作“另类”。白人的眼神成了她确定自己身份和价值的依据。去雅克鲍斯基小店买糖果时，佩科拉经历了一场毁灭性打击。店里的白人用厌恶的眼神看她。佩科拉认为这种厌恶肯定是冲着她的黑皮肤的，“她的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而黑皮肤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眼神注视下，佩科拉的自信彻底瓦解，她内心的自我也被击得粉碎。

　　佩科拉的遭遇及其心理活动表现了黑人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从自我厌恶逐步走向自我否定。佩科拉遗传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她身边大多数的黑人也都在主流文化中丢失了自我价值。因此，她最终完全摒弃自我，并非出自偶然。而布里德洛夫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则代表了黑人在白人世界里的各种状态。年少时的屈辱给乔利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终日酗酒是他自暴自弃的表现。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则完全屈服于白人的审美标准，全盘否定自己的亲人，她只许家人叫她“布里德洛夫太太”，却让主人家的女孩直呼其名，她心甘情愿地为白人帮佣，并以成为白人眼中的理想仆人为荣。作品通过这个家庭的悲剧，想要表达的是，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人接受白人的文化价值标准后会摧毁自己的人生。

　　《最蓝的眼睛》的艺术风格颇为独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既有佩科拉的朋友克劳迪亚作为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也有全知全能的作者旁白。这种多角度叙事，能使小说结构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充实。另外，小说的每个章节之前都有一段粗体印刷字为引子，暗含了每个章节的内容。选文中的第二段粗体字，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却多次重复出现“蓝眼睛”。作者用特殊字体和重复手法强调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心情，同时也表现出她对自己的容貌的否定态度。

　　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征是隐喻的成功运用。佩科拉的姓氏“布里德洛夫”，英文原文为Breedlove，是“培育爱”的意思。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佩科拉从来没有得到过家人的一丝关爱。此外，小说写到佩科拉的朋友克劳迪亚和妹妹弗里达栽种金盏花，而种子却一直没有发芽，她们误以为是自己把种子埋得太深的缘故。但是，在弄清了佩科拉的悲剧根源后，她们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这片土地上某些花卉是不宜生长的，某些花子得不到土壤的养分，某些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结不出果实。当土地决意封杀时，我们大家对此默许，认为受害者无权生存。”这里的“土壤”暗喻美国社会，而佩科拉、克劳迪亚、弗里达这些人就是得不到养分、发不出芽的金盏花。莫里森的寓意是，佩科拉的悲剧并非是个人的悲剧，而是黑人的共同命运。

　　《最蓝的眼睛》不仅揭示了生活在白人的价值标准占霸权位置的美国社会里黑人自我价值的迷失，更通过克劳迪亚这个人物的思想传达出黑人群体的生存之路： 只有坚持自身的民族文化，并努力将其完好地保存下来，才能在白人文化价值体系中健康、长久地发展。

　　(李佳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