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是我国现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艾芜一生遵循的座右铭。

　　艾芜，1904年出生于四川新繁，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从此，这一名字就伴了他一生，真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艾芜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家庭，祖父是清末秀才，几次投考，未能中举，从此便一心为乡人教书，培养子弟。艾芜自述，祖父深感“教‘四书’、‘五经’的私学，越来越没有前途了”，因此“祖父从不强迫我走他的路子”，“而家人也不希望我走父亲一样的道路”，理由是“工资少，儿女如果多了，就养活不了”，“母亲主张进教会学校，父亲反对”，“我父亲就主张我进军阀办的步兵学校”。早期深受新思潮影响的艾芜，“感觉到来自家庭、社会以及小学校的知识，和杂志、刊物掀起的宏大思潮一比，确是太贫乏、太狭窄了”，于是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探索，寻找更新的思想。

　　1925年艾芜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便带着微薄的旅费，经川南到达昆明，靠在红十字会做杂役维持生计。艾芜在《我的青年时代》里系统地记述了这一时期的生活：“尽管这个职业是给人打扫屋子、倒痰盂、跑街送信、做号房等等一类的卑贱事情，并不适合一个做过四年师范学生的身份，但这在我却一点也不感到羞耻的……我只是一个被饥饿赶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要寻找工作，犹如沉在水里的人想抓住救生圈一样。”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艾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研习温德华士的代数和几何，补习英文为投考香港大学做准备;同时他还在《云波》半月刊上发表新诗，为一家旅行社撰写游记文章。北伐战争开始后，艾芜前期深有感触的“劳工神圣”的梦想开始幻灭，于是他辞去红十字的杂役，再次流浪。他徒涉云州、顺宁、永昌、腾越、干崖，通过古尔卡铁桥，进入缅甸克钦山的茅草地，到达八莫，因无法寻找到合适工作，又退回名叫“芭蕉店”的客店当伙计兼任老板子女的家庭教师。

　　艾芜这段流浪生活直接成为他创作的素材，《漂泊杂记》《荒山上》取材于到昆明的流浪经历，著名的《南行记》和《南国之夜》直接取材于缅甸之旅。艾芜在《〈南行记〉重印序》中写道：“河是喜欢走着不平的道路的。在没有礁石的地方，河便跃起银白璀璨的水花，欢乐地笑了起来……人也得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1927年9月，艾芜再度前往八莫，得万慧法师帮助才得以在八莫立住脚跟，并成为缅共第一小组的新成员。此期间的生活，艾芜曾于1978年撰文《我在仰光的时候》，对和万慧法师相处的生活及万慧法师本人进行大致介绍，并引用谢无量的诗对万慧法师予以哀悼：“弥天今竟寂，动地永成哀。异域淹吾弟，同条感不才。遗文应共惜，慧业岂容猜?生死情增恸，良非识所开。”在艾芜前往马来西亚的途中，因瘟疫被阻滞仰光。1930年冬，艾芜在《新芽日报》上发表同情达拉瓦底农民反对英殖民者的斗争的文章，并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触怒了缅甸当局而被捕，被强行遣送回国，四年国外流浪生涯也随之结束。

　　1931年春，艾芜被押送回国，途径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他与艾芜被誉为中国文坛上的双子星)。当年11月29日，艾芜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的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