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的短篇那真叫短，一个集子摞一块也未必有一个长篇的一章字数多，坊间就是能炸锅似地谈，报章杂志就是能整版整版地做。在文学精神如此匮乏的中国当下，得如此礼遇者，近年来也不过余秋雨、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几人而已。大师已经成为是否小资的重要指标——我希望卡佛不要成为什么指标。平心而论，对浮光掠影的阅读来说，卡佛不是个好选择。

　　这个世道有点看不懂，都说忙，没时间坐下来看书，但砖头一样的长篇就比中短篇小说集好卖。尤其短篇集，跟诗集一样是出版毒药。出版商每谈及此类项目，都拿出即将倾家荡产的人道主义精神咬牙切齿地说：好吧，出。如果阅读和市场的确就如此诡异地拧巴下去，你也得认;但是，我又见到听到这两年但凡跟文学沾上一点边的同志都张口闭口在说卡佛，把大师挂在嘴头。

　　念大学时读过于晓丹译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小册子，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耳目一新，短篇小说到卡佛这里不一样了，但对卡佛没到念念不忘的地步。然后就是这两年卡佛高烧，文学界如同发现了所罗门宝藏，奔走相告;于是重读，更觉出了他的好。

　　卡佛的好，我觉出的不比别人多：极简，巨大的沉默和空白，精进乃至苛刻的艺术自律，温暖的小人物叙述，日常生活的充分诗意化，等等。其实，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条放进我们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都是难得的品质。卡佛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能获得无上之荣誉，得承认，也和我们平庸懈怠的短篇小说创作现状有关。不比不知道，一比发现还是人家的好。的确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个历史的范畴。若干年来都说《红楼梦》是老大，《金瓶梅》等而下下之，现在，不少学术界和文学圈的有识之士认为，未必《金瓶梅》就不在《红楼梦》之上。此一时彼一时。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要说的是，短篇小说在卡佛这里变成了别致和另类的模样，我倾向于认为是个形式问题。或者说，是个写作上的方法论的问题。他只是在方法论上做得比别人更极端一些，因而成就了形式上的典范。而这个极端于短篇而言是否就好，还未必是板上钉钉。

　　节制是写作的美德，但准确是更大的美德，如果为节制而损害准确，吾未见其明也。节制过了头可能就是矫情和做作。我读卡佛，常觉得这是个技术高妙的匠人，他的大刀斧劈带了点表演的成分。你看，这点儿我能砍掉，那一点儿亦可去之，没有最少，只有更少;你敢说这不是小说吗?小说可以砍，甚至可以无限制地砍下去，日去其半，万世不竭;只是，无限地抠门儿也不一定能变成富翁。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细节，那样不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闭合的结构，死死地封住了意蕴的出路—我以为，小说节制的前提是自然，是浑然天成，如同中国的书法，飞白要“非白不可”时才有意义，否则，那只是没控制好笔，或者是舍不得墨。

　　到后期，卡佛一度放开，不打算那么苛待文字了，要让小说丰腴起来。参见小说集《大教堂》。集子里有一篇备受嘉奖的《好事一小件》，在卡佛之前的另一本短篇集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名叫《洗澡》。卡佛重写了这个小说。重写后的小说多了20多个页码。我很吃惊，为什么一只极简的笔稍稍放松一下，就变成了啰嗦。小说的内核几乎没有变大，但篇幅大了，大得让人觉得铺张。不是语言自身的铺张，而是相对于小说的核来说，文字铺张了。在稍繁和极简之间，对几乎同一个小说，差异之大，或可思量。

　　在我看来，真正将留白和自然熔铸一炉的，是巴别尔。巴别尔短篇小说的好，在他无所用心。看巴别尔小说，你不会觉得这人拿起笔之前必须要装模作样地挺直腰杆正襟危坐。他就是在墙头马上和稻草垛旁边，逮着空就写几笔，他没那个时间和心思去做作。所以，他的自然乃是耳目所及，他的留白和节制可能就是世界的真相。